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157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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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金编*的《杜马岛》显然是有自传性质的……大多数读者会记得一九九九年缅因高速公路上令金差点送命的那场车祸和作家久久无法痊愈的身心创伤。在这本书里，斯蒂务·金借弗里曼特之口叙述他自己的伤痛与复原，同时也对艺术的力量和局限进行了思索。
内容简介
一场车祸夺去了建筑承包商埃德加·弗里曼特的右胳膊，彻底打乱了他富裕而幸福的生活，面对肉体的痛苦和妻子的背离，埃德加几近崩溃。他的心理医生建议地理疗法，远离事故发生地，用喜欢做的事情来进行心理疗伤。于是，埃德加来到了杜马岛，重拾童年时的爱好——绘画。伴着墨西哥湾的沙滩和潮涌，他如痴如醉地画着。渐渐地，他发现自己的画笔仿佛生出了魔力，既可带来生命也能带来死亡，同时，杜马岛埋藏多年的秘密也呼之欲出，叩响了他的门扉……爱之坚韧，灵感之危险，记忆之诡谲，汇聚在这本如夕阳般色彩绚烂、流沙般难以抽离的《杜马岛》。本书由斯蒂芬·金编*的。
在线试读
一我的上辈子1我的名字是埃德加·弗里曼特，曾经是建筑承包业界的大人物。那是在明尼苏达州，在我的上辈子里。我是从怀尔曼那儿学到“上辈子”之说的。我很想把怀尔曼的事儿告诉你，但还是让我们先了解明尼苏达州的那部分吧。
要说的是：我的光辉历程走的是堂堂正正的美国男子汉之路。先进了一家公司站稳了脚跟，等到节节攀升到了头，我就辞职了，开始自己创业。离开那家公司时，老板嘲笑我，说我不出一年就会破产。我猜想，每当有精明强干的年轻员工自立门户时，大多数老板都会这么说。
我呢，万事顺利。当明尼阿波利斯的圣保罗一带繁荣起来时，弗里曼特公司也兴旺发达了。时局萧条时，我从不逞强，一向谨慎从事。但我确实会在直觉上押宝，大多数时候，直觉都会帮到我。到了五十岁时，我和帕姆的身家值四千万美元。而且，我俩感情甚笃，多年不渝。我们有两个女儿，等我们的黄金岁月到头时，伊瑟在布朗大学，梅琳达在法国教书，那是她身为外国交换生的一个兼职。出事的时候，我和太太正计划去法国看看她。
我在某处施工现场遭遇了意外。事情倒是很简单：敞篷小货车和十二层楼高的起重机亲密接触时，输的永远是小货车，哪怕是会铃声大作的道奇公羊也没辙。我的右侧颅骨仅是开裂之伤。左侧狠狠撞上公羊的车门支柱，导致三处骨折。也可能是五处。我的记忆力比伤后好多了，但相比于受伤之前仍有天壤之别。
医生说，我受到的脑损伤叫做“对冲伤”，通常会比冲击伤带来更深远的伤害。我的肋骨断了，右臀粉碎性骨折，虽说右眼的七成视力保住了（要是天气好，还能看得更清楚），却永远失去了右臂。
我本会送命的，但我活了下来。理论上，对冲伤会引发精神性损伤症状，一开始确实是，但慢慢消退了。差不多算消退了。等我的精神有所好转时，太太却走了，那可不是差不多，而是完完全全地走了。我们结婚有整整二十五年，但你也知道常言说：天有不测风云。我想，那也不要紧，走了就走了吧，了结就了结吧。有时候，完结是好事情。
我所说的精神性损伤是指一开始认不出别人是谁——甚至不认得我太太——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会那么疼。现在，四年后的我已记不得那种疼痛的实感了。我知道自己在忍、在熬，那是能把人撕裂、把人疼死的痛，但现在说来好像只需动动口舌。当时的痛可不是口头说说的。当时就像身处地狱，却不明白自己怎么会下了地狱。
你先是怕死，然后怕自己死不掉。这是怀尔曼说的，他一定是知道的；曾身处地狱的他很有发言权。
每时每刻，每一处都在疼。脑袋里好像总有钟在敲，敲得我头痛欲裂；全世界的钟表行好像开在我的脑壳里，并永远关在漆黑深夜里。由于我的右眼被撞伤了，只能透过一层血膜看世界，而我几乎不知道身在阴阳何界。所有东西都没了名字。我记得有那么一天，帕姆在房间里——我还在病房里——她站在我的床边。我气急败坏，因为她本该站在另一边，另一边有个像板条的东西，可以把屁股蛋子放上去。
“搬个朋友来，”我说，“坐在朋友上。”“埃德加，你这是什么意思？”她问。
“朋友啊，就是伙计呗！”我大喊，“把他妈的伙计拿过来，你臭婊子！”头痛得能直接把我干掉，而她哭了起来。我讨厌她哭哭啼啼的。她根本没理由哭，她又不是关在笼子里的倒霉鬼，她又不需要隔着模糊的血红色看世界。笼子里的猴子不是她。接着，我的火气蹿上来了。“把小伙子拿过来，病倒！”我在乱成一团的脑瓜里找不到椅子，朋友①算是挨近的一个词儿了。
我无时无刻不在发火。照顾我的有两个老护士，我称其为“老菜皮一号”和“老菜皮二号”，好像她们都是色情片《苏斯大夫》里的角色。还有个志愿者担当护士助理，我叫她“菱形尿不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但这昵称同样有性联想。至少，我有。等我有点儿力气了，就开始攻击别人。有两次，我企图刺伤帕姆，其中有一次得手，尽管用的只是一把塑料餐刀，但她的小臂上还是要缝几针。还有好几次，他们必须把我捆牢在床上。
关于我的上辈子，我记得清楚的是：在昂贵的康复病房里快待足一个月时，有天下午很燥热，昂贵的空调机坏掉了，我被捆在床上，电视里在放肥皂剧，脑袋里有成千上万只午夜大钟在敲，右侧身体疼得火烧火燎，消失不见的右臂痒得很，消失不见的右手手指在抽搐，复方羟氢可待因止痛剂隔一阵子要停用一会儿（我不知道是多久，计算时间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一个护士从血红视野里浮上来，又一个凑到笼子前看猴子的生物，她说：“你想现在见你太太吗？”我答：“除非她带把枪来崩了我。”你不会相信那种蚀骨的痛会消退，但它真的会。
接着，他们把你运送回家，再用肌体复原的那套把戏制造的痛苦代替原先的疼痛。血红色开始从我的视野淡化。有个专攻催眠疗法的心理学家向我露了两手，教我如何处置幻觉中的疼痛、痒死人的失去的右臂。
那就是卡曼。也是卡曼给我带来了瑞芭。当我跌跌撞撞走出上辈子、走进我现在居住的杜马岛时，我只带了寥寥可数的家当，瑞芭就是其一。
卡曼医生说：“在制怒心理疗程中，这是不允许的。”其实，我怀疑他在此事上说了谎，只是为了让瑞芭对我更有吸引力。他告诉我，我必须给她一个充满恨意的名字，于是，虽然她长得酷似露西·里卡多，但我想起了小时候只要看到我没把胡萝卜吃光就拧我手指头的瑞芭姑妈。拥有她还不到两天工夫，我就把这名字忘了。我只能想起男孩的名字，每一个都会让我更愤怒：兰道尔，罗素，鲁道夫，他妈的凤凰河。P2－4
要说的是：我的光辉历程走的是堂堂正正的美国男子汉之路。先进了一家公司站稳了脚跟，等到节节攀升到了头，我就辞职了，开始自己创业。离开那家公司时，老板嘲笑我，说我不出一年就会破产。我猜想，每当有精明强干的年轻员工自立门户时，大多数老板都会这么说。
我呢，万事顺利。当明尼阿波利斯的圣保罗一带繁荣起来时，弗里曼特公司也兴旺发达了。时局萧条时，我从不逞强，一向谨慎从事。但我确实会在直觉上押宝，大多数时候，直觉都会帮到我。到了五十岁时，我和帕姆的身家值四千万美元。而且，我俩感情甚笃，多年不渝。我们有两个女儿，等我们的黄金岁月到头时，伊瑟在布朗大学，梅琳达在法国教书，那是她身为外国交换生的一个兼职。出事的时候，我和太太正计划去法国看看她。
我在某处施工现场遭遇了意外。事情倒是很简单：敞篷小货车和十二层楼高的起重机亲密接触时，输的永远是小货车，哪怕是会铃声大作的道奇公羊也没辙。我的右侧颅骨仅是开裂之伤。左侧狠狠撞上公羊的车门支柱，导致三处骨折。也可能是五处。我的记忆力比伤后好多了，但相比于受伤之前仍有天壤之别。
医生说，我受到的脑损伤叫做“对冲伤”，通常会比冲击伤带来更深远的伤害。我的肋骨断了，右臀粉碎性骨折，虽说右眼的七成视力保住了（要是天气好，还能看得更清楚），却永远失去了右臂。
我本会送命的，但我活了下来。理论上，对冲伤会引发精神性损伤症状，一开始确实是，但慢慢消退了。差不多算消退了。等我的精神有所好转时，太太却走了，那可不是差不多，而是完完全全地走了。我们结婚有整整二十五年，但你也知道常言说：天有不测风云。我想，那也不要紧，走了就走了吧，了结就了结吧。有时候，完结是好事情。
我所说的精神性损伤是指一开始认不出别人是谁——甚至不认得我太太——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会那么疼。现在，四年后的我已记不得那种疼痛的实感了。我知道自己在忍、在熬，那是能把人撕裂、把人疼死的痛，但现在说来好像只需动动口舌。当时的痛可不是口头说说的。当时就像身处地狱，却不明白自己怎么会下了地狱。
你先是怕死，然后怕自己死不掉。这是怀尔曼说的，他一定是知道的；曾身处地狱的他很有发言权。
每时每刻，每一处都在疼。脑袋里好像总有钟在敲，敲得我头痛欲裂；全世界的钟表行好像开在我的脑壳里，并永远关在漆黑深夜里。由于我的右眼被撞伤了，只能透过一层血膜看世界，而我几乎不知道身在阴阳何界。所有东西都没了名字。我记得有那么一天，帕姆在房间里——我还在病房里——她站在我的床边。我气急败坏，因为她本该站在另一边，另一边有个像板条的东西，可以把屁股蛋子放上去。
“搬个朋友来，”我说，“坐在朋友上。”“埃德加，你这是什么意思？”她问。
“朋友啊，就是伙计呗！”我大喊，“把他妈的伙计拿过来，你臭婊子！”头痛得能直接把我干掉，而她哭了起来。我讨厌她哭哭啼啼的。她根本没理由哭，她又不是关在笼子里的倒霉鬼，她又不需要隔着模糊的血红色看世界。笼子里的猴子不是她。接着，我的火气蹿上来了。“把小伙子拿过来，病倒！”我在乱成一团的脑瓜里找不到椅子，朋友①算是挨近的一个词儿了。
我无时无刻不在发火。照顾我的有两个老护士，我称其为“老菜皮一号”和“老菜皮二号”，好像她们都是色情片《苏斯大夫》里的角色。还有个志愿者担当护士助理，我叫她“菱形尿不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但这昵称同样有性联想。至少，我有。等我有点儿力气了，就开始攻击别人。有两次，我企图刺伤帕姆，其中有一次得手，尽管用的只是一把塑料餐刀，但她的小臂上还是要缝几针。还有好几次，他们必须把我捆牢在床上。
关于我的上辈子，我记得清楚的是：在昂贵的康复病房里快待足一个月时，有天下午很燥热，昂贵的空调机坏掉了，我被捆在床上，电视里在放肥皂剧，脑袋里有成千上万只午夜大钟在敲，右侧身体疼得火烧火燎，消失不见的右臂痒得很，消失不见的右手手指在抽搐，复方羟氢可待因止痛剂隔一阵子要停用一会儿（我不知道是多久，计算时间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一个护士从血红视野里浮上来，又一个凑到笼子前看猴子的生物，她说：“你想现在见你太太吗？”我答：“除非她带把枪来崩了我。”你不会相信那种蚀骨的痛会消退，但它真的会。
接着，他们把你运送回家，再用肌体复原的那套把戏制造的痛苦代替原先的疼痛。血红色开始从我的视野淡化。有个专攻催眠疗法的心理学家向我露了两手，教我如何处置幻觉中的疼痛、痒死人的失去的右臂。
那就是卡曼。也是卡曼给我带来了瑞芭。当我跌跌撞撞走出上辈子、走进我现在居住的杜马岛时，我只带了寥寥可数的家当，瑞芭就是其一。
卡曼医生说：“在制怒心理疗程中，这是不允许的。”其实，我怀疑他在此事上说了谎，只是为了让瑞芭对我更有吸引力。他告诉我，我必须给她一个充满恨意的名字，于是，虽然她长得酷似露西·里卡多，但我想起了小时候只要看到我没把胡萝卜吃光就拧我手指头的瑞芭姑妈。拥有她还不到两天工夫，我就把这名字忘了。我只能想起男孩的名字，每一个都会让我更愤怒：兰道尔，罗素，鲁道夫，他妈的凤凰河。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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