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0209241
内容简介
黄炎培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职业教育家，平生于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所发表的言论和著述甚多，其中尤以教育方面的论述为丰富。考虑到作为近现代中国的思想人物，他自以职业教育思想理论的提出和构建名“家”为是，故而本卷所收，以其对教育尤其职业教育的论作为主，并兼及其他。比较既往结集出版的黄炎培论述教育及对其生平介绍的文字而言，本卷于*成立前的资料收集方面尤显编选特色。
目 录
导言
请裁观澜书院改设川沙小学堂禀（1902年11月）
为学务公会立案禀川沙厅文（1906年1月）
致学生家长远足之趣旨书（1908年9月）
《浦东中学校杂志》绪言（1908年10月）
体育大会之趣旨（1908年10月）
理想的庭（1909年2月）
致谘议局协议会函（1911年9月）
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1913年1月）
告教育界用人者（1913年2月）
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1913年6月）
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1913年8月）
辞江苏教育司长职呈（1914年1月）
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第二回商榷书（1914年2月）
考察本国教育笔记（节选）（1914年3月）
办教育者应注重考察（节选）（1914年12月）
实用主义产出年（1915年1月）
游美随笔（选）（1915年6月）
美国女子之情形（1915年11月）
调查美国教育报告（1915年12月）
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二年（1915年12月）
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1915年12月）
介绍蒙铁梭利教育（1916年1月）
读书法（1916年2月）
中国文之新教授法（1916年2月）
学校言语练习会之组织（1916年3月）
学业与事业（1916年6月）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叙（1916年6月）
青年反省二十问题（1916年6月）
本能教育（1916年8月）
职业教育实施之希望（1917年1月）
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三年（1917年1月）
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1917年1月）
对于斐律宾华侨教育意见书（1917年2月）
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节选）（1917年2月）
职业教育析义（节选）（1917年4月）
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1917年8月）
南洋之职业教育（1917年10月）
职业教育析疑（1917年11月）
呈请财政部补助职业学校经费（1917年12月）
我国图强所必要之训育方针（1917年12月）
职业教育谈（节选）（1918年1-5月）
民国六年之职业教育（1918年2月）
年会词（1918年5月）
请宽筹教育经费确定教育进行方针案（1918年9月）
与李石曾君谈职业教育（1919年1月）
读中华民国近教育统计（1919年1月）
陈嘉庚毁家兴学记（1919年7月）
我之近感想（节选）（1919年8月）
减少授课时间与精选教材问题（1919年8月）
八年八月九日赴法美留学生送别会演说词（1919年8月）
杜威的教育哲学（1919年8月）
《职业指导号》的介绍语（1919年10月）
《学生自治号》发行的旨趣（1919年12月）
《职业心理学》的介绍词（1920年2月）
答客问青年会之益（1920年2月）
“五四”纪念日敬告青年（1920年5月）
义务工作（1920年10月）
《农村教育》弁言（1921年1月）
职业教育与地方行政（1921年7月）
农村职业教育（1921年7月）
职业教育（1921年11月）
民国十年之职业教育（1922年1月）
我所希望孟禄来华的效果（1922年1月）
一个全国教育界的大问题（1922年2月）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五年间之感想（1922年4月）
读全国职业教育近统计（1922年8月）
民国十一年之职业教育（1922年12月）
办理职业学校工场之商榷（1923年1月）
职业教育之礁（1923年1月）
江苏职业教育计划案（1923年1月）
对于英国退还款意见（1923年3月）
学商业的青年自省七条（1923年4月）
送诸代表赴世界教育会议（1923年6月）
在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会的演说词（1923年8月）
第九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演说词（1923年10月）
对于云南职业教育进行之意见（1923年11月）
民国十二年之职业教育（1924年2月）
提倡平民职业教育商榷（节选）（1924年2月）
职业教育上四个新问题（1924年12月）
小学职业陶冶（1925年4月）
职业教育之原则及方式（1925年8月）
在山西三星期之工作（节选）（1925年9月）
《生活》创刊词（1925年10月）
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1925年12月）
职业学校毕业生出路问题（1926年3月）
设施职业教育新标准（1926年10月）
办理职业学校之商榷（1927年1月）
办职业教育须下三大决心（1927年3月）
与安亭青年合作社谈乡村事业（1928年12月）
我来整理整理职业教育的理论和方法（1929年1月）
第七届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里几个问题
（节选）（1929年9月）
职业教育机关的生命是怎么（1930年3月）
十一次中华职业教育社大会追记（1930年6月）
职业教育（1930年7月）
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节选）（1931年2月）
怎样办职业教育（1931年7月）
职业教育该怎么样办（1933年5月）
教育到今天还不革命么（1933年5月）
社会经济严重问题之一斑（1933年6月）
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三届年会上的答词（1933年7月）
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1934年3月）
地方收入锐减后如何解决普及教育经费问题（1934年12月）
国难中之职业教育（1936年3月）
留告四川青年同学书（节选）(1936年4月)
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年会敬告四川各界（1936年8月）
吾人在非常时期将以何者为贡献乎（1936年9月）
怎样教我中学时期的儿女（1936年9月）
二十年来服务职业教育的回想（1937年5月）
吊南开大学并急告教育当局（1937年7月）
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1938年12月）
一封公开的信（1939年1月）
关于职业指导（1940年5月）
敬介绍“学习一贯互进法”于国人（1941年3月）
从困勉中得来（1941年5月）
告宁属青年同学与爱护青年同学者书（节选）（1941年10月）
本刊创刊十周年告海内外青年书（节选）（1941年11月）
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纲要（1943年4月）
职业与事业（1943年6月）
今后中华民众教育的方针（1943年11月）
我们为什么这样努力办《国讯》（1944年5月）
生活需求自由与职业介绍（1945年5月）
和平建国四原则（1945年11月）
中华职教社三十周年宣言（1947年4月）
中华职业教育社（1947年5月）
勿侮辱青年（节选）（1947年7月）
对于中国今后教育设施的意见（1947年12月）
中华职业学校成立三十周年告毕业和肄业诸同学
（节选）（1948年5月）
中华职业育社奋斗三十二年发见的新生命（1949年8月）
中等教上必须改革的几点（1951年3月）
黄炎培年谱简编
请裁观澜书院改设川沙小学堂禀（1902年11月）
为学务公会立案禀川沙厅文（1906年1月）
致学生家长远足之趣旨书（1908年9月）
《浦东中学校杂志》绪言（1908年10月）
体育大会之趣旨（1908年10月）
理想的庭（1909年2月）
致谘议局协议会函（1911年9月）
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1913年1月）
告教育界用人者（1913年2月）
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1913年6月）
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1913年8月）
辞江苏教育司长职呈（1914年1月）
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第二回商榷书（1914年2月）
考察本国教育笔记（节选）（1914年3月）
办教育者应注重考察（节选）（1914年12月）
实用主义产出年（1915年1月）
游美随笔（选）（1915年6月）
美国女子之情形（1915年11月）
调查美国教育报告（1915年12月）
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二年（1915年12月）
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1915年12月）
介绍蒙铁梭利教育（1916年1月）
读书法（1916年2月）
中国文之新教授法（1916年2月）
学校言语练习会之组织（1916年3月）
学业与事业（1916年6月）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叙（1916年6月）
青年反省二十问题（1916年6月）
本能教育（1916年8月）
职业教育实施之希望（1917年1月）
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三年（1917年1月）
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1917年1月）
对于斐律宾华侨教育意见书（1917年2月）
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节选）（1917年2月）
职业教育析义（节选）（1917年4月）
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1917年8月）
南洋之职业教育（1917年10月）
职业教育析疑（1917年11月）
呈请财政部补助职业学校经费（1917年12月）
我国图强所必要之训育方针（1917年12月）
职业教育谈（节选）（1918年1-5月）
民国六年之职业教育（1918年2月）
年会词（1918年5月）
请宽筹教育经费确定教育进行方针案（1918年9月）
与李石曾君谈职业教育（1919年1月）
读中华民国近教育统计（1919年1月）
陈嘉庚毁家兴学记（1919年7月）
我之近感想（节选）（1919年8月）
减少授课时间与精选教材问题（1919年8月）
八年八月九日赴法美留学生送别会演说词（1919年8月）
杜威的教育哲学（1919年8月）
《职业指导号》的介绍语（1919年10月）
《学生自治号》发行的旨趣（1919年12月）
《职业心理学》的介绍词（1920年2月）
答客问青年会之益（1920年2月）
“五四”纪念日敬告青年（1920年5月）
义务工作（1920年10月）
《农村教育》弁言（1921年1月）
职业教育与地方行政（1921年7月）
农村职业教育（1921年7月）
职业教育（1921年11月）
民国十年之职业教育（1922年1月）
我所希望孟禄来华的效果（1922年1月）
一个全国教育界的大问题（1922年2月）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五年间之感想（1922年4月）
读全国职业教育近统计（1922年8月）
民国十一年之职业教育（1922年12月）
办理职业学校工场之商榷（1923年1月）
职业教育之礁（1923年1月）
江苏职业教育计划案（1923年1月）
对于英国退还款意见（1923年3月）
学商业的青年自省七条（1923年4月）
送诸代表赴世界教育会议（1923年6月）
在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会的演说词（1923年8月）
第九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演说词（1923年10月）
对于云南职业教育进行之意见（1923年11月）
民国十二年之职业教育（1924年2月）
提倡平民职业教育商榷（节选）（1924年2月）
职业教育上四个新问题（1924年12月）
小学职业陶冶（1925年4月）
职业教育之原则及方式（1925年8月）
在山西三星期之工作（节选）（1925年9月）
《生活》创刊词（1925年10月）
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1925年12月）
职业学校毕业生出路问题（1926年3月）
设施职业教育新标准（1926年10月）
办理职业学校之商榷（1927年1月）
办职业教育须下三大决心（1927年3月）
与安亭青年合作社谈乡村事业（1928年12月）
我来整理整理职业教育的理论和方法（1929年1月）
第七届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里几个问题
（节选）（1929年9月）
职业教育机关的生命是怎么（1930年3月）
十一次中华职业教育社大会追记（1930年6月）
职业教育（1930年7月）
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节选）（1931年2月）
怎样办职业教育（1931年7月）
职业教育该怎么样办（1933年5月）
教育到今天还不革命么（1933年5月）
社会经济严重问题之一斑（1933年6月）
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三届年会上的答词（1933年7月）
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1934年3月）
地方收入锐减后如何解决普及教育经费问题（1934年12月）
国难中之职业教育（1936年3月）
留告四川青年同学书（节选）(1936年4月)
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年会敬告四川各界（1936年8月）
吾人在非常时期将以何者为贡献乎（1936年9月）
怎样教我中学时期的儿女（1936年9月）
二十年来服务职业教育的回想（1937年5月）
吊南开大学并急告教育当局（1937年7月）
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1938年12月）
一封公开的信（1939年1月）
关于职业指导（1940年5月）
敬介绍“学习一贯互进法”于国人（1941年3月）
从困勉中得来（1941年5月）
告宁属青年同学与爱护青年同学者书（节选）（1941年10月）
本刊创刊十周年告海内外青年书（节选）（1941年11月）
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纲要（1943年4月）
职业与事业（1943年6月）
今后中华民众教育的方针（1943年11月）
我们为什么这样努力办《国讯》（1944年5月）
生活需求自由与职业介绍（1945年5月）
和平建国四原则（1945年11月）
中华职教社三十周年宣言（1947年4月）
中华职业教育社（1947年5月）
勿侮辱青年（节选）（1947年7月）
对于中国今后教育设施的意见（1947年12月）
中华职业学校成立三十周年告毕业和肄业诸同学
（节选）（1948年5月）
中华职业育社奋斗三十二年发见的新生命（1949年8月）
中等教上必须改革的几点（1951年3月）
黄炎培年谱简编
在线试读
黄炎培（1878—1965），字韧之，又字任之，号楚南，别号抱一。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6岁从母识字，后入外祖家东野草堂学习。1898年中秀才。1901年入南洋公学特班，师从蔡元培等，萌生“教育救国”思想。1902年应江南乡试，中举人，旋因南洋公学发生学潮而归故里。1903年，改川沙观澜书院为新式川沙小学堂，并任总理（校长），自是开始从事新式教育。是年夏，因从事进步演说，受到迫害而亡命日本。1904年狱情稍缓，返回上海，任教于城东女学和丽泽小学堂，旋于是年秋冬间创办广明小学堂。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增设广明师范讲习所，并应杨斯盛之请，创办并主持浦东中学堂，专心事教，全力兴学，成为江苏教育界的知名人物。1907年为川沙厅视学员兼劝学所学务总董，旋于1908年因事辞。1909年被选为江苏谘议局常驻议员。辛亥革命后，出任江苏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科长兼教育科科长。1912年改任南京临时政府江苏省教育司司长。主持拟订《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认定教育为立国之基，计划尽快在江苏全省普及教育。陆续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小学实用主义表解》、《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等文，对现时学校教育脱离生活实际、偏重知识传授、轻视技能训练等进行抨击，力主学以致用、解决人生之切要问题。1914年2月辞教育司司长职后，作为《申报》记者，赴皖、浙、赣、鲁、冀等地考察教育，及时发表通讯和观感，积极宣传自己提出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教育主张。1915年4月，作为农商部组织的“游美实业团”成员赴美考察，对美国职业教育的发达，印象深刻并深加赞许。归国后，即积极提倡职业教育，被选为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次年9月，在江苏省教育会提出《提倡实施职业教育方案》，并增设“职业教育研究会”。1917年春，受派遣，赴日本、菲律宾考察教育。归国后，于同年5月6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联络教育界、实业界的知名人士，力谋推广和改良职业教育。旋受命再赴南洋各地考察华侨教育。7月，中华职业教育社设立“办事部”于上海，被推选为主任，负责主持社务。8月归国，全力推进职业教育。10月，主持创办《教育与职业》月刊，陆续撰文阐述职业教育的意义、地位和作用。1918年8月20日，创设“中华职业学校”，并亲订“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的校训。是年12月，第三次赴南洋考察教育。1919年5月，在职教社增设“职业指导部”，推行“职业补习教育”。8月，负责筹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附设于中华职业学校内。11月，接受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1920年10月，在职教社下设“农业教育研究会”。1921年1月至5月，第四次赴南洋考察教育，并为中华职业学校筹募资金。7月，参与发起成立“江苏省义务教育期成会”，被选为副会长。10月，赴广州参加《新学制系统草案》的讨论，力主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1922年2月，当选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1924年9月，当选为“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1925年8月，草拟《山西职业教育计划书》，主张“划定区域试办乡村职业教育”。是年12月，明确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将工作重心由学校转向社会，由学龄儿童、青年转向成人，由城市转向农村，进而提出“富政教合一”方针。次年5月，发起成立“联合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被选为董事长。6月，在江苏昆山创设“徐公桥乡村促进试验区”。后全力推进乡村职业教育，成为乡村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1929年主持调查江苏17县的有关情况，制成《农民生计调查报告书》。1930年创设“黄墟乡村改进区”。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创设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同年创设漕河泾农学团。次年提议设立“民族复兴教育设计委员会”。抗日战争爆发后，率职教社内迁，任中央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等职。1939年参与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常委会主席。1943年任“宪政实施协进会”常委，创办《宪政月刊》。抗战期间，除继续推进职业教育外，又积极提倡战时民众教育和儿童教育，向青年“学习一贯互进法”。抗战胜利后，组建“民主建国会”，任主任委员；主持将职教社迁回上海，创设比乐中学，试验升学与就业同时兼顾的可能。1949年3月，经香港抵北平，参加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继续指导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办理，出席各种教育会议，推动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直到1965年12月21日病逝。考察黄炎培的一生，既是一位职业教育家，又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还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平生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著述和言论甚多，然则作为近现代中国的思想人物而言，自以职业教育思想理论的提出和构建名“家”为是。质是之故，现就其教育思想的知识底色、思想理论的生发经过以及职教思想的体系建构，加以概说，并予其历史贡献简评如次。
一
1878年10月1日(夏历九月初六日)，黄炎培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抚民厅川沙抚民厅，1911年11月改置川沙县，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厢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到1905年迁居上海县时，黄炎培在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上度过了28个春秋。
历史上的川沙，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是一块比较年轻的土地。其位于长江口南侧，东滨东海，西枕黄浦，东南端水域为长江与东海的汇合处，在江流和海潮的长期相互作用下，由积聚的沙洲逐渐连片为陆而成江海冲积平原。直到公元8世纪，在今日川沙的西端小有成形的老海滨平原上，始有聚落。自北宋以降，随着海滨平原自西而东逐渐伸延成陆，其地人口亦渐见繁增。至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始置川沙抚民厅，开始地方一级独立建政。
近代社会以前，这块具有江南水乡特色、拥有近郊海滨风光的新陆地，虽说在经济上日渐成为东南沿海富庶之区，但直至设立厅治前，境内除极少数私塾外，仅义学3所，1834年才建有观澜书院。比较内地大多数地区，其地文教事业颇为逊色。至于正式教育行政机关，直到1907年才正式出现。可见，就人文地理环境而言，其地的传统文化圈层并非厚重，而迁徙社会的历史氛围又赋予人们某种离异传统的精神和意志。这从后来黄炎培能够顺时进取、适势应变的性情上可见一斑。
指出川沙地区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比较薄浅，并非说黄炎培自身没有接受太多的传统文化的熏染浸润。恰恰相反，在他自己划分的人生时期，即1878年至1900年间， “个人生活情况”的主要内容，即是“旧文化学习”黄炎培：《八十年来》，5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走的依然是一段传统士子文人的必经路径。
了解黄炎培对传统文化的研习，有必要从黄氏家族及其社会关系谈起。在南宋初年迁徙南方的人口流动中，黄炎培始迁祖黄元一，以康王赵构(宋高宗)亲信侍卫的身份自汴京南下，辗转择居嘉定滕阳巷。至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其后人再转迁浦东古镇高行。据清乾隆朝曹瑛的《高行竹枝词》：“沪城首镇歇江东，三里平分南北中，月旦无人留史笔，不知销没几英雄。”转引自朱鸿伯、杨正德主编：《黄炎培与浦东》，8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95。可知其地在明清之际已成为一个较好的“文化小区”。受此人文环境的影响，在吴中(今苏州)经商三十余年而致富的黄炎培二十世祖黄恒松，即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建起了一座兰芬书屋，作为黄氏家族子孙读书处。到黄炎培二十二世祖这一代人手中，书屋藏书已至万卷之数。于是，黄家祖上有了人们所说的“读书种子”。
黄炎培受到较好的传统教育，其直接影响因素和条件，应从其出身国学生的祖父黄典谟一辈算起。黄典谟之妻沈氏，乃川沙城内沈树镛之妹。沈树镛即沈韵初，曾在清内阁中书署任职中书。此人为杰出的碑帖学家和书画鉴赏收藏家，与其过从甚密的著名学者俞樾，曾称沈家“收藏金石之富甲于江南”。沈树镛有姐妹各一人，黄典谟的连襟乃川沙城东儒者孟荫余。孟氏因其父死于清朝官吏淫威之下，故遵父嘱“勿做清朝官，不应清朝试”，终身居乡经营农桑和延师课子。其家有题为“东野草堂”私塾一处，藏有丰富的古籍以备子孙习研。黄炎培六岁时，在母亲孟樾清指教下开始习字念书。八岁上，即随同两位叔父一起读“四书”。九岁起，前往东野草堂就学，直至二十岁才离开。入东野草堂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读完了五经：《易》、《书》、《诗》、《春秋左传》、《礼记》”黄炎培：《八十年来》，22页。。读完“四书”、“五经”之后，黄炎培开始“广览群书”：诸如“从十三经中选读《尔雅》；从二十四史中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于诸子百家中读《庄子》、《墨子》；于唐诗中读李白、杜甫两家；于宋儒学案中，读朱熹、陆九渊两家，但重陆；于明儒中特重王阳明和顾亭林”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8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其旧学根柢由是打牢。
对黄炎培思想和学问增益者，莫过于其姑父亦祖母娘家侄儿沈肖韵。这位“内史第”的主人，在晚清社会中，是一位思想颇为新进的人物。甲午之役后曾投笔从戎出关抗日，后深感民族沦亡民生痛苦，又筹资创办川沙家毛巾制造厂，实行实业救国。这位姑丈不仅以富有藏书的书斋为自小生养其家的黄炎培提供了 “泛览群书”的优越条件，而且还是黄炎培由旧学转向新学的引路人。黄炎培受其新知启迪，始于平生“部”新书——赫胥黎《天演论》的学习，从此开始接触西学，并深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说，思想认识也随之发生改变：“自读了《天演论》，觉我身在世界上，太伟大了，也可以说太渺小了，因此脑中充满着我们天职的严重。”《黄炎培教育文集》第4卷，58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其时已近世纪之交，黄炎培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认识也由此发生转折，开始“跳出圈子，跨上新文化教育舞台”黄炎培：《八十年来》，31页。。1901年初夏考入南洋公学特班，使自己知识体系内的西学新知文化因子得到进一步的生长和扩充。
南洋公学为近代著名的洋务官僚盛宣怀所创办。在长期办理洋务事业的过程中，盛氏深深体会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由是先后于1895年和1897年在天津和上海各设新式学堂一所，“课以中西有用之学”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禀（附章程、功课）》，转录自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辑（下册），49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培养其洋务事业急需的新知人才。其中设于上海者，定名“南洋公学”。该校初建时，拟分师范院(师范学堂)、外院(后改为附属小学堂)、中院(属中学性质的“二等学堂”)和上院(属大学性质的“头等学堂”)等四类教育。其中师范院首开于1897年4月，继之于1898年开设中院，1899年开设外院（1901年改设附属小学堂），而上院迟迟未能开办，后以选派留学生替代高等人才培养。另外，作为变通，于1901年又开设政治科和黄炎培曾就读其中的“特班”。
南洋公学特班的开办，“系为应经济特科之选，以储国家梁栋之材”，“但望学成之后，能如曾、李二星”。为此，要求进入特班学习者，“宜专志政学，不必兼涉艺学，尤宜讲求中西贯通希合公理之学，不可偏蹈新奇乖僻混入异端之学”盛宣怀：《照会南洋公学添设特班系为应经济特科之选》（光绪廿七年），上海交通大学档案卷508。。明显可见，这种“特班”的开设，其历史背景乃为正在变通的科举储材备选，其培养目标是能够适应形势需要的像曾纪泽、李盛铎那样的外交人才。就在黄炎培进入公学特班前一年，参加过维新运动并因思想新进而受到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处分的张元济，接任该新式教育机构总理（相当于今日校长）。该氏在学习西方、变法图强方面一直持积极态度，故而在其草拟的《南洋公学特班章程》十条中，十分强调招收的学生要“有志于西学者”，且应于“西课余暇，当博览中西政事诸书”张元济：《拟设南洋公学特班章程》（光绪廿七年），西安交通大学档案卷2325。。为了使学子贯通中西学术，张氏还特聘具有民主主义先进思想的蔡元培任特班班主任。
蔡元培任特班班主任后，即依据章程有关规定，着手规划特班的教学工作，将特班三年课程分为前后两期组织教学。前期为初级功课，包括英文(写、诵、文法、章句)、算学(数学、代数、几何、平三角)、格致化学(手演)等；后期为高级功课，包括格致化学(阐理)、地志、史学、政治学、理财学、名学等。两期课程均重在西学。其“指导之法，稍参书院方式，学生每人写札记，由教员阅批，月终由教员命题考试，评次甲乙，送总理鉴定”蔡元培：《记三十六年前之南洋公学特班》，见《交通大学四十周年纪念特刊》（交通大学1936年4月印行），49～53页。。至于对每个学生具体的个别指导，根据黄炎培的回忆可以整理如次：在开选书目之先，蔡元培召集全班同学谈话，交给学生们一张分门清单，诸如哲学、文学、政治、外交、经济、教育等约二三十门，让学生各人认定一门，然后就这一门开示应读的主要、次要书目，嘱向学校藏书楼借书阅读。学生们在研读过程中，每天须写出读书笔记缴送老师批阅。在亲身批阅学生笔记时，蔡元培还每夜轮流召二三学生到自己的房间进行面谈，或就笔记、或就当天日报所载时事消息指示种种，学生也可以提出意见随时请教。“这种教育方法切合学生们的要求，蔡师语言态度的亲切、谦和，使每一学生都心悦诚服。”黄炎培：《八十年来》，33页。由是，黄炎培他们在这所“满布着爱好学习的气氛”的新式学堂中，于新知求取上获得了甚大的进益。
对于黄炎培来说，在南洋公学所受到的教育，并不仅仅在于新学知识的摄取，更重要的还在于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和人生价值观念的转变。根据张元济起草的“章程”，公学的特班有一条不同于其他班的特殊规定，即“西课余暇当博览中西政事诸书”。这就在客观上给黄炎培他们提供了自由阅读各种书刊、接受新进思想的有利条件，无疑向正从传统文化圈中走出来的学子们禁闭甚久的心扉透进了一线光亮。蔡元培充分利用这点合法的光亮，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播民主主义思想。为了使学生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国际情况”，蔡元培鼓励黄炎培他们学习日文，“乃以不习日语而强读日文书之不彻底法授之，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蔡元培：《记三十六年前之南洋公学特班》，见《交通大学四十周年纪念特刊》，49～53页。。黄炎培就是通过“和文”翻译法，完成自己选定的“外交”课程，后来成为中国科举制度的末榜举人，还靠的是“在这上边得了便宜”。为了使学生们走出校门后能够更有效地唤醒民众、开发民智，蔡元培还要求学生们学会演说，谆谆告诫“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并特设小组会亲自向学生示导演说辩论，“并示以日文演说学数种，令参阅”。《黄炎培教育文集》第4卷，1～2页。如此练习，无疑为后来黄炎培一生的数百次唤醒民众觉悟、播衍救国思想的讲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培养学子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蔡元培一再告诫特班学生，要求他们将来出校借兴办教育以唤起民众，甚至给学生们出的试题，也以《春秋战国时代的爱国者》之类促使学生思考。“其所诏示，千言万语，一归之爱国”。所有这些表明，在南洋公学这种新文化圈中，黄炎培不仅仅在知识摄汲方面获得了全新的能量，而且在思想转化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动力。于是，在涂施自己思想体系的第二层知识底色之际，以承接蔡元培等人输传的一线民主思想的光亮为契机，开始蓄积自身后来成为一颗闪亮于中华近现代教育夜空的明星的能量。
黄炎培就读南洋公学之际，中国社会的整个文化氛围，在“中体西用”文教政策的控制下，处于一种新旧杂陈的状态，人们在追求新知趋往新潮时，或因受阻于传统势力而徘徊歧道，或因留恋于既有程序而首鼠两端。据黄炎培自己回忆，正在南洋公学特班投入紧张的学习之时，1902年秋，应姑父之约前往南京应江南乡试。对科举功名的求取，表明其时他的思想认识并未完全脱离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这从不久爆发的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中可以得到印证，即被当时报界称许为“中国学生社会一大劈头之大纪念”的“墨水瓶事件”《南洋公学学生出学始末汇记》，载《新民丛报》第21号（1902年）。，他并非如特班退学的大多数同学一样随同蔡元培另组爱国学社，而是返归川沙开始另一种事业选择。提出这一点，并非意在贬抑历史进步人物思想发展过程中转变时速的滞缓，而是旨在说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向传统时代挥手告别的艰难，更何况南洋公学特班的开设，“系为经济特科之选”。
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使开办不及两年的特班因此而解散。对正处于人生转折关头的黄炎培他们来说，无论新学知识体系的丰富，抑或进步思想观念的形成，都不啻是一种绝大的“硬伤”：“特班开办于民元前十一年之春，解散于前十年之冬，自始至终不及二年，不特章程第四条之初级功课未能修毕，即第七条之自修恐亦影响甚微，其中多数特班生卒能在学术上社会上有贡献者，全恃此后特殊力学之结果耳。”蔡元培：《记三十六年前之南洋公学特班》，见《交通大学四十周年纪念特刊》，49～53页。特班解散后，带着某种不可名状的遗憾，有了举人身份的黄炎培，走上了一条传统士子的退守之路——居乡授业。不过，社会变迁和教育转型，早已赋予黄炎培这种人生选择以崭新的时代意义。接受过世纪之交新旧教育交替的时代潮流洗礼的黄炎培，对教育改造社会的功能已经能与时代强音产生出某种共鸣。这就是一直牢记着乃师蔡元培的教导，通过发展教育来唤醒民众，造就国民。“蔡师这几句话，我永远记着：‘中国国民遭到极度痛苦而不知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来解除痛苦。你们出校，必须办学校来唤醒民众。’”黄炎培：《八十年来》，36页。于是，他走上了献身开启民智发展新式教育的人生道路。至于自身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也只有靠在后来打拼事业的过程中去“特殊力学”了。
自1901年9月清政府发布“兴学诏书”以来，中国新式教育事业开始正式跨上早期现代化的台阶。在南洋公学深受蔡元培等人新进思想熏染的黄炎培，其“居乡授业”的事业选择，无疑蕴涵着十分强烈的救国救民的时代精神。考察他随后乡居十来年间的教育事业，无不显示出与时俱进推动潮流的革新主旨。在走出南洋公学的当年冬天，他即偕其同志，通过种种努力，将川沙原观澜书院改设为“川沙县所公立小学校”。同时，他还与堂兄洪培创办起开群女学，开启浦东一方兴办女子教育之新风。在开办男女新式学堂的同时，他们还常常在正常文化课之外举行游戏、竞赛以及演讲活动，借以开通思想、开启新智和开化风气。所有这些，自然有力地冲击着地方封建守旧势力的思想营垒和文化阵地，由是为黄炎培也招来了杀身之祸，演出了为避祸而远渡东洋的人生一幕。
逗留日本数月间，黄炎培的眼界所及和思想所虑，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于是怀着借发展教育来拯救民族改造社会的思想认识，他自1904年春初避祸归国后，更加努力推进新式教育事业的兴办：先是先后在上海南市城东女学和丽泽小学堂任教；是年8月，又受杨斯盛委托与友人一道在杨氏上海新宅创办起广明小学堂，并应新式教育发展之需在该校附设一年制的师范讲习所；1906年再应杨斯盛之请，创办浦东中学堂于浦东六里桥。这所“川沙县境内所中学堂”，以其新进的办学精神和优秀的教学质量，当时就“名闻沪上，誉满江南”，后来更赢得中学教育界“北南开、南浦东”的美誉。
伴随川沙小学和浦东中学等新式学堂的先后创立，黄炎培日渐认识到“办理学堂”“为目前至要之政”，而开办学堂又必得有正常教育组织或机构为之联络、布置，于是在1905年，他就积极参加江苏学务总会的组织工作。在以著名实业教育家张謇为会长的江苏学务总会(后改名江苏省教育会)，黄炎培被推选为常务调查干事。他还积极致力于自己家乡川沙地方教育组织的筹备。在联络同志请求川沙厅准允立学务公会的呈文中，黄炎培等明确指出，“若无学务公会，不惟编制互有参差，且恐教科未能划一，势必各学堂自为风气，漠不相联”，因此学务公会之设，于“重学务而期普及”的时势，实乃“亟亟”黄炎培等：《为学务公会立案禀川沙厅文》，见《川沙县志》卷九“教育志”，国光书局1927年1月印行。。继学务公会于1906成立不久，川沙劝学所——川沙厅署个新式教育行政机关亦于同年冬正式成立。于是黄炎培在兴办新式教育方面又有了两个新的身份：一是由川沙同知指任的川沙学务公会会长，一是被江苏提学使任命的川沙厅视学员兼劝学所总董。自是在浦东一方，“方邑人之倾诚以迎新文化也，一时弦歌遍于乡曲，有财者输财，有力者输力，苟为公益，咸乐解囊”，“热烈之诚，足以敦薄廉顽”《川沙县志》“导言”，国光书局1927年1月印行。。
对新式教育事业的热心和尽力，以及对所辖地方教育经营的进步和成就，使黄炎培在不长时间内即成为江苏省教育界的头面人物，故在江苏省一些政要人物张謇、程德全等人的赏识下，他很快被委以重任：先是1911年9月江苏省独立后即出任省民政司总务科科长兼教育科科长，继之于1912年12月又被委为教育司司长之职。在江苏省教育司司长职任上，黄炎培感应于其时中国教育改革的潮流，拟订了《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他在“计划书”中指出：“教育之事，至繁且赜，引之不一其绪，挈之必于其纲。苟不熟察社会、国家所需，确定缓急先后之序，而或专就今兹现状，为维持应付之谋，或博搜异国成规，为东涂西抹之举，皆无当也。”黄炎培：《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载《江苏教育行政月报》第1号（1913年1月）。征诸日后其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以及平生教育事业的实践贡献，该“计划书”中对于教育事业的认识，表明其教育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正在生成。
与在实践工作中对江苏省教育革新事业积极推进相同步，黄炎培的知识体系日臻丰富，思想认识也日渐进步。早在1905年迁居上海南市之后，他就开始大量研读西方教育著作，既从中汲取新知的营养，更从中借鉴各家的主张。仅就其时他本人留下的文字来看，他对西方的各种教育学说多有研究和探讨：远自古罗马塞南加(Seneca，通译塞涅卡)“青年之于学校，为生活而学，非为学校而学”的理论，近则博爱派教育家白善独(Besedow)、康丕(Campe)、柴之孟(Salzymann，通译撒尔茨孟)所提倡的“实用主义”观点，尤其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的“生活教育”主张，如此等等，无不有所吸收或研究。同时，他还借助主持地方教育行政之便，与一些来华的西方教育人物诸如孟禄等有过直接的接触，亲聆他们对于中国教育事业的种种论见。所有这些，无不让西方新教育思想的精髓，流浸入黄炎培的脑海之中，使他清楚认识到：“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在此思想认识的基础上，针对中国教育的现实情状，他直接提出“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并且强调指出，“今观吾国教育界之现象，虽谓此主义为惟一之对病良药，可也”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载《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1913年10月）。。
在居家研习西方各种教育理论的同时，黄炎培的“特殊力学”还包括他对国内各省教育的实地考察。这就是他所说的“寻病源也”《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早在1905年接手江苏学务总会常务调查干事，他就开始注重“实地调查”，其足迹遍及江苏省63县的四分之三。1914年2月交卸教育司司长职事后，他获得了更多的时间和更自由的行动，以《申报》旅行记者的身份查南访北，先是对安徽、江西、浙江三省，接着又对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进行了为期数月的实地教育考察。一年之内的南北两次国内考察，使他能够从更深远的时代背景和在更广阔的社会区域，看清当时中国教育的弊端。尤其教育不切社会实际，学生毕业后如若不能接受更高一层的教育则几同游民，使他感受极深，担忧尤重。对此他写道，“此行所得闻见与感想”，“各种学校毕业生，除升学外，几无他路，此为方今教育亟待研究之点”，其中“中学校为尤甚”《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2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通过国内实地考察，黄炎培不仅“辄觉闭户读书之不可为学”，而且深患现时“产出若干高等游民”的学校教育“其将何以自解”。于是，在国内考察“寻病源”的基础上，他借参加游美实业团之机，举足远涉重洋，开始跨入新的一重文化圈，通过 “外国考察”“读方书”这种“特殊力学”，完成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后建构，并且在这道知识底色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理论。
1915年4月，北洋政府农商部组织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邀请黄炎培随行担任编辑报告。是月9日，抱着“余之考察教育，所竞竞于心者，不敢忘一‘我’字”的态度，即对于彼之教育深怀“于我之比较如何”和“我之对此当如何”黄炎培：《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载《教育杂志》第8卷第1号（1916年1月）。的心念，黄炎培随团搭乘太平洋公司“满洲利亚号”轮船离开上海航向太平洋彼岸。在美国，他游历考察至当年8月才返归。其间，他西从旧金山登陆，东至波士顿，北达布法罗并进入加拿大境游览，南抵路易斯安那州南的海港新奥尔良，计经历省区及特别区二十有八，游历有名地点二十有七，对美国25座城市的52所不同等级、不同类别的学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此外，他还拜会了正在推行“新自由政策”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世界著名的科学发明家爱迪生，以及曾在中国推行过新式教育的傅兰雅等著名人物，并与其他一些教育界实业界有关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讨论。
通过对美国教育的实地考察，黄炎培深受刺激和感染：“若论实质方面，则吾侪比年所研究之实用主义，此行实予我以无数崭新材料。盖此主义在美国实为全国所倾向，日进而未有已。凡种种设施，昔仅得诸文字或托诸理想者，今乃使我耳目亲闻见之，而益深信其必可行，且必有效，而弥哀我国之瞠乎其后也。”《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163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于此可见，游美考察的“特殊力学”，不仅使黄炎培在这一重全新的文化圈中丰富了自己的西学新知，这种新知乃直接通过自己耳闻目见所获得，非向日仅从书本文字中得到的“二手货”，而且使他的教育思想认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并就此促成自己的教育思想理论臻于成型。这就是认识到要对现行中国教育进行变革，“语以抽象的实用教育，不若语以具体的职业教育之警心动目”同上书，320页。。
考虑到各国之间文化背景和社会性质的差异性，自美国考察归国后一年多，黄炎培又选择了日本和菲律宾两国作为自己继续“特殊力学”的考察地点。在他看来，日本与中国素来人物同种，文化同源，民俗相通，民情相近，然其在数十年间能由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一跃而为世界强国之一，其可资中国学习的材料必定甚多，且自清末以来中国即多以日本诸种新兴事业为考察鉴习之对象。至于菲律宾，亦受过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但近世以来则沦为美国的殖民地，故其教育体制全以美国为尚。该国实施职业教育，其根本目的即在于“发达其生计，以植独立之基础”同上书，第1卷，327页。。因此，比较直接借鉴美国的教育经验来说，日、菲两国的经验于封建落后且急需独立富强的中国更为切实有用。由是他偕同陈宝泉、蒋维乔、郭秉文等一行六人，前往日本、菲律宾作第二次国外教育考察，借以求得医治中国教育病源的“方书”之完善。
自1917年1月8日自上海出发前往日本，至同年3月9日由菲律宾返归上海，黄炎培一行在日、菲两国考察教育历时整整两月。在日本考察期间，黄炎培看到了职业教育已在日本收到的成效，认为该国能够迅速跃居为东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强国，相当程度上得力于职业教育。尽管其时日本“于职业教育之名词，虽未见十分煊烂，而于实际则励行弗懈”。即是说，日本现时教育事业，十分注重教育的职业内涵以及与职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尤其通过与日本教育家佐佐木、手岛精一等人交谈后，黄炎培更加认识到，日本“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径于职业教育”《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326页。。在菲律宾，黄炎培更切实地看到了职业教育的收益，认为菲律宾能从一个殖民地国家，不十年而改观，“市无游民，道无行乞，国多藏富之源，民有乐生之感”，“骎骎乎将合两大洋文明而融会之”，《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233～234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无不出自职业教育之赐。因此更加坚信，“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并且认识到任何教育皆须含职业教育之意味——“寓职业教育于普通教育之中”。至此，在完成自身知识底色的涂绘之时，黄炎培的教育思想体系也相应得到建立。于是归国之后，他即以大力提倡“职业教育”而发“革新东方教育之先声”《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325页。。
二
任何思想观念的成型，任何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尤其处在社会转型期的近代中国，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一方面不断地向教育提出新的时代需求，另一方面又对教育的发展变化产生各种积极或消极的历史影响，黄炎培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自然呈现一种由萌生发展而衍化成型的过程。考察和探究这种演进过程，既有利于人们明晰这种教育思想体系的社会特质，又有利于人们体察黄氏教育理论的时代精神。
考究留世的文字材料，黄炎培的教育思想萌生于20世纪初年。其时他对教育的认识，主要是受时代潮流的影响而形成一种笼统的发展教育、开发民智的思想观念。正如他在三十多年后所忆及，那时“受着了‘教育救国’新学说的影响，看看国事，已经糟到不可收拾；看看老百姓，大家还是睡在鼓里”。于是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这种借发展教育救中国的思想观念，可说是20世纪初年注重教育进步的人们的一种时代共识。黄炎培能由这种普遍认知的教育观转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其关键之处应在于民国初年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提出。
依据黄炎培的种种界说，这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主要目的在于使学校教育摒除务虚劣习而趋于实用，使学子能将学到的知识、理论应用于社会实际生活之中，“余之所谓实用主义，并非不使之知，但使之行；并非专授法式，而不授原理。不过所施之教育，必令受之者一一切于应用，可见诸实行，即间授以理论，必以实事、实物为依据”《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122页。。循此目标出发，他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了大致的理论建构。
首先，在教育的社会功用上，“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人不能舍此家庭绝此社会也，则亦教之育之，俾处家庭间、社会间，于己具有自主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而已”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载《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1913年10月）。。在此，黄炎培明确阐述了学校教育的功用和目的，就在于使受教育者既能为个人生活谋得生计，又能为社会进步创造利益。这就对传统观念中教育的双重作用，即个性修己和群性处世，赋予了富有时代新意的诠释。
其次，在教育的实施内容上，“所谓德育者宜归于实践；所谓体育者求便于运用；而所谓智育，其初步一遵小学校令之规定，授以生活所必需之普通知识技能而已”。不难看出，对实用主义教育如此析而论之，显然受到民初教育改革所制订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的影响。而对人们所说的“智育”，因其直接关系着人们之生活所需，故黄炎培尤为注重。益而言之，即在教育的具体进行过程中，“务使学校教育与实际生活渐相接近”，“以是谋生处世，遂无复有扞格不入之虑”。
为了使教育达到这种实际效果，故而其三，在教材编选上，坚持本其所已知以启发其所未知的原则，“其教材务以儿童日常经验界为限”，“务以适应于儿童能力者为限”，“非此者，虽极切要，概从割爱”《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123页。。基于自身教育实际经历所获取的经验认识，考虑到现时国民能够接受教育的实际程度，黄炎培主要的论证对象放在小学教育阶段。是故在提出实用主义教育主张后，根据上述原则，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对小学教育各科教学的改革思路，并利用“职务余晷”与友人联手编译成《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一书，用以指导“实用主义教育”的推进，企望借此“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渐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载《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1913年10月）。。
探析黄炎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产生，首先要注意的应是其思想基础，这就是早年居乡就读即有所积淀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观念。
尽管赫胥黎氏在《进化论和伦理学》一书中，对人们于其“适者生存”观点的误解，表示“惊讶”并予以“正名”在《进化论和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一书中，赫胥黎指出，与一般意义的生物进化相比较，“社会进化，实际上是一种性质上根本不同的过程”，即“是一种不是为了取得生存资料，而是为了取得享受资料的斗争”。“使我惊讶的是，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习惯于图谋主动或被动地灭绝人们当中的弱者、不幸者和‘多余者’，他们为自己的这种行为辩护，自称这是由宇宙过程所批准的，是保证种族进步的惟一途径。”“我怀疑这种错误是从‘适者生存’这一词的词义上的不幸的含糊不清所引起的。‘适者’含有‘好’的意见，而‘好’又带有一种道德的意味。”所谓“道德”，指“我们叫做良心的这种有组织的和人格化了的同情心”。这就要求那些“享受一种社会利益的人”，切不可忘记“对社会所应有的责任”，“不仅要尊重而且还要帮助他的伙伴，以此来代替、推开或者践踏所有竞争对手”，这就要求人们“自我约束”而非“自行其是”。概言之，“它的影响所向，与其说在于使适者生存，不如说是在于使尽可能多的人适应于生存”。，但其时黄炎培见到的严复所译《天演论》，仅只是《进化论和伦理学》一书的前两章，而并非“全豹”，难以对其进行系统性的理论把握。更重要的是，《天演论》附有表达严复自己见解的按语和序言，强调中国“积弱积贫”的局面如不设法改变，按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必将完全沦为列强的奴隶以致亡国亡种。其主旨或用意乃借以疾呼变法图强，向整个民族敲起救亡图存的警钟。受其影响，黄炎培以实际行动回应了20世纪初年的“教育救国”声浪，并逐渐将“优胜劣败”的“天演之道”运用于教育社会功用的认识之中。
依据“天演之道”，黄炎培认为教育的起源，乃由于人类求生求存的需要：“生而为人，目的曰生活。任天而行，其能生存与否，未可知也。则不得不辅以人力，本其天赋之能，而长养之，扩大之，求有以利其生，而教育起焉。”《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54页。这种教育起源于人类“求有以利其生”的观点，毫无疑问受到了当时西方流行的“生物起源说”的影响。这种教育起源论的人物，有法国的利托尔诺（Charls Letourneau,1831-1902）和英国的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而这种教育起源论所持主张，其理论依据正是达尔文—赫胥黎的生物进化学说。
既然教育缘“求有以利其生”而起，则教育必须使人“备具人生处世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因此，在拟订《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中，黄炎培特别强调了教育切于生活的必要性：“盖知识日增，欲望日高，而生存之能力不伴以俱进，徒令厌苦其寂寞之家庭，奋欲脱之，而实莫能名一艺以自适于天演界。”黄炎培：《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载《江苏教育行政月报》第1号（1913年1月）。这种教育在于使人能“名一艺”而“适于天演界”的思想，早在1909年谈到“理想的家庭”时，黄炎培就有所表露。在他看来，一个理想的家庭，应是男女均需接受过一定的学校教育，能“执一业”以之“自置”“家产”而自养养人：“男子必毕业中学，女子必毕业小学。男子既成年，莫不执一业；女子非育子女、非主家事、非老，亦莫不执一业。”《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12页。循此男女皆有“学”有“业”的认识路径，他较早地注意到女子教育的社会意义，并以一省职掌教育权柄者的身份，登高而呼：“女子职业教育，吾所主张者也。”黄炎培：《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载《江苏教育行政月报》第1号（1913年1月）。
继认识社会个体而家庭均需用实用主义教育以求适于“天演界”，黄炎培进而认识到，处剧烈竞争之世，为求不被淘汰于“天演”，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亦需提倡“真切于实用”、“可以养成有用之人”的“实用教育”。由是，他运用“天演之道”，对教育的个性作用和群性作用进行了如是概括：“丁此生存剧争之秋，其人受教育愈充，则其生活所需用之能事愈富，而其被汰于天演亦愈后。一人有然，乃至积而为家为国，其兴灭存败，罔弗系此。”基于此等认识，他认定贯彻实用主义于学校教育之中，实属刻不容缓之事：“教育之急，急此也；其重，重此也。”《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54页。
探析黄炎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产生，还要认识到其时代动力，乃在于其时中国日益涌进的教育改革潮流。
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史，就是一部教育改革史。尤其清末民初正值封建的传统教育向具有资本主义民主性质的新式教育逐步转型时期，其时教育领域的一切进步因素，无不蕴涵着顺应时代潮流的改革精神。依据黄炎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所揭示的教育主旨，乃在于使受教育者“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对照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的变革，无疑承续了实业教育予人谋生技能的教育主旨。
近代中国新式教育产生以来，于教育进步上的变化，乃在于实业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这种教育的产生和形成，一改中国以往教育与社会经济生活互不相联的历史状态，开始迈开了中国教育朝向专业化或工技化方向发展的步伐。经过近40年的变革和发展，至20世纪初年，国人终于形成了某种共识，是故在清末学制改革中，以发展国计民生为目的的实业教育，不仅在新订学制中获有一席要地，而教育含有实业精神的认识，也逐渐在思想层面扩散弥漫。民国建立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因素的大幅度增长，以及教育领域注重实用主义思想的灌输，教育与经济之间的结合在形式上更为密切，在实业教育有所发展的同时，普通教育以实业为中心的思想倾向也日益增强，故此作为民初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实用主义精神为指导的教育适于生计和治生的因素，在普通教育中也有了明显的加重。即以普通的小学教育而言，在民国初年公布的《小学校令》中，于其条即揭明：“小学校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同时，在《小学校教则》中，亦于其首条分别对受教育者的德、智、体诸方面规定出相应的教育目的：凡与国民道德相关之事项，无论何种科目，均应注意指示；凡知识技能，宜择生活上所必需者教授之，务令反复练习，应用自如，儿童身体，宜期其发达健全，凡所教授，必适合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度；对于男女诸生，应注意其特性及将来生活，各施以适当之教育。正如黄炎培所指出，欲达上述教育之目的，须当有种种之设施：欲传授知识技能于儿童，当有教授之设施；欲陶冶儿童之品性，当有训练之设施；欲期儿童之身心健全发达，当有卫生之设施。“然欲教授、训练、卫生之普及于全体，而得实际上之效益，尤须有至重至要之设施，即实用教育是也。”《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55页。
面对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潮流和情势，黄炎培做出的反应是顺流其中，诚如其所谓，“余亦推荡此潮流之一人也”。但更重要的是反思其实，亦如其所谓，“余辈往日执业于学校，凡所设施，果能使来学者所得确实否?适于实用否?果不见憾于生徒亲属否?”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载《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1913年10月）。然而反思的结果，带给黄炎培的只是一个“忧”字。由此忧心所起，征之于“天演之道”，他深切地认识到：“今兹教育，非于实用的方面，施大革新不可!”《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55页。
探析黄炎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产生，更有必要了解其经验感触，亦即他对现时学校教育存在的弊端造成社会危害的切身体验。
早自1905年被推任江苏省教育会调查干事之日起，黄炎培就获得了深入社会了解教育实际的机会和条件。主政江苏省教育工作后，使他对当时教育与社会之间的种种关系，有了更为全面而贴近的了解。这种了解，既得自部属或友人所反映的实情，更重要的是个人耳目的亲自闻见。正如他在提倡实用主义教育时所述：“犹忆两年前赴某省之某埠，参观某师范学校。以有所亲肄业，得索观各科讲义，不禁喟然感叹!所可诧者，教育科讲义，于理论刺刺不已，中间罗列教育家姓氏学说，亘数十纸未尽；至各科教授法，实习教授，全未暇及，而去毕业仅数月矣。其他学科，大率称是。余以所亲见故，感愤倍至!”学校教育现状使黄炎培得如是之观感，然当时学校的毕业生，于黄炎培的刺激尤为深切：“观今之学子，往往受学校教育之岁月愈深，其厌苦家庭、鄙薄社会之思想愈烈，扞格之情状亦愈著。而其在家庭、社会间，所谓道德身体技能知识，所得于学校教育堪以实地运用处，亦殊碌碌无以自见。”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载《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1913年10月）。
现时学校教育及其所出人才如此不切实用，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尤其经济发展对实用型知识人才的急需，自然相距甚远。所以，从形式上看，清末民初中国的教育事业有了相当程度的进步，然而在实质上，由于科举时代教育弊端的种种余毒，教育界于物质文明则黯然无生色。有鉴于此，黄炎培认识到，现时学校教育若不作改进或变革，长此以往，学校愈多，则造就无业游民亦愈多。“以此观之，则我国学校教育，非所以为社会谋福利，转所以害社会耳!”《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154页。针对这种“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他深怀忧患意识，故而大声疾呼：“求学必求当世必需之学，教人必教之为当世不可少之人！”同上书，25页。
然则如何达此目的?黄炎培进而于其知识体系中从两个方面来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一方面从往日积累的传统文化的“学问”中，求取“实学实用”的治学精神，尤其继承和发扬了宋明以来贯穿于“事功”、“习行”、“实学”、“经世”诸般学派的注重实用、讲求功利、关心生计的实学致用经世的学术传统；一方面从近时所习的西学新知中，借取学校教育“接近生活实际”的教育主张，其中尤重自古罗马塞涅卡而近世博爱派的白善独、康丕、撒尔茨孟直至裴斯泰洛齐等人的“为生活而教育”的种种思想主张。而对裴氏关于“务使学校教育与实际的生活渐相接近”的“生活教育”学说，黄炎培极为赞赏，认定依此主张改进中国的学校教育，则学校所出之人“以是谋生处世，遂无复有扞格不入之虑”。由是千思万虑，凝为一辞：“因世变之亟，使余一缕思潮，辗转起伏以达于此‘实用主义’之一点。”“今观吾国教育界之现象，虽谓此主义为惟一之对病良药，可也”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载《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1913年10月）。。
实用主义教育倡行不久，黄炎培辞却江苏省教育行政职，开始了长时间的先是国内继之国外的教育考察，“庶几关于教育诸问题，平昔所怀疑所假定者，至是或可得较正确较适切之解决”《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32页。。
在自视为“寻病源”的国内考察中，黄炎培“耳目所触，思想生焉”，于中国教育之实际获得了更为切身的观感。针对现时“虚名的教育”、“玩物的教育”，他对自己倡行的实用主义教育更为深信：“此一年间社会闻闻见见，所谓虚名的教育，玩物的教育，其所发见之弊害日以深，日以烈，在教育上益促吾人之觉悟，使完全倾向于斯主义。”这种思想认识的进步，无疑为黄炎培国内考察教育方面的收获之一。
黄炎培国内考察于教育上的另一收获，应是通过比较国人自办学校与外人所办学校而得出的启发性结论。在考察期间，他对欧美人士所办学校——主要是教会所办学校，尤为注意。举凡所到之处，教会所设教育机构，上自高等学校，下至幼教机构，甚至一些社会教育的设施或场所，黄炎培无不驻足。通过对这类学校的实地考察，尤其将之与国人自办教育机构进行比照，黄炎培得出的结论即是，此类学校所采教材教法皆含实用精神：“参观所至欧美人在吾国所办学校，除国文、算术不明吾国国情，故所采教材未尽切于实用外，自余有所设施，殆无不含此主义。”同上书，150页。自是萌生“考察内国教育，将俟既毕，续游外国”之念。
诚如“取经”而往西天，正值国内考察兴致、收获日进之际，黄炎培获得了游历美国的“好机会”，于是踏上前往西天的取经之路。这就是他于《新大陆之教育》中提到的心中不敢忘“我”而出国“寻方书”之举：“彼所谓实用教育，其精神若何，其设施方法若何，其适合于我国现在时期与程度，而可以为法者何在，此则吾所急欲一觇盛况，将以其所获多少，悬为此行考绩之准者矣。”《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1页。
然而，国外的教育现状，尤其对美国教育的实地考察，使黄炎培思想认识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其时职业教育设施日有添增、进步教育运动迅猛推进的美国教育，给予他的印象是，“彼国无论何种教育皆注意实用”：“其教科课程，处处与生活关系；校内设施，处处与社会联络。”《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169～170页。于是，通过目睹耳闻，日访夜思，黄炎培认识到，自己出国前所欲探求的教育实用精神，在体现了这种精神的美国教育领域中，根本不成为任何问题，也根本无需去作任何窥探。这种思想上的彻悟，从他答友人问中可见实情：“实用主义四字，吾意不得谓为无所变。盖实用二字，决无所变，惟主义二字有所未安耳。凡所谓某主义、某主义者，必系相对的，苟其为的，便无所谓主义矣。今吾观美国教育，凡所设施，无一非实用，揣彼国教育家之意，不言教育则已，苟言教育固当如是，初非于若干途径中，采取其一，以为准鹄。世安有不实无用，而尚得谓教育耶。故以实用主义四字语，彼国教育家未免失笑。”同上书，183页。征之国内教育与社会之间的扞格情状，以及社会对教育的迫切所需，黄炎培于“无一非实用”的美国教育之中，认准了“职业教育”于中国教育之改造为实用：“所谓职业教育”，“专以职业上之学识技能，教授不能久学之青年，而一方面亦使实业前途，进步益无限量……叩其目的，一使学生无力更受高等教育者，受此教育，得相当之职业，一使已就职业者，受此教育，助其业务之改良与进步。回念吾国，由后之说，或未暇计及，而满地青年学成无用，由前之说，相需可谓殷矣……要不能不认职业教育为方今急务”《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107～108页。。自是，以实用精神为旨归的职业教育思想理论体系开始形成。
三
纵观黄炎培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路径，自对教育产生认识以来，在国内的教育改革实践中逐渐形成注重社会实用性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以此为基础，借助国外的职业教育理论，主要是美国职业教育的实践经验材料，对自己的教育思想认识进行修正、调整、补充乃至完型。
如果仅从名称或概念上考察，前文已揭，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早在1913年1月拟就《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之时。在《计划书》中他即两次提及“职业教育”一词：一是“主张”“女子职业教育”，使向无“生存能力”之女子接受此等教育后，“能名一艺以自适于天演界”；一是“主张”“寓职业教育于初等教育”，让所有受教育者，自入学之始即开始获取“农工商必要之技能与知识”，使学校教育真正收到“教使自养，即教即养”之功。不过，他的职业教育思想的正式形成以及对这种教育的明确倡行，是在1915年4月参加农商部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之后。自是他对“职业教育”的价值与意义有了充分的认识和肯定：“职业教育，以广义言之，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盖教育云者，固授人以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也。若以狭义言，则仅以讲求实用之知能者为限……所养成之人物，则完全主用艺术。”“叩其目的，一使学生无力更受高等教育者，受此教育，得相当之职业；一使已就职业者，受此教育，助其业务之改良与进步。”由此认识出发，返观中国现行教育与经济生产、生活严重脱节所造成的种种弊害，他强调指出，我国教育的改造与进步，“要不能不认职业教育为方今急务”《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107～108页。。故此归国后，他即尽心尽力于职业教育的倡导和推进。1916年9月，他组织江苏省教育会附设职业教育研究会，以此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1917年5月6日，他又主持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于上海，借以推动职业教育的实践发展；1917年10月，他又筹备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月刊，作为宣传和研讨职业教育思想理论的舆论阵地。自是而起，职业教育旗帜正式亮起，职业教育阵营就此组成，并在思想层面上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而激荡着整个中华教育界。他本人的职业教育思想在此潮流中也日渐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
1．职业教育多重目的的确立
早在职业教育思想处于萌芽状态时，黄炎培就认为此种教育在于使受教育者获取必要的生活技能或知识，以利谋取生计。待公开发表提倡职业教育的宣言书时，他对这种教育的目的有了更为真实而具体的认识：“职业教育之目的，一方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急也；一方又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180页。。稍后不久，他进而将这种职业教育的目的条理化：“职业教育之旨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同上书，254页。这即是所谓职业教育“三要旨”。随后，针对有些人以为职业教育只是一种技艺教育，不足以发展个性的思想认识，他又将职业教育的“要旨”修改、补充为：“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
一
1878年10月1日(夏历九月初六日)，黄炎培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抚民厅川沙抚民厅，1911年11月改置川沙县，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厢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到1905年迁居上海县时，黄炎培在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上度过了28个春秋。
历史上的川沙，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是一块比较年轻的土地。其位于长江口南侧，东滨东海，西枕黄浦，东南端水域为长江与东海的汇合处，在江流和海潮的长期相互作用下，由积聚的沙洲逐渐连片为陆而成江海冲积平原。直到公元8世纪，在今日川沙的西端小有成形的老海滨平原上，始有聚落。自北宋以降，随着海滨平原自西而东逐渐伸延成陆，其地人口亦渐见繁增。至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始置川沙抚民厅，开始地方一级独立建政。
近代社会以前，这块具有江南水乡特色、拥有近郊海滨风光的新陆地，虽说在经济上日渐成为东南沿海富庶之区，但直至设立厅治前，境内除极少数私塾外，仅义学3所，1834年才建有观澜书院。比较内地大多数地区，其地文教事业颇为逊色。至于正式教育行政机关，直到1907年才正式出现。可见，就人文地理环境而言，其地的传统文化圈层并非厚重，而迁徙社会的历史氛围又赋予人们某种离异传统的精神和意志。这从后来黄炎培能够顺时进取、适势应变的性情上可见一斑。
指出川沙地区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比较薄浅，并非说黄炎培自身没有接受太多的传统文化的熏染浸润。恰恰相反，在他自己划分的人生时期，即1878年至1900年间， “个人生活情况”的主要内容，即是“旧文化学习”黄炎培：《八十年来》，5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走的依然是一段传统士子文人的必经路径。
了解黄炎培对传统文化的研习，有必要从黄氏家族及其社会关系谈起。在南宋初年迁徙南方的人口流动中，黄炎培始迁祖黄元一，以康王赵构(宋高宗)亲信侍卫的身份自汴京南下，辗转择居嘉定滕阳巷。至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其后人再转迁浦东古镇高行。据清乾隆朝曹瑛的《高行竹枝词》：“沪城首镇歇江东，三里平分南北中，月旦无人留史笔，不知销没几英雄。”转引自朱鸿伯、杨正德主编：《黄炎培与浦东》，8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95。可知其地在明清之际已成为一个较好的“文化小区”。受此人文环境的影响，在吴中(今苏州)经商三十余年而致富的黄炎培二十世祖黄恒松，即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建起了一座兰芬书屋，作为黄氏家族子孙读书处。到黄炎培二十二世祖这一代人手中，书屋藏书已至万卷之数。于是，黄家祖上有了人们所说的“读书种子”。
黄炎培受到较好的传统教育，其直接影响因素和条件，应从其出身国学生的祖父黄典谟一辈算起。黄典谟之妻沈氏，乃川沙城内沈树镛之妹。沈树镛即沈韵初，曾在清内阁中书署任职中书。此人为杰出的碑帖学家和书画鉴赏收藏家，与其过从甚密的著名学者俞樾，曾称沈家“收藏金石之富甲于江南”。沈树镛有姐妹各一人，黄典谟的连襟乃川沙城东儒者孟荫余。孟氏因其父死于清朝官吏淫威之下，故遵父嘱“勿做清朝官，不应清朝试”，终身居乡经营农桑和延师课子。其家有题为“东野草堂”私塾一处，藏有丰富的古籍以备子孙习研。黄炎培六岁时，在母亲孟樾清指教下开始习字念书。八岁上，即随同两位叔父一起读“四书”。九岁起，前往东野草堂就学，直至二十岁才离开。入东野草堂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读完了五经：《易》、《书》、《诗》、《春秋左传》、《礼记》”黄炎培：《八十年来》，22页。。读完“四书”、“五经”之后，黄炎培开始“广览群书”：诸如“从十三经中选读《尔雅》；从二十四史中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于诸子百家中读《庄子》、《墨子》；于唐诗中读李白、杜甫两家；于宋儒学案中，读朱熹、陆九渊两家，但重陆；于明儒中特重王阳明和顾亭林”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8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其旧学根柢由是打牢。
对黄炎培思想和学问增益者，莫过于其姑父亦祖母娘家侄儿沈肖韵。这位“内史第”的主人，在晚清社会中，是一位思想颇为新进的人物。甲午之役后曾投笔从戎出关抗日，后深感民族沦亡民生痛苦，又筹资创办川沙家毛巾制造厂，实行实业救国。这位姑丈不仅以富有藏书的书斋为自小生养其家的黄炎培提供了 “泛览群书”的优越条件，而且还是黄炎培由旧学转向新学的引路人。黄炎培受其新知启迪，始于平生“部”新书——赫胥黎《天演论》的学习，从此开始接触西学，并深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说，思想认识也随之发生改变：“自读了《天演论》，觉我身在世界上，太伟大了，也可以说太渺小了，因此脑中充满着我们天职的严重。”《黄炎培教育文集》第4卷，58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其时已近世纪之交，黄炎培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认识也由此发生转折，开始“跳出圈子，跨上新文化教育舞台”黄炎培：《八十年来》，31页。。1901年初夏考入南洋公学特班，使自己知识体系内的西学新知文化因子得到进一步的生长和扩充。
南洋公学为近代著名的洋务官僚盛宣怀所创办。在长期办理洋务事业的过程中，盛氏深深体会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由是先后于1895年和1897年在天津和上海各设新式学堂一所，“课以中西有用之学”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禀（附章程、功课）》，转录自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辑（下册），49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培养其洋务事业急需的新知人才。其中设于上海者，定名“南洋公学”。该校初建时，拟分师范院(师范学堂)、外院(后改为附属小学堂)、中院(属中学性质的“二等学堂”)和上院(属大学性质的“头等学堂”)等四类教育。其中师范院首开于1897年4月，继之于1898年开设中院，1899年开设外院（1901年改设附属小学堂），而上院迟迟未能开办，后以选派留学生替代高等人才培养。另外，作为变通，于1901年又开设政治科和黄炎培曾就读其中的“特班”。
南洋公学特班的开办，“系为应经济特科之选，以储国家梁栋之材”，“但望学成之后，能如曾、李二星”。为此，要求进入特班学习者，“宜专志政学，不必兼涉艺学，尤宜讲求中西贯通希合公理之学，不可偏蹈新奇乖僻混入异端之学”盛宣怀：《照会南洋公学添设特班系为应经济特科之选》（光绪廿七年），上海交通大学档案卷508。。明显可见，这种“特班”的开设，其历史背景乃为正在变通的科举储材备选，其培养目标是能够适应形势需要的像曾纪泽、李盛铎那样的外交人才。就在黄炎培进入公学特班前一年，参加过维新运动并因思想新进而受到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处分的张元济，接任该新式教育机构总理（相当于今日校长）。该氏在学习西方、变法图强方面一直持积极态度，故而在其草拟的《南洋公学特班章程》十条中，十分强调招收的学生要“有志于西学者”，且应于“西课余暇，当博览中西政事诸书”张元济：《拟设南洋公学特班章程》（光绪廿七年），西安交通大学档案卷2325。。为了使学子贯通中西学术，张氏还特聘具有民主主义先进思想的蔡元培任特班班主任。
蔡元培任特班班主任后，即依据章程有关规定，着手规划特班的教学工作，将特班三年课程分为前后两期组织教学。前期为初级功课，包括英文(写、诵、文法、章句)、算学(数学、代数、几何、平三角)、格致化学(手演)等；后期为高级功课，包括格致化学(阐理)、地志、史学、政治学、理财学、名学等。两期课程均重在西学。其“指导之法，稍参书院方式，学生每人写札记，由教员阅批，月终由教员命题考试，评次甲乙，送总理鉴定”蔡元培：《记三十六年前之南洋公学特班》，见《交通大学四十周年纪念特刊》（交通大学1936年4月印行），49～53页。。至于对每个学生具体的个别指导，根据黄炎培的回忆可以整理如次：在开选书目之先，蔡元培召集全班同学谈话，交给学生们一张分门清单，诸如哲学、文学、政治、外交、经济、教育等约二三十门，让学生各人认定一门，然后就这一门开示应读的主要、次要书目，嘱向学校藏书楼借书阅读。学生们在研读过程中，每天须写出读书笔记缴送老师批阅。在亲身批阅学生笔记时，蔡元培还每夜轮流召二三学生到自己的房间进行面谈，或就笔记、或就当天日报所载时事消息指示种种，学生也可以提出意见随时请教。“这种教育方法切合学生们的要求，蔡师语言态度的亲切、谦和，使每一学生都心悦诚服。”黄炎培：《八十年来》，33页。由是，黄炎培他们在这所“满布着爱好学习的气氛”的新式学堂中，于新知求取上获得了甚大的进益。
对于黄炎培来说，在南洋公学所受到的教育，并不仅仅在于新学知识的摄取，更重要的还在于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和人生价值观念的转变。根据张元济起草的“章程”，公学的特班有一条不同于其他班的特殊规定，即“西课余暇当博览中西政事诸书”。这就在客观上给黄炎培他们提供了自由阅读各种书刊、接受新进思想的有利条件，无疑向正从传统文化圈中走出来的学子们禁闭甚久的心扉透进了一线光亮。蔡元培充分利用这点合法的光亮，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播民主主义思想。为了使学生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国际情况”，蔡元培鼓励黄炎培他们学习日文，“乃以不习日语而强读日文书之不彻底法授之，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蔡元培：《记三十六年前之南洋公学特班》，见《交通大学四十周年纪念特刊》，49～53页。。黄炎培就是通过“和文”翻译法，完成自己选定的“外交”课程，后来成为中国科举制度的末榜举人，还靠的是“在这上边得了便宜”。为了使学生们走出校门后能够更有效地唤醒民众、开发民智，蔡元培还要求学生们学会演说，谆谆告诫“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并特设小组会亲自向学生示导演说辩论，“并示以日文演说学数种，令参阅”。《黄炎培教育文集》第4卷，1～2页。如此练习，无疑为后来黄炎培一生的数百次唤醒民众觉悟、播衍救国思想的讲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培养学子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蔡元培一再告诫特班学生，要求他们将来出校借兴办教育以唤起民众，甚至给学生们出的试题，也以《春秋战国时代的爱国者》之类促使学生思考。“其所诏示，千言万语，一归之爱国”。所有这些表明，在南洋公学这种新文化圈中，黄炎培不仅仅在知识摄汲方面获得了全新的能量，而且在思想转化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动力。于是，在涂施自己思想体系的第二层知识底色之际，以承接蔡元培等人输传的一线民主思想的光亮为契机，开始蓄积自身后来成为一颗闪亮于中华近现代教育夜空的明星的能量。
黄炎培就读南洋公学之际，中国社会的整个文化氛围，在“中体西用”文教政策的控制下，处于一种新旧杂陈的状态，人们在追求新知趋往新潮时，或因受阻于传统势力而徘徊歧道，或因留恋于既有程序而首鼠两端。据黄炎培自己回忆，正在南洋公学特班投入紧张的学习之时，1902年秋，应姑父之约前往南京应江南乡试。对科举功名的求取，表明其时他的思想认识并未完全脱离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这从不久爆发的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中可以得到印证，即被当时报界称许为“中国学生社会一大劈头之大纪念”的“墨水瓶事件”《南洋公学学生出学始末汇记》，载《新民丛报》第21号（1902年）。，他并非如特班退学的大多数同学一样随同蔡元培另组爱国学社，而是返归川沙开始另一种事业选择。提出这一点，并非意在贬抑历史进步人物思想发展过程中转变时速的滞缓，而是旨在说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向传统时代挥手告别的艰难，更何况南洋公学特班的开设，“系为经济特科之选”。
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使开办不及两年的特班因此而解散。对正处于人生转折关头的黄炎培他们来说，无论新学知识体系的丰富，抑或进步思想观念的形成，都不啻是一种绝大的“硬伤”：“特班开办于民元前十一年之春，解散于前十年之冬，自始至终不及二年，不特章程第四条之初级功课未能修毕，即第七条之自修恐亦影响甚微，其中多数特班生卒能在学术上社会上有贡献者，全恃此后特殊力学之结果耳。”蔡元培：《记三十六年前之南洋公学特班》，见《交通大学四十周年纪念特刊》，49～53页。特班解散后，带着某种不可名状的遗憾，有了举人身份的黄炎培，走上了一条传统士子的退守之路——居乡授业。不过，社会变迁和教育转型，早已赋予黄炎培这种人生选择以崭新的时代意义。接受过世纪之交新旧教育交替的时代潮流洗礼的黄炎培，对教育改造社会的功能已经能与时代强音产生出某种共鸣。这就是一直牢记着乃师蔡元培的教导，通过发展教育来唤醒民众，造就国民。“蔡师这几句话，我永远记着：‘中国国民遭到极度痛苦而不知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来解除痛苦。你们出校，必须办学校来唤醒民众。’”黄炎培：《八十年来》，36页。于是，他走上了献身开启民智发展新式教育的人生道路。至于自身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也只有靠在后来打拼事业的过程中去“特殊力学”了。
自1901年9月清政府发布“兴学诏书”以来，中国新式教育事业开始正式跨上早期现代化的台阶。在南洋公学深受蔡元培等人新进思想熏染的黄炎培，其“居乡授业”的事业选择，无疑蕴涵着十分强烈的救国救民的时代精神。考察他随后乡居十来年间的教育事业，无不显示出与时俱进推动潮流的革新主旨。在走出南洋公学的当年冬天，他即偕其同志，通过种种努力，将川沙原观澜书院改设为“川沙县所公立小学校”。同时，他还与堂兄洪培创办起开群女学，开启浦东一方兴办女子教育之新风。在开办男女新式学堂的同时，他们还常常在正常文化课之外举行游戏、竞赛以及演讲活动，借以开通思想、开启新智和开化风气。所有这些，自然有力地冲击着地方封建守旧势力的思想营垒和文化阵地，由是为黄炎培也招来了杀身之祸，演出了为避祸而远渡东洋的人生一幕。
逗留日本数月间，黄炎培的眼界所及和思想所虑，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于是怀着借发展教育来拯救民族改造社会的思想认识，他自1904年春初避祸归国后，更加努力推进新式教育事业的兴办：先是先后在上海南市城东女学和丽泽小学堂任教；是年8月，又受杨斯盛委托与友人一道在杨氏上海新宅创办起广明小学堂，并应新式教育发展之需在该校附设一年制的师范讲习所；1906年再应杨斯盛之请，创办浦东中学堂于浦东六里桥。这所“川沙县境内所中学堂”，以其新进的办学精神和优秀的教学质量，当时就“名闻沪上，誉满江南”，后来更赢得中学教育界“北南开、南浦东”的美誉。
伴随川沙小学和浦东中学等新式学堂的先后创立，黄炎培日渐认识到“办理学堂”“为目前至要之政”，而开办学堂又必得有正常教育组织或机构为之联络、布置，于是在1905年，他就积极参加江苏学务总会的组织工作。在以著名实业教育家张謇为会长的江苏学务总会(后改名江苏省教育会)，黄炎培被推选为常务调查干事。他还积极致力于自己家乡川沙地方教育组织的筹备。在联络同志请求川沙厅准允立学务公会的呈文中，黄炎培等明确指出，“若无学务公会，不惟编制互有参差，且恐教科未能划一，势必各学堂自为风气，漠不相联”，因此学务公会之设，于“重学务而期普及”的时势，实乃“亟亟”黄炎培等：《为学务公会立案禀川沙厅文》，见《川沙县志》卷九“教育志”，国光书局1927年1月印行。。继学务公会于1906成立不久，川沙劝学所——川沙厅署个新式教育行政机关亦于同年冬正式成立。于是黄炎培在兴办新式教育方面又有了两个新的身份：一是由川沙同知指任的川沙学务公会会长，一是被江苏提学使任命的川沙厅视学员兼劝学所总董。自是在浦东一方，“方邑人之倾诚以迎新文化也，一时弦歌遍于乡曲，有财者输财，有力者输力，苟为公益，咸乐解囊”，“热烈之诚，足以敦薄廉顽”《川沙县志》“导言”，国光书局1927年1月印行。。
对新式教育事业的热心和尽力，以及对所辖地方教育经营的进步和成就，使黄炎培在不长时间内即成为江苏省教育界的头面人物，故在江苏省一些政要人物张謇、程德全等人的赏识下，他很快被委以重任：先是1911年9月江苏省独立后即出任省民政司总务科科长兼教育科科长，继之于1912年12月又被委为教育司司长之职。在江苏省教育司司长职任上，黄炎培感应于其时中国教育改革的潮流，拟订了《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他在“计划书”中指出：“教育之事，至繁且赜，引之不一其绪，挈之必于其纲。苟不熟察社会、国家所需，确定缓急先后之序，而或专就今兹现状，为维持应付之谋，或博搜异国成规，为东涂西抹之举，皆无当也。”黄炎培：《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载《江苏教育行政月报》第1号（1913年1月）。征诸日后其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以及平生教育事业的实践贡献，该“计划书”中对于教育事业的认识，表明其教育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正在生成。
与在实践工作中对江苏省教育革新事业积极推进相同步，黄炎培的知识体系日臻丰富，思想认识也日渐进步。早在1905年迁居上海南市之后，他就开始大量研读西方教育著作，既从中汲取新知的营养，更从中借鉴各家的主张。仅就其时他本人留下的文字来看，他对西方的各种教育学说多有研究和探讨：远自古罗马塞南加(Seneca，通译塞涅卡)“青年之于学校，为生活而学，非为学校而学”的理论，近则博爱派教育家白善独(Besedow)、康丕(Campe)、柴之孟(Salzymann，通译撒尔茨孟)所提倡的“实用主义”观点，尤其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的“生活教育”主张，如此等等，无不有所吸收或研究。同时，他还借助主持地方教育行政之便，与一些来华的西方教育人物诸如孟禄等有过直接的接触，亲聆他们对于中国教育事业的种种论见。所有这些，无不让西方新教育思想的精髓，流浸入黄炎培的脑海之中，使他清楚认识到：“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在此思想认识的基础上，针对中国教育的现实情状，他直接提出“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并且强调指出，“今观吾国教育界之现象，虽谓此主义为惟一之对病良药，可也”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载《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1913年10月）。。
在居家研习西方各种教育理论的同时，黄炎培的“特殊力学”还包括他对国内各省教育的实地考察。这就是他所说的“寻病源也”《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早在1905年接手江苏学务总会常务调查干事，他就开始注重“实地调查”，其足迹遍及江苏省63县的四分之三。1914年2月交卸教育司司长职事后，他获得了更多的时间和更自由的行动，以《申报》旅行记者的身份查南访北，先是对安徽、江西、浙江三省，接着又对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进行了为期数月的实地教育考察。一年之内的南北两次国内考察，使他能够从更深远的时代背景和在更广阔的社会区域，看清当时中国教育的弊端。尤其教育不切社会实际，学生毕业后如若不能接受更高一层的教育则几同游民，使他感受极深，担忧尤重。对此他写道，“此行所得闻见与感想”，“各种学校毕业生，除升学外，几无他路，此为方今教育亟待研究之点”，其中“中学校为尤甚”《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2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通过国内实地考察，黄炎培不仅“辄觉闭户读书之不可为学”，而且深患现时“产出若干高等游民”的学校教育“其将何以自解”。于是，在国内考察“寻病源”的基础上，他借参加游美实业团之机，举足远涉重洋，开始跨入新的一重文化圈，通过 “外国考察”“读方书”这种“特殊力学”，完成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后建构，并且在这道知识底色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理论。
1915年4月，北洋政府农商部组织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邀请黄炎培随行担任编辑报告。是月9日，抱着“余之考察教育，所竞竞于心者，不敢忘一‘我’字”的态度，即对于彼之教育深怀“于我之比较如何”和“我之对此当如何”黄炎培：《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载《教育杂志》第8卷第1号（1916年1月）。的心念，黄炎培随团搭乘太平洋公司“满洲利亚号”轮船离开上海航向太平洋彼岸。在美国，他游历考察至当年8月才返归。其间，他西从旧金山登陆，东至波士顿，北达布法罗并进入加拿大境游览，南抵路易斯安那州南的海港新奥尔良，计经历省区及特别区二十有八，游历有名地点二十有七，对美国25座城市的52所不同等级、不同类别的学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此外，他还拜会了正在推行“新自由政策”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世界著名的科学发明家爱迪生，以及曾在中国推行过新式教育的傅兰雅等著名人物，并与其他一些教育界实业界有关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讨论。
通过对美国教育的实地考察，黄炎培深受刺激和感染：“若论实质方面，则吾侪比年所研究之实用主义，此行实予我以无数崭新材料。盖此主义在美国实为全国所倾向，日进而未有已。凡种种设施，昔仅得诸文字或托诸理想者，今乃使我耳目亲闻见之，而益深信其必可行，且必有效，而弥哀我国之瞠乎其后也。”《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163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于此可见，游美考察的“特殊力学”，不仅使黄炎培在这一重全新的文化圈中丰富了自己的西学新知，这种新知乃直接通过自己耳闻目见所获得，非向日仅从书本文字中得到的“二手货”，而且使他的教育思想认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并就此促成自己的教育思想理论臻于成型。这就是认识到要对现行中国教育进行变革，“语以抽象的实用教育，不若语以具体的职业教育之警心动目”同上书，320页。。
考虑到各国之间文化背景和社会性质的差异性，自美国考察归国后一年多，黄炎培又选择了日本和菲律宾两国作为自己继续“特殊力学”的考察地点。在他看来，日本与中国素来人物同种，文化同源，民俗相通，民情相近，然其在数十年间能由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一跃而为世界强国之一，其可资中国学习的材料必定甚多，且自清末以来中国即多以日本诸种新兴事业为考察鉴习之对象。至于菲律宾，亦受过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但近世以来则沦为美国的殖民地，故其教育体制全以美国为尚。该国实施职业教育，其根本目的即在于“发达其生计，以植独立之基础”同上书，第1卷，327页。。因此，比较直接借鉴美国的教育经验来说，日、菲两国的经验于封建落后且急需独立富强的中国更为切实有用。由是他偕同陈宝泉、蒋维乔、郭秉文等一行六人，前往日本、菲律宾作第二次国外教育考察，借以求得医治中国教育病源的“方书”之完善。
自1917年1月8日自上海出发前往日本，至同年3月9日由菲律宾返归上海，黄炎培一行在日、菲两国考察教育历时整整两月。在日本考察期间，黄炎培看到了职业教育已在日本收到的成效，认为该国能够迅速跃居为东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强国，相当程度上得力于职业教育。尽管其时日本“于职业教育之名词，虽未见十分煊烂，而于实际则励行弗懈”。即是说，日本现时教育事业，十分注重教育的职业内涵以及与职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尤其通过与日本教育家佐佐木、手岛精一等人交谈后，黄炎培更加认识到，日本“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径于职业教育”《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326页。。在菲律宾，黄炎培更切实地看到了职业教育的收益，认为菲律宾能从一个殖民地国家，不十年而改观，“市无游民，道无行乞，国多藏富之源，民有乐生之感”，“骎骎乎将合两大洋文明而融会之”，《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233～234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无不出自职业教育之赐。因此更加坚信，“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并且认识到任何教育皆须含职业教育之意味——“寓职业教育于普通教育之中”。至此，在完成自身知识底色的涂绘之时，黄炎培的教育思想体系也相应得到建立。于是归国之后，他即以大力提倡“职业教育”而发“革新东方教育之先声”《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325页。。
二
任何思想观念的成型，任何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尤其处在社会转型期的近代中国，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一方面不断地向教育提出新的时代需求，另一方面又对教育的发展变化产生各种积极或消极的历史影响，黄炎培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自然呈现一种由萌生发展而衍化成型的过程。考察和探究这种演进过程，既有利于人们明晰这种教育思想体系的社会特质，又有利于人们体察黄氏教育理论的时代精神。
考究留世的文字材料，黄炎培的教育思想萌生于20世纪初年。其时他对教育的认识，主要是受时代潮流的影响而形成一种笼统的发展教育、开发民智的思想观念。正如他在三十多年后所忆及，那时“受着了‘教育救国’新学说的影响，看看国事，已经糟到不可收拾；看看老百姓，大家还是睡在鼓里”。于是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这种借发展教育救中国的思想观念，可说是20世纪初年注重教育进步的人们的一种时代共识。黄炎培能由这种普遍认知的教育观转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其关键之处应在于民国初年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提出。
依据黄炎培的种种界说，这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主要目的在于使学校教育摒除务虚劣习而趋于实用，使学子能将学到的知识、理论应用于社会实际生活之中，“余之所谓实用主义，并非不使之知，但使之行；并非专授法式，而不授原理。不过所施之教育，必令受之者一一切于应用，可见诸实行，即间授以理论，必以实事、实物为依据”《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122页。。循此目标出发，他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了大致的理论建构。
首先，在教育的社会功用上，“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人不能舍此家庭绝此社会也，则亦教之育之，俾处家庭间、社会间，于己具有自主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而已”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载《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1913年10月）。。在此，黄炎培明确阐述了学校教育的功用和目的，就在于使受教育者既能为个人生活谋得生计，又能为社会进步创造利益。这就对传统观念中教育的双重作用，即个性修己和群性处世，赋予了富有时代新意的诠释。
其次，在教育的实施内容上，“所谓德育者宜归于实践；所谓体育者求便于运用；而所谓智育，其初步一遵小学校令之规定，授以生活所必需之普通知识技能而已”。不难看出，对实用主义教育如此析而论之，显然受到民初教育改革所制订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的影响。而对人们所说的“智育”，因其直接关系着人们之生活所需，故黄炎培尤为注重。益而言之，即在教育的具体进行过程中，“务使学校教育与实际生活渐相接近”，“以是谋生处世，遂无复有扞格不入之虑”。
为了使教育达到这种实际效果，故而其三，在教材编选上，坚持本其所已知以启发其所未知的原则，“其教材务以儿童日常经验界为限”，“务以适应于儿童能力者为限”，“非此者，虽极切要，概从割爱”《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123页。。基于自身教育实际经历所获取的经验认识，考虑到现时国民能够接受教育的实际程度，黄炎培主要的论证对象放在小学教育阶段。是故在提出实用主义教育主张后，根据上述原则，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对小学教育各科教学的改革思路，并利用“职务余晷”与友人联手编译成《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一书，用以指导“实用主义教育”的推进，企望借此“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渐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载《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1913年10月）。。
探析黄炎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产生，首先要注意的应是其思想基础，这就是早年居乡就读即有所积淀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观念。
尽管赫胥黎氏在《进化论和伦理学》一书中，对人们于其“适者生存”观点的误解，表示“惊讶”并予以“正名”在《进化论和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一书中，赫胥黎指出，与一般意义的生物进化相比较，“社会进化，实际上是一种性质上根本不同的过程”，即“是一种不是为了取得生存资料，而是为了取得享受资料的斗争”。“使我惊讶的是，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习惯于图谋主动或被动地灭绝人们当中的弱者、不幸者和‘多余者’，他们为自己的这种行为辩护，自称这是由宇宙过程所批准的，是保证种族进步的惟一途径。”“我怀疑这种错误是从‘适者生存’这一词的词义上的不幸的含糊不清所引起的。‘适者’含有‘好’的意见，而‘好’又带有一种道德的意味。”所谓“道德”，指“我们叫做良心的这种有组织的和人格化了的同情心”。这就要求那些“享受一种社会利益的人”，切不可忘记“对社会所应有的责任”，“不仅要尊重而且还要帮助他的伙伴，以此来代替、推开或者践踏所有竞争对手”，这就要求人们“自我约束”而非“自行其是”。概言之，“它的影响所向，与其说在于使适者生存，不如说是在于使尽可能多的人适应于生存”。，但其时黄炎培见到的严复所译《天演论》，仅只是《进化论和伦理学》一书的前两章，而并非“全豹”，难以对其进行系统性的理论把握。更重要的是，《天演论》附有表达严复自己见解的按语和序言，强调中国“积弱积贫”的局面如不设法改变，按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必将完全沦为列强的奴隶以致亡国亡种。其主旨或用意乃借以疾呼变法图强，向整个民族敲起救亡图存的警钟。受其影响，黄炎培以实际行动回应了20世纪初年的“教育救国”声浪，并逐渐将“优胜劣败”的“天演之道”运用于教育社会功用的认识之中。
依据“天演之道”，黄炎培认为教育的起源，乃由于人类求生求存的需要：“生而为人，目的曰生活。任天而行，其能生存与否，未可知也。则不得不辅以人力，本其天赋之能，而长养之，扩大之，求有以利其生，而教育起焉。”《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54页。这种教育起源于人类“求有以利其生”的观点，毫无疑问受到了当时西方流行的“生物起源说”的影响。这种教育起源论的人物，有法国的利托尔诺（Charls Letourneau,1831-1902）和英国的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而这种教育起源论所持主张，其理论依据正是达尔文—赫胥黎的生物进化学说。
既然教育缘“求有以利其生”而起，则教育必须使人“备具人生处世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因此，在拟订《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中，黄炎培特别强调了教育切于生活的必要性：“盖知识日增，欲望日高，而生存之能力不伴以俱进，徒令厌苦其寂寞之家庭，奋欲脱之，而实莫能名一艺以自适于天演界。”黄炎培：《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载《江苏教育行政月报》第1号（1913年1月）。这种教育在于使人能“名一艺”而“适于天演界”的思想，早在1909年谈到“理想的家庭”时，黄炎培就有所表露。在他看来，一个理想的家庭，应是男女均需接受过一定的学校教育，能“执一业”以之“自置”“家产”而自养养人：“男子必毕业中学，女子必毕业小学。男子既成年，莫不执一业；女子非育子女、非主家事、非老，亦莫不执一业。”《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12页。循此男女皆有“学”有“业”的认识路径，他较早地注意到女子教育的社会意义，并以一省职掌教育权柄者的身份，登高而呼：“女子职业教育，吾所主张者也。”黄炎培：《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载《江苏教育行政月报》第1号（1913年1月）。
继认识社会个体而家庭均需用实用主义教育以求适于“天演界”，黄炎培进而认识到，处剧烈竞争之世，为求不被淘汰于“天演”，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亦需提倡“真切于实用”、“可以养成有用之人”的“实用教育”。由是，他运用“天演之道”，对教育的个性作用和群性作用进行了如是概括：“丁此生存剧争之秋，其人受教育愈充，则其生活所需用之能事愈富，而其被汰于天演亦愈后。一人有然，乃至积而为家为国，其兴灭存败，罔弗系此。”基于此等认识，他认定贯彻实用主义于学校教育之中，实属刻不容缓之事：“教育之急，急此也；其重，重此也。”《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54页。
探析黄炎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产生，还要认识到其时代动力，乃在于其时中国日益涌进的教育改革潮流。
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史，就是一部教育改革史。尤其清末民初正值封建的传统教育向具有资本主义民主性质的新式教育逐步转型时期，其时教育领域的一切进步因素，无不蕴涵着顺应时代潮流的改革精神。依据黄炎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所揭示的教育主旨，乃在于使受教育者“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对照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的变革，无疑承续了实业教育予人谋生技能的教育主旨。
近代中国新式教育产生以来，于教育进步上的变化，乃在于实业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这种教育的产生和形成，一改中国以往教育与社会经济生活互不相联的历史状态，开始迈开了中国教育朝向专业化或工技化方向发展的步伐。经过近40年的变革和发展，至20世纪初年，国人终于形成了某种共识，是故在清末学制改革中，以发展国计民生为目的的实业教育，不仅在新订学制中获有一席要地，而教育含有实业精神的认识，也逐渐在思想层面扩散弥漫。民国建立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因素的大幅度增长，以及教育领域注重实用主义思想的灌输，教育与经济之间的结合在形式上更为密切，在实业教育有所发展的同时，普通教育以实业为中心的思想倾向也日益增强，故此作为民初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实用主义精神为指导的教育适于生计和治生的因素，在普通教育中也有了明显的加重。即以普通的小学教育而言，在民国初年公布的《小学校令》中，于其条即揭明：“小学校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同时，在《小学校教则》中，亦于其首条分别对受教育者的德、智、体诸方面规定出相应的教育目的：凡与国民道德相关之事项，无论何种科目，均应注意指示；凡知识技能，宜择生活上所必需者教授之，务令反复练习，应用自如，儿童身体，宜期其发达健全，凡所教授，必适合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度；对于男女诸生，应注意其特性及将来生活，各施以适当之教育。正如黄炎培所指出，欲达上述教育之目的，须当有种种之设施：欲传授知识技能于儿童，当有教授之设施；欲陶冶儿童之品性，当有训练之设施；欲期儿童之身心健全发达，当有卫生之设施。“然欲教授、训练、卫生之普及于全体，而得实际上之效益，尤须有至重至要之设施，即实用教育是也。”《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55页。
面对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潮流和情势，黄炎培做出的反应是顺流其中，诚如其所谓，“余亦推荡此潮流之一人也”。但更重要的是反思其实，亦如其所谓，“余辈往日执业于学校，凡所设施，果能使来学者所得确实否?适于实用否?果不见憾于生徒亲属否?”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载《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1913年10月）。然而反思的结果，带给黄炎培的只是一个“忧”字。由此忧心所起，征之于“天演之道”，他深切地认识到：“今兹教育，非于实用的方面，施大革新不可!”《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55页。
探析黄炎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产生，更有必要了解其经验感触，亦即他对现时学校教育存在的弊端造成社会危害的切身体验。
早自1905年被推任江苏省教育会调查干事之日起，黄炎培就获得了深入社会了解教育实际的机会和条件。主政江苏省教育工作后，使他对当时教育与社会之间的种种关系，有了更为全面而贴近的了解。这种了解，既得自部属或友人所反映的实情，更重要的是个人耳目的亲自闻见。正如他在提倡实用主义教育时所述：“犹忆两年前赴某省之某埠，参观某师范学校。以有所亲肄业，得索观各科讲义，不禁喟然感叹!所可诧者，教育科讲义，于理论刺刺不已，中间罗列教育家姓氏学说，亘数十纸未尽；至各科教授法，实习教授，全未暇及，而去毕业仅数月矣。其他学科，大率称是。余以所亲见故，感愤倍至!”学校教育现状使黄炎培得如是之观感，然当时学校的毕业生，于黄炎培的刺激尤为深切：“观今之学子，往往受学校教育之岁月愈深，其厌苦家庭、鄙薄社会之思想愈烈，扞格之情状亦愈著。而其在家庭、社会间，所谓道德身体技能知识，所得于学校教育堪以实地运用处，亦殊碌碌无以自见。”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载《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1913年10月）。
现时学校教育及其所出人才如此不切实用，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尤其经济发展对实用型知识人才的急需，自然相距甚远。所以，从形式上看，清末民初中国的教育事业有了相当程度的进步，然而在实质上，由于科举时代教育弊端的种种余毒，教育界于物质文明则黯然无生色。有鉴于此，黄炎培认识到，现时学校教育若不作改进或变革，长此以往，学校愈多，则造就无业游民亦愈多。“以此观之，则我国学校教育，非所以为社会谋福利，转所以害社会耳!”《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154页。针对这种“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他深怀忧患意识，故而大声疾呼：“求学必求当世必需之学，教人必教之为当世不可少之人！”同上书，25页。
然则如何达此目的?黄炎培进而于其知识体系中从两个方面来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一方面从往日积累的传统文化的“学问”中，求取“实学实用”的治学精神，尤其继承和发扬了宋明以来贯穿于“事功”、“习行”、“实学”、“经世”诸般学派的注重实用、讲求功利、关心生计的实学致用经世的学术传统；一方面从近时所习的西学新知中，借取学校教育“接近生活实际”的教育主张，其中尤重自古罗马塞涅卡而近世博爱派的白善独、康丕、撒尔茨孟直至裴斯泰洛齐等人的“为生活而教育”的种种思想主张。而对裴氏关于“务使学校教育与实际的生活渐相接近”的“生活教育”学说，黄炎培极为赞赏，认定依此主张改进中国的学校教育，则学校所出之人“以是谋生处世，遂无复有扞格不入之虑”。由是千思万虑，凝为一辞：“因世变之亟，使余一缕思潮，辗转起伏以达于此‘实用主义’之一点。”“今观吾国教育界之现象，虽谓此主义为惟一之对病良药，可也”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载《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1913年10月）。。
实用主义教育倡行不久，黄炎培辞却江苏省教育行政职，开始了长时间的先是国内继之国外的教育考察，“庶几关于教育诸问题，平昔所怀疑所假定者，至是或可得较正确较适切之解决”《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32页。。
在自视为“寻病源”的国内考察中，黄炎培“耳目所触，思想生焉”，于中国教育之实际获得了更为切身的观感。针对现时“虚名的教育”、“玩物的教育”，他对自己倡行的实用主义教育更为深信：“此一年间社会闻闻见见，所谓虚名的教育，玩物的教育，其所发见之弊害日以深，日以烈，在教育上益促吾人之觉悟，使完全倾向于斯主义。”这种思想认识的进步，无疑为黄炎培国内考察教育方面的收获之一。
黄炎培国内考察于教育上的另一收获，应是通过比较国人自办学校与外人所办学校而得出的启发性结论。在考察期间，他对欧美人士所办学校——主要是教会所办学校，尤为注意。举凡所到之处，教会所设教育机构，上自高等学校，下至幼教机构，甚至一些社会教育的设施或场所，黄炎培无不驻足。通过对这类学校的实地考察，尤其将之与国人自办教育机构进行比照，黄炎培得出的结论即是，此类学校所采教材教法皆含实用精神：“参观所至欧美人在吾国所办学校，除国文、算术不明吾国国情，故所采教材未尽切于实用外，自余有所设施，殆无不含此主义。”同上书，150页。自是萌生“考察内国教育，将俟既毕，续游外国”之念。
诚如“取经”而往西天，正值国内考察兴致、收获日进之际，黄炎培获得了游历美国的“好机会”，于是踏上前往西天的取经之路。这就是他于《新大陆之教育》中提到的心中不敢忘“我”而出国“寻方书”之举：“彼所谓实用教育，其精神若何，其设施方法若何，其适合于我国现在时期与程度，而可以为法者何在，此则吾所急欲一觇盛况，将以其所获多少，悬为此行考绩之准者矣。”《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1页。
然而，国外的教育现状，尤其对美国教育的实地考察，使黄炎培思想认识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其时职业教育设施日有添增、进步教育运动迅猛推进的美国教育，给予他的印象是，“彼国无论何种教育皆注意实用”：“其教科课程，处处与生活关系；校内设施，处处与社会联络。”《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169～170页。于是，通过目睹耳闻，日访夜思，黄炎培认识到，自己出国前所欲探求的教育实用精神，在体现了这种精神的美国教育领域中，根本不成为任何问题，也根本无需去作任何窥探。这种思想上的彻悟，从他答友人问中可见实情：“实用主义四字，吾意不得谓为无所变。盖实用二字，决无所变，惟主义二字有所未安耳。凡所谓某主义、某主义者，必系相对的，苟其为的，便无所谓主义矣。今吾观美国教育，凡所设施，无一非实用，揣彼国教育家之意，不言教育则已，苟言教育固当如是，初非于若干途径中，采取其一，以为准鹄。世安有不实无用，而尚得谓教育耶。故以实用主义四字语，彼国教育家未免失笑。”同上书，183页。征之国内教育与社会之间的扞格情状，以及社会对教育的迫切所需，黄炎培于“无一非实用”的美国教育之中，认准了“职业教育”于中国教育之改造为实用：“所谓职业教育”，“专以职业上之学识技能，教授不能久学之青年，而一方面亦使实业前途，进步益无限量……叩其目的，一使学生无力更受高等教育者，受此教育，得相当之职业，一使已就职业者，受此教育，助其业务之改良与进步。回念吾国，由后之说，或未暇计及，而满地青年学成无用，由前之说，相需可谓殷矣……要不能不认职业教育为方今急务”《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107～108页。。自是，以实用精神为旨归的职业教育思想理论体系开始形成。
三
纵观黄炎培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路径，自对教育产生认识以来，在国内的教育改革实践中逐渐形成注重社会实用性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以此为基础，借助国外的职业教育理论，主要是美国职业教育的实践经验材料，对自己的教育思想认识进行修正、调整、补充乃至完型。
如果仅从名称或概念上考察，前文已揭，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早在1913年1月拟就《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之时。在《计划书》中他即两次提及“职业教育”一词：一是“主张”“女子职业教育”，使向无“生存能力”之女子接受此等教育后，“能名一艺以自适于天演界”；一是“主张”“寓职业教育于初等教育”，让所有受教育者，自入学之始即开始获取“农工商必要之技能与知识”，使学校教育真正收到“教使自养，即教即养”之功。不过，他的职业教育思想的正式形成以及对这种教育的明确倡行，是在1915年4月参加农商部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之后。自是他对“职业教育”的价值与意义有了充分的认识和肯定：“职业教育，以广义言之，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盖教育云者，固授人以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也。若以狭义言，则仅以讲求实用之知能者为限……所养成之人物，则完全主用艺术。”“叩其目的，一使学生无力更受高等教育者，受此教育，得相当之职业；一使已就职业者，受此教育，助其业务之改良与进步。”由此认识出发，返观中国现行教育与经济生产、生活严重脱节所造成的种种弊害，他强调指出，我国教育的改造与进步，“要不能不认职业教育为方今急务”《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107～108页。。故此归国后，他即尽心尽力于职业教育的倡导和推进。1916年9月，他组织江苏省教育会附设职业教育研究会，以此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1917年5月6日，他又主持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于上海，借以推动职业教育的实践发展；1917年10月，他又筹备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月刊，作为宣传和研讨职业教育思想理论的舆论阵地。自是而起，职业教育旗帜正式亮起，职业教育阵营就此组成，并在思想层面上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而激荡着整个中华教育界。他本人的职业教育思想在此潮流中也日渐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
1．职业教育多重目的的确立
早在职业教育思想处于萌芽状态时，黄炎培就认为此种教育在于使受教育者获取必要的生活技能或知识，以利谋取生计。待公开发表提倡职业教育的宣言书时，他对这种教育的目的有了更为真实而具体的认识：“职业教育之目的，一方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急也；一方又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180页。。稍后不久，他进而将这种职业教育的目的条理化：“职业教育之旨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同上书，254页。这即是所谓职业教育“三要旨”。随后，针对有些人以为职业教育只是一种技艺教育，不足以发展个性的思想认识，他又将职业教育的“要旨”修改、补充为：“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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