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9367988
大师巨献 传世经典 名家新译 字字珠玑
《梦的解析》的案例版 实操版，释梦巅*之作
弗洛伊德*部独立完整的释梦临床分析
终其一生所系统分析过的少数重要病例之一
弗洛伊德所有作品中wei一一本非学术性长篇作品
既是弗洛伊德学说从假说走向科学的代表作，还是一份专业的案例分析，更是一个充满悬念、引人入胜的文学故事。弗洛伊德对这个梦的天才解析不仅剖析了杜拉不为人知、甚至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梦境语言，还为我们破译了精神冰山与心灵深处的密码。
弗洛伊德继《梦的解析》后又一部惊世骇俗之作
为进一步论证和充实释梦理论，弗洛伊德撰写了这本案例分析。
时至今日，杜拉的案例依然是精神分析史上的极为重要的案例，弗洛伊德对杜拉的梦的分析，依然是释梦领域不可多得的实践范本。
一个房子着火。我父亲站在我的床边把我叫醒。我迅速穿上衣服。我母亲想要把她的珠宝盒抢救出来，但父亲说：“我可不愿意让自己和两个孩子因为你的珠宝盒而被烧死。”我们急忙跑下楼去，一跑出去，我就醒了。
杜拉周期性反复出现的梦唤起了弗洛伊德的好奇心，弗洛伊德对这个梦的天才解析不仅剖析了杜拉不为人知、甚至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梦境语言，还为我们破译了精神冰山与心灵深处的密码。
PREFACE序言… 1
CHAPTER I 章
临床描述… 13
A Clinical Description
CHAPTER II 第二章
个梦… 85
The First Dream
CHAPTER III 第三章
第二个梦… 129
The Second Dream
CHAPTER IV 第四章
附录… 155
Postscript
TRANSLATION NOTES
译后记 … 173
在我于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中，我曾表示过，一般地说，梦是可以进行解释的，解释工作完成之后，就可以用完全正确地建构起来的思想来取代这些梦，在心理事件的链条中给这些思想指定一个可以识别的位置。我希望在以下的篇幅中提供一个具有实践应用价值的例子，对梦进行解释的艺术似乎对此是承认的。我已经在我的那本书中(《梦的解析》)提到，我是怎样偶然发现梦的问题的。当我正努力借助于某种特殊的心理治疗方法来治疗精神性神经症时，这个问题却挡住了我的思路。因为，我的病人有许多其他的心理体验，而他们却给我讲述了他们的梦，这些梦似乎要求保持长期的介入关系，这些介入关系处在疾病的症状和病因学的观念之间。那时我才懂得了怎样把梦的语言用多种表达方式翻译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语言，这样，人们无需其他帮助就能理解这种语言。而且我还要补充说，这种知识是精神分析的根本;因为梦是意识通过心理材料所能到达的许多道路之一，考虑到梦的内容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反对，这种心理材料与意识的联系就被切断了，而且受到了压抑，因而成为病因。简言之，梦是能够借以躲避压抑的迂回道路之一;它是人们所熟知的心灵中的间接表现方法所使用的主要手段之一。下面这个片段摘自一个身患癔症的少女的治疗史，这个片段旨在说明梦的解释在分析工作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同时，这将使我次有机会以足够长的篇幅把它发表出来，以防止有人对我关于癔症之心理过程的某些看法及其器官方面的决定因素的某些看法产生进一步的误解。我再也无需为文章的冗长而道歉，因为现在人们都已经同意，癔症对医生和研究者提出的苛刻要求只能通过富有同情心的探究精神才能得到满足，而不能用某种优越感或轻蔑的态度来满足。因为，
Nicht Kunst und Wissenschaft allein,
Geduld will bei dem Werke sein!
(艺术和科学不能独自发挥作用;
在研究中还必须表现出耐心。)
如果我打算一开始就提供一个全面而一致的病历，就会使读者置身于一个与医学观察者大不相同的境地。病人亲属的报告——在目前这个病例中，我只能提供这个18岁姑娘的父亲提供的报告——通常对发病过程提供的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描述。确实，我开始治疗的时候，会要求病人向我讲述他的生活和疾病的全部故事，但即便如此，我所获得的信息也决不足以让我看到解除这种疾病的出路。可以把次解释比作是一条不可以通航的河流，它的溪流有时候被一些大块的石头所阻塞，有时又会在浅滩和沙滩中分流和消失。我不禁惊叹，权威们怎么能够在癔症的病例中形成这样流利和精确的病史呢。实际上病人是不可能给出关于他们自己的这种报告的。确实，他们能够向医生提供关于他们生活的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大量相关的信息;但是，后面肯定跟随着另一段时期，他们对这一段时期的描述变得很干枯，留下了一些没有充填的裂隙、没有解答的谜语;然后又将出现另一段完全模糊不清，甚至连一条有用的信息也没有的时期。这些联系——甚至就是那些表面的联系——大部分也都是前后不一致的，不同事件的顺序也无法确定。甚至是在他们讲述自己经历的过程中，病人也会一再地更正某一细节或某一日期，然后，或许在犹豫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他们初的话题上来。病人不可能有条不紊地讲述他们的生活史，因为这种生活史与其疾病史有一致性的关联。这不仅仅是神经症的特点，它还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因为这种无法讲述的状况可能基于以下原因。首先，病人有意识和有目的地把他们应该讲述的一部分事情隐瞒下来——这是一些对他们来说非常熟悉的事情——因为他们还没有从胆怯和羞耻的感受中恢复过来(要么就是出于谨慎，因为他们所说的话会牵涉到其他人)：这是有意识的(conscious)不真诚。其次，病人的一部分记忆缺失的知识，在其他时候是可以由他们随意支配的，在实际讲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却消失了，但他们又没有做任何有意的保留：这是潜意识的(unconscious)不真诚。第三，必然会有一些真正的遗忘症(amnesias)——这是记忆中的一些空隙，不仅旧的记忆，甚至一些相当新的记忆也被遗忘了——以及一些记忆错误，这是后来形成的，旨在填补这些空隙[1]。当这些事件本身被人们牢记在心的时候，潜藏在遗忘症背后的目的就一定能够通过破坏某种联系而得到满足，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某种联系完全可以通过改变事件的年代顺序而被打断。现已证明，后者总是记忆储藏中脆弱的成分，而且是容易受到压抑的成分。再说一遍，我们遇到了许多回忆，它们都是可以被描述为处在压抑的阶段的东西，我们发现这些东西被怀疑所包围着。在较后期阶段这些怀疑就会被失去记忆或记忆的歪曲所取代。
就与病史有关的记忆而言，这种事态的存在必然与症状有关联，而且也是理论上所要求的一种关联。在进一步治疗的过程中，病人提供了一些事实，尽管他一直都知道这些事实，却一直隐藏着，没有在他的心灵中出现。认为这是记忆错误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他的记忆中的空隙被填补上了。只是到了治疗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面前才呈现出一个可以理解的、一致的、不间断的病历。虽然治疗的实际目的是要消除所有可能的症状，并且用有意识的思想来取代它们，但我们也可以认为，对病人记忆中的所有损伤进行修补是一个次要的目的，也是一个理论的目标。这两个目的是重合的。当一个目的达到时，另一个目的也达到了;它们殊途同归。
这些事实构成了精神分析的材料，随后我们就可以从这些事实的性质中得出结论，就像注意这种紊乱的躯体资料和症状一样，我们有义务在我们的这些病历中注意病人那些纯粹人际的和社会的环境。首先，我们的兴趣将指向他们的家庭环境——而且不仅仅是为了探究他们的遗传特征这个目的，正如后面将要看到的。
这本书的主角，那位18岁少女，她的家庭成员除了自己之外，还包括她的双亲和一个比她大一岁半的哥哥。她的父亲是这个家庭中占支配地位的人，因为他的智力和性格与其生活环境是一致的。正是那些环境才为这个病人的童年和疾病的历史提供了框架。当我开始对这位少女进行治疗的时候，她的父亲快50岁了，是一个相当不同寻常的活跃和聪慧的男人，一个大工厂主，生活环境非常优越。他的女儿对他有亲切的依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在很早就形成的那些至关重要的联结，使她更加因为他的许多行为和怪癖而气愤不已。
从她6岁以来，她的父亲就多次患病，她对他的感情由此而进一步增加。那时他曾患上肺结核病，后来全家搬到了一个气候很好的小城镇，坐落在我们奥地利南部的一个省份。在那里他的肺部疾患很快得到改善;但是，为了预防起见，这在当时看来仍然是很有必要的，双亲和孩子们又继续住了十年左右，主要居住的这个地方，我将称之为B城。当父亲的健康状况良好的时候，他有时会走出去，看一看他的工厂。在夏天比较热的时候，全家通常会搬到山区的一个健康疗养地。
在这位少女大约十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因为视网膜脱落症而不得不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经历一次治疗过程。由于这个不幸事件的影响，他的视力受到了永久的损害。大约两年以后，他严重的疾病出现了。这种疾病的形式是进行混乱的攻击，随后是出现瘫痪的症状和轻微的心理障碍。他的一个朋友(此人在这个故事中发挥了某种作用，我们将在后文谈到他)劝说他，要他和他的医生一起到维也纳来找我进行咨询，当时他的状况还没有好转。关于是否应该把这种病例看作是一种自旋田保瘫痪(tabo-paralysis，也可译作“脊髓痨性麻痹”)，我曾犹豫了一段时间，但我终决定把它诊断为一种弥散性血管病;由于这位病人承认在他结婚之前曾有过一次特殊的感染，我便开处方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抗梅毒治疗，这次治疗的结果是，所有其他的障碍都被消除了。毫无疑问，正是由于我的这一次幸运的干预，四年以后他才把他的女儿带到我这里来，当时她显然已经患上了神经症，又过了两年之后，他把她交到了我的手上接受心理治疗。
与此同时，我也在维也纳认识了这位父亲的一个姐姐，只比他的年龄大一点。她明显地表现出患有某种严重的精神性神经症，但没有任何癔症症状的特征。在经历了一场不幸的婚姻生活之后，她的意志被压倒了，后来因消瘦而死，这种病发展得非常迅速，实际上，这种病的症状从未完全消除。这个少女的父亲的一个哥哥，我曾碰巧见过他，是一个患有疑病症的单身汉。
我已经说过，这个女孩在18岁的时候就成为了我的病人，她的同情心总是倾向于这个家庭的父亲一边，自从她患病以来，就把刚才所提到的那位姑姑视为榜样。同样不容置疑的是，正是从父亲的家族中，她不仅获得了她的自然天赋及理智的早熟，而且还获得了患病的先天倾向。我从未与她的母亲相识。这个少女和她的父亲给我提供的描述导致我把少女的母亲想象为一个没有教养的女人，而且是一个愚蠢的女人，尤其是自从她的丈夫生病以来，她和丈夫的关系变得疏远，使她把全部兴趣都集中在家务事上。实际上，她表现出来的这种形象可以称为“家庭主妇精神病”。她并不理解孩子们那些比较活跃的兴趣，却把一整天的时间都专注于打扫房间、清洗家具和器皿，使它们保持一尘不染——甚至达到了几乎不能使用它们的程度。对这种状况进行追溯就会发现，在正常的家庭主妇中这种情况也相当经常地出现，这不可避免地使人想起一种强迫性的洗涤以及其他各种强迫性的清洁。但是，这种女人(这个称呼适用于这位病人的母亲)却完全没有洞察到她们的疾病，因而使它缺乏“强迫性神经症”的某种基本特征。这位少女和她母亲之间的不友好关系已经有好几年了。女儿看不起她的母亲，而且经常会冷酷无情地批评她，她的母亲已经对她完全没有影响力了。
在这个女孩的幼年期间，她的哥哥(比她大一岁半)一直是她的榜样，是她的志向驱使她去追随这个榜样。但是，在近几年里，兄妹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疏远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通常会尽可能地努力远离家庭争吵;但是，当他不得不表明立场的时候，他就会支持他的母亲。这样一来，那种不同寻常的性吸引力就使父亲和女儿站在一边，而使母亲和儿子站在另一边。
我将给这位病人起名为“杜拉”，这位病人甚至在8岁的时候就开始表现出神经症症状了。当时她的病表现为偶尔发作的慢性呼吸困难，每次病情发作的时候，症状就加重很多。次发作是在山区的一次短期旅游之后，因而被归咎于劳累过度。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她被安排在家休息，并得到了细心的照顾，这种症状逐渐消失了。那位家庭医生把这种紊乱诊断为纯粹神经方面的紊乱，并且排除了呼吸困难的器质性原因，在这一点上他似乎一点也没有犹豫;但是他显然考虑到这种诊断与劳累过度的病因是一致的。
这个小姑娘患的是常见的儿童期传染病，没有受到任何持久的伤害。正如她自己告诉我的——她所说的话旨在传达某种更深刻的意思——一般地说，是她的哥哥先患上这种疾病的，而且通常都很轻微，然后她就跟着患病，表现的形式却很严重。当她大约12岁的时候，她患上了单侧头痛，带有周期性偏头痛的性质，还遭受神经性咳嗽的折磨。起初，这两种症状几乎同时出现，但后来却分离开来，并且各自经历了不同的过程。周期性偏头痛发作得较少，到她16岁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不再发作了。但是，神经性咳嗽毫无疑问是由一种常见的黏膜炎引起的，在整个这一段时期持续不断地发作。在18岁那年，当她来找我进行治疗的时候，她又一次以某种独特的方式咳嗽起来。这些症状发作的次数无法确定，但它们持续了三到五周，有一次甚至持续了几个月。在次出现这种状况持续到后期的时候，不管怎么说，就是在后的几年里，严重的情况就是通常会完全说不出话来。这种症状再次被诊断为一种神经症状，其实这种诊断早已确定了;但是，各种常用的治疗方法，包括水疗法和当地使用的电击疗法，都没有奏效。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小女孩长成了一个成熟的、非常具有独立判断力的少女，她已经习惯于嘲笑医生们付出的努力，而且终完全拒绝了他们的帮助。再者，她总是反对进行医学咨询，尽管她并不反对她的家庭医生。每一次提出要咨询一个新的医生都会引起她的抵抗，只有动用她父亲的权威，才终诱使她来到我这里。
我次见到她是在初夏，当时她16岁。她正患有咳嗽而且嗓子嘶哑，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我也提出要对她进行心理治疗。我的提议并没有被采纳，因为这种疾病的发作就像其他疾病的发作一样，自动地终止了，尽管它已经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第二年冬天，在她一直非常喜爱的姑姑去世之后，她和她的伯父及伯父的女儿们一起来到维也纳并住在这里。在这里她患上了一种热病，当时被诊断为阑尾炎[1]。第二年秋天，因为她父亲的健康状况适合于采取这种措施，她们全家便永久地离开了疗养地B城。他们先搬到她父亲工厂所在地的城镇，接着，不到一年之后，他们就在维也纳永久地定居下来。
那时杜拉正值豆蔻年华——是一个聪颖而又容貌迷人的少女。但她却成为了造成父母严重痛苦的根源。现在，她低迷的精神和挑剔的性格的改变成为其疾病的主要特征。显然，她既对自己不满意，也对家庭不满意;她对父亲的态度不友好，对母亲说话非常无礼，她的母亲曾专门安排她承担一部分家务。她竭力回避社会交往活动——只要她觉得自己有点疲劳，并且不能集中注意力(这是她一直抱怨的)——她就会让自己参加一些为女性开办的讲座，或多或少地从事一些严肃的学习。有一天，她的父母在她的写字台上，或者说在书桌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她说要离开他们，因为她再也受不了这种生活了，从而使她的父母处于高度警觉状态[2]。她的父亲的确是一个比较敏锐的人，他猜想这个姑娘并没有严重的自杀倾向，但是他依然感到相当震动。有一天，在他和女儿进行了一段简短的谈话之后，她次发作意识丧失症状——后来这一症状由于遗忘症而得到了康复——尽管她很不愿意，但家人还是决定，她应该来找我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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