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0288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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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是莱辛亲笔自传，是深入了解这位伟大作家社会生活、心路历程和创作思想的重要读本。
◎部分生活照片首度公开，可以深入了解这一伟大作家的生活。
作者以直率坦白的语言，犀利机智的思想，描述了自己波澜壮阔的生命经历，通过对复杂情感、情绪的描绘，非常容易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登比路W11
肯辛顿的丘奇街
沃里克路SW5
朗廷路W1
巨轮上，我高高地站在船舷边，抱起小儿子：“看！那就是伦敦。”码头在前面：混浊的水道和沟渠，暗灰色的朽烂的木墙和房梁，吊车、拖船、大大小小的轮船。我的孩子也许在想：这些轮船、吊车和海水还是开普敦的样子，只是现在大家管它们叫“伦敦”。对我来说，真正的伦敦还在前面。我真正的生活将在那里开始。要不是战争阻断了通往伦敦的道路，那种生活早在几年前就应该开始了。洁净的白板，崭新的一页，一切都将要重新书写。
我满怀信心和乐观的憧憬，尽管我的财产少得不能再少，只有几乎不到150英镑的现金和我部长篇小说《野草在歌唱》以及几份短篇小说的手稿。《野草在歌唱》的手稿已经被约翰内斯堡 的一位出版商买下了，他明确告诉我，这本小说的内容极具颠覆性，因此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出版。我随身带着几箱书（我离不开它们），一些衣服，还有些不值钱的首饰。我母亲要给我一些钱，那些钱少得可怜，我没有要，因为她自己也一贫如洗。况且我整个远行的意义就在于远离她，远离家，远离南罗得西亚 —那个可怕、狭隘的国家。在那里，人与人之间即便有什么严肃的谈话，话题也总离不开种族界限，离不开“黑人是如何如何无能”。现在我自由了，我终于完全成为我自己。我感到我是由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我是自足的独立个体。我描写的是一位青少年的感受吗？不，我当时已经接近30岁了，经历过两次婚姻，但我觉得我还没有真正结过婚。
我同时又感到精疲力竭，因为带着孩子。在一个月的旅途中，我那两岁半的孩子每天早晨五点就会醒过来，为新的一天欢呼雀跃，晚上到了十点还不肯入睡。从早晨醒来到晚上睡下，他一刻也不安静，除非我给他讲故事，或者唱着催眠曲哄他入睡。我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在这上面，而他一路过得很开心。
我像每个来自南非的人一样，一看到是白人在码头上卸货，心中就会闪过些许不安的念头，或者说感受，因为在南非，这些重体力活都是黑人干的。看到白人像黑人一样工作，很多白人会觉得不自在，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但在我身上，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就是他们了，工人，工人阶级。当时，我相信历史的逻辑不可阻挡，工人们将接管整个地球。他们—那些肌肉结实、吃苦耐劳的硬汉—当然还有像我这样的人，都是工人阶级的卫士。我没有故意把那时的想法写得很滑稽，如果我这样做了，就不够实事求是了。当时，即便没有几亿人，至少也有几百万人在那样想，使用着那样的语言。
我手上有太多材料可以写进这部自传，但没有什么比一部上百万字的自传更让人望而生畏了。我写过一本题为《找寻英国人》的小书，那时离我初来伦敦的日子隔得还不算太远，它能为我在伦敦初几个月的生活添加一些纵深的视角和细节。问题马上来了，不折不扣的问题。那本小书里写的内容是真实的，出于对名誉的考虑，其中有两三个人用了化名，现在也仍然要保持化名。但毫无疑问，那本小书尽管“真实”，但仍然不如我要在这里写得这么真实。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语调，而语调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那本小书更像一部小说，具备小说的形态和节奏。相对于生活而言它似乎过于齐整了，但它至少对一件事情的描写是精确的：初到伦敦的我回到了儿童观看和感知事物的方式。每一个人、每一栋建筑、每辆巴士、每条街道都在冲击着我的感官，而我以儿童般单纯的思维承受着它们的震撼。一切都被放大了，变得格外明亮、格外黑暗、刺鼻和喧闹。现在的我不再像当时那样感受伦敦了。那时的伦敦拥有一种狄更斯式的夸张。并不是说，我在透过狄更斯编织的帘幕看伦敦；我的意思是，我看到的伦敦跟狄更斯眼中的伦敦一样—一幅诡异的景象，处在超现实的边缘。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伦敦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很难相信它曾经存在过：墙壁没有粉刷，建筑物污迹斑斑，到处都有裂缝，沉闷而晦暗。一座被战争摧毁的城市，有些区域完全成了废墟，废墟下面的洞里积满污水，那是以前的地下室。整座城市有时会被突如其来的黑雾吞噬，那就是《净化空气法案》实施之前的伦敦。一个人如果只知道现在的伦敦—矜持、整洁的建筑，热闹的咖啡馆和餐厅，美食和咖啡，年轻人穿梭往来、寻欢作乐、午夜过后才肯散去的街道—那么他根本无法相信当时的景象。没有咖啡馆，也没有好的餐馆。人们的着装保持着战争时期的“艰苦朴素”，黯淡而且难看。到了晚上10点，家家关门闭户，大街上空无一人。享受政府战时补贴的食堂往往是整个街区仅有的可以吃饭的地方，那里有不错的荤菜、难吃的素菜，还有给小孩吃的布丁。里昂餐馆对普通人来说是的餐馆，我还记得那里的炸鱼配薯条和土司配煎蛋的味道。当时也有一些供有钱人去的精致餐馆，出于尴尬，这些人总是避免让人看见，因为战争期间的配给对他们来说没有那么严苛。你在整个英伦三岛都别指望喝上一杯像样的咖啡。仅有的文明场所是酒馆，但酒馆晚上11点就打烊，而且你必须具备和酒馆相配的气质才能进入。而这几十年来，酒馆变得太多了，它不再让外来人觉得像是进了一家俱乐部，它有自己的会员或“常客”，外来人在这里只会觉得自己是被勉强容忍。配给制仍然在施行。战争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它不仅徘徊在炸弹袭击过的地方，还萦绕在人们的头脑和灵魂中。人们聊着聊着，话题就会转向战争，就如同受伤的动物舔着酸胀的伤口。人们既警觉又疲惫。
1950年元旦前夜，出版圈的一个美国人打来电话，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狂欢。6点钟，我穿上我好的裙子来到莱斯特广场跟他会合。我们以为会看到兴高采烈的人群，但街上空无一人。我们在一家酒馆待了一个多小时，觉得和那里格格不入，于是开始找餐馆。那儿有些昂贵的餐馆，但我们吃不起，而中国餐馆、印度餐馆、意大利餐馆等各个国家的风味餐馆—这些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餐馆在当时一个也没有。所有的宾馆都订满了，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苏荷区和皮卡迪利一带来回走着。所有的东西都如此阴沉、乏味。后来他说，管他呢，我们自己找乐子去。出租车司机把我们送到梅菲尔的一家俱乐部，我们在那里看到了“灿烂年轻人” 的后继者们喝得酩酊大醉，互相扔面包。
到了五十年代末，伦敦就有了咖啡馆和好吃的冰激凌（多亏了意大利人），有了物美价廉的印度餐馆。人们的衣服色调明快，价格便宜，不再像当年那么一本正经了。整个伦敦被粉刷一新，充满欢快的气氛。大部分炸毁的废墟都不见了。重要的是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阴影。他们不谈论战争，也不去想它。
我一开始住的地方在贝斯沃特，那一带肮脏、破败，很难把它与昔日的辉煌联系起来。每到傍晚，妓女们就会在大街上聚集。按照原来的安排，我要跟一个从南非来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合住一套公寓。我在《找寻英国人》中描写了这段有些不快的经历。我们住的公寓很大，家具齐全。其中有两间房租给了妓女。一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打扮得漂漂亮亮、跟男人一起上下楼的姑娘们是做什么的。但我发现后马上去找那个南非女人理论，因为我觉得这样对两个小孩儿不好，可是她却突然哭了起来，说我不够友善。
我整整花了六个星期才找到一个愿意让小孩住进去的地方。热浪悄然来袭，这让我十分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抱怨英国天气阴冷。我走在滚烫的人行道上，双脚投降了，斗志也要垮了。就在这时，一家意大利人欢迎我的孩子和我搬进去，解决了我的主要问题。那栋房子在登比路，而彼得进了附近一家市政托儿所。要知道，从他一生下来，他的环境就教给他要合群，所以他喜欢去托儿所。他每天从托儿所一回来就钻进地下室，那里住着一个跟他同龄的小女孩。那座房子阴冷、肮脏，而且被战争毁了，这让我十分泄气，但它却是彼得的乐园。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新生活，然而是在一个不折不扣的阁子间里。阁子间小到我没法把打字机摆出来。我从《作家与艺术家年鉴》上随便选了柯提斯•布朗经纪公司，寄了几篇短篇小说给他们。朱丽叶•奥希给我回了信（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封内容固定的格式信），信上说：“不错，但你有没有长篇小说，或者有没有想写长篇？”我回复她，我确实写了一个长篇，但已经卖给了约翰内斯堡的一个出版商。她说想看看我的合同，而在看到合同后，她大吃一惊并且非常生气，因为为了补偿出版商出版这本“危险的书”所承担的风险，他们要拿走我所得收入的一半。她给他们发了电报，告诉他们如果不解除跟我的合同，她就揭发他们欺诈。周末一过，她就把书卖给了迈克尔•约瑟夫。
帕米拉•汉斯福德•约翰逊是迈克尔•约瑟夫的读稿人 ，她写了篇热情洋溢的报告，同时建议对这本书作一些修改。我已经在这本书上花了几年时间，不断地写、重写，所以再也不想改了，尤其当时我的肩膀还受了伤。怎么会受伤？这完全是由一起严重的心理事件引起的。当时，我在莱斯特广场跟一个小伙子看电影《天堂的孩子》。他在罗得西亚的英国皇家空军服役时，我们坠入了浪漫的恋情。但我们的生活却走上了戏剧化的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将去英国工业联盟 供职，而我，用一个也许会让人不安的词来说，仍然是赤色分子，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从电影院出来，径直踩进街上铺的滑滑的沥青里滑倒了。铺路工人说，我应该看路。哥特弗莱德 已经到了伦敦（他提议的居住地），他跟从索尔兹伯里 来的多萝西•施瓦茨一起住在靠近贝尔塞斯公园地铁站的一套大公寓里。在我的肩膀康复期间，他把彼得接过去住了六个星期。
过来人的感觉赋予我的回忆一种轻快的语调，因为即便当时有困难，我也都一一应付过去了。但下面这小小的一幕却描绘出一幅不同的景象：我站在女王道地铁站站台上，左胳膊挂着绷带，黄色羊毛衫的纽扣扣在胳膊外面。一个纽扣开了，一阵风把毛衣吹得从我左肩上滑了下去，我站在那里，文胸露了出来。在伦敦，即便你赤身裸体地走在牛津大街 上也几乎没有人瞥你一眼，所以我感觉到的尴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挣扎着想将衣服穿回来，可一切都是徒劳。一个女人从人群中走出来，让我面朝着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别针，把我的毛衣别在绷带上。她站在那里端详着我的脸：“骨折了，是吗？嗯，骨折要四十二天才会好，也就是六个星期。这还是短的。”我说不出话来，“开心点，糟糕的事儿也许永远不会发生。”
“这已经是糟糕的事儿了。”我好不容易说了一句。她大笑，笑得无所顾忌，那声音嘶哑、粗糙，好像是在说“你还能指望什么”。那种笑声至今还可以在经历过闪电战的人那里听到。
“是吗？如果这就是你的极限了，那么……”她鼓励地拍拍我，轻轻地把我推向车门，让我站进去，“你就应该美美地喝上一杯茶，让自己高兴起来。”当车门吱呀呀地关上时，我听到她这样对我说。
我把迈克尔•约瑟夫寄回给我的《野草在歌唱》原封不动地又寄了过去。他们回信祝贺我做出了重要修改。我一直没把真相告诉他们。
不久，纽约的艾尔弗雷德•诺普夫出版公司告诉我，如果我能“按照那个国家的文化习俗”对书稿作一些修改，写明的确有强奸发生，那么他们愿意出版这本书。说这番话的是艾尔弗雷德的妻子布兰奇•诺普夫，而诺普夫家族在当时可谓是出版界的龙头。我怒不可遏。她知道多少南非的“文化习俗”？这简直是一种粗陋无知的观点。《野草在歌唱》整本书的关键恰恰在于白人行为中那套无言的、曲折隐晦的密码—什么都不说，却什么都能心领神会。我那样描写白种女人玛丽•透纳和黑种男人摩西之间的关系，正是为了让一切都显得模糊不清。之所以采用这种处理方式，我的文学直觉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实际上，我一直不能决定玛丽跟摩西是否发生了性关系。我有时觉得事情应该这样发展，有时又觉得事情应该朝另一方向演进。白人男人和黑人女人之间发生性关系是司空见惯的，不断扩大的有色群体就是证明，但白种女人和她的黑人仆人发生性关系的事情却是凤毛麟角。对这类事情的惩罚是把男人绞死。事实上，这是很严格的禁忌。如果玛丽跟摩西发生了性关系，那么这个可怜女人战战兢兢守住的“我是白种夫人”的信念就会彻底崩溃。是的，她的确崩溃了，她疯了，但她发的也可能是另一种疯—当我这样说时，那些词句似乎就在描写另一种不同的疯狂。不，从整体上考虑，我认为她没有跟摩西发生关系。当我写那本书时，我确定她没有。这个故事来源于这样一段插曲：我不经意听到一段轻蔑的、不自在的谈话，他们在阳台上说起附近一个农场主的妻子，说她“让自家的厨子帮她扣衣服背后的纽扣，还让他给她梳头”。我应该没记错，当时是我父亲在描述这件事情，语气中带着对那个黑人的轻蔑：就像贵族可以放任自己在仆人面前做各种私密、猥亵的事情，因为在他们看来仆人根本算不上真正的人。
我认为诺普夫的要求是伪善的，他们真实的想法是：明确强奸情节会带来耸人听闻的效果（在当时的确会引起这样的效果）。我的回复是，我不会做那样的修改。朱丽叶•奥希一直全力支持我。她说，当然我永远也不应该违心地改动任何一个字，但他们的话还是值得听一听的。“毕竟，亲爱的，他们有时是对的。”不过，她认为这次的确是他们错了。“别担心，如果他们不愿意买，我可以帮你找其他的出版商。”可终版权还是被诺普夫买下了。
我手里的钱所剩无几。迈克尔•约瑟夫预付的150镑顷刻间就被房租和托儿所的费用吞噬一空。我在一家新成立的机械公司担任了几个星期的秘书。那家公司的几个合伙人都很年轻，没什么经验，我在那里几乎无事可做。在这之前，我让彼得退出了市政托儿所，送他去了一家昂贵的私人托儿所。我怎么才能付得起这笔费用呢？我的态度一向是：先决定做一件事情，然后想办法满足这笔开销。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在干蠢事—我应该去当作家，而出版商们也总是很和善地问我在写什么。但我没有精力写作。我总是大清早5点钟跟孩子一起醒过来—他有好几年都是五点钟醒的，我就这么一直陪着他醒。我给他读东西，讲故事，做早饭，带着他乘巴士去托儿所，然后才去上班。我坐在办公室，没有多少事情可做，有时偷偷写短篇小说。我趁午饭的时间出去买东西，下午五点去托儿所接孩子，乘巴士回家。接下来通常是属于彼得的喧闹的夜晚，他在楼下玩，我收拾屋子。他要到十点多才睡觉，而那时，我已经筋疲力尽，没有力气写东西了。
我放弃了秘书工作。这期间，出版社两次打来电话，说他们打算加印，那是在发行之前。我说：“噢，不错。”我以为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每位作者身上，我在这方面完全没有概念。然而他们把我的态度理解为：我把自己的成功视为理所当然。
迈克尔•约瑟夫邀请我去卡普里斯共进午餐。卡普里斯是当时漂亮的、讲究排场的餐馆。那时我已经从阁子间搬到楼下，换了一个大房间。那个房间曾经很漂亮，将来也会再度焕发光彩，但在当时却很脏，而且漏风，靠一个火力不足的壁炉取暖。那栋房子曾遭到轰炸，所以到处都在开裂、漏水。彼得睡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与此相反，卡普里斯餐厅的桌面上铺着粉色的桌布，摆着银器、玻璃杯，桌旁端坐着衣冠楚楚的客人，一切都熠熠生辉。迈克尔•约瑟夫是个英俊的男人，精通时务，轻松自在地坐在卡普里斯餐厅里。他提到拉里和维维安 ，说他们今天不能来一起吃午饭真遗憾。迈克尔•约瑟夫似乎不适合上战场。他在战争期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当时他身边的每个人都反对他的决定，因为他资本不多。但他很快获得了成功，主要是因为他在柯提斯•布朗公司当过经纪人，他的好友朱丽叶•奥希确保他能得到一些新书的版权。他享受着自己的成功。他有一两匹赛马，经常出现在伦敦的体面场所。用餐的时候，他不断地跟其他桌上的人打招呼：“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作家—她来自非洲。”
约瑟夫安排这顿午餐，并不只是为了让作者觉得备受瞩目，也是为了让作者知道，不要指望他为书打广告。他给我讲了一些典型先例，比如保罗•加利科的小书《雪雁》，战争期间出版的，但在正式出版之前，靠着不胫而走的口碑就加印了好几次。“广告对一本书的命运毫无影响。”每个出版商都会这样讲。
有些军事学校设计了这样一个命题：把自己想象成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将军，现在有三支部队，一支勉强能守住阵地，一支正被敌人追赶，一支正在击退敌人；你手中资源有限，那么你会优先增援哪支部队？正确答案是增援获胜的那一支，其余的让他们听天由命。似乎很少有人给出正确的回答，因为大家总是在同情心的误导下选择增援处于劣势的部队。出版商的思路跟这种考题的策略如出一辙。已经获得成功的作家能够得到广告支持，而那些还在苦苦奋斗的作家，要么沉底，要么自己游上岸。当公众在地铁里看到一部小说的广告时，他们其实正在看着战争补给向着战场上获胜的分队输送，看着一本已经走俏的小说变身成畅销的书。
在卡普里斯餐馆气氛的感染下，我告诉迈克尔•约瑟夫，如果让我说我现在想要什么，那就是巧克力棒糕。我刚回到我的贫民窟，一辆长长的黑色轿车就轰隆隆地开到门前。司机递给我一个漂亮的粉色盒子，里面装着一打巧克力棒糕。我把它们摆到楼下的饭桌上，为已经很丰盛的家庭晚餐锦上添花。
我在那户人家的经历与我原先的想象大相径庭。我本来以为要靠紧张的配给度日，极度节省，甚至处在半饥饿状态。而在南罗得西亚时，我曾经还往英国寄过救济食品。那座房子的女主人是意大利人，是世界一流的厨师。我猜她一本烹饪书也没看过。她带着六个供应本去韦斯特本园林路（当时那还是一条贫民窟街）的商店买东西，但她带回来的黄油、鸡蛋、烟肉、烹饪油和干酪总是比配给量多两三倍。她是怎么弄到的？我问她，她得意地说：“你也是时候摸清门道了。”原来有两三个吃贿赂的警察总在那一带巡视，她用黄油和鸡蛋贿赂他们，他们就对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是不是也参与了这种不法行为？是的，我参与了—我把我和彼得的供应本交给她打理。在那种氛围中，摆出小小的道德姿态不仅很可笑，也会让那些善于钻空子的好心人觉得不可理喻。而且当时的报纸正在大肆鼓吹结束配给制，说已经没有必要实行配给了。我从来没吃得那么好过。房租里不包括伙食费，但房东太太就像很多好厨师一样，忍不住要把每一个愿意在她的餐桌边坐下的人都喂饱。我每周只在楼下吃两三次饭，而彼得大多数时候都在楼下吃晚饭。当房东太太没钱买东西了，她就向大家收钱。她把我和那栋房子里的其他房客都吸进她那套借入、贷出的复杂的财政体系中，其中夹带着她喜欢的香烟、衣服和鞋子。
我跟中产阶级的朋友说起那些黄油、鸡蛋、干酪和受贿的警察，他们都冷着脸，很生气。“我们的警察是不会腐败的。”他们说。他们看我逗留在陌生的海岸（跟工人阶级生活在一起），认为我不过是为了艺术创作而突发奇想去体验生活。他们指望从我这里听到跟工人阶级有关的漫画式的趣闻轶事，就像高高在上的《庞奇》杂志登的那种取笑仆人的卡通画。
从那时起的几十年间，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每个人都对我抱着不友好和不耐烦，直到后来政府自己承认警察确实问题很多。其实他们那种充满敌意的不耐烦，我很早之前就领教过了。当我说“南非是黑人和有色人的地狱”时，他们就是这种态度。即便有新出版的阿兰•帕顿小说《哭吧，亲爱的祖国》（比《野草在歌唱》稍早一些）摆在那里，他们仍然不肯承认我说的是真的。而当我坚持说“南罗得西亚跟南非一样糟，有些黑人认为比南非还要糟”时，我遭到的冷眼就更多了，因为只有赤色分子和不知足的人才会说这种话。
登比路的这户人家对南非不感兴趣，事实上，凡是这片街区以外的东西他们都不感兴趣。他们说起去西区—离这里不过一英里多点—就像说起一次重要的远行。
那栋房子里气氛欢快，衣食充足，但那并不是普遍现象。当时的英国缺乏活力，人们疲惫不堪，过着斯多葛式的 清苦生活。那是战争的后遗症。战争的恐怖和苦难像黑洞一样，以看不见的方式悄无声息地吸噬着整个国家的能量。但同时又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平衡着这种萎靡。那段时期，让我吃惊的就是反差：一方面，人们精神不振，像病人一样戳在那里；另一方面，他们对未来又非常乐观（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乐观几乎是一种普遍的愚蠢），坚信新的时代就要来临。产生这种乐观情绪的关键就是社会主义。从世界各地归来的军队获得了一切承诺，例如当时受人讥讽的《大西洋宪章》 完全是乌托邦式希望的总和，人们已经让工党恢复了执政，以确保那些希望的实现。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是工党政府引以为豪的成果。战争爆发之前的三十年代，一场疾病或一起事故会把整个家庭拖垮。那时的贫困太可怕，人们心有余悸。但这一切就要结束了，不必再害怕疾病、失业和衰老。这仅仅是开始，事情会逐步改善。似乎每个人都在这种情绪里。很多医生开始按照这种新的社会医疗制度工作，他们把自己视为新时代的建造者。他们可能是共产主义者、工党成员或者自由主义者。总之，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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