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584918
一、“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丛书经典，有口皆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向中国学界介绍日本中国史研究成果，对于本土中国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而正是怀抱这种旨趣，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自2007年推出*本《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以来，这套丛书就受到学界高度关注。随着译著不断增多，丛书在业内亦有口皆碑，究其原因，不仅因为封面庄重而不失设计感，内文用纸考究、精良，更重要的在于丛书内容的经典性。丛书所选均为日本当代史学名著，译者由术有专攻且熟知日本文化的中国学者担纲。《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即是其中一种。
二、《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宫崎代表作规模集结，学术价值高
宫崎市定，20世纪日本*著名的史学家，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人，世界汉学重镇“京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而对于其人其书，国内学人并不熟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近年来，能见到的国内出版社所出《九品官人法研究》《宫崎市定说隋炀帝》《宫崎市定中国史》《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均为篇幅较小的宫崎著作单行本，并不能让人对宫崎史学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而《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此缺憾。
关于《论考》原著的编辑出版，宫崎本人在各卷的《前言》和下卷*后的《跋》中已有非常清楚的交代。当初促成《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出版发行的“接生婆”之一（《论考》下卷《跋》）的砺波护先生，特地为这次中译本的出版撰写了序言，对该著的编集过程及学术成就做出了详细说明。宫崎的史学研究领域，自宋代而隋唐，自东亚而西亚而世界，所涉范围之广，令人称奇，而其文笔之流畅，曾为名家称颂，吉川幸次郎先生曾由衷赞叹：“博士的文章，就像法国推理小说那样，流利畅达。”
《论考》收录宫崎市定先生的小型单行本和论文共计46篇，其中不乏其代表作，比如《东洋的近世》《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雍正皇帝》等，不仅如此，书稿中还有不少重要的书评、杂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三、《论考》翻译——首次翻译，潜心十年，译著始成
《论考》日文版1976年由朝日新闻社刊行，然而一直未有中译本，宫崎其人其学，国内学人鲜少知之。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学锋教授受“京都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编委之一谷川道雄先生之托，首次将此书译成中文版。
张学锋教授研究方向为六朝隋唐，日本京都大学博士。曾在日本留学多年，精通日语并熟知日本文化。与谷川道雄、宫崎弟子砺波护诸位均有交游，得以亲炙。从专业角度而言，由他来领衔翻译此书自然合适不过。参与翻译的学者或精通日语，或有留日背景，如马云超（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童岭（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焦堃（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尤东进（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等等。
此书部分内容虽前有中译本，如《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但翻译时间较早，考虑到时代的变迁以及译文的准确性，此次收录时没有照此录入，而是重新进行了翻译。对于国内学者相对陌生的、易引起误会的词语，译者在相关页添加了注释，方便读者理解。如“满洲”“东洋”等。翻译一般是忠于原著，但原著出现错误时，译者做了订正并在相应页下出注释，说明改正依据，便于读者对照，亦足见译者的专业和用心。
《论考》129万字，体量大，因此审稿也颇费时日。也正是因为书稿涵盖范围广——地域跨度自东而西，时间跨度自先秦而明清而近代，因而参与翻译的学者较多，个人风格不一，这也为统一工作带来一定不便，除了审稿中常见的标点、错字、病句之外，统一格式、注释等也耗费不少精力。另外，引文的核对和更正，是为提高书稿质量所作的努力之一。编校过程中，责编与译者反复沟通，就校样中的疑问多次往返商榷，为保证书稿质量共同努力。有时是为了一个词甚至是一句话的表达，张学锋教授不厌其烦，查找资料并作出相应建议。
在注重书稿质量的同时，《论考》的装帧设计也颇为用心。全书正文用纸为70克全木浆纸，纸张色泽柔和，手感良好。封面为纸面精装带护封，值得一提的是靠近书脊的封面图案，特地选用一幅亚洲古地图，既与书名《亚洲史论考》相吻合，又意在表现宫崎史学研究中的东西交通视野，可谓意味深长。
《论考》丰赡的内容，宫崎流利畅达的文笔，译者潜心十年的精耕细作，加上编校过程中反反复复的推敲，使得《论考》不论是学术质量，还是阅读体验，还是外在装帧，给读者带来的是一场学术与美感兼具的阅读享受。
四、《论考》中文版——学界瞩目，媒体转载
《论考》尚在编校之时，就有许多读者前来打听出版进度，并问询出版时间，此书受关注程度，可想而知。
此书甫一出版，便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见诸媒体的文章如下：
1、张学锋：《宫崎市定及其史学研究中的东西交通视野》，《文汇学人》，2017年8月9日；
2、马云超：《写火星人都能看懂的历史：宫崎市定和他的》，《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7年8月19日；
3、《傅正评 宫崎史学的背面》，《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7年10月21日；
4、蔡孟翰《宫崎市定史学：世界史中的中国史》，《经济观察报书评》，2017年12月1日；
5、《论考》的部分精彩书摘，亦见各大媒体如《东方历史评论》刊载。
对于此书，责编一直在关注宣传，除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官微宣传之外，《评介——以为中心》一文在《丝路文明》（第二辑）上也对《论考》一书作了介绍。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全三册，129万字，收录宫崎市定先生的小型单行本和论文多达46篇（种）。
与其他著作不同之处在于，宫崎本人亲自设定《论考》选书标准。上卷《概论编》，“尽量选择那些能够反映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专业性不是太强、容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的篇章”，内含单行本5种、短篇论文1种，如《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东洋的近世》《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中卷《古代·中世编》则收录了有关古代史、中世纪史的研究论文，如《东洋的古代》《从部曲到佃户》《六朝时期江南的贵族》；下卷《近世编》以有关近世的论文为中心，加上短文集《杂纂》，如《雍正皇帝》《清代的胥吏与幕友》。
以上胪举，均为宫崎之代表作，曾广为学界征引。不仅如此，书稿中还有不少重要的书评、杂文，宫崎的某些论断，即使放到今天，仍有其启发意义。《论考》极高的学术价值，已是公论。
《论考》所涉领域，自宋代而隋唐，自东亚而西亚而世界，所涉范围之广，令人称奇。时至今日，《论考》依然是中国史研究绕不过的著作。而宫崎其人其著，未能为我国学界熟知，也是憾事。正是基于此，以南京大学张学锋教授领衔的翻译团队推出《论考》的中译本，虽然46篇（种）中，13篇(种)已有旧译，然时代推移、语境变迁，因此此次一律予以重译，不仅如此，译者的注释“译者按”以页下注的形式对正文予以补充说明，相信对于读者理解词义不无裨益。
综上，《论考》本身即有其重要学术价值，其中译本的推出，当助力推进国内中国史研究。译者历时十年的精心打磨，亦能将宫崎“流利而畅达”的文笔完美呈现，是为域外汉籍中译本的典范。
宫崎市定（1901—1995），20世纪日本著名的史学家，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人。世界汉学重镇“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第二代代表人物。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名誉教授，从事东洋（亚洲）史研究，专攻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史，研究、教学凡四十余年。代表作有《亚洲史研究》《中国史》《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等。
（1935年的宫崎）
（晚年的宫崎）
书稿的译者是以南京大学张学锋教授为代表的翻译团队，张学锋先生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且曾在日本京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专业角度而言，由他来领衔翻译此书自然合适不过。此书虽前有中译本，但考虑到时代的变迁以及译文的准确性，此次收录时重新进行了翻译。此书译成，可为国内学人全面了解宫崎先生的学术成果，提供了一个较为便捷的渠道。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序（砺波护）
前言
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
中国古代史概论
六朝隋唐的社会
东洋的近世
菩萨蛮记
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
中卷总目
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
中国上古的都市国家及其墓地
战国时期的都市
中国村制的确立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华北的都市
汉代的里制与唐代的坊制
东洋的古代
唐代赋役制度新考
吐鲁番出土田地文书的性质
从部曲到佃户
中国官制的发展
六朝时期江南的贵族
日本的《官位令》与唐《官品令》
三韩时期的位阶制
中国古代的天、命及天命思想
中国的历史思想
肢体动作与文学
中国河川的历史考察
《史记•货殖列传》所见物价考
顷亩、里与丈尺
万宝槌考
下卷总目
宋代的煤和铁
关于中国的铁
十字军对东方的影响
中国火葬考
关于二角五爪龙
从元朝统治下的蒙古职官看蒙汉关系
从洪武到永乐
难道有两个宋江吗？
雍正皇帝
《雍正朱批谕旨》解题
——论其史料价值
清代的胥吏与幕友
雍正时期地方政治的现状
论雍正时期俸工银扣捐的废止
关于太平天国的性质
马可•波罗的幽灵
妙心寺麟祥院藏混一历代国都疆理地图
幕末的攘夷论与开国论
东洋史上的日本
杂纂
跋
译后记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砺波护
本书的原著，是20世纪日本代表性的东洋史研究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宫崎市定（1901—1995）1976年春由朝日新闻社出版的《宫崎市定 亚洲史论考》。全书共分三卷，上卷为《概论编》，中卷为《古代•中世编》，下卷为《近世编》。我参与了这部书的编集和校对工作。看到该书上卷《前言》句话“这一本冠以我姓名的《亚洲史论考》”时，读者或许会觉得有些诧异。其实，当时朝日新闻社出版局的山田新之助早的提案是编集出版《宫崎市定全集》，但宫崎觉得自己今后的研究活动还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集》的出版至少应该是10年以后的事；如果愿意的话，希望能将已经绝版了的单行本和之前所编论文集中尚未收录的学术论文进行选编集结。这是因为宫崎自1965年春天从京都大学退休后，没有再谋求其他岗位，一直在自己家中专念于著述，陆续出版了一批学术研究著作、概说性著作和随笔集。于是就有了冠以“宫崎”之名的《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一书的出版发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宫崎之名被省略，《亚洲史论考》成了该书的通用名。该书出版后15年，即1991年秋天，在即将迎来宫崎90岁寿辰之际，岩波书店开始刊行25卷本的《宫崎市定全集》，期盼已久的学林为之振奋。
东洋史研究会代会长羽田亨（1882—1955）逝世后，宫崎成为第二代会长。在继续编辑发行学术季刊《东洋史研究》外，宫崎还积极组织编辑出版“东洋史研究丛刊”系列丛书，丛书的种就是宫崎本人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次年，宫崎开始集结出版四卷本的《亚洲史研究》，卷首先收录了他1940年之前发表的早期论文。宫崎集结自己单行本未收的学术论文，将论文集命名为《亚洲史研究》，可见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意识鲜明地与传统的东洋史学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亚洲史研究》卷《绪言》的后，宫崎这样写道：
本书名为《亚洲史研究》，但对现时的我而言，仍是一个力难所及的题目，因为要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亚洲的所有地区，还有待于遥远的将来。但是，按我长期以来的主张，“亚洲史”这个名称，实际上是一个不够完整的标题。历史必须是世界史。事实上，我的研究一直都是在世界史的框架下展开的，从来没有脱离过世界史的发展体系来孤立地考察个别史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研究对象是什么，我都希望将之视为世界史研究。因此，《亚洲史研究》这个书名，对我来说，既是夸大之词，同时也是谦逊之词，这一点希望读者赐予谅察。
这是宫崎的真实想法。1959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二卷收录了其1944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1963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三卷收录了其1950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1964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四卷收录了其1955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从而，十余年后出版发行的《亚洲史论考》上卷《概论编》收录了其已经绝版的单行本六种，而中、下卷则按时代先后集结了《亚洲史研究》四卷本中未收录的1956年以后陆续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卷收录的是与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相关的论考，下卷收录的是与近世史相关的论考。
原著刊行之际，曾经的同僚、中国文学研究硕学吉川幸次郎写下了这样的推介词：
宫崎市定博士是一位基于良心和自信之上充满视野和气魄的历史学家。初入学林便涉猎广博，“起家”之学为宋史研究。与宋代相关的杂笔、援引，多如散沙，然未经博士之眼者鲜。绝不为引用而引用，所有史料都在为构筑立体的框架而作用。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业绩《九品官人法研究》，通过对数百人物补任的探讨，解开了贵族政治的秘密。人性中恶的一面，有时会留下阴影，因此，历史学家的良心，就是不停留在文献的表面。涉猎广博，就是不跼蹐于东洋史的专业范畴。正因为如此，博士独具慧眼，指出欧洲、中国、波斯•伊斯兰这三个世界分别存在着共通的文艺复兴现象。高论激起的波浪，开启了后来者的思路。博士自言：‘能够判断研究真正价值的，唯有后来者。’我倒是觉得，博士真正的志向，不仅在于同行后学，也不仅在于像我这样专业相近的非历史学家，而在于向所有的人叙述历史，提出问题供人们思考。博士的文章，就像法国推理小说那样，流利畅达。
吉川为写这段推介词，熟读了《亚洲史研究》四卷本的全文，用短短的文字，非常完美地介绍本书的内容和成就。
作为小学老师的次子，宫崎1901年8月20日出生在长野县东北部的今饭山市静间，并在这里的秋津小学读完了小学。当时的饭山还不通火车，学校组织了两天一晚的修学旅行，师生们不得不步行走到丰野车站，在这里，宫崎平生次坐上了火车。在饭山中学读初三时，有一周的修学旅行，宫崎次来到了京都，参观了京都后又经奈良、大阪回到长野。据说这一次修学旅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京阪地区的所见所闻，令他惊喜不已，并成为憧憬的目标。1919年3月饭山中学毕业后，9月，进入了刚刚设立的松本高中，成为该校的届学生。松本高中，今天我们都习惯将之归为旧制高中，但与东京的高中和京都的第三高中相比，其实当时是被视为新制高中的。初中和高中阶段，宫崎着迷的是和歌的创作。因崇拜岛崎藤村，因此为自己起了个“宫崎藤仙”的笔名，与同学数人一起刻钢板印刷同人杂志。中学、高中阶段频繁的诗作活动，使得宫崎后来成了达意的文章家，即使是内容深厚的学术论文，宫崎也能把它写得畅达易懂，一般人都能读出其中的真味来。新设的松本高中不设法语课，放学后宫崎便与三四好友同往当地的天主教堂学习法语，这为今后宫崎的东洋史研究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922年，宫崎从松本高中毕业，考入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在其高中毕业前夕的笔记本中，留下了“去京都后的计划”。在这长达20页的笔记中，宫崎写下了与历史学和哲学有关的感想，其中就有“塞外民族与中国”一项，显示了一个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的抱负。可以看出，对文化悠久的汉族与朴素的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宫崎很早就抱有兴趣，本科毕业论文即围绕北方民族与中国社会的交往这个主题，对南宋灭亡前后的历史展开了考察。1940年4月，宫崎出版了自己早的单行本《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这部通史体著作，是其15年前撰写毕业论文以来对这个问题展开思考的一个总结。
《亚洲史论考》上卷《概论编》中，收录了与中国史有关的《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1940年刊）、《东洋的近世》（1950年刊）、讲演录《中国古代史概论》（1955年刊）和短篇《六朝隋唐的社会》（《历史教育》12—5，1964年）等四篇。其撰写意图，宫崎在该卷的《前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这里不再重复。接下来的《菩萨蛮记》（1944年刊），是其1937年9月开始游历西亚时的行纪，其中的第二部分《西亚史的展望》，则是日本学界对西亚历史作出的早的概论。卷末的《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1943年刊），是有关日中关系史的随笔集。篇《留唐外史》，是关于与圆仁同时入唐但名声颇恶的圆载的早的评传。受这篇论文的影响，半个世纪以后，日本史学家佐伯有清所撰《命运多舛的遣唐僧——圆载奇特的一生》（吉川弘文馆，1990年刊）得以面世。
中卷《古代?•中世编》，收录了以中国唐代以前历史为中心撰述的论文21篇。从卷首《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以下6篇，围绕“都市国家”的问题，对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展开了论述。在极富独创性的各篇之中，我尤其佩服的是，宫崎在全球次提出中国上古时期同样存在着希腊那样的都市国家（亦称“城邦国家”——译者），并对之展开了实证。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走过了与西洋非常相似的轨迹。接下来在与经济、财政、官制、历史思想相关的诸篇之后，收录了对史书的代表作《史记》的考察。在《肢体动作与文学》中，选择在叙事文学上与《史记》堪称“双璧”的《水浒传》进行对读，看出了两者在绝妙文笔之后存在的共同点，亦即《史记》和《水浒传》这两种杰作，并非全是作者自己的创作，而是吸取了许多当时社会上说唱、戏剧等表演中既已存在的台词和动作。
收录在下卷《近世编》中的各篇，按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而言，是对宋朝以后的相关研究。该卷不限于学术论文，还收录了《雍正皇帝》和《东洋史上的日本》这两种单行本，卷末还附上了由18篇杂录、余白录和书评构成的《杂纂》。从卷首《宋代的煤和铁》开始的前8篇读来当然回味无穷，而从《雍正皇帝》开始的有关清代雍正年间历史的研究，曾给学术界带来了莫大的影响，这是想特别强调的一点。
退休前后的宫崎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生活在欧美，在这期间，他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与当今世界相似的景气变动周期，而这个变动周期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并认识到从景气变动周期这个角度来看待历史时，经济也好，文化也好，必须同时纳入这一观察视野。主张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历史分期的问题，还应该从景气变动周期这个角度来对之进行考察。在1963年的研究生课程中，就专门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的景气变动周期”一课。立于景气变动周期这一观点上早撰写的文字，就是对吉川幸次郎所著《宋诗概说》做出的书评，也就是下卷《杂纂》中的后一篇。而基于景气史观所撰写的篇概说性的论文，就是次年发表于《历史教育》上的《六朝隋唐的社会》，这次收进了《亚洲史论考》上卷。退休以后才树立起来的景气史观，宫崎终生没有改变。在1993年刊行的《宫崎市定全集》卷《自跋》中，宫崎依然就景气史观的本质谆谆而论，并将之提升到了世界史体系的高度。
撰写这篇序文时正值2015年3月，东京到长野的北陆新干线从长野市延伸到了金泽，并在宫崎的故乡饭山设立了车站。今后，这一带的都市化进程也许会日新月异。
宫崎市定博士是一位基于良心和自信之上充满视野和气魄的历史学家。初入学林便涉猎广博,“起家”之学为宋史研究。与宋代相关的杂笔、援引，多如散沙，然未经博士之眼者鲜。绝不为引用而引用，所有史料都在为构筑立体的框架而作用。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业绩《九品官人法研究》，通过对数百人物补任的探讨，解开了贵族政治的秘密。人性中恶的一面，有时会留下阴影，因此，历史学家的良心，就是不停留在文献的表面。涉猎广博，就是不跼蹐于东洋史的专业范畴。正因为如此，博士独具慧眼，指出欧洲、中国、波斯·伊斯兰这三个世界分别存在着共通的文艺复兴现象。高论激起的波浪，开启了后来者的思路。博士自言：“能够判断研究真正价值的，唯有后来者。”我倒是觉得，博士真正的志向，不仅在于同行后学，也不仅在于像我这样专业相近的非历史学家，而在于向所有的人叙述历史，提出问题供人们思考。博士的文章，就像法国推理小说那样，流利畅达。
——[日]吉川幸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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