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582808
本次整理，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通校同治七年金陵书局刻本，校正底本讹误若干处，形成校记附于文内。将《仪礼郑注句读》经文、郑注与阮刻本《仪礼注疏》对勘，其异同之处以及有关阮氏《校勘记》者，亦择录其要列于页下，以便读者参考。点校精审。
《仪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与《周礼》、《礼记》合称“三礼”，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制汇编，记载了周代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以记载士大夫的礼仪为主。本书以清代著名经学家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为底本校点整理。
序 张尔岐
卷一
士冠礼
卷二
士昏礼
卷三
士相见礼
卷四
乡饮酒礼
卷五
乡射礼
卷六
燕礼
卷七
大射仪
卷八
聘礼
卷九
公食大夫礼
卷十
觐礼
卷十一
丧服
卷十二
士丧礼
卷十三
既夕礼
卷十四
士虞礼
卷十五
特牲馈食礼
卷十六
少牢馈食礼
卷十七
有司
附 录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仪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与《周礼》《礼记》合称“三礼”，是中华文明的基本文献。《仪礼》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记载周代士大夫冠、婚、相见、乡、射、燕、食、朝、聘、丧、祭等各种礼节。秦火之后，汉初流传的《礼经》，仅为十七篇的《士礼》，即今之《仪礼》。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最早传授此经的学者为高堂生，高堂生后学有瑕丘萧奋，萧奋弟子孟卿，孟卿弟子后仓，后仓弟子有闻人通汉、戴德、戴圣、庆普，汉宣帝时戴德、戴圣、庆普三家立于学官，戴德号称大戴，戴圣号称小戴，戴德有弟子徐良，戴圣有弟子桥仁、杨荣，所传的《士礼》，均由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是为今文学。
汉武帝征求遗书，鲁淹中出《礼古经》五十六篇，河间王得而献之，其文字是先秦古文，因而被称为古文经。五十六篇中，有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今文《士礼》大致相同，其所异者三十九篇，即常所谓之《逸礼》。《逸礼》中《投壶》、《奔丧》、《诸侯迁庙》《诸侯釁庙》、《公冠》等少数篇目，因辑入大小戴《礼记》而得以流传至今，其他篇目均亡佚不存，刘师培《逸礼考》，尚可见其一鳞半爪。
《仪礼》书名是后来所加，汉代或称《礼》、或称《士礼》、或称《礼经》，《史记•儒林列传》：“言《礼》自鲁高堂生”、“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
，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鲁徐生善为容……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皆不称《仪礼》。又有称《礼记》者，如《史记•孔子世家》：“故《书传》、《礼记》自孔氏。”钱玄先生《三礼通论》云《仪礼》一书有经有记，故有《礼记》之名，此《礼记》与大小戴所传《礼记》不同。《仪礼》之名，不知何人所加，《晋书•荀崧传》有“郑《仪礼》博士一人”，已称《仪礼》，黄以周《礼书通故•礼书》云：“郑氏师、弟子并无《仪礼》之名也，《礼》注大题《仪礼》当是晋人所加。东晋人盛称《仪礼》。”
西汉末刘歆曾请立古文经于学官，遭到今文学家的反对，至王莽当政，《礼古经》及其他古文经，方得立于学官。光武中兴，古文经学官又废，乃重立西汉今文经，《礼经》立于学官者，仍以大小戴以及庆氏三家，而庆氏一家最盛，传其学者有曹充、曹褒、董钧等。汉末学风博古通今，今古文的界限不再壁垒森严，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马融等俱为当世通儒，他们已经开始为礼书作注，至于《仪礼》，则有马融注解《丧服》经传。郑玄在前人的基础上，突破今古文的界限，今古博采、遍注群经，其注《周礼》、《仪礼》、《礼记》，融会贯通、自成体系，又撰《三礼目录》，考释篇题、举其纲要，郑氏之学以此而定，三礼之名由此而立。郑注《仪礼》，从古文，则于注叠见今文，从今文，则于注叠见古文，取舍从违，原原本本，是为今本《仪礼》。《仪礼》篇次，古籍可考者有三家：大、小戴以及刘向《别录》，郑注《仪礼》篇次则本于刘向《别录》。1965年甘肃武威出土《仪礼》汉简，篇次与大小戴以及《别录》均不相同，其本当是别有授受。
郑玄以后，王肃撰《圣证论》，专与郑学立异，亦曾盛极一时，西晋时期，王学几夺郑学之席。但西晋灭亡，王学亦随之衰微，终未能与郑学抗衡。南北朝国家分裂，经学亦南北不同，然礼学则同遵郑氏，南朝雷次宗、北朝徐遵明等，均为当时礼学名儒，为三礼义疏之学者，皆蔚为可观。唐初官方撰《五经正义》，作为明经取士的依据，礼经去《仪礼》而取《礼记》。高宗永徽年间，太学博士贾公彥撰《仪礼义疏》，专门对郑注进行疏解，为后世《十三经注疏》之一。玄宗开元年间，《仪礼》始立学官，然唐时《仪礼》传习已有衰微。
宋代礼学亦可圈可点，钱玄先生在《三礼通论》中说：“论宋代礼学，应改变一种旧有观念，认为宋代是经学的衰微时代。事实并不如此。即以三礼而论，宋代也有一定的成就。在对三礼的总的认识上，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创新，超越唐代。”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将三礼分类汇编，凡内容相关，集而通解，为清代江永《礼书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等通礼著作的先声。《通解》于《仪礼》经文分节标目，又为张尔岐《仪礼郑汉族句读》、吴廷华《仪礼章句》、胡培翚《仪礼正义》等分节标目的滥觞。聂崇义《新定三礼图》、杨复《仪礼图》，均为开创性著作，是清代张惠言、黄以周《仪礼图》的导源。李如圭《仪礼释宫》，专考古代宫室，是《尔雅》体例的发展，清代专考名物而成一编的礼学著作，如任大椿《释缯》、《弁服释例》、《深衣释例》，胡匡衷《仪礼释官》等，其体例亦仿效李氏《仪礼释宫》。
元明《仪礼》学本于宋儒，而成就又不及宋人。敖继公撰《仪礼集说》十七卷，不依郑注，指责郑注疵多而醇少，删其以为郑注之不合于经者，使郑玄的经学地位受到极大影响。清人淩廷堪撰《礼经释例》，发明义例，立论坚实，敖氏说礼之短，乃为学者共识。明代科举取士，以《五经大全》为本，经注不再为一般学子所习，《仪礼》几成绝学，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批评明代经学：“自八股行而古学废，《大全》出而经义亡”。晚明学风，高谈性理，空疏尤甚。顾炎武、黄宗羲、张尔岐等当鼎革之际，饱经家国忧患，惩晚明空疏之弊，崇尚朴学，研治经典。张尔岐精研三礼，撰《礼仪郑注句读》十七卷，为清代礼学的先驱。
张尔岐，字稷若，号蒿庵，又号汗漫，山东济阳人，明诸生，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卒于清康熙十六年（1678），《清史稿•儒林》有传。父行素，官石首驿丞，清兵入关南下，张行素死难，张尔岐欲以身殉，以母老而止。君父之恨、身世之感，张尔岐绝意仕进、逊志为学，取《诗经•蓼莪》“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之意，自号“蒿庵居士”。顺治七年（1650），张尔岐辞朝廷贡入太学之征，不求闻达，教授乡间，耕读终老，一生交游不过顾炎武等数人，康熙十二年（1673）曾受聘参与《山东通志》的纂修。张尔岐学问淹博，经史、诸子、岐黄、内典、兵书、数术无所不窥，然其学问，终以经学为根本、程朱为依归、致用为要务，《蒿庵集•日记又序》述其中年以后为学日课：“首《大學》、次《論語》、次《中庸》、《孟子》、次《詩》、次《書》、次《易》、次《春秋》、次《周禮》、《儀禮》、《禮記》，史則主《綱目》、次《前編》、《續編》、《本朝通紀》、《大政錄》，雜書則《大學衍義》及《補西山讀書記》、《文獻通考》、《治安考據》、《文章正宗》、《名臣奏疏》、《大明會典》”，可见其为学之志趣。张尔岐自三十岁研治《仪礼》，至五十九岁完成《仪礼郑注句读》的撰作，前后三十载，用功不可谓不深。《仪礼郑注句读》以外，张尔岐著述尚有《周易说略》八卷、《诗说略》五卷、《老子说略》二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闲话》二卷等。张尔岐生平学行略如上述。
《仪礼》仪节繁冗、面位复杂，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按照仪节程序的转折始终，将《仪礼》经文分节标目，每一大节内划分若干小节，于首段著明起讫，每一小节末，又简明扼要概括意旨。如此，《仪礼》经注大节细目俱可一览无余，比起注疏本仪节破碎，单注本连篇累牍，实在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既便于阅读，亦易于记忆，大大降低了《仪礼》研习的难度。《仪礼》分节，贾疏已开其端，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亦有成例，然贾疏、《通解》，草创不备，不能如《句读》精密。又《通解》以《仪礼》为纲，将“三礼”分类汇编，改变了《仪礼》本书原有的面目，其流传自然不及《仪礼》本经流传范围广大，张尔岐《句读》卷前自序即谓“闻有朱子《经传通解》，无从得其传本”，便是其证。因而，《句读》的分节标目，较之《通解》，更易流传，后来吴廷华《仪礼章句》、胡培翚《仪礼正义》，分节标目，均依《句读》而稍作改动。
《仪礼》郑注简奥，贾疏漫衍，初读不易。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有鉴于此，全录郑注而节取贾疏，取贾疏能申明注义、有益经解者置之注下，难疑之处又下案语、断以己意，使贾疏既能申明郑注而又尽去繁冗之弊，这样《仪礼》就有了一个简明的读本。张尔岐《句读》之作，虽以郑注贾疏为本，但他对注疏却不盲从，每有质疑发明，其立论或寻经推绎或征引他说，均能信而有征。质疑郑注，如《燕礼》公为宾举爵行旅酬之时，若公命宾不需更换公所用之膳爵，以酬大夫之长（郑注大夫之长为卿），至酬毕酌大夫时，则需更换君之膳爵，经文“若膳觯也，则降更觯洗，升实散。大夫拜受，宾拜送”，郑注：“言更觯，卿尊也”，张尔岐谓：“膳觯本非臣所可袭，以君命故，得一用。至酌他人，则必更矣。注释更字义，亦未可信。”人君膳爵非人臣可以袭用，《燕礼》《大射》常见之义，而本节宾可用膳爵酬大夫，乃以公有命之故，若前节主人献公而后自酢，经文则明谓主人“更爵”，郑注：“更爵者，不敢袭至尊也。”是张尔岐质疑郑注，以经文为本，可以从信。然郑注谓此更觯，为卿位尊的缘故，但卿位虽尊，亦不能与公之尊相比，又岂可以其位尊而更换公之觯？此节酌大夫更觯，仍因人臣不可袭用君爵，其公命宾酬大夫袭爵，则特为尊宾之义，故宾酬大夫毕即更觯而酌大夫。张尔岐质疑贾疏，如《丧服》“小功章”：“从父姊妹”。贾疏云：“不言出适，与在室皆小功，以姊妹既逆降，宗族亦逆降报之”。张尔岐谓：“此说可疑，当通下文孙适人者为一节，皆为出适而降小功也。”今案《丧服》通例，女子未出嫁与昆弟同服，“大功章”有“从父昆弟”条，郑注“其姊妹在室亦如之”，是从父姊妹未出嫁，为之服丧与从父昆弟同大功，出嫁则降一等在小功。贾疏谓从父姊妹出嫁与在家均服小功，显然违背郑注，亦不合经例。张尔岐以“从父姊妹”合其下文“孙适人者”为句，定其句读为“从父姊妹、孙适人者”，经义因之而大明。
张尔岐《句读》案语的内容十分丰富，或申明郑注、或训诂文字、或解说礼制，均于经解大有裨益。如《乡射记》记宾、主人为耦升射仪节，经文“宾、主人射，则司射摈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郑注“不使司马摈其升降，主于射”，张尔岐申说郑注“司马本是司正，不主射事”。案“司正”在《乡饮酒》本为饮酒而立，职事在于监酒，使饮酒者不致失礼，《乡射礼》中“司正”兼官为“司马”，射时协助射事，饮酒时则又恢复“司正”本职以监酒。郑注简奥，止明射礼主于射事，故使主射之官“司射”协助主人与宾升降，而不使兼官“司马”协助，张尔岐则申说“司马”本职为“司正”，职在监酒不在射事，郑注曲折以此方能清楚明白。又《聘礼记》经文“久无事，则聘焉。若有故，则卒聘”，郑注“故，谓灾患及时事相告请也”，“卒聘”二字郑无说，张尔岐为之训诂：“卒聘，仓猝而聘，不待殷聘之期也。”“卒聘”二字诂解，虽有他说，然俱不若张说稳妥。又《少牢馈食礼》正祭尸食十一饭后，主人行初献之礼，经文“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郑注：“酳，犹羡也。既食之而又饮之，所以乐之。”贾疏谓“云‘酳犹羡也’者，取饶羡之义，故以为乐之也”。张尔岐案语“此初献礼，主人献尸，尸醋主人，遂致嘏。主人献祝，主人献佐食，凡四节”。郑、贾皆以“酳尸”为欢乐之义，张尔岐谓此“酳尸”如饮酒“献酢酬”之献礼，连下文尸醋主人、主人献祝、献佐食三节，成主人初献之礼。郑注从礼意层面此说明仪节的内涵，张说则从礼制层面说明仪节的程序，两说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张尔岐精研《仪礼》近三十年，在《仪礼》文本校勘方面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仪礼》北宋以后习者渐少，文字讹误滋生不断，明代监本《十三经注疏》，顾炎武已谓其《仪礼》脱误尤甚。张尔岐校勘《仪礼》，以唐石经本、吴澄本、监本、《经典释文》等相互参正，撰《仪礼监本正误》一卷，订正监本讹误，又撰《仪礼石本误字》一卷，订正唐《石经》及明儒王尧典《石经补缺》讹误，使《仪礼》的文本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不仅如此，张尔岐在《仪礼郑注句读》中，又根据经义对《仪礼》经注作了较多订正，大都言有凭据。如：《有司彻》主人献尸、司马羞羊肉湆节经文“司马缩奠俎于羊湆俎南，乃载于羊俎”，语义含混不知所云。张尔岐根据下文主人受尸酢节相类经文“司马缩奠湆俎于羊俎西，乃载之”，订正此节经文作“司马缩奠湆俎于羊俎南，乃载于羊俎”。这是运用本校的方法，订正了石经以来误植的“湆”字，实有功于《仪礼》。
顾炎武《亭林文集•答汪苕文（琬）书》盛赞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济阳张君稷若名尔岐者，作《仪礼郑注句读》，颇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以其人不求闻达，故无当时之名；而其书实似可传，使朱子见之，必不仅谢监岳之称许也”。又其《广师》篇谓：“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仪礼郑注句读》既简且明，是治《仪礼》学者最佳入门之作，批阅此书，知顾氏之言诚非过誉。
《仪礼郑注句读》至乾隆八年（1743）始有高廷枢和衷堂刻本，尔后，随着清代《仪礼》学的复兴，是书流传日广影响愈大，乾隆四十三年收入《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后又收入《四库全书》。晚清各省兴办官书局刊刻经典，是书流传更为广泛，据马梅玉《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版本考略》统计，自同治七年（1868）年金陵书局重刻《仪礼郑注句读》，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吴江施肇曾醒园再刊此书，计五十七年，先后刻印达十二次，益可见此书在《仪礼》学中的重要地位。
本次点校《仪礼郑注句读》，我们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通校同治七年金陵书局刻本，校正底本讹误若干处，形成校记附于文内。张尔岐校勘《仪礼》主于经文，间及郑注，而清代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则是《仪礼》校勘史上的巅峰之作，我们将《仪礼郑注句读》经文、郑注与阮刻本《仪礼注疏》对勘，其异同之处以及有关阮氏《校勘记》者，亦择录其要列于页下，以便读者参考。限于学识，本次点校，疏漏难免，敬祈读者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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