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概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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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包括笔译、口译、理论、通识和工具书五大系列，是国内**套专门针对MTI学生编写的专业教材，具有专业化、实践性、应用型的鲜明特色。整套教材以职业翻译技能训练为核心，以应用型翻译理论为指导，配合不同学科领域的专题训练，旨在完善学习者的翻译学科知识结构，有效提高学习者口、笔译实践能力。

本书为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专业必修课教材。
全书共十章，围绕与翻译息息相关的九个核心问题展开，旨在引导学习者全面认识翻译、理解翻译，对翻译基本理论问题有所了解，加深对翻译职业性质的认识，从而树立正确的翻译观，提高翻译技能。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线索清晰，简洁明了：围绕九大核心问题对有关翻译的各个重要方面展开思考与讨论，内容一目了然，便于学习者在较短时间内有效地掌握重点、把握难点；
全面系统，重点突出：对翻译问题的探讨步步深入，全面关照，内部与外部结合，宏观与微观兼顾，既涵盖不同视角，又突出重点问题；启发思考，注重实践：在内容编写与思考题设计上启发学习者对翻译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与探索，循序渐进地提高学习者的理论素养。
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全面认识翻译、理解翻译、对翻译所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有所了解，进而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功能、对翻译的评价以及多元文化语境下翻译的精神和使命有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刻的认识，树立正确的翻译观，提高翻译技能。

章 翻译概说
1.1 绕不过去的问题
1.2 问题之一：翻译是什么？
1.3 问题之二：翻译的是什么？
1.4 问题之三：翻译有何作用？
1.5 本教材编写思路
第二章 翻译是什么？
2.1 翻译的历史概述
2.2 翻译活动的丰富性
2.3 语言学视角下对翻译的认识
2.4 研究视角的多元整合
2.5 译学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2.6 翻译之特性
第三章 翻译是如何进行的？
3.1 狭义的翻译过程
3.2 理解活动的基本特征
3.3 广义的翻译过程
3.4 文本生命的拓展与延伸
第四章 翻译什么？
4.1 什么是意义？
4.2 对意义的确定性和客观性的重新审视
4.3 意义的分类
4.4 在交流中让意义再生
第五章 谁在翻译？
5.1 谁是翻译的主体？
5.2 译者身份的传统定位
5.3 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5.4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第六章 有什么因素影响翻译活动？
6.1 文化语境与社会因素
6.2 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
6.3 翻译动机与翻译观念
6.4 语言关系与翻译能力
第七章 翻译活动会遇到什么矛盾？
7.1 可译与不可译之矛盾
7.2 异与同之矛盾
7.3 形与神之矛盾
7.4 三对矛盾的关系
第八章 翻译有什么作用？
8.1 对“译何为”的理论思考
8.2 翻译的历史定位
8.3 文化视角下的翻译之“用”
8.4 翻译价值面面观
第九章 如何评价翻译？
9.1 翻译批评的本质
9.2 翻译批评的价值与功能
9.3 翻译批评的类型
9.4 翻译批评的主体
9.5 翻译批评的标准
9.6 翻译批评的原则
第十章 如何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认识翻译与研究翻译？
10.1 文化多样性与语言多元
10.2 多元文化语境下翻译的使命
10.3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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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外国人名中外文对照表
后记

第二章 翻译是什么？
　　当我们把“翻译”当作思考与研究的对象时，首先就会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翻译？或者换一种说法：翻译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提出具有双重的含义。首先是形而上的：翻译作为一种人类的活动，应该在哲学的意义上，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弄清楚它的存在本质：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活动？其次是形而下的：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它的具体活动形式到底是什么？人们力图翻译的是什么？若我们研究一下翻译历史，就会发现在某种意义上，翻译是什么与翻译什么往往被当作一个问题的两面加以探讨。
　　2.1　翻译的历史概述
　　2.1.1　中西翻译史概述
翻译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实践活动。在章，我们谈到法国翻译理论家米歇尔·巴拉尔根据西方学者的考证，认为有关口译活动的早记载可见于公元前两千多年上埃及埃利潘蒂尼岛古王国王子的石墓铭文。谭载喜在《西方翻译简史》中认为，西方的笔译史肇源于公元前三世纪，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据他考证，“从广义上说，西方早的译作是公元前三世纪前后七十二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西方的部译作是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
谭载喜在《西方翻译简史》中指出，“西方的翻译在历史上前后曾出现六次高潮或可分为六个大的阶段”。个阶段是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罗马对希腊古典作品的译介。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后来的一些大文学家，都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等人的希腊戏剧作品。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它开创了翻译的局面，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罗马以至后世西方继承古希腊文学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二个翻译高潮涌现于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以形形色色的《圣经》译本的出现为标志。《圣经》由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必须译成拉丁语才能被罗马人普遍接受。公元四世纪，《圣经》的翻译达到高潮，以哲罗姆(St.Jerome）于382—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the Vulgate）为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
　 第三阶段发生于中世纪中期，即11至12世纪之问，西方翻译家们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其中有大量用阿拉伯文翻译的希腊典籍。这些典籍是9、10世纪间叙利亚学者从雅典带回巴格达并译成阿拉伯语的。西方翻译家的转译活动延续达百余年之久，影响非常深远。
　 第四阶段发生于14至1 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各国普遍展开的16世纪及随后一个时期，翻译活动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峰。翻译活动深入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译家和译作，如路德(Martin Luther）的“民众的圣经”，法国文学家阿米欧(Jacques Amyot）译的普鲁塔克(Plutarch）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Plutarch’s Lives）等等。这是西方翻译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标志着民族语言在文学领域和翻译史中的地位终于得到巩固，同时也表明翻译对民族语言、文学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
　 第五阶段发生于文艺复兴后。从17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的翻译继续向前发展。翻译家们不仅继续翻译古典著作，而且对近代和当代的作品也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等大文豪的作品都被一再译成各国文字，东方文学的译品也陆续问世。
　 第六个大发展阶段是在二战结束以后至今。二次大战后，西方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经济逐渐恢复，翻译事业有了繁荣兴旺的物质基础。由于时代的演变，翻译的特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翻译从范围、规模、作用直至形式，都与过去任何时期大不相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尤其是机器翻译的出现，是对几千年来传统的手工翻译的挑战，也是西方翻译史乃至人类翻译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
翻译在中国也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据我国翻译史研究专家马祖毅推测，我国在夏商时代就应该有翻译活动。《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中有这样的记载：“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如果说这一段史料尚未明确提到翻译，不足为证，那么《周礼·秋官》中关于周王朝翻译官职象胥的记载则有力地说明了我国翻译活动的历史之长。象胥是负责接待远方来朝使节的大行人的属官，按照清朝梁章钜《称谓录》所言，象胥“掌传达异国来使之语言”，行译者之责。从周到清的各代王朝，为与周边诸民族和外国交往，都设置了配有译员的外事机构，名称各不相同，如秦朝的典客，唐朝的鸿胪寺，元朝的会同馆等等。根据可考的相关正史资料，元朝开始出现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即中央一级的“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和地方一级的“诸路蒙古字学”。明清两朝均设有专门的翻译机构，如明朝的“四夷馆”，清初的“四译馆”和鸦片战争之后的京师同文馆等等。
马祖毅在《中国翻译史》(上卷）的“概说”部分指出，“从周到清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内，我国出现了三次翻译高潮，即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和从鸦片战争到清末的两次西学翻译”。每一次翻译高潮都因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的差异，在翻译活动的诸多层面上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充分反映了翻译形态的丰富性和翻译活动的历史性。马祖毅从两种文化的地位、翻译的动机、翻译作品的类别、译作的接受情况等方面对这三次翻译高潮的特点进行了总结。上千年的佛经翻译，是古代印度文化与中华原有文之间所进行的互补性的平等交流。两者之间虽有抵牾，但终于融合，成为中华文化一个组成部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佛教。明末清初和从鸦片战争到清末的两次西学翻译，是相对先进的西方文化与相对落后的中华文化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已打破了平等格局，并且带有巨大的冲击性。如果说次西学翻译(主要是基督教教义、古希腊哲学和科学以及17世纪自然科学的若干新发现）并没有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从鸦片战争后到清末的中西文化交流，其规模要巨大得多，影响也深远得多。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第三次翻译高潮开启了伟大的文学翻译时代。从19世纪70年代部较为完整的外国小说译作《昕夕闲谈》的发表，到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的极大繁荣，翻译文学“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宛如奇峰突起”。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不同，不仅要传达原作的基本内容，还要能够再现原作之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翻译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类灵魂交流的进一步深入，中西文化对话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1.2　中西历史上的传统翻译观念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传统”如王秉钦所言，“不是一般的时间性概念，而是相对于‘现代’的方法论概念”。按照王宏印的定义，所有“不是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理论，都可以划归传统译论的范围”。一代又一代的译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留下了一处处有关翻译的文字，虽然有的还比较零碎且见解也失之肤浅，但经过对这些文字的梳理和淘炼则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于翻译活动的认识随着翻译活动的开展而逐步深化。对翻译行为的思考和讨论开始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以文字形式出现。
西方学者对于西方早论述翻译的文字出现的确切时间有着较为统一的认识。公元前46年，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撰写了《论秀的演说家》(De optimo genere oratorum’）一文，这是一部译文集的序言。西塞罗以译文为论据，说明何为秀的演说家，其中谈到：“……演说的精神不变，表达与修辞也未变；所有词语都符合我们语言的用法，但我并不认为有必要逐字翻译；我所保存的是整体的气势和表现力。”同时，他又指出：“雄辩力存在于词语与思想之中。因此，我们必须寻求纯洁而准确的表达……”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涉及到对于翻译的形而上的思考，却区分了翻译的两种基本方法——直译和意译，开启了西方对于翻译问题讨论的先河，堪称西方译论之源。
　 西方神学家、翻译家圣哲罗姆，被当今西方翻译学界称为“译学之父”，他翻译过许多希腊神学著作，以博学著称，而他主译的拉丁文《圣经》，即《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更为他赢得了不朽的名声。他在公元380年为优西比乌斯(St.Eusebius）作品翻译集所作的序中，有这么一段话：
要顺异语的语序翻译，难免会时有偏离；要在翻译中保存异语表达的文采，也是难事。若原文中以一词表达一个意思，我若没有同样的表达，该怎么办？要想方设法完全表达原意，那我只得绕一个大圈，来走完原文本来很短的路程。还有词序倒置之障碍、辞格之差异、比喻之不同，总之，异语之特有的精髓。若以词译词，则韵味难传；若不得已对原文之结构与风格稍加变动，则有违背译者责职之嫌。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圣哲罗姆认为，对词序、文采、辞格、韵味的处理存在着客观上的困难，而对待这些困难，必须慎之又慎，不然便有失本的危险，也有可能因此而违背译者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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