张大千的后半生

　　人生在世，通常只有“一生”，无所谓前半生或后半生；偶或有之，多半是负面意义。但大千先生则是非常少见的既有前半生、又有后半生的不凡之人。大千二十来岁，在画艺上就已经出人头地，三十来岁就已是名震大江南北的大画家，五十岁以前就已经功成名就了。1950年，他刚过半百之年，远走海外，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可他不甘心坐享五十岁前成就的余荫，让自己一帆风顺地度过一生；他雄心万丈，决定重新奋斗开辟他后半生的新天地。费尽心力、智慧，运用他所拥有的一切资源，有计划、有策略地进军西方艺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了他为自己所营造的愿景，达成了一个与前半生毫不逊色甚至更为出色的后半生。而此书的着眼点，恰在于此……

　　黄天才，资深新闻记者，曾任“中央日报”驻日特派员、社长，“中央通讯社”社长，驻日采访长达二十四年之久，期间与张大千结识。张大千晚年定居台北摩耶精舍后，在日事务多交由黄天才打理。因为这段数十载忘年之交，黄被时人称为“摩耶精舍四大护法”之一。黄天才笔耕不辍，除本书外，还著有《五百年来一大千》、《平常心：大棋士林海峰的围棋人生》、《劲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纪实》（合著，台湾联经出版）等。

　　
　　第一章张大千的海外游踪稍稍安定之后，他通过香港友人的协助，居然和成都的家人通上信了，这是大千最感欣慰的事。
　　在大吉岭的最初几个月，大干生活得很惬意，白天爬山，晚间作画、吟诗，很悠然自得。但大干毕竟是群居惯了的人，爱热闹，喜欢交朋友、摆龙门阵。
　　世外桃源的安静生活，三五个月下来，就耐不住了。
　　他只能借工作来排遣寂寞，每天从早到晚，不是作画，就是作诗。多年之后，他在台北接受为他作传的谢家孝访问时，曾说：“在大吉岭时期，是我画多、诗多，工作精力最旺盛的阶段，目力当时最佳，绘的也多精细工笔……。”①画得多、画得好，却无处卖画，大千逐渐感到经济压力，他是挥霍惯了的人，没有钱花，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难受。他很愁苦，不作画，就作诗，古人所谓诗穷而后工；擅写历史小说的高阳（许晏骈）也曾说：“张大干的诗，以在此穷愁的困境中，做得最好。”心情不佳，日子难过，一次爬山不慎失足，伤了腿，又遇上糖尿病发作，痛苦不堪。他费尽心思，想突破经济困境，计划到华人众多的泰国曼谷去办展览卖画，还曾经独自去了一趟曼谷，了解当地情况，结果铩羽而归。画展开不成，画也不能卖，更是令他沮丧万分。
　　这段时问，唯一让他感到高兴的事，是某一天傍晚，徐雯波喜滋滋地告诉他：她怀孕了。大千更为雯波高兴。他觉得，雯波在海外，有了自己的孩子，应该可以弥补她从成都离家时，大干让她抱了黄凝素所生的幼女心沛上车，却未能带走她亲生的幼女心碧和婴儿心健的遗憾了。
　　到了那年（一九五。年）深秋，大干在印度居住了六个多月，苦多乐少，他不堪再忍受。加之雯波临盆期近，考虑到大吉岭医院设备很差，他遂带着徐雯波、心沛回香港待产。
　　回到香港，朋友多了，生活马上热闹起来。大干随即忙着筹办画展，大吉岭风光的山水画极获好评，展品全部被人订购，经济困境立马解除了，大干心情也为之一快。
　　年底，雯波入院生产，大干的第九个儿子——也是最小的儿子出生，取名心印。在热闹忙碌中，日子似乎过得特别快，一转眼，心印满月了，大千又得面对何去何从的问题。
　　他无意在香港久住，此地环境复杂，华洋杂处，不是理想的安身立命之处。台湾有出入境管制，不便于自由旅行。日本，只能短暂歇脚，不堪长期居留。
　　看来，未来的去处，还得从长计议。至于他曾住过半年的印度，虽然有一百个不好，但至少还清幽安静，不受干扰，而且，大吉岭距中国近，他可以通过通邮而获知成都家人的信息，也便于和港澳及台湾各地的友人保持联络，相互照应。思前顾后，真是一动不如一静。万般无奈，也只好再回印度大吉岭去吧！一九五一年暮春，心印三个月大的时候，大干带着家小，离香港，又回到了印度。回到大吉岭，生活环境无大变化，大千依旧每天画画、作诗，过着平淡无聊的日子。
　　过了三五个月，大干又憋不住了。除了孤寂无聊之外，他更是不甘心这样穷混着虚度自己的大好年华。回想当年十八九岁拜在曾（熙、农髯）、李（瑞清、梅庵）两师门下，学书法，练绘画，夜以继日地刻苦用功三十多年，把中国千余年的一部美术发展史，从清、明上溯元、宋，更进探隋、唐、五代之堂奥，尽心尽力摹临历朝历代的名家杰作，练就了一身“集大成”的卓越功夫，正待纵笔发挥，全力创作，却为局势所迫，来到海外，屈居于印度大吉岭乡野之间，一筹莫展。他当时不过五十二三岁，正是年富力强，创作欲、企图心极端旺盛之际，焉能自囿于此，虚度大好时光？更不能让自己的后半生，平平庸庸地度过。
　　他决计克服万难，突围脱困，不想再在这些邻近国家或华人地区兜圈子了，索性远走天涯，找到一处完全陌生的新原野，远离尘世烦嚣，避免故土人情的无谓纷扰，让自己享有随意挥洒的自由空间，好好经营自己的后半生，开创出一个足可媲美，甚至超越自己前半生的大好天地来。
　　有了这一番新构想，静极思动的张大干十分振奋。他忆及在香港时曾听到友人谈起移民中南美洲的计划，当时他未特别注意，如今想来，移民南美也许正是他所企求的“新天地”吧。
　　他特地独自去了一趟香港，和几位好友切实讨论过一番，并搜集了一些有关中南美各国的资料。回到印度，经过慎重考虑，他选择了南美洲最南端的阿根廷。
　　计划既定，急性子的张大干恨不得马上就执行。
　　但如此庞杂远程的大规模行动，必须具备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巨额的经费，一是充足的人力。
　　在大干看来，经费问题不难解决，他手上那支画笔有如印钞机器，随时可以换成现金备用。而且，必要的时候，还有他从成都带来的“富可敌国’，的中国古书画收藏品，可以脱手应急。
　　倒是人手问题，让他颇感棘手。想当年对日抗战期间，他远征西陲，到敦煌临摹石窟壁画，在那荒漠石洞中苦修三年，有两位夫人——二夫人黄凝素、三夫人杨宛君轮流随侍陪伴，照应他的生活起居；在工作上更有他的得意门生及子侄帮忙，还雇用了青海喇嘛作为帮手，从未感到人力不足之苦。如今远离故国，寄居海外，身边只有徐雯波一人，带着一个幼女、一个男婴，人手如此单薄，居家生活已经不易，哪里还有能力万里长征，到南半球安家立户！眼前的如此困境，使得在国内习惯于呼风唤雨的张大干，感到一筹莫展。
　　他原打算在阿根廷那边有了确切回应之后，再回香港去寻访是否有他的门生故旧也已到了港澳，或者在香港设帐收徒，看是否有人愿随同他到南美去拓荒立户。不料，一场天灾，让他提早搬回香港。
　　原来，那一年（一九五一年）夏天，大吉岭天气异常恶劣，狂风骤雨，来势惊人。七月里的一天午后，突然发生大地震，地动天摇，一块方形桌面一般大的巨石，从山顶砸落下来，坠压在大干住屋的门口。
　　幸而有惊无险，一家四口平安无事。惊魂稍定，大干不愿再滞留大吉岭，遂举家迁回香港。
　　回港后不久，大干即出发去台湾，后来又去了日本，寻访门生故旧做远行帮手。此行在外逗留了三个多月，结果并不理想，只得又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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