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0218550
北京大学用为通选课教材
多所高校选作“新生必读 ”
《新周刊》评为“我们时代的33本青年书目”之一
“一个大学教师针对学生的种种困惑作出了解答，这样的老师，在今天很稀有了。”?
名人推荐
老朱在《十九札》里，一本正经地谈方法、谈理性，我却读出了他冷静背后的一腔真情。他是怀着对学术的爱，对学生的爱，带着他那点书呆子气，用他全部的治学经验和生命体验，来写这十九封长信的。
——孔庆东
1.大学的意义和性质
人性 自我发展 理性 大学 科学 方法
2.关于科学阅读
目标 规范 基本信息
3.关于思考阅读
科学意义 思想 读中思 读后思 不读思
4.关于外语
英语 外来语 母语
5.关于资料卡片I【引得卡片】
引得 主导方法 分类 原则 分项说明
6.关于资料卡片II【研究卡片】
形式 元素化
7.关于古文献全文数据库
国学 齐全 机械校对法 检索软件
8.关于提问
问题 提问
9.关于科学语言
科学论文 学期报告 科学语言
10.关于学士论文规范和硕士要求
学士论文 硕士
11.关于学术翻译
组合翻译 译场 规范
12.关于注释
注释六法 科学注释 哲学解释 通俗注释
13.关于术语
术语 词典学 构成
14.关于索引
可重复性 理解 全文索引 索隐
15.关于考试
考试四法
16.关于教师
职能 等级 知行合一
17.关于专家和学者
专家 学者 知识分子 判断
18.关于科学的局限
艺术 科学 理性 局限 追问 无有的存在
19.自我检讨 匮乏 怅憾 先天不足 前程有限
收信人跋语
收信人跋语
这是19封关于学术规范和方法的信，是一位大学教师解答自己的学生提出的关于学习疑问的记录。针对的问题集中于如何遵从科学的规范和办法，完成大学作为理性保证的目标，建构并巩固自己的理性，同时认识并克服科学的局限，成为一个趋向完善的个人。信的写作历时4年，收信或质疑的学生也不固定，数年之间，或已远赴海外求学，或已进入社会工作，大多则至今仍在学校念书。其中很多人最初收信时刚入大学，如今已成为终身愿以学术为业的人。
写信初衷，本为教学，原来并无周密的写作计划，乃是根据学生问难而答，有些针对的还是个别同学的专门问题。信写成之后，起初也无出版打算。某一问题既已说明，每每有其他同学问及我们曾经问过的问题，朱老师则以相关信件解答，以免各个解释有所遗漏。同学有了新的问题，朱老师续以新信解释。于是不同的信件慢慢多了起来，累积至19札。我们看到信的同学，觉得很有用，于是以电子文本的形式转致自己的同学或朋友。朱老师的同事友人，多有在大学任教者，因各种渠道得信之后，赞其剖析清晰，转而推荐给各自的学生或友人。来去之间，信的流传范围逐渐大了起来。受益者日多，需求者渐长，很多人觉得信中谈到的问题，几乎都是中国大学学生碰到的共同疑问，而现有学校教育中，尚无专门教授此类知识的课程，于是将这些信件出版，给年轻的求学者介绍关于学术规范和方法的常识和意义，就逐渐成为一个意向。依出版要求，朱老师对部分信件作了增补，调整了先后顺序，但基本保持原貌，这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小书。
书既成，依例需有一序。朱老师说，虽然他的很多同事比较推重这些信，但是考虑到这本书的主要读者，还是由我们这些曾经问疑收信的同学来写比较好，于是请我们各自写一段，镶嵌成序。为师长作序，本非我们所能。但在老师身边受教日久，旦夕受其理想鼓励，对此提议也就不以为诧异。兼或考虑到我们作为“当事人”的感受，可能同其他同学有着相通之处，于是有了下面这篇文字。但写到后来，言语渐多，多含故事，几近于跋，大不类序，遂用作跋。
第1封信写于1997年4月19日(这一天正是朱老师40岁的生日)。其时，收信人刘平、刘子珍、冯华年、盛磊等人刚上大二，如同一般学生在大二都会对学校和学业有些失望和迷惑，朱老师于是写信解释了大学的性质和在大学应该遵循的学习方法和态度。他把自己为学生的一次奉献作为对自己生日的庆贺。当时的收信人现在已经毕业，各奔东西，而后来同学看后说：
目前的中国教育所存在的缺陷导致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之间的严重脱节。一般的中学生对自己所要报考大学的建设情况基本无知，更谈不上对大学的性质、目的、功能和运作模式有什么概念了。中学教育除了负责训练应试以外，或者空喊几句“素质教育”的口号以外，基本上对塑造现代大学生没有作出任何预备性的贡献。跨入大学的文科生被突如其来的自由和宽松弄得无所事事，最后只有“托福”的残酷压迫才能稍稍使他们感到“昔日重现”。理科生则觉得大学和“高四”无异，于是，抱着“拼命三四年，幸福一辈子”信念呕心沥血。大学早在周代就是贵族子弟接受高级教育的场所，其目的是培养治国的君子；现代的大学(university)绝非低级的职业培训中心或者求职中介所，而应该是对追求科学理性这一人类最高价值活动的表达和实现。而作为一名求学者，我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困惑却不知答案，可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本书第一封信的内容所在了。(施杰)
第2封信讲阅读技术。在大学学习，阅读是每个学生的第一要务，文科学生尤其如此。此信解答如何面对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信息量急剧增加，个人在信息海洋面前无所适从，如何迅速准确地拾取专业信息，了解学科发展的历史积累和最新进展，如何协调浏览和借阅读激发思维与磨砺思想二者的关系。关于阅读的两封信还阐述了科学阅读和思考阅读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读书因目的不同而方法亦有差异。学会正确读书是走向科学学术的第一步。然而，面对浩如烟海的参考书，我们常会感到不知所措。因此，朱老师在《关于科学阅读》一信中特别强调了科学阅读的重要性。
首先，科学阅读的对象是学术论文或专著。这一点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由于这种阅读方式以快速获取有关专业信息为目的，因此并非适用所有的读书行为。另外，朱老师还提醒我们，当资料收集全，应该注意阅读顺序问题，要从出版年代最近的开始看起，同时关注本课题的阶段研究成果。
一篇论文往往是一部学术专著，令我们望而却步，怎样在短时间内决定是否能为我所用呢？朱老师在这封信中提供给我们在20分钟內对一本书作出整体评价的方法，即“八看”。一看作者。朱老师特别强调要注意作者在本学科內的学术地位，而不能以“名气”取人。其学术成果可从专著目录中了解。二看出版年代，原则上是出版年代越近越好，但也有特殊的情况。第三要看出版杜的性质，朱老师特别提醒我们注意出版社在某一领域的权威性，这样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內筛选出比较可靠的信息来源。四看内容提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接下来我们要对其参考书目有所了解，包括其时限、范围及取向。第六要看书的目录，正如朱老师所言，目录是书的结构，反映了此书的性质，不应忽视。七看所熟知的相关段落，这样可以从局部看出整体的科学性。最后要看其结论，先浏览专著的最后结论，如果有必要还可深入各章节看其小结。在完成以上八步后，你就可以决定这个研究成果应该全文研读、部分研读、通览、选查还是备考了。朱老师自己常带我们精读原著，在艺术史方法课上，有一次一个下午只读了温克尔曼原版《古代艺术史》中的一句话，字字考证到极致。但是，他在信中是告诉我们如何选择该读什么。(赵媛)
关于科学阅读，每个准备和正在从事科研工作的人都在进行着，而其中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阅读的人可能只占很少一部分。以前在查阅资料时，一般只要见到相关资料，都是等价对待，很少对其可信程度进行分类，更不用说先评判其是否为科学著作了。这就会忽视重点，不仅会浪费大量宝贵时间，而且由于重点资料没有认真阅读，很多有用的信息也未能被拾取。关于科学阅读的信，不仅促使我对过去的阅读行为进行反思，而且对今后如何进行科学阅读更具指导意义。(杨爱国)
第3封信是朱老师专门写给刚刚进入专业研究生课程的同学的。
研究生入学时，朱老师在德国，于是写信汇报学习情况，老师回信从艺术史的“专业工夫”讲到思考阅读。信中辨析了科学阅读与思考阅读、个人与他人思想、科学与思想之间的关系，言之所及又自然解答了一些困惑：专业阅读中，本领域加速积累的信息是否仅仅是学术工作的职业工具；非专业阅读时乐于“好读书不求甚解”，但怎么在分享、感叹前人言论的时候培养、保持追问和辨难的能力……信中例证了“读中思”、“读后思”怎样区别于科学阅读(而又吸取科学阅读的成果)而作为学问精进的方法和思想自我生长、完善、反省的门道。
“思考阅读”集于“学术的规范与方法”中，又显出另一层提示：既然“没有任何一个方法是一以当全，像一把利剑，仗之者可以横行天下……”(见《关于提问》一信)那么，根据特定的课题建构、检验、反思具体的方法，有赖于科学的常识，亦有赖于思想的构架，而思考阅读正介其中。(盛磊)
我是从贵州大学外语系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艺术学系学习的。在一个新的学校和新的专业中，我碰到了许多学习上的疑问。早在研究生面试之后，我就曾向朱老师请教过如何弥补专业知识不足的问题，朱老师为此曾专门找我谈过话，可惜当时并未记录下来。
第一次读到朱老师关于学习方法的信，是在入学后不久的1999年冬天。其时我和盛磊一起选修《历代名画记》精读课，远在德国的朱老师专门写信讲述“思考阅读”的方法，并叮嘱盛磊转致给我。朱老师在信中讲解了对古代文献中的关键语词的释读方法，十分清晰、完备，同时又指出了精读是求道的方法之一，令初入北大学习、心中混沌的我别见洞天。后来，我又就如何做读书笔记的问题请教朱老师，朱老师给我介绍了做卡片的方法，后又整理为更为详尽的《关于资料卡片Ⅱ【研究卡片】》一信。此方法既是对大量阅读所获知识的有效整理，又是以后进行专题研究的坚实基础，打破了我从前做笔记的陈旧方法：做摘要和概述，既费时又不便查找。我在本科阶段的学习缺乏学习方法和学术规范的训练，在随朱老师上课期间，时常就这些问题请教老师，朱老师多次给我写信，详尽地解答了我在各方面的疑惑与困难。这些信一方面是对疑问的解答，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上勤奋、严谨、科学、规范。这些信告诉我科学的方法，也增加了我求学的信心。(张丽)
第4封信是关于外语学习方法、外语的意义，这些都是普通的道理，即使外语专业的同学也会注意到信中的另外一些要点。
也许很少有人真正关注过我们母语中一些词语的确切性，朱老师在《关于外语》一信中特别地提醒了我们要以外语反观母语中存在的问题，以追溯词源的方式确定某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确切含义。朱老师在信中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同时也指出了年轻学生应该思考的一些问题。
这十九封信包含的不只是方法上的指引，也是精神上的鼓励。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朱老师平静地讲述着教师的价值，专家与学者的分别，这些都给我们年轻学生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激励我们在求知的道路上坦然前行。(赵媛)
第5、第6封信专门讲解两种不同的资料卡片(Ⅰ，Ⅱ)。
2000年3月，系里要发表我的一篇文章，但是其中有一个注在电脑中漏掉了页码，遍寻卡片而不得，最后只好到图书馆重新去查书。其时，我正在准备硕士论文，于是就此一并求教于朱老师。这就有了这两封信。朱老师在信中解释了不同类型卡片的用途和制作方法，使我以前对于做卡片不甚清晰的地方得以补正。
作为学生，记笔记、做卡片似乎人人都会。在美国的杨思梁博士曾经对我说过，“(在国外)这是中学生应该学习的”，可不幸的是，像我这样的人，只有到了大学，甚或研究生阶段，才真正了解个中细节。看了朱老师的信后，我才真正明白了引得卡片和研究卡片的不同用途和制作方法，才学会了分开制作目录卡片和摘录卡片，免却了以前每张摘录卡上都要抄写繁琐的“出处”的辛劳。而信中阐述的确定“元素”的方法和原则，则再次提醒我们在讨论和思考的时候，必须时刻注意不同语境下、不同层次中，同一语词在指称、外延和内涵上的细微差别。
虽然“朝闻道，夕死可矣”，但此类科学工作的基本方法，还是知道得越早越好。早知道一天，少走一天弯路。此信当可有助于后学者远离我曾走过的歧路。(彭俊军)
做研究卡片虽然是基础工作，但实际涉及建构每个人的思想的“书架”这个深层的问题。做研究卡片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应该如何建立卡片与卡片之间的关系，朱老师在《关于资料卡片Ⅱ【研究卡片】》一信里解答了这些问题，举例说明具体的方法，并且强调弄清思考／问题的结构层次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做研究卡片便是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冯华年)
第7封信是就数据库问题给助手的工作通讯。
1998年至2000年，我参加了朱老师1995年来主持的“全文数据库”小组的工作。我们的工作目的是利用现有的计算机技术和资源，将我国的古代文献数字化，录入电脑，并将其纳入Internet，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我们学生，都能方便地得到开放性的全文资料。这项工作的意义已被共识，欧洲、美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学府和研究机构都在做，我们希望将来能将这些小库统一成大库，文献不但要全，还要精和准。数据库这项技术将带给我们文字的飞跃，也许还有文化的。(张弢)
现代的学术研究可以运用高科技带来的便利条件大大提高效率。全文数据库的开发和制作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在没有数据库的时代，学者必须也只能通过记诵或做卡片的方法来搜集、运用材料，所以一部高水平的著作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例如东汉的许慎花了22年完成《说文解字》，而清代的段玉裁为注释这部书就花费了36年的时间。所以，过去的学者皓首穷经才能在学术上稍有建树。虽然说学问只有靠持之以恒、脚踏实地地用功才能做得好，但是，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全文数据库却为学术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如果掌握了细致、周密的检索方法，那么在搜集材料上就有令人惊异的高效率。所以，全文数据库的开发，对一国学术水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对那些刚处于学术起步阶段的青年学生来说，这种数据库特别有帮助。知识的积累，当然不是一个现成的数据库可以取代的，但是，利用数据库能够加速对材料的掌握和体会，有助于科研水平的提高。本书的第七封信就介绍了开发制作全文数据库的意义和途径。(施杰)
第8封信涉及学问之“问”字：
2000年4月，我和冯华年一起整理、编辑二战后西方现代艺术的资料。一日，忽收到身在德国的朱老师书信一封，要求我们在阅读过程中练习提问。初始并不在意，以为提问者，任人皆会(正常人在读书之后，总会有一些想法，其中很多就是疑问)，及至展信阅读，方明白“提问不仅有学问中问学求知的动机，还有对课题的设置和解决方法的追寻，更有对精神成长的一种怀疑、辩驳和创造的积极鼓励”。有了对问题不同层次的理解，反观以前所提出的“问题”，猛觉真正能称为科学“问题”者，并不多见。“提问”背后隐藏的精神是“疑”，疑则有问。而怀疑精神正是现代人的标志之一。所以疑问的习惯不仅是一种学术的基本方法和态度，而且关涉个人精神的成长和完善。“人情练达，直指本性，就是从怀疑始。”不由忆及1997年朱老师在北大所作的《文人画研习》选课考试，参试者被要求阐述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而衡量的标准是：他／她的答案同朱老师的差别越大，则得分越高。此试也提出了勤于思考、勇于质疑的要求。总之，科学而频繁地提问不仅是求知者个人建构和整理个人思维之“书架”的利器，也是吸收西方学术传统和学术方法，建构中国现代学术应抱持的基本态度。(彭俊军)
第9封信是朱老师多年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特别强调的问题，它产生于朱老师对自己专业的德国学派的反省，认为德国学术由于德语传统经常将科学与思想混合为“精神科学”，使得许多问题难以澄清，于是，力主区别理性Ⅰ(算计性)和理性Ⅱ(思想性)，前者严格用科学语言处理科学问题，后者则是用伦理、哲思和宗教的方式。
我是中途加入朱青生教授的研讨课的。在此前我刚做完学年论文。其实起源很简单，我在听完朱老师的一次大课后，当时心有戚戚焉，于是就冒昧地在答疑时间向老师请教有关抽象主义绘画的问题，其对象恰巧是康丁斯基。朱老师听完我的陈述，鼓励我以此为题做一篇论文。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老师当时记措了，误以为我是他研讨课的成员。而事实上我当时并不知道朱老师在那学期开了一门叫做“学期科研报告规范”的研讨课这回事。而我当时也发生了误解，以为老师想让我把对康丁斯基的想法做成一篇论文。虽然有点愕然，但是老师的鼓励令我感到有一股暖流涌上来，于是年少气盛的我便回去认真琢磨了三天，缀成一篇文字，在第二次上课时交了上去。老师正好要去德国开会，于是就沉寂了半个月。后来我再一次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说：我正在找你呢。他便给我一封信的手稿，并同时把那篇文章还给我。这封信就是本书中的《关于科学语言》一信。我读完这封信后，仿佛被当头棒喝了一下，滋味不太好。但是回味再三，觉得里面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从未澄清过的：科学和思想的界限。我绝非天庭生智，此前也不曾有人教过我，于是遂成贻误。我决定接受老师的教授，便参加了研讨班，并且以康丁斯基为题重做了一篇作业。如果有时间，我希望能完全按照科学的规范完成这篇论文，作为对老师授业的感恩和答谢。
重发表感想、轻调查研究考证是很多大学文科生的通病。就我的切身体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三：首先是小学、中学的预备性教育不到位，对科学概念的阐释比较肤浅或根本没有阐释，使得很多人把科学误解为一种枯燥的、无聊的技术性活动，从而下结论认为科学对人的塑造没有什么意义；而思想，则一直以一种貌似深奥的面目出现，对富有好奇心和使命感的青年学生容易产生诱惑力。其次，科学的训练过程是艰苦而长久的，是踏踏实实的，而思想则似乎可以在短期內就有成效。第三，时下流行的“非理性”、“后现代主义”等众多西方的现代批判理论被误解和简化，成为不少青年学生趋之若鹜的对象。当然，这些还不是根本原因，最主要的是，目前国內的大学教育没有对科学和思想两者的关系做根本的反思，而是放任自流。比如说在人文类院系，很少有教师在学术规范上严格把关，以至于学生对论文的科学性质没有清晰的概念，因此往往以思想性(甚至谈不上思想性)随笔滥竽充数，混个毕业完事。其实，科学规范并不难学，也许只在于老师的一记点拨，但是，假如没有从根本上弄清科学和思想的关系，就很难理解这个表面上只是形式，而骨子里却是观念的问题。本书的第九封信就从一篇思想性随笔出发，清晰地解释了科学规范和科学语言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和意义，并对重思想、轻科学的片面倾向做了必要的反思和检讨。(施杰)
第10封信本来不是当时写就的，而是北大艺术学系第一届本科同学撰述学位论文时请教朱老师而得到的一个简要规范。
“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科学论文规范是学术得以承载、交流、发展的必要保障。而在中国的教学实践中，对应有何种学术规范和为何以此为规范的问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在北大读本科(国际政治)时，仅有一位留美博士曾强调论证的逻辑和科学的尺度，而详尽的论文规范再无老师提及。于是有学生从网上下载文章，稍做剪辑，便成为毕业论文，且居然得以高分通过，令人瞠目。
教师因各自的学术观点不同而对论文规范的认识殊异。一位国政系的教授叮嘱我不要用常人不懂的术语，要行文简明以至可道之于村姑；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倡导立论要进入哲思层面，下笔要语出惊人；一位艺术学系的教授批评我论述拘谨，要放开思路、呈现文采。我曾将这些经历作为故事说与朱老师，并请教释惑。
朱老师将科学与思想作出区分，科学论文即对一个可以用科学的方式解决的问题按照科学的内在逻辑进行论证，科学的思维逻辑是论文规范的根据所在，并与思想和艺术的行文方式相区别。
我曾在网上看到哈佛的学术论文规范，为文理各科系共同依照，领域有别，而科学无差。北大欲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则彰明科学的论文规范可为起点。(张欣)
第11封信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信，而是朱老师对一个翻译工作的总结。其中，按顺序陈述了学术翻译的一些组织和技术规范。朱老师认为翻译不能算作科学研究(除了考释文字古本)，而文学翻译是艺术再创作，所以学术翻译既要有效率，又要具备可信度。
1997年，我参加了朱老师组织的艺术史翻译工作小组。其时年轻气盛，心境一如朱老师当年持旧译稿见出版社主编，颇有砥砺英文、大干一场之豪情。兼之对组合译制的认可和信赖，故虽艺术史知识多所欠缺，仍踊跃参加。其间历时半年有余，工作之时，虑及“责任”二字之重负，他人监督之压力，不敢有丝毫懈怠。每遇疑问，必遍查书籍，若无以解，则问难于小组成员，集体讨论之结果，每每令我茅塞顿开，常为一词之得而大喜。而遍阅他人译稿，多有拍案叫绝之处，心有所悟之时，以之反观自己所负责的部分，常有所得。如此译毕，虽仍觉缺憾颇多，然毕竟经多人校核，心下稍安。历此一事，对“组合译制”愈加深赞，因它体现了科学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经多次重复检验而近于“真”，乃使人“信”。后每遇读译著万分难解，翻原文恍然大悟之时，常自叹曰：“若用组合译制，当不会存此硬伤。”
这封信不但记述了译书的经历和方法，还记录了一个漫长的约会。3年前的今天，书译毕，我们曾聚于办公室外的大厅中。是夜月朗星稀，柔风漫送幽香，我们举杯期以20年之约，在精心选译原著的权宜之后，待吾辈游学归来，当会同各界力量，共撰艺术史!当日曾约定刻石为记，今夜思之，誓言犹在而碑铭未成，时光飞逝矣!(彭俊军)
第12封信是关于“注”。
几年前，我还在北大求学。虽与朱青生老师同处燕园，但我却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他的。老师的身边总聚着一些出于不同因缘的青年，他们多是在选修他的“现代艺术”课时萌发进一步挖掘老师的学识或老师本人的动机的。我则是经人介绍，那天见面时，整个下午老师都在给我讲什么是现代艺术，但我至今仍未弄懂什么是现代艺术。幸好两点：一是我并不是对艺术或现代艺术感兴趣才去接近他的；二是我发觉老师讲的现代艺术远远超越了我平时被告知的艺术概念。按我的理解，老师把最高境界称为“觉悟”，这也超出了求学的范畴，而可以延伸到人生和求道的玄奥天地。
北大学子碰到自己看来不太可能懂的东西时，采取一种三个环环相扣的对待方式：一是努力理解；二是竭力批驳；三是对拒绝不了的欣然接受。现代艺术对我而言，一直处于第一个程序。所以我在老师面前甚少发问，而多在倾听。在一个已记不清确切日子的下午，老师讲到历史系的一位博士生在选修他的汉代图像与文献研究课程后感慨，这些学术的规范早在大一就应该得到训练，但他到读博士时才得以了解，真是不幸，而又万幸。这个课程属于与现代艺术问题完全不同的领域!在我追问之下，知道这些规范之中就包括当时正令我苦恼不堪的如何为论文作注的方式方法。当时我正在准备学士论文，遂趁机求之。当时老师手头并没有现成的讲稿，就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交与我参照学习，并许诺将来一定给我信详谈个中要领。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本文及本书的最初缘起。当我收到这封信时，正是硕士论文的最后校改时间，其中的欣喜与感激自是不待细表。
老师在本书中的其他地方所谈到的大学学习的宗旨和目的，不外是自身修为的提高，而教师的责任则在于规范的训练。照此看来，我们的大学教育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也是我所理解的本书付诸印刷的直接动机，以及它的意义。(陈心玛)
着手撰写一篇论文，做注释是个突出的问题。这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教的，一般都是拿一篇范文过来，如法炮制。大学老师也不会把它当一回事拿到课堂上专门讲，似乎这是一件私下可以解决的事情。但是一旦真正做起来，就会发现没那么简单。例如,自己会发现所要注释的东西非常凌乱，所涉及问题的性质和层次各不相同，一股脑地堆在脚注栏里，颇像个超级市场。其实，一旦知道论文的注释不止有一种，就会自觉地进行必要的分类和梳理，例如，凡是涉及版本的注释放到那里，涉及科学推理的注释放到那里，等等，清晰准确，一目了然，心里也就踏实多了。(施杰)
第13、14封信不是同时写的，但问题是连带相关的：
1999年底，我突然收到商务印书馆郭红编辑的电话，说是很快要出版朱老师的《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这本书。因为自1996年我做朱老师“现代艺术”这门课的课代表以来，一直协助他做这本书的文字编辑工作，而彼时朱老师又在德国访问，只好由我来做最后的整理。工作中较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做索引，涉及确定哪些为索引项和如何索引的问题。于是朱老师发来传真，为我解释这个问题。正如他在给同学的其他信中常常涉及什么是科学和什么是哲思的问题，在这封信里他从做索引的角度区别科学与哲思。除了索引的方法和价值在科学与哲思中的不同外，朱老师还强调了在一个体系中使用关键性词汇(索引项)时要考虑到的问题。语言是哲思的关键因素，商务印书馆的这本书基本上是一部哲思著作，所以这封信也讲到考察“一个词的构词理由和来源”的“四面法”。实际上这也同术语相关。在《关于术语》这封信中，朱老师从更广的角度谈语言问题(当然包括科学中的术语)。针对术语与一般性词语及专门词语的区别(即术语的本系统性)，他提出在使用术语时用三种方法来加以区别；针对术语与外语的关系，他又提出四种构造术语的方法。(冯华年)
第15封信论及的是每个学生最为关注的事情——考试。
我由北大国政系转而投考朱师的研究生，然成绩欠佳。愁窘之余，曾写给未老师一封短信以请罪。其中有这样的语句：“斯巴达的妇女对即将出征的战士说：要么拿着敌人的盾载誉而归；要么战死疆场，被自己的盾抬回故里。可我带着自己的盾孤独地回来，內心的伤痛不是来自对战场和死亡的恐惧，而源于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质疑和对周围世界的焦虑。”可见我的心理困境。
不久，朱老师唤我至家中，拿出写给刘平(曾与我一同考研，现拟赴法留学)和我的信。信中述及朱老师对考试类型和功用的理解，这是在中国现行高等教育体制下一位教师的切身思考。作为这种体制下的学生，心有戚戚。读至信末一句“你们不要把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学习成果的唯一标准，尤其不要让别人以考试成绩所作的评价左右你们对真理的追求”，眼眶一热，顿觉豁然。
个体在社会中不可避免身陷外在标准和內在追求两种人生评判尺度的夹隙，既要应对外在标准(为了生存)，又不能为其所役(为了自由)。朱老师在此提出两难境遇中的现实人生方式，同时寄予对学生深切的期冀：无论处于何种境况，都能凭借理性做出选择，寻找属于自己的通往真理和幸福的路。这也是朱老师对现代人的阐释。(张欣)
第16封信关于教师，是一篇现代《师说》，收信人中有一个是清华大学的理工科研究生。
高中起，我对于多数老师照本宣科的授课变得失望。人的活生生的智慧怎么能灌注在这种授课方式中呢于是我转而专注于学科竞赛，不久也意兴索然。人的价值难道就体现在显示自己在智力上高人一等吗
进了大学，授课变为抽取梗概、讲解重点，没有完整的理路，更没有引人入胜的探索、追问，大多数老师的作用仅仅是告诉你教材里重点是什么以及如何准备考试。于是大学教育变成了在半睡半醒中听完一节节课，在糊里糊涂中通过考试、拿到文凭。我的问题更多了，然而没有人回答，最多得到这样的斥责：“你还是踏踏实实做一点科学研究吧，对这个社会才有切实的贡献，人文科学一点用都没有。”然而我还是不明白，就算是做科学，只需要读论文、做实验、发文章就行了吗科学的技术化倾向使人变成了科学项目的奴隶，导师蜕变成了老板，学生又怎么办那么，什么样的人配教我们，我们应当受到哪些方法论的训练以获得独立的研究能力另外，人活过这一生的意义真只是为了得这个奖那个奖，出这本书那本书吗科学训练是为了以后获得高薪和优越的社会地位或者便于在舒适的学术岗位上发表不够格的学术论文以凑数吗这些是我的问题，然而好像没有人能给我一个清楚的回答。后来有了朱老师《关于教师》的信。
在这封信里，朱老师主要回答一个问题：网络时代教师何为。老师由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谈起，讲到大学里不同教职的设置与标准，最后又回到教师的神圣职责：幸福的航灯。(陈亮)
第17封信是论述专家／学者的区别，为了解决一个同学的困惑。
半年前在北大结束了4年的本科生活，同时亦开始了3年的研究生生活，仍旧是从前的学校，仍旧是从前的专业，于我终点就是起点，新的亦仿佛是旧的，感觉应该是迈出了一大步，却又仿佛仍旧停驻在原地似的，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惶惑，不知道真正的这一步应该如何迈出，又迈向哪里。一开学，系里让我去日本研修半年，临行前与朱老师匆匆谈起自己的困顿：求学难道只是以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较之其他人更高的标价的可能吗只是被锻造成更熟练精密的社会零件的可能吗求学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朱老师的信正是在我对方向依然迷惑不解的时候收到的。它给我指明了一个方向，更准确地说，是辨明了一个方向。专家与学者似乎是一个方向上的两点，又似乎是不同方向上的两极，两者之间的距离是一个认识的过程。认识方向，也认识自己。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种选择，亦不是一种选择，因为它不仅仅是朱老师信中告诉我的选择，是我在求学路上向前跨进一步时不觉的已然的选择，而且还是一个认真的“求学者”对“学”纯粹的必然的选择。我想这也不应当仅仅是朱老师呈示给我一个人的选择，就像困顿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困顿一样。(王岩)
当我回顾自己的本科阶段时，发现过早进行专业化训练带来的恶劣后果：在应当开张大局、拓宽视野的时候，被学之即忘而且在研究生阶段还要重复学习的专业课程占去了宝贵的时间，这是教学单位对学生的不负责，也是珍贵脑力资源的浪费。我还发现了在身边的诱惑：慷慨激昂的批评者容易迷惑大众的判断力。然而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的大多数以为应当发发牢骚甚至骂人来显示自己忧国忧民时，默默无闻的踏实的基础工作谁来做在这个缺乏信仰的年代，有人欣赏甚至钦佩信教的人，以为他们至少有追求。对于一个不断追问的人来说，为什么非要执著于成功、利益才能心安，为什么不能以无所追求作为一种追求这些问题我想过，但没想清楚，在整理朱老师的《关于专家与学者》一信的过程中澄清了一些。
在这封信中，朱老师谈了专家与学者的差别，对有志者提出了学者的要求。专家是学者的基础，但学者不仅止于此。学者不同于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求道者。求道途中，先要经受严格的科学训练，养成对问题保持理性判断的习惯，包括对待信仰问题。而当对人对事也像对学问一样一丝不苟时，学者的品格就养成了。(陈亮)
第18封信《关于科学的局限》是一份讲演稿，后来寄赠给了清华的一位同学：
理工科的学生容易产生一个误解，以为文科不属于科学的范畴。然而从其历史的源流与所秉持的精神来看，文理科本属一宗，只是人性为了理解世界与自我而显现为不同方式。文理的分划显得过于粗糙，文科可分为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理科又可分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作为人性中因对自身发问而生的人文科学，其研究的程度和算计的方式表明它确属于科学，并且因其引领人对人性的整体进行思考而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科学并非万能，人的存在也并非完全理性，在全面复归人性的道路上，现代艺术以其特殊的干预方式显示出独特的价值所在。
朱老师的后几封信，尤其是《关于科学的局限》这一封，显示出他写作的指归：在经历严格的科学方法的规范后，思想就有可能健全地展开。一个理性而又具备不断反省能力的人，他在抬头仰望星空或反观自身时，也许一种宁静而幸福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陈亮)
在这封信里我不仅理解了科学的局限，也更多地了解了科学本身。科学作为人类理性发展的产物，是人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剖析自己就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理性来解决。我们的目标是到达幸福的彼岸，但却不能确定渡舟在哪里。这也是我所面临的问题。“不断地反省和发问”确实是一条达到“独立与自由”的途径，也许只有通过人性不断的完善，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张昱琪)
第19封信是朱老师当选为最受学生爱戴的老师而对自我的反省，并以此答谢北京大学广大同学的盛情。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哪个年代都会有，我不愿随波逐流，又害怕被时代所遗弃，于是只有惘然。
朱老师给了我一种解答，一种心灵丰富的健康生活的可能，一种现代人的处世自立：固守该固守的，超然该超然的。“上帝死了”。我们无法再在什么信仰中获得庇护(现代人所获得的自由及其代价)。我们也许只有在理性的基础上树立一个现代人的行为底线，再依靠个人的努力争取到自身內心的安宁。后来觉得朱老师教什么课程无关紧要，从朱老师的“自我检讨”中得到启发才是关键。(卓佳旻)
我们都觉得，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朱青生老师这19封信是一件可喜的事，因为这是一个机会，让更多有志投身学术的年轻人在起步时就意识到学术中科学规范的重要性。朱老师经常强调做学问要科学、严谨，只有有意识地运用学术方法与规范才能使科学学术成为可能，进而构造人类的理性精神。他自己是这样做的，同时也不忘教导学生科学地读书、思考、提问、写作等，而这一点却是我们不少年轻学生所缺少的。也许我们有天马行空般的思维能力，但我们却不懂得接受规则的制约，而且由于很少能接受完整的科学训练，引发了许多无谓的争论、说辞，浪费了时间、精力和心智，甚至连真正的问题都提不出来!一位编辑非常恰当地概括了我们的意愿：
我要将一百本书送给学友，因为觉得它提供的方法和观念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可信服的、最具创见的文字。我但愿他们比我提前认识到这种缜密、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坦荡、独立、理性的知识人格，从而能够在纷繁浮躁中找到明晰的学问、人生之路。这也是我对自己的期望。(陈蔚)
2001年4月19日
朱青生把他的“科学、理性”的大学理想细化为点滴的规矩、日常的范例，然后口传心授，把心得告诉来听课的、来电话、来家里作客的学生；具体问题具体回答，把它们写成信寄给苦恼的提问者；再然后，这信这实用亲切的文字开始在学生间流传；最终，四年后，它们被有心人搜集整理出来，面向了更多的“在追求科学、理性的大学路上摸索的人”。
——《南风窗》
1.大学的意义和方法
科学凭借什么不受个人或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而起保证作用？或者它以什么保证它自己？只有一点，就是根植于人的理性的方法，这个方法不在于人们是否应该对它选择、取舍或沿革。方法就是科学的显现，方法就是理性的展示，人别无选择。在大学的结构中每个参与者都是“无我”的脑力劳动者。千秋万代，遵从方法，个体的思维和科学的运作共同营造着人类的理性。理性和科学是自古以来，特别是自有大学以来人类共同收获的，或者说是逐步发现并按其合理的性质构造的，所以，它是人性的显现，任何个人和任何环境不能改变人性，至多只会影响其展现的幅度和美丽的程度。
人性并不都是理性，理性之外亦有需要传授者。人们针对信仰的追求，建立了佛、神学院；人们针对感性的培养，建立了艺术院校；人们为了政权的保证，建立了党团院校；人们为了社会的发展，建立了职业技术院校。从培养读算能力的小学基础教育到中等专业技术的培训，到高等技术的研习，到高级管理领袖的培训，再到国家工程技术院院士的设立，事关国计民生，各个国家和集团竞相投入。因为学业关系到个人的今后的财产和社会地位，所以学生把学业的重点投放其上，并根据自我的条件和社会需要，在家长的协助下计算出最佳的路径。这是自然之势，无可非议。大学也辟出巨大的精力去配合其势，益发喧嚣。
你们选择了广告学作为大学的学习专业，北京大学艺术学系以广告学专业作为本科的第一专业，都是因势而生的结果。但是，当你们进入大学之后，才开始发现大学的意义并不是单纯的职业训练，甚至许多课程与基本技能的培养没有什么关系。大学要求它的学生——理性与科学系统的新的参与者做许多“无用”的学习。这时，对你们的心智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测试。你是一个劳心者——自觉的知识分子/学者，还是一个劳力者——权力和金钱的执着占有人，或者是第三种，占有权力和金钱的自觉的学者。答案表面很简单，但事实上回答和实行一个答案都是对心智的长期磨难。我希望你们成为一个完整的成功者。作为一个大学的教师，我提请你们注意，即使今后你们不会在大学中专门为了促进和维护人类的理性的发展而工作，甚至即使你们今后因为职业和事业的必要而做出阻碍或者损害理性的事情（比如从事政治活动和商战），也并不意味着你们在大学期间就可以轻视科学基本方法的训练，就可以忽视相关人类本性的研究而非关具体的技术操作的课程，因为，人性要求自我发展。
……最后，你们会认为我本人不是一个人生的榜样，作为一个教师没有身体力行，以实现个人在社会上现实的价值，而是非常明显地对权力和金钱迟钝，并有有意回避之嫌。我想向你们说明，这正是我现有的职务决定的。在大学里执教，就是科学运行的操作者，和同行及学生一起，从专业的角度，遵循科学的方法，为人类理性的保证——大学活动而劳动。社会地位的高低同我的思想程度的高低毫无关系，收入的多寡同我学术工作价值的多寡毫无关系。今天，我踞此教席，我的职守与一个社会上完整的成功者的标准也没有什么关系。也许有一天我会离席而去，正是因为我还在这个席位之上，由于大学作为科学的保证的性质，所以你们才收到这样一封信。这封信不是出自于我一时之意见，而是出自大学中的一个职守的理性的要求。
2.关于科学阅读
科学阅读是读书的方法之一。但与一般的读书不同，它以拾取专业信息为唯一单纯目标，并且要求用最经济简便的方法实现这个目标，同时还要求不仅正确，而且完整地获得该阅览对象的有效专业信息。
3.关于思考阅读
科学本身即所谓“记问之学”，是技术进步和人类文明发达的基础，所以科学是现代大学的根本目标。但是科学之外，还有思想。四书《大学》中的“格物致知”之后的“诚心”就分为两路，一路成为思想而导致宗教和道德，一路成为社会科学，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广告学实践目标。（而社会科学本身又因其科学的目标重新归复到格物致知的境地。）思考阅读是介于科学与思想之间的一种精神活动。一旦进入沉思，就脱离科学了。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成为人类最大的信仰，算计理性（理性I）成为人性首要成分。在中国，无疑北京大学的建立和存在就是这种人性成分的象征。但是科学精神只是理性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第二个部分就是思想。并不是我们在大学教育中要求教师和学生思想，而是无法阻止教师、学生去思想。因此，虽然大学是作为科学的本营而设立和运作，但现代的思想亦多酝酿于大学。
……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