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1105827
《酉阳杂俎》是一部上承六朝，下启宋、明以及清初志怪小说的重要著作，其内容远远超出了志怪的题材，有自然现象、文籍典故、社会民情、地产资源、草木虫鱼、方技医药、佛家故事、中外文化、物产交流等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酉阳杂俎校笺》运用本校、他校、理校和笺证的方法，广征博考，整理者查出了大量《酉阳杂俎》记载的怪僻内容的出典并做了允当的解释；通过查找同源的史料，解决了大量版本校勘无法解决的《酉阳杂俎》的文字错讹的问题。以上工作，不仅便于阅读利用《酉阳杂俎》，而且为学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凡例
酉阳杂俎序
前集卷一
忠志 礼异 天咫
前集卷二
玉格 壶史
前集卷三
贝编
前集卷四
境异 喜兆 祸兆 物革
前集卷五
诡习 恠术
前集卷六
艺绝 器奇 乐
前集卷七
酒食 医
前集卷八
黥 雷 梦
前集卷九
事感 盗侠
前集卷十
物异
前集卷十一
广知
前集卷十二
语资
前集卷十三
冥迹 尸穸
前集卷十四
诺皐记上
前集卷十五
诺皐记下
前集卷十六
广动植之一
总叙 羽篇 毛篇
前集卷十七
广动植之二
鳞介篇 虫篇
前集卷十八
广动植之三
木篇
前集卷十九
广动植之四
草篇
前集卷二十
肉攫部
续集卷一
支诺皐上
续集卷二
支诺皐中
续集卷三
支诺皐下
续集卷四
贬误
续集卷五
寺塔记上
续集卷六
寺塔记下
续集卷七
金刚经鸠异
续集卷八
支动
续集卷九
支植上
续集卷十
支植下
酉阳杂俎辑佚
附録
一、书目著录
二、版本序跋
三、传记资料
本书主要引用书目
序 言
《酉阳杂俎》是一部奇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于小说家类，《四库全书》列在小说家的琐语之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把“杂俎”作为小说的一个类型。其实它按类分篇，像是《淮南子》、《博物志》的体例，循《隋书·经籍志》的成例列入杂家可能更适当一些。从其内容看，天文地理，道经释典，怪力乱神，草木虫鱼，无所不包，又像是一种类书。段成式知识渊博，兴趣广泛，他收集了各方面的资料，编成一部百科辞典式的小类书，但以“怪”和“戏”为专题。他自序说：“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因此我们还是名从主人，把它视为志怪小说中的一个特殊类型。
《酉阳杂俎》的篇名也很怪，如纪道术的称《壶史》，抄释典的称《贝编》，述丧葬的称《尸穸》，志怪异的称《诺皋记》，都需要加以考证解释。书中收集了不少国内外各民族的物产和民俗，引用的专名术语，更是五花八门，新奇古怪，难以索解。因此很需要有个注本。然而注释谈何容易，前人都说注书比著书难，如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五《注书难》说：“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陆游在《施司谏注东坡诗序》中曾说“若东坡先生之诗，则援据闳博，指趣深远”，因而一再说自己不能为东坡诗作注，似乎对施宿父子注的苏诗，也还不无遗憾。（《渭南文集》卷十五）所以有些很重要的书没有人敢注，不愿意做这种费力而不讨好的事。《酉阳杂俎》就是这样的一部书。
《酉阳杂俎》的版本并不多，大体上可分为二十卷和三十卷两种，而三十卷本又有三种常见的版本，差异不多。版本对校的工作，方南生先生的校本已经把重要的异文都校出来了。但底本就存在缺误，有许多问题无法解决，或者说有些问题还没有发现，不是对校法所能解决的。
许逸民兄多年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勤于探索，善于积累，勇于创新，敢于迎难而上，继校注《徐陵集》、《金楼子》之后，再接再厉，又向《酉阳杂俎》这个堡垒进攻。经过多年的琢磨，雪纂风钞，日积月累，终于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果。他继承古人注史的传统，广征博考，引录典籍原文，不厌其详，用校勘和笺证相结合的方法，对《酉阳杂俎》这部奇书作了一次综合的治理。
例如对人名的核实，卷一“玄宗禁中常称阿瞒”条，记寿安公主“遂令苏发尚之”，原作“遂令苏澄尚之”，今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和《唐语林》卷四《贤媛》改正了，并以本书续集卷四载有“医官苏澄”事作反证，说明原书致误之由。这就是用校勘和考证相结合的笺注。
顺便可以提一下，由于这条记事的解读，也解决了《新唐书·诸帝公主传》的句读问题。点校本《新唐书》这段文字原作：“代宗以广平王入谒，帝字呼主曰：‘汝后可与名王在灵州请封。’下嫁苏发。”其实是误读了，“王在灵州，请封”六字显然应在引号之外，观本书自明。
又如卷十四“河伯”条，“一名冯修”，“修”原作“循”，今据《史记正义》和《文选》李善注改正了。卷十五《广动植》序，“滕修”原作“滕循”，滕修，《晋书》有传，在《三国志》中曾三见其名，《北户录》中亦载其事，今即据以改正。同条“蔡谟”原作“蔡谋”，亦据《晋书》本传加以改正。
至于文字的缺误，补正的地方很多，都是依据他校才能发现的。例如卷二里许多地方都用《真诰》和《抱朴子》作他校，改正了不少错字。卷十四“《太真科经》说有鬼仙”条，“食不祥”原无“不”字，“伯奇”原作“伯琦”，现在都据《续汉书·礼仪志》、《新唐书·礼仪志》校笺改正了。
又如卷一“代宗即位日”条，有楚州尼真如进八宝的记载，是一篇流传极广的故事，但异文繁富复杂。其早的记载可能是杜确的《楚宝传》（见《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典故类），可惜原文不存，校笺引用《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文献通考》、《玉海》及《太平广记》引《杜阳杂编》等书作旁证，在注释中进行了他校和理校，补正了好几处缺文，把原来读不通的地方读通了。这就是一般版本对校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如卷十六《广动植·总叙》有一句“壶楼为杜宇项”，我们初读时总认为“杜宇”就是杜鹃鸟或指传说中的蜀王，只是“项”字还有些费解。但《类说》引作“杜预项”，《海录碎事》引作“杜预颈”，就引起了整理者注意。校笺中查证了王隐《晋书》和房玄龄等《晋书》的杜预传，才明白杜预确有病瘿的故事，据《晋书·杜预传》说：“吴人知预病瘿，惮其智计，以瓠系狗颈示之。每大树似瘿，辄斫使白，题曰‘杜预颈’。”经过了这样的他校和笺注，我们就恍然大悟了。
《酉阳杂俎》有许多异文，除了传钞时期大概就有不同的版本，还可能是前人“活校”的结果。古籍校勘曾有人分为“死校”和“活校”两类，前人对活校的做法曾有一些不无偏激的话，如段玉裁《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说：“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王念孙在《读淮南子杂志书后》中说：“推其致误之由则传写讹脱者半，冯意妄改者亦半也。”顾广圻在《书文苑英华辨证后》中也说：“予性素好铅椠，从事稍久，始悟书籍之误，实由于校。”我们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教训，在重印古籍时充分运用了四种校勘法，并力求找出两重证据的旁证，进行综合性的治理，再严格遵守改字出校记的原则，避免了“冯意妄改”的弊病，后再加以审慎的标点，所以一般不限于版本校勘而称之为“古籍整理”。《酉阳杂俎》的校笺就体现了我们今天古籍整理的努力方向。
辑佚是校勘的延伸。本书从各种典籍里搜罗佚文，不遗余力，共得若干条，较前人已辑的又有新的收获。校笺本把《类说》卷六所收的《庐陵官下记》合并入《酉阳杂俎》，也是有根据的。因为《类说》所引六条《庐陵官下记》，他书都曾引作《酉阳杂俎》。涵芬楼本《说郛》卷三十六所引《酉阳杂俎》的佚文，只有《桦香》一条未见于今本。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段太常语录后》，谓即《庐陵官下记》上篇，而涵本《说郛》所收《酉阳杂俎》却有《语录》篇，也疑与《段太常语录》相关。再看《语资》篇中所说曾有《破虱录》之作，似可说明段成式在著述时曾有多种初稿，可能早有几种小书问世，终先后结集为《酉阳杂俎》正集和续集流传。现在汇为一编，加以校笺，对硏究段成式的所有著作非常便利，我就从中得到了许多新的知识，并学习了综合整理的方法。
当然，由于《酉阳杂俎》是一部会集诸书的丛钞，并非照录某一种书的原文，更不注明出处，很难确定它的史源是那一本书。所以校笺也只能是按理校的办法，综合利用各方面的文献数据加以整理，作出自己的按断，尽可能地恢复原貌，使读者易于读通。这也许可以说是在四种校勘法之外，加上考证笺注的古籍综合整理法。陈垣先生说：“（理校法）故妙者此法，危险者亦此法。”本书许多地方运用了理校法，但举出不少旁证，在校记中说明了依据，即使不是段成式的原文，也不难恢复底本的原貌。所以其危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逸民兄把校笺稿让我先睹为快，并虚心征求意见，委托我写一篇序言。我和他是古籍整理出版的同事、同志、同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欣喜之余，也乐于把一些读后感写成札记，为读者作一次向导。至于校笺的具体做法及操作过程，则请读者先读他的《凡例》和《前言》，必有更多的收益。
程毅中
二〇一三年二月
前 言
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四库全书总目着録于子部小说家类琐语之属。何谓小说家类？何谓琐语之属？四库总目类序如是说：「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则小说兴于武帝时矣。故伊尹说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托』也。然屈原天问，杂陈神怪，多莫知所出，意即小说家言。而汉志所载青史子五十七篇，贾谊新书保傅篇中先引之，则其来已久，特盛于虞初耳。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録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卷一四○小说家类序）至于酉阳杂俎一书，其提要则说：「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闻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同上书卷一四二）以四库之「子部小说家」定义律之，酉阳杂俎入于此类，亦不失为得其要领。
及于现代，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当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其书篇史家对于小说之着録及讨论，先撮録四库总目小说家类序，然后加以辨析：「右三派者，校以胡应麟之所分，实止两类，前一即杂録，后二即志怪，第析叙事有条贯者为异闻，钞録细碎者为琐语而已」，「于是小说之志怪类中又杂入本非依托之史，而史部遂不容多含传说之书。」又其书第十篇唐之传奇及杂俎亦说：「（酉阳杂俎）或録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动植，弥不毕载，以类相从，有如类书，虽源出于张华博物志，而在唐时，则犹之独创之作矣。」因此，在唐人小说志怪、传奇诸体之外，鲁迅又为酉阳杂俎独辟「杂俎」一体。十数年前，程毅中先生有唐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三年版）问世，其中论及酉阳杂俎则说：「我们今天以近代的小说观来衡量，注重于文学性较强的作品，自然应该以志怪、传奇为主，但对于小说化的杂史、杂传之类，也不能不尊重中国小说史的传统，给予适当的地位。因为有些杂史笔记与志人小说十分相近，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体。有些小说很难区分志怪还是传奇，也许可以说是兼备二体。至于像酉阳杂俎这样的作品，更是兼备了小说的各体，祇能称之为『杂俎』。」（八页）又说：「段成式写的是志怪小说，但也有意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酉阳杂俎不仅记述了一些佛教故事，还保存了不少有关天象、矿藏和动物、植物的科技史料，而且还引述了一些兄弟民族和异域的传说」，「酉阳杂俎内容很杂，其中祇有一部分可以算作小说。」（第二四七—二四九页）程先生的研究结论与鲁迅一脉相承，且有崭新的拓展。
依据上述小说史研究的思路，特别是程毅中先生唐代小说史所提出的诸多新观念，我以为时至今日，对酉阳杂俎一书的撰着方式和学术属性，皆应作出新的认识。就其学术属性来说，即使依旧遵循四库全书总目的类目区分，将酉阳杂俎仍然留在子部小说家类，那也不宜再混同于述异记、清异録、谐史、古今谚等单一缀辑琐语，无关宏旨之作，而应该独设一个兼备小说诸体的「杂俎」属类。而若就酉阳杂俎有关历史、地理、动植、矿产以及中外交通史的主体成分来说，则改易其原属门类，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具体来说，我以为酉阳杂俎脱离小说家类，改入子部杂家类，方称允当。按四库全书总目杂家类序云：「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也。变而得宜，于例为善。今从其说，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类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凡六类。」如今考察酉阳杂俎的主体部分，「旁究物理」的条目固然所在多有，而「类辑旧文」的条目亦复不少，不正近于杂家类「杂品」、「杂纂」之属乎？现在中华书局拟将酉阳杂俎一书重新定位，视之为史料笔记之属，凸显其广见闻、资考证之价值，谅不为无说也。
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八○三？—八六三），字柯古，祖籍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北，据元和姓纂卷九、金石録卷二三唐段志玄碑），自称东牟（今山东牟平）人（见本书续集卷五寺塔记序）。其六世祖（据岑仲勉说）名志玄（五九八—六四二），官至右卫大将军，封褒国公，陪葬昭陵，名列凌烟阁，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其父文昌（七七三—八三五），字墨卿，穆宗朝尝为宰相，文宗朝则以使相历镇淮南、荆南、西川，封邹平郡公。志玄、文昌于两唐书并有传。由此可见，段氏在唐朝可谓名门望族，虽说自五世祖以下，稍见式微，但至其父辈已然重振，家道裕余，颇富藏书，此种非同常人的出身背景，为段成式的一生经历与撰述奠定了非同凡响的基调。
在两唐书中，段成式仅有不足百字的小传，附见于段文昌传后。所记仕履简而又简，且不言生卒年寿。今能据以确定其卒年者，唯唐尉迟枢南楚新闻有如下记载：「太常卿段成式，相国文昌子也。与举子温庭筠亲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太平广记卷三五一「段成式」条引）段成式卒于咸通四年（八六三）由是可得而定，惜无寿数，生年仍不可知。按宋洪迈万首唐人絶句卷四四载段成式送僧诗二首，其一云：「形神不灭论初成，爱马乘闲入帝京。四十三年虚过了，方知僧里有唐生。」（又见全唐诗卷五八四）据考，此诗当作于会昌六年（八四六）武宗死后。上年武宗毁佛，而宣宗于六年三月即位后，反其道而行之，敕令恢复寺院，故成式送僧入京，感慨「方知僧里有唐生」。此处明显借用史记蔡泽传典故，不过「四十三年」似一语双关，也可能是成式自叹流年之词。若以此上溯四十三年，则为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八○三），这或许就是成式之生年。本书续集卷七金刚经鸠异中说：「贞元十七年，先君自荆入蜀，应韦南康辟命。」则成式出生于今四川成都，也应无所疑义。
段成式的前半生，未见有登第释褐之事，大抵随父宦所迁徙，主要往来于京、蜀之间。乃父死后，始以荫入官。其一生仕履约略如下：元和二年（八○七），李吉甫拜相，文昌受其奖擢，入京为官，成式亦随之居京（今陕西西安）。（本书前集卷一七虫篇：「元和中，成式假居在长兴里。」）十五年，文昌拜相。长庆元年（八二一），文昌上表请退，诏授西川节度使，成式又随之入蜀（今四川成都）。（新唐书本传：「侍父于蜀，以畋猎自放。」）四年，敬宗即位，文昌入为刑部尚书，转兵部，成式第二次随父进京。（本书前集卷一六羽篇：「宝历中，国子四门助教史迥语成式。」）太和元年（八二七），文昌出为淮南节度使，成式亦离京赴润州（今江苏镇江），从事李德裕浙西幕府，不久又转至其父宦所扬州（今属江苏）。（本书续集卷四贬误：「予太和初，从事浙西赞皇公幕中。」又续集卷七金刚经鸠异：「太和二年，于扬州僧栖简处听平消御注一遍。」）四年，文昌移镇荆南（治所在今湖北荆州），成式亦随父往。（本书前集卷六艺絶：「成式尝于荆州藏钩。」又续集卷七金刚经鸠异：「（太和）六年，于荆州僧靖奢处听大云疏一遍。」）六年，文昌复为剑南西川节度，成式再次入蜀。九年，文昌卒，成式回归长安私第。（本书前集卷一九草篇：「开成元年（八三六）春，成式修行里私第书斋前，有枯紫荆数枝蠹折，因伐之。」又续集卷七金刚经鸠异：「开成元年，于上都怀楚法师处听青龙疏一遍。」）
开成二年（八三七），段成式以父荫入官，为秘书省校书郎。（本书续集卷四贬误：「开成初，予职在集贤，颇获所未见书。」又金石粹编卷一○八段成式撰寂照和尚碑自署「宣德郎守秘书省著作郎充集贤殿修撰上柱国段成式纂」。又旧唐书本传：「以荫入官，为秘书省校书郎。」）会昌六年（八四六），职于京洛。（续集卷五寺塔记上：「武宗癸亥三年夏，予与张君希复善继同官秘丘、郑君符梦复连职仙署」，「后三年，予职于京洛。」）大中元年（八四七），以尚书郎出为吉州刺史。（本书续集卷五寺塔记上：「及刺安成，至大中七年归京，在外六甲子。」又新唐书本传：「擢累尚书郎，为吉州刺史。」）九年，为处州刺史。（全唐文卷七八七段成式好道庙记：「云郡之东南十五里，抵古祠曰好道」，「予大中九年到郡。」又新唐书地理志五：「（处州云郡丽水）东十里有恶溪，多水怪，宣宗时刺史段成式有善政，水怪潜去，民谓之好溪。」）十三年，寓居襄阳（今属湖北），与李商隐、温庭筠等游。（全唐文卷七八七段成式塑像记：「（大中）十三年秋，予闲居汉上。」又旧唐书本传：「解印，寓居襄阳。」又新唐书本传：「商隐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时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号『三十六体』。」）咸通元年（八六○），为江州刺史。（全唐诗卷五八四段成式寄温飞卿笺纸诗自注：「予在九江，造云蓝纸。」又旧唐书本传：「咸通初，出为江州刺史。」）四年，卒，年约六十，官终太常少卿。（太平广记卷三五一引南楚新闻：「太常卿段成式，相国文昌子也。与举子温庭筠亲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又新唐书本传：「终太常少卿。」）
从上述段成式的履历梗概中，可知其足迹曾及于今四川、陕西、河南、江苏、浙江、湖北等地，说他是一个见多识广、阅历丰富的人，恐非虚誉。不过此人究竟性情如何，才学如何，上述履历尚无法呈现，还需要具体事证给予状貌。好在唐、宋人笔记中不乏其轶事，兹摭举数端，以显其人之风采。
一、少好驰猎，放达好奇。
太平广记卷一九七「段成式」条引玉堂闲话云：
成式多禽荒，其父文昌尝患之。复以年长，不加面斥其过，而请从事言之。幕客遂同诣学院，具述丞相之旨，亦唯唯逊谢而已。翌日，复猎于郊原，鹰犬倍多。既而诸从事各送兔一双，其书中征引典故，无一事重迭者。从事辈愕然，多其晓其故实。
一事之成，必有其机缘巧合之处。记得在一九九九年末，承同事冀勤学长见告，学苑出版社拟编纂出版历代笔记小说小品选刊，酉阳杂俎亦得入选，此前已约王利器先生撰稿，不料王先生溘然仙逝，因此学苑拟请我来接手。我平日浏览所及，于子部「杂家类」和「小说家类」颇多留意，深知酉阳杂俎号称奇书，「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不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四库提要语），索解定非易事，但受好奇心驱使，当时竟应允一试。不久，学苑出版社编辑郭强先生便送达撰稿要求，求签合约，我也祇能勉力而为之。后来，酉阳杂俎注评约十五六万字，于二○○○年十月结稿，并于次年顺利出版。这就是我与酉阳杂俎结缘之始。
酉阳杂俎注评出版后，反响尚可，当时便有人劝我再接再厉，一举完成全书注释本。我虽曾心向往之，但斯时一则公私事冗，二则甫自注评中艰难脱身，余悸未消，实不敢贸然再试，注释全书一事遂不了了之。至二○○一年岁末，我年满退休，既得余暇，身心犹健，遂不免心生奢望，欲在未来数年，逐一了却平生治学所欠文债。先是重新整理出版列朝诗集繁体字本，继之在袁行霈先生主持下编纂中国文学作品选注四卷本，再往后便是完成徐陵集校笺和金楼子校笺。至二○○九年初，当金楼子校笺行将杀青时，遂将酉阳杂俎校笺一事提上日程。历经三年多时间，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直至二○一三年二月，酉阳杂俎校笺初稿始得告竣。
因为原先作过注评，对酉阳杂俎的诠释难度早有心理准备，但是一旦上手，其疑难犹如排山倒海，一涌而至，还是被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冷静下来一想，也是事出必然。以前虽则作注评，不过是普及性选本，遇到拦路虎可以一绕而过，不选就是了。而且其注释要求简明，少说为佳，并不会有意去触碰硬骨头，连解说也可以不交待依据。现在作校笺则大不同，一事不容回避，一处不可藏拙，愈是疑难，愈应解决。每解一事，还必须言之有物，言出有据，其间推敲之苦，爬梳之久，焦虑之深，偶得之喜，治学之士谅皆不难想知也。即令如此殚心竭力，倾尽腹笥，稿出来之后，犹心怀惴惴，唯恐强作解人，有诬先贤。
有疾须投医，于是决意向专家请益。我首先想到的是程毅中先生和吴玉贵先生，程先生曾是我工作上的领导，又是我学术生涯的领路人，毕生致力于古文献研究，尤精古体小说之道，有唐代小说史、宋元小说研究、古代小说史料漫话、古籍整理浅谈等多种专著问世。吴玉贵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专攻唐代社会史与文化史，著述丰赡，尤其是他所译美国学者爱德华谢弗的唐代的外来文明，不惟原作堪称旷世名作，吴译本也早已跻身名译之列，蜚声海内外。吴译本卷末附有多达二千余条注释，见功力，其间不少注释涉及酉阳杂俎，译者以其深湛史学造诣，多有勘正原著失误之处。
承蒙程毅中、吴玉贵二位先生不弃，慨允审读拙稿，匡谬指瑕，提出许多切要而中肯的修改意见，使我获益良多，得以在出书之前，及时改正讹误，修补罅漏，谨此向二位先生表示衷心感谢。尤令我亦喜亦泣者，程先生以耄耋之年，不吝赐序，对我鼓励之余，并深入阐释古籍他校与理校之关系，以及理校如何落到实处而不流于臆断，使晚学茅塞顿开，再度领略到学术前辈高屋建瓴的治学风范。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徐俊兄自始至终给予关注，并亲笔题签，使拙笺大为增色。同属「二十四史修订办」（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办公室）的张文强兄，则经常是我初稿的位读者，互相切磋，多所聆教。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在我问学路上有众多师友相助，实属三生有幸！当然，此时此刻特别应该感谢的，还是本书的责任编辑孙文颖女史。她收到稿子以后，一方面不惮烦劳，仔细复核所引证的数据，改正书稿明显之纰缪，同时又与外聘专家密切合作，为提高本书内在质量倾尽心力。我作为中华书局的编辑同仁，深知其默默工作之辛劳，亦深知其编辑工作在书稿出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谨此向孙文颖女史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忱。
许逸民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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