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学·第10辑

《国际汉学》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办，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一本综合性学术集刊。其宗旨是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世界各地汉学研究的历史、成果和**进展，以拓宽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视域。同时积极推动国内学术界对域外汉学的研究，努力倡导国内学术界与海外汉学家的对话，使“汉学”和“国学”展开一种良性的互动，在一种跨文化的对比研究中，提升汉学研究的水平。

相关推荐：

（追忆恩师朱政惠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卢龙光教授采访记、对中国文化经典在海外的研究，如四书、三国演义、孟子、离骚等，读《译述：明末耶稣会翻译文学论》……）

（龙伯格的《汉字的传统历史：17世纪耶稣会士手稿》，康士林的《曾德昭与英国前汉学文本（大中国志）》，李文潮的《龙华民及其》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好译文、好论文）

（许多文章在国内学术期刊中为独有的，同时本期还刊出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德国汉学家郎宓谢、澳大利亚汉学家费子智访谈及研究文章）

（海外汉学与汉学家研究，法国日本德国俄国汉学研究探索，书中既有传教士汉学与中西文化交流，又有跨文化研究与比较哲学、宗教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组稿，职称评审中等同于核心期刊，国内关于汉学研究相当有地位的学术性著作）

（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专栏，一部视野宏大的通史性研究专著，重点分析了耶稣会士依此策略撰写的有关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的几部代表性著作）

（汉学，中西文化交流桥梁，本辑中一些极为重要的汉学基本文献的翻译文章都是首次在中文学术界刊出，文献和研究价值极高）

（《张诚书信选译》、《前言》都是首次在中文学术界发表，传教士汉学研究也是本刊特色之一，所刊登德国著名传教学家柯蓝妮和社科院宗教所长卓新平文章都值得细细品读）

（国际汉学张西平主编 西方汉学文献 传教士汉学研究 汉学史研究 国外汉学研究 汉学书评 传教士 美国汉学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

（国际汉学张西平主编 纪念齐赫文斯基 普实克 汉学家田仲 约翰·韦伯汉语观初论 中西文化交流史 德国汉学新书）

（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现代文学、从《黄侃日记》看黄侃先生与海外汉学界之交游、切尔卡斯基与俄国汉学、孟列夫——圣彼得堡古典汉学时代的代表，马礼逊、米怜、麦都思、《红楼梦》德文译本研究综述）

（花之安到卫礼贤、高利克访谈录、米列斯库、托马斯卡莱尔对儒家政治的采撷和利用、卫匡国的《中国文法》、高本汉及其汉学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内山知也的隋唐小说研究……）

（国际汉学任继愈 传教士汉学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研究 中国宗教、思想与民俗研究 利玛窦 耶稣会士 ）

（B.C.米亚斯尼科夫小传、马西尼访谈录、马若瑟对儒家经典的过度诠释、北魏太上皇制度及其重要意义、“怀柔远夷”话语中明代汉、藏政治与文化关系、浅析巴拉第卡法罗夫《元朝秘史》的译注……）

（巴斯蒂教授访谈录、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何大化——一位被历史遗忘的耶稣会历史学家、王尔德对道家思想的心仪与认同冯至与歌德的《浮士德》——从靡非斯托非勒斯到海伦、珍贵的俄中关系档案史料）

（国际汉学任继愈 汉学史研究 中西文化交流史 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世界各地汉学研究的历史、成果和**进展 拓宽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视域）

如果从比较文化的视野来把握域外汉学和中国学，首要的就是了解其研究对象的学术史。本刊始终把对汉学史的研究置于中心地位的目的就在于此。读一读阚维民的《剑桥汉学的形成与发展》和柳岩梅所译的《俄国汉学史（至1917年前）》，读者就会感到在汉学史的研究方面我们不过刚起步。《国际汉学.第10辑》包括“汉学一家言”、“汉学家访谈”、“汉学家专项”、“西方早期汉学”、“中西文化交流史”、“欧美汉学史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当代儒学与西方文化”专题等。为大家展开中西初识的丰富多维的历史画卷。

任继愈（1916年4月15日－2009年7月11日），字又之，汉族，山东省平原县人，中国哲学家、宗教学家、墨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1916年出生，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西方哲学。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他认为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认识到中国佛教和道教思想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力图将其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2009年7月11日逝世，享年93岁。

书摘

二

耶稣会成立的目的在于“在十字架指引下为主而战，并只为主一人及其世间牧首——罗马教皇，尽职尽忠”。与之相应，耶稣会在一般修会三愿（即守贫、贞节、服从，或曰绝财、绝色、绝意）之外又加上“服从教皇”一大愿。只有发过第四愿才可以真正进入耶稣会。“服从教皇”在当时是极不合时宜的，因为16世纪中向欧洲正值教皇形象和地位日趋衰落之时。中世纪晚期的公会主义，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动摇了教皇的形象。②以康斯坦茨公会（1414-1418）为高潮的公会主义自高主教团力量与教皇权力对峙，它在解除西方教会大分裂、恢复罗马教会统一中起到积极作用，但间接造成的后果是削弱了教皇微信。以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其各宗均以反教会权威为目标，而教皇又为教会权威之标志。但从教团修会法来看，正是这第四愿为耶稣会与其他修会根本区别所在。耶稣会一切活动及其命运沉浮也皆系于此。

“服从救皇”与梵一公会提出的“教皇无误论”之教义中的“教皇”相仿，易令人望文生义而产生误解。其实它并非指某一作为教皇的个体，而是指主耶稣会所服从者是有明确修饰语规定的：“时刻准备着，毫不迟疑地听从为拯救灵魂和传播信仰所发出的旨意。”耶稣会这一基本思想决定了基本使命是维护罗马教皇的权益，恢复基督教在欧洲的统一，这样，它从客观上自然会做出反宗教改革的姿态。

在天主教内部，耶稣会对教皇的教忠也必然引起它与民族国家的矛盾。各民族国家都把效忠罗马的耶稣会当做自己民族统一的分裂力量和政治中央集权的羁绊。从耶稣会成立至今的四百多年历史里，它经历过辉煌，也遭受过迫害和洗劫。纵观历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每当耶稣会的存在威胁到王权或政权独立时，它就在世俗权力的影响下被禁止。比如在18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俾斯麦统一时的德国，每当教皇与世俗对抗，试图重新恢复天主教信仰力量时，它就被重建，尤以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世俗化之后的第二次设立为明显。

耶稣会服从教皇的基本特征和充满张力的基本性格源自依纳爵《神操》中基督中心论的思想。他在文字著述中几乎没有谈到过三位一体，他信仰的出发点是耶稣，也因此他命名修会为耶稣会。教皇作为耶稣基督在世间的代表，对教皇的服从也由此演绎而来。《神操》转向教会中的基督耶稣，面向了属于耶稣的“尘世”。因为“耶稣生平”使得人们能够认识上帝意志的存在，这种可及性给世人以安慰。对于依纳爵来说，精神与世间的教会是统一的整体。正是这种无可避免的辩证关系塑造了他特殊的灵性精神，也解释了耶稣会服从与个人意志自由、冷静与勇武、强力与从容隐忍、清醒与激动等充满张力的基本性格。

编后记

在《国际汉学》第九辑的《汉学研究三题》中，我曾试图从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演变中揭示汉学对中国学术界的意义。 就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来说，美国中国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已经从知识层面转换到整个理论体系的创新，杨念群实际美国中同学范式的转变和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的转变放在一个整体中考的《中层理论》、黄宗智的《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就是美国中国学理论学术互动的有力见证。

本辑侯且岸的《从学术史看汉学、中国学应有的学科定位》一文就表现了对域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关切和焦虑，在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学术研究如此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如不从学术史的角度搞清国外汉学、中国学的来龙去脉，将直接影响中国学术规范的重建。侯且岸的郑重建议，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实际上反映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事国外汉学和中国学研究的学者们的普遍想法。

美国中国学只是海外汉学和中国学的一部分，由于英语具有“话语霸权”，从而美国中国学的中文译著在中国出版多，但我们从整体上分析和研究域外汉学和中国学日寸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美国中国学这一维度。任大援对韩国鲜文大学中国学系李宣徇教授的采访和李梅对捷克汉学家，藏学家高马士的采访可以使我们对东方和西方两个不同国度的汉学或中国学研究有一个新的理解。汉学所具有的。跨文化”性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我”的文化背景不同，“他者”的知识和形象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对汉学或中国学的成果是不能拿来就用的。按萨义德的说法，整个西方近代以来的东方知识都是沾着血的，是他们“东方主义”的表现。因而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把握国外汉学和中国学，以解释学来分析国外汉学和中国学是必要的，国外汉学和中国学对中国学术界来说不仅仅是个知识交换问题，更是一个方法论的转换，而这种转换的必要立场就是比较文化的视野。钱林森的《艾田蒲和他的》一文从这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