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王 树王 孩子王

 《棋王 树王 孩子王》是阿城先生公认的经典之作，屡次再版，好评不衰，奠定了其作为汉语写作界**作家的地位。
此次出版的是阿城先生亲自编订的**版本，增添了许多以往版本所不具备的内容。
相较于大陆以往出版过的版本，此次的新版**程度保留作品的原貌。

 

内容包括以往版本都有的《棋王》《树王》《孩子王》三篇中篇小说，以及以往版本所不具备的画家曹力为作者画的漫画像、多张相关的作者照片，还包括以往各版本（意大利文版、日文版、旧简体版、台湾繁体版）的序言。

我叫阿城，姓钟。今年开始写东西，在《上海文学》等刊物上发了几篇中短篇小说，署名就是阿城。为的是对自己的文字负责。出生于一九四九年清明节。中国人怀念死人的时候，我糊糊涂涂地来了。半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传统的说法，我也算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这之后，是小学、中学。中学未完，文化“革命”了。于是去山西、内蒙插队，后来又去云南，如是者十多年。一九七九年返回北京。娶妻。找到一份工作。生子，与别人的孩子一样可爱。这样的经历不超出任何中国人的想象力。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棋 王
树 王
孩子王
附 录
初版漫画像/曹力画（1985）
简体版自序（1998）
《树王》意大利文版自序（1990）
小说选日文版自序（1992）
台湾版自序（2007）
台湾版附图（2007）

阿城是卓越的，他的才华学养智慧是那样杰出，一直让我敬佩。在这个年代，难得有他这样的人，难得有他这样的书。这是一套雅书，高贵的书。书又出得精致漂亮。

——贾平凹

 

一个人要想不断进步不容易，但要想十几年不退步就更不容易。阿城的小说一开始就站在了当时高的位置上，达到了一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境界，而十几年后他写的随笔保持着同等的境界。

读阿城的随笔就如同坐在一个高高的山头上看山下的风景，城镇上空缭绕着淡淡的炊烟，街道上的红男绿女都变得很小，狗叫马嘶声也变得模模糊糊，你会暂时地忘掉人世间的纷乱争斗，即便想起来也会感到很淡漠。

——莫言

 

阿城，我的天，这可不是一般人，史铁生拿我和他并列，真是高抬我了。我以为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养成精的就是阿城。这个人，我是极其仰慕其人，若是下令，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

说到文章，你一提这问题，我脑子里就有一比：我和陈村是那种油全浮在水面上的，阿城，是那种油全撇开只留下一汪清水的。论聪明，这个不好说谁更聪明；论见识，阿城显然在我辈之上。

     ——王朔

 

阿城是一个有清谈风格的人。现在作家里面其实很少有清谈风格的，生活很功用，但是他是有清谈风格的，他就觉得人生*的享受就是在一起吃吃东西，海阔天空地聊天。

                      ——王安忆

 

如果我说，小说家钟阿城是我个人认识的人中，感觉*像孔子的人，这样的讲法会不会太刺激了一点？

阿城和孔子惊人相似之处在于，阿城不排斥抽象的文字学习（事实上，他是此中高手，从不民粹从不反智），也一样有足够的聪明和专注做纯概念性的思考，但他总要把抽象的学问拿回来，放入他趣味盎然的世界好好涮过，就像北京的名物涮羊肉一样，如此才得到滋味好入口，也因此，所有的抽象概念符号，在阿城身上都是有现实内容的，他不放心加以浸泡过的，有着实感的温度、色泽甚至烟火气味。

——唐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棋王、树王、孩子王》横空出世，震动中国台、港，和世界上所有能够阅读华文的华人地区，惊涛拍岸，阿城打到的高度至今还高悬在那里。阿城从生命现场得来的第 一手经验，独特到仿佛禅师棒喝人的观察角度，任何时候对我来说都是启发的，非常之刺激脑啡。
                                                                   ——朱天文

 

阿城下笔，鲜少口号教训，感慨自在其中。“三王”小说成为80年代中国文学的经典，良有以也。这几篇小说登陆台湾后所引起的“大陆热”，应是不少书迷及出版者记忆犹新的话题。

　　 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盛誉，阿城却似乎无动于衷。“三王”之后，他并未打铁趁热，推出据称原本构思的“八王”或“王八”系列的另外五篇。他的确写出了一些短篇，如《树桩》、《会餐》及“遍地风流”系列的部分篇章，但大抵而言，阿城的盛名是建立在少数作品上，而且久而久之，盛名成了传奇。与此同时，阿城跻身电影界，先后与谢晋、陈凯歌、张艺谋等合作往还。80年代后期远走国外后，他更是不少侯孝贤电影咨询的对象。阿城显然并没闲着。但从文学界的角度来看，他却予人闲散的印象。

——王德威

简体版自序
《棋王》、《树王》、《孩子王》，念起来有节奏，不过以写作期来讲，是《树王》、《棋王》、《孩子王》这样一个顺序。
《棋王》写在七十年代初，之前是“遍地风流”系列，虽然在学生腔和文艺腔上比“遍地风流”有收敛，但满嘴的宇宙、世界，口气还是虚矫。当时给一个叫俞康宁的朋友看，记得他看完后苦笑笑，随即避开小说，逼我讨论莫扎特的第五号小提琴协奏曲的慢板乐章中提琴部分的分句，当时他已经将三个乐章的提琴部分全部练完，总觉得第二乐章有不对劲的地方。我说第二乐章的提琴部分好像是小孩子，属于撒娇式抒情。这一瞬间，我倒明白了《棋王》不对劲的地方。俞康宁后来患了肾炎，从云南坐火车回北京，到站后腿肿得裤子脱不下来，再后来病退回北京，在水利部门做拍摄灾情的工作。我后来想到我们在乡下茅房里讨论莫扎特，莫扎特真是又远又近，无疑很奢侈。幸亏艺术就是奢侈，可供我们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挥霍。
一九九二年，我到意大利北部山区去见奥米先生。奥米先生是意大利电影导演，我在纽约看过他的经典之作《木鞋树》，深为折服。奥米先生提出拍《树王》，说叫我来导，我后来不知道怎样拒绝。《树王》怎么可以再提起呢？它是我创作经验上的一块心病，后来又是我发表经验上的一个心病。《棋王》发表后，约稿紧促，就把《树王》递出了，窘的当然是我自己。
《树王》之后是《棋王》阶段。大概是《棋王》里有些角色的陈词滥调吧，后来不少批评者将我的小说引向道家。其实道家解决不了小说的问题，不过写小说倒有点像儒家。做艺术者有点像儒家，儒家重具体联系，要解决的也是具体关系。若是，用儒家写道家，则恐怕两家都不高兴吧？
《孩子王》是我自认成熟的一个短篇，写得很快，快得好像是抄书。小说写到这种状态，容易流于油滑。写过几篇之后，感觉像习草书，久写笔下开始难收，要习汉碑来约束。这也是我翻检我的小说之后，觉得三个时期各有一篇，足够了。其他的，重复了，不应该再发，有些篇，例如有一篇讲近视眼的，连我自己再看过后都生厌恶之心，有何资格去麻烦读者？
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正是中国的出版的黑暗时期，所以习作开始，就没有养成为发表而写作的良好习惯，此先天不足，从八十年代中直到现在，一直困扰我。
此次重新出版旧作，新在恢复了《孩子王》在《人民文学》发表时被删去的部分，这多亏杨葵先生要到手抄件，不过《树王》的手抄件已被《中国作家》清理掉了。现在想起来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有那么多文学刊物每月发那么多的小说，真是不祥，一个文学刊物，实在要清理一下仓库。现在就正常多了，小说的发表量和小说的阅读人口，比例适中。
一九九八年底 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