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8058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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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关于晚清社会与思想变迁的专著。晚清士人由传统中国的衰世走入中西交冲的变局，他们身处古老中国和西方文明的撞击中间，促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迁。这个过程中理与势的脱节、义理与事功的脱节、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脱节等，深刻地说明晚清中国的近代化是一种扭曲的近代化。该书谈到晚清各阶段士人面对社会及西潮的种种态度、回应与举措，读来发人深思。
内容简介
晚清人士由传统中国的衰世走入中西交冲的变局。他们身在二十四史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和发源于欧西的世界历史过程之间，一路徊徨，一路回应；其间的紧张、踔历、愤郁、歌哭与其自身的节节丕变相伴随，促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迁。
出现在这个过程里的理与势的脱节，义理与事功的脱节，民生与富强的脱节，以及士人社会与下层社会的脱节，意识形态、政治形态与经济基础的脱节，沿海社会与内地社会的脱节，又深刻地说明了晚清中国的近代化是一种扭曲的近代化。
出现在这个过程里的理与势的脱节，义理与事功的脱节，民生与富强的脱节，以及士人社会与下层社会的脱节，意识形态、政治形态与经济基础的脱节，沿海社会与内地社会的脱节，又深刻地说明了晚清中国的近代化是一种扭曲的近代化。
目 录
清代的功名与富贵
二百年人口西迁的历史因果
世运盛衰中的学术变趋
鸦片战争与儒学黜
理与势的冲突：中英鸦片战争的历史因果
论“庚申之变”
太平天国起落与土地关系的变化
晚清的清流与名士
1900年：新旧消长和人心丕变
清末新政：历史进化中的社会圮塌
新学生社会相
论清末知识人的反满意识
20世纪初年知识人的志士化与近代化
革命家的良心：民生主义的历史思辨
西潮与回声
新文化运动：从“美国思想”到“俄国思想”
历史的矛盾与“社会主义的讨论”
二百年人口西迁的历史因果
世运盛衰中的学术变趋
鸦片战争与儒学黜
理与势的冲突：中英鸦片战争的历史因果
论“庚申之变”
太平天国起落与土地关系的变化
晚清的清流与名士
1900年：新旧消长和人心丕变
清末新政：历史进化中的社会圮塌
新学生社会相
论清末知识人的反满意识
20世纪初年知识人的志士化与近代化
革命家的良心：民生主义的历史思辨
西潮与回声
新文化运动：从“美国思想”到“俄国思想”
历史的矛盾与“社会主义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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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功名与富贵
嘉庆四年，漫长的乾隆时代刚刚过去，“怙宠贪恣”的和坤即被逮治赐死。从他家中抄出来的巨万财富使人看了目眩，以此律彼，读史之际便常常容易推演。然而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和坤所体现的其实是一种“从来罕见罕闻”的殊相。以此度量那个时候的功名与富贵，大半不能切中彼时官界中人的本来面目。
自有科举制度以后，中国便产生了一个功名社会。一群群儒学知识分子通过读书考试脱颖而出，成为不同于编户齐民的官与绅。由此划出来的贵贱高低非常明白地构筑起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作为朝廷名器，由考试得来的功名又是一种与人间的生业和经济隔得非常遥远的东西，它们本身并不带有金气和铜气。因此，别尊卑而造成的不平等很难用来辨贫富，名器的价值与界限都在这里。虽说世人憧憬富与贵的同一，然而在近代化剧变来临之前，清代功名社会里的富与贵却往往是不对称的居多。
当北京正在查抄和珅的时候，苏南有过一次“杖责诸生之狱”。起因于债务的纠纷把成群秀才拽入官司，“掌嘴锁项，凌辱不堪”，斯文人剥尽体面，被弄得灰头土脸。于是清议鼓噪而起。一个在籍侍郎说：“诸生寒士居多，求贷于富户，乃事理之常。伊等或以教课为业，或以笔墨为生，无力偿还，亦是常分。赖有父母师保之责，正宜加以怜惜，或代为宽解，或再为分限，俾得从容措缴。即使伊等语言粗率，亦何至不能稍贷，乃至责扑寒士，以媚富户，实无情理。”这些话意在向杖责诸生的地方官讨公道，而说理之中又提供了一种实录，使人可以大概地了解到：在江南地区的贫富对比中，已从边沿挤入了功名社会的诸生们多数仍在穷窘之中，并因此而常常求贷和欠债，既被蔑视，又被同情。这种矛盾说明，功名是一回事，生计是另一回事。两者的不相吻合，会使朝廷给予绅衿的尊严变得非常脆弱。在那个时候，也有因贫穷而受到赞美的“寒士”。一个叫李巽占的定海诸生“授徒数里外”而“每食必归”，不肯吃东家的饭菜。“主人诘其故，泣不语。久之乃日：‘家贫，母食蕃薯，何忍独食饭也。’”经学家焦循作《蕃薯吟》记其事，非常感动地说：“母食米，儿食薯，母心不豫；母食薯，儿食米，儿能不涕泣。海水涛涛浪拍天，中有斯人行独贤。”孝道自是美德，然而以“母食蕃薯，何忍独食饭也”衬映出来的孝道，终究使人感到凄楚。
从入泮到出仕是一条拥挤的狭路。成千上万的举子士人在这条路上疲惫地走掉了自己的大半生。嘉道年间颇负时誉的包世臣曾“六赴秋闱”而后成举人，继之又既韧且拗地十三次入都会试，等到后歇手的时候已是六十一岁了，而进士一阶，仍可望而不可及。他后来由大挑试令江西，当过一任县官，但“年余被劾”，就此退出了官场。“六赴秋闱”和十三次入都会试，是数十年漫长而且困顿的岁月。一面是功名的天梯还没有爬到头；一面是“食指日增，世路日窄”，为了爬梯必须觅食。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他先后做过塾师、西席、幕客，佐戎务、佐河工、佐钱谷、佐刑名；常年流转于芜湖、武昌、江宁、扬州、常州、苏州、上海、崇明、淮安、济南、丹阳，西面到过四川，南面到过广东，北面到过直隶。他留下了一长串风尘脚迹，而在时人眼中却经常显出“自给不足”的憔悴。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功名社会里的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种生涯。他们一次一次地出入场屋，又一年一年地游学、游幕，劳碌于功名和生业之间。《冷庐杂识》说：“海宁徐楚畹学博善迁，乡荐后，困于公车，家徒壁立，以星命之学游历江湖三十年。”比之游学游幕的笔墨生活，一个以星相巫卜谋食的举人无疑更加落泊竭蹶。这个过程造出了成批不断流动的人口，也产生过催人白发的旅愁和乡思。袁枚作《随园诗话》，提到一个多年“作幕”的苏州文人“有得意句云：‘准有乡心消不得，又随一雁落江南。’每旅夜高吟，则声泪俱下”。他所说的“得意”，正是心头的一腔酸苦能够转化为文字的意思。显然，这种日子的滋味是非常寡淡的。半生羁旅的包世臣后来以“倦游阁”名居室、名文集，直露出长期漂游之后精神上的劳累和疲倦。他以自己的劳累疲倦憔悴困乏写照了功名社会中的读书人上坡时的沉重和蹒跚。
那些在艰难跋涉之后爬完天梯的人们便由绅而官，成了功名社会中的翘楚。虽说他们的翎顶补服光焰迫人，把朝廷名器之尊贵威荣演绎得非常辉煌，但光焰的背后常常可以看到局促。嘉庆十九年，在翰林院做编修的林则徐致书友朋，自述“近移寓虎坊之东，与浙绍乡祠对宇，鐾鼟戏鼓，终日扑门，而不免有冲途之累。新兼国史馆尚未办过书传。所劳者只此无谓之应酬，不了之笔墨耳。现就一教书馆地，拟到馆后清厘积纸，便当辞绝无益之事”。翰林院中的人多闲适，所以能优游于“无谓之应酬”。然而他们的俸禄显然经常不够用，因此，已经当官的林则徐还要兼做家庭教师，并在拮据之中天天与令人厌烦的锣鼓声相对峙。经济上的捉襟见肘是一个普遍而且长久的难题，一代一代的京官都在它面前显得气弱。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刚刚做了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在家书中禀告说：“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划。借钱之难，京城与家乡相仿，但不勒追强逼耳。”这些父子之间说家常的话头无须矜持作态，也因之而愈能道出真相。后人读史，可以想见众多京官以举债为常态的模样。他们在债务丛中走来走去，“东扯西支”，脚下的路不会越走越宽。所以，京外地方官馈送的冰敬和炭资虽然来路不尽清白，在京官们的眼中却犹如旱境中的云霓，可以寄托一点期望。但来自馈送的东西终究没有十足的可靠性，有时候眼中的云霓老是飘不过来，心头便会悒悒。同年十二月，曾国藩在另一封家书中说：“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从秋天到冬天，落空的冀望化成了一片怅惘。在那个时候，林则徐和曾国藩还都是小京官。与他们相比，嘉庆朝的朱珪晚年做尚书做大学士，已是京官中的巨擘，然而言及生计，他和小京官们的拮据况味正在伯仲之间。一个与他时相过从的人记叙说：
乙丑除夕，余至公家，问公岁事如何，因举胸前荷囊示曰：“可怜此中空空，押岁钱尚无一文也。”有顷，阍人以节仪呈报日：“门生某爷某爷节仪若干封。”公因谓余日：“此数人太呆，我从不识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其谐谑如此。这段记叙侧写出一个高官的清贫，以实例抉示了贵与富之间的不相同一。这种不相同一使立朝五十年的朱珪身死之日“卧处仅一布被布褥，其别舍则残书数箧而已，见者莫不悲感”。他以个人的贫困显出了一种个人的清操，但由此折射出来的却是朝廷养官的吝啬和苛薄。一个不图法外之财的人，即使官居，也走不出穷境，其日行起居中的破洞和缺口遂不能不用儒学的道德定力来弥合。世人的起敬和“悲感”都在于此。苛薄能够磨砺道德，然而苛薄也能够消磨道德。嘉道年间，梁绍壬说：“余屡次入都，皆寓京官宅内，亲见诸公窘状，领俸米时，百计请托，出房租日，多方贷质。”他以同情的态度为京官们叹苦，但“百计请托”又说明，久处困乏容易使人气短，能够以淡泊从容表现一己之清操的人其实是不多的。因此，京官多穷并不同义于京官多廉。成丰、同治、光绪三朝久做京官的李慈铭曾在日记中因事发议，深致感叹说：“庚午同年来告：十二日方盛馆张乐公宴安徽巡抚裕禄。其弟编修裕德，庚午举人也，故宴之。京官贫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先往投谒，继以宴乐，冀获微润。彼外吏者分其腹削所得，以百分之一辇致权要，罄其毫末遍散部院诸司，人得锱铢以为庆幸。于是益冥搜广询，得一因缘，动色相告，趋之若鹜，百余年来成为故事。”他所描画的京城社会相，使人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受穷的京官们心头那一腔熄灭不了的利欲。利欲常常淹没廉耻和自尊，因此，与朱珪的淡泊从容相比，“百余年来”的京官大半都穷得十分猥琐。
在京师之外，数目众多的地方官们汇成了功名社会里的另一个群类。“昔之设官也以抚字，而催科次之；今之课吏也以催科；而抚字不问焉。”朝廷以催科为要目，天下的“外吏”便纷纷然以教化为轻而以钱粮为重。吏治侵入了经济关系，使地方官经常要与银子打交道，被称作“守令”的州县官们因之而在世人眼中显得面目可憎。而催科衍生的浮收演为常态，又使取自民间的钱粮和运入国库的正供在州县官们的手里老是对不拢，其间被蚀掉的那一部分遂成为长久议论的话题。冯桂芬说：
由来开仓，多派丁壮守护大斛，此古之道也。今则斛不必甚大，公然唱筹计数，七折又八扣（斛自五斗四升起，约六斗止，两次七折八扣，即一石变为三四五斗），而淋尖、踢斛、捉猪（仓役格外任取米数囊入仓，乡民拒之，声如猪，故日捉猪）、样盘米、贴米（排除米色，不出私费，即讲贴米）等犹在其外。又有水脚费、验米费、灰印费、筛扇费、廒门费，合计约值米一二斗。总须二石五六斗当一石。道光初元，御史王家相疏云：官以其私征米一石当正供七斗，民不堪命。不知三十年间何以遽增至此。
这段叙述以具体的细节记录了朝廷的催科演为地方官“私征”的过程。与正课相比，附加于国赋的那个部分显然更多些直露狰狞的勒取性。过手钱粮的州县官们也因此而显出了一脸的龌龊。在一个农业社会里，这种由“私征”而汇积起来的财富远不是个小数，它们应当制造出一个富裕的官僚群体。然而细看历史，由此而成显富的守令似乎并不多。龚自珍作《明良论》，非常明白地说过：“谓外吏富乎？积逋者又十且八九也。”“积逋”是一种负数，与富足恰成反义。而“十且八九”所对应的，则是那个时候的多数和普遍。他是一个留心时务的人，其观察所得无疑与冯桂芬的记述具有同样的可信性。然而以“私征”比照“积逋”，又说明了外吏的贫富比京官需要更多的解说。
嘉庆初年，洪亮吉说：官大省、据方面者，“出巡则有站规、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可见由州县牧令用私征浮收得来的那些钱粮，其实是不归州县牧令私有的。在一层与一层之间的重重制约中，它们久已被当作官场的公产，并以种种名目由下而上地一次次分配。由此形成的，是一种俸禄之外的供给关系。而从州县官们手里取得了“包”、“规”、“礼”、“费”的府、道、臬、藩和督抚们，又须分出所得，从别的途径送出去。道光年间，一个由道员升任按察使的地方官进京觐见，花掉了不少银子。他在年谱中记述说：“即日进城拜客，困于酒食，外官之常态也。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尚阿）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这种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把大块切成小块，从民间勒取的钱粮也随之而由近处流向远处。
以儒学的道理来衡量，私征浮收都是不义之财。局中人未必全无心肝，人人都乐干龌龊狰狞。然而私征浮收又长久地存在于吏治之中，既不为言路的弹劾所动，也不为时论的道德批判所动。做过多年地方官的梁章钜曾以阅历说甘苦日：
今朝廷所设官司廉俸，一切银两，非扣俸即折捐，百不存一。然而官之室家赖之，亲友赖之，仆从赖之；而又以奉上司，而又以延幕丁，而又以迎宾客，而又有不可计度之需。计其所费，何止一端。官司自廉俸以外，如思展拓，何一非侵渔牟利之端？事实出于无可奈何。清代以薄俸养官，又常常喜欢用“扣俸”“折捐”来弥补国库的不足。然而地方官的开支却要兼及公私两面。当两面都顾不过来的时候，局中人另辟蹊径，向廉俸以外“思展拓”便成为一种管不住的事了。因此，“侵渔牟利”大半不是为了致富，而是为了开销；来路不正的银子半耗之于私，半耗之于公。梁章钜自京官外放以后，辗转湖北、江苏、山东、甘肃、广西，由知府做到巡抚，是个饱更世故而熟识外省官场情状的人。他的话虽是一面之辞，但以事理而论，自有许多真实性。与京官相比，外吏以支配人力物力见胜，也以支配人力物力为累。是以私征浮收常常与千疮百孔相表里。嘉庆朝大学士王杰曾上疏论吏治，罗举州县的可恶和可悯。其中驿递一节说得非常具体：“州县管驿，可以调派里民。于是使臣乘骑之数，日增一日”，并“任意随带多人，无可查询”。及“差使一过，自馆舍铺设，以及酒筵种种糜费，并有夤缘馈送之事”。大抵“视气焰之大小，以为应酬之隆杀”。迎送之间，节节破费。“其他如本省上司及邻省大员，往来住宿，亦需供应，其家人借势饱恣，不厌不止。而办差丁胥，浮开冒领，本官亦无可稽核。凡此费用，州县之廉俸断不能支，一皆取之库帑，而亏空之风又以成矣！”这个过程公私轇轕，地方官承当的差遣已辨不清分内分外，到头来只能用银子才能了结。由此造成的支出，初当然是从浮收来的钱粮里开销的。但州县与州县的肥瘠不同，浮收所入也颇不相同。当这一类支出漫过了浮收所得之后，当差的州县官们便只能“取之库帑”，即侵蚀到归属国库的那些钱粮里去了。于是，普遍的私征浮收与普遍的积逋亏空相映成趣，组成了那个时候奇特的官场景观。嘉庆初期，御史张鹏展说：“州县亏空仓库，挪新掩旧，各省积弊皆然。近年间有督抚实力稽查，设法补缀一二，而一转手又已荡然。各州县见积习相沿，愈生玩狎，终无完补之日。”虽说康乾盛世刚刚过去，而地方的亏空则久已为人熟视惯见。由“玩狎”一词可以想见，亏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之后就会有人在这个题目下做花样，黠者未尝不能脱身而走。然而玩狎只能转嫁亏空，不能消弭亏空。脱身而走之后留下的仍然是一个漏洞。因此，朝廷常常一层一层地追究这种官员与国家之间的债务：“令各督抚于地方官交代（离任），如限内未能交清，应将该员截留，俟款项交清，方准赴任回籍，并禁止私立议单。”许多因公务造成的亏空，在这个时候都要用私产来偿还。官场的交代，往往演为一次次的清查和追赔。其问的愁状，与困于租税的穷民相去并不太远。道光十七年，“宁远通判锡纶病故，亏短仓库四万有奇”，结果在死后“抄家产”赔抵。一个奉命查抄的官员说：“余到宁远，见其门户萧条，孤寡号泣，实惨于心。所抄衣物，半属破烂，估值无几。”另一则记载说，石门秀才赵屏山“精钱谷之学，在某大令幕中数年。某故后，遗孤尚幼，囊橐萧然，且仓库亏短甚多。后来者将以上闻，赵设计弥缝，复为经纪其丧，乞援于其素所识者，俾其妻孥得扶柩以量”。前一个故事里的“门户萧条”和后一个故事里的“囊橐萧然”，都写照了亏空下的生计破落。因此，旁观的同情常常在他们一边。
嘉庆四年，漫长的乾隆时代刚刚过去，“怙宠贪恣”的和坤即被逮治赐死。从他家中抄出来的巨万财富使人看了目眩，以此律彼，读史之际便常常容易推演。然而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和坤所体现的其实是一种“从来罕见罕闻”的殊相。以此度量那个时候的功名与富贵，大半不能切中彼时官界中人的本来面目。
自有科举制度以后，中国便产生了一个功名社会。一群群儒学知识分子通过读书考试脱颖而出，成为不同于编户齐民的官与绅。由此划出来的贵贱高低非常明白地构筑起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作为朝廷名器，由考试得来的功名又是一种与人间的生业和经济隔得非常遥远的东西，它们本身并不带有金气和铜气。因此，别尊卑而造成的不平等很难用来辨贫富，名器的价值与界限都在这里。虽说世人憧憬富与贵的同一，然而在近代化剧变来临之前，清代功名社会里的富与贵却往往是不对称的居多。
当北京正在查抄和珅的时候，苏南有过一次“杖责诸生之狱”。起因于债务的纠纷把成群秀才拽入官司，“掌嘴锁项，凌辱不堪”，斯文人剥尽体面，被弄得灰头土脸。于是清议鼓噪而起。一个在籍侍郎说：“诸生寒士居多，求贷于富户，乃事理之常。伊等或以教课为业，或以笔墨为生，无力偿还，亦是常分。赖有父母师保之责，正宜加以怜惜，或代为宽解，或再为分限，俾得从容措缴。即使伊等语言粗率，亦何至不能稍贷，乃至责扑寒士，以媚富户，实无情理。”这些话意在向杖责诸生的地方官讨公道，而说理之中又提供了一种实录，使人可以大概地了解到：在江南地区的贫富对比中，已从边沿挤入了功名社会的诸生们多数仍在穷窘之中，并因此而常常求贷和欠债，既被蔑视，又被同情。这种矛盾说明，功名是一回事，生计是另一回事。两者的不相吻合，会使朝廷给予绅衿的尊严变得非常脆弱。在那个时候，也有因贫穷而受到赞美的“寒士”。一个叫李巽占的定海诸生“授徒数里外”而“每食必归”，不肯吃东家的饭菜。“主人诘其故，泣不语。久之乃日：‘家贫，母食蕃薯，何忍独食饭也。’”经学家焦循作《蕃薯吟》记其事，非常感动地说：“母食米，儿食薯，母心不豫；母食薯，儿食米，儿能不涕泣。海水涛涛浪拍天，中有斯人行独贤。”孝道自是美德，然而以“母食蕃薯，何忍独食饭也”衬映出来的孝道，终究使人感到凄楚。
从入泮到出仕是一条拥挤的狭路。成千上万的举子士人在这条路上疲惫地走掉了自己的大半生。嘉道年间颇负时誉的包世臣曾“六赴秋闱”而后成举人，继之又既韧且拗地十三次入都会试，等到后歇手的时候已是六十一岁了，而进士一阶，仍可望而不可及。他后来由大挑试令江西，当过一任县官，但“年余被劾”，就此退出了官场。“六赴秋闱”和十三次入都会试，是数十年漫长而且困顿的岁月。一面是功名的天梯还没有爬到头；一面是“食指日增，世路日窄”，为了爬梯必须觅食。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他先后做过塾师、西席、幕客，佐戎务、佐河工、佐钱谷、佐刑名；常年流转于芜湖、武昌、江宁、扬州、常州、苏州、上海、崇明、淮安、济南、丹阳，西面到过四川，南面到过广东，北面到过直隶。他留下了一长串风尘脚迹，而在时人眼中却经常显出“自给不足”的憔悴。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功名社会里的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种生涯。他们一次一次地出入场屋，又一年一年地游学、游幕，劳碌于功名和生业之间。《冷庐杂识》说：“海宁徐楚畹学博善迁，乡荐后，困于公车，家徒壁立，以星命之学游历江湖三十年。”比之游学游幕的笔墨生活，一个以星相巫卜谋食的举人无疑更加落泊竭蹶。这个过程造出了成批不断流动的人口，也产生过催人白发的旅愁和乡思。袁枚作《随园诗话》，提到一个多年“作幕”的苏州文人“有得意句云：‘准有乡心消不得，又随一雁落江南。’每旅夜高吟，则声泪俱下”。他所说的“得意”，正是心头的一腔酸苦能够转化为文字的意思。显然，这种日子的滋味是非常寡淡的。半生羁旅的包世臣后来以“倦游阁”名居室、名文集，直露出长期漂游之后精神上的劳累和疲倦。他以自己的劳累疲倦憔悴困乏写照了功名社会中的读书人上坡时的沉重和蹒跚。
那些在艰难跋涉之后爬完天梯的人们便由绅而官，成了功名社会中的翘楚。虽说他们的翎顶补服光焰迫人，把朝廷名器之尊贵威荣演绎得非常辉煌，但光焰的背后常常可以看到局促。嘉庆十九年，在翰林院做编修的林则徐致书友朋，自述“近移寓虎坊之东，与浙绍乡祠对宇，鐾鼟戏鼓，终日扑门，而不免有冲途之累。新兼国史馆尚未办过书传。所劳者只此无谓之应酬，不了之笔墨耳。现就一教书馆地，拟到馆后清厘积纸，便当辞绝无益之事”。翰林院中的人多闲适，所以能优游于“无谓之应酬”。然而他们的俸禄显然经常不够用，因此，已经当官的林则徐还要兼做家庭教师，并在拮据之中天天与令人厌烦的锣鼓声相对峙。经济上的捉襟见肘是一个普遍而且长久的难题，一代一代的京官都在它面前显得气弱。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刚刚做了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在家书中禀告说：“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划。借钱之难，京城与家乡相仿，但不勒追强逼耳。”这些父子之间说家常的话头无须矜持作态，也因之而愈能道出真相。后人读史，可以想见众多京官以举债为常态的模样。他们在债务丛中走来走去，“东扯西支”，脚下的路不会越走越宽。所以，京外地方官馈送的冰敬和炭资虽然来路不尽清白，在京官们的眼中却犹如旱境中的云霓，可以寄托一点期望。但来自馈送的东西终究没有十足的可靠性，有时候眼中的云霓老是飘不过来，心头便会悒悒。同年十二月，曾国藩在另一封家书中说：“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从秋天到冬天，落空的冀望化成了一片怅惘。在那个时候，林则徐和曾国藩还都是小京官。与他们相比，嘉庆朝的朱珪晚年做尚书做大学士，已是京官中的巨擘，然而言及生计，他和小京官们的拮据况味正在伯仲之间。一个与他时相过从的人记叙说：
乙丑除夕，余至公家，问公岁事如何，因举胸前荷囊示曰：“可怜此中空空，押岁钱尚无一文也。”有顷，阍人以节仪呈报日：“门生某爷某爷节仪若干封。”公因谓余日：“此数人太呆，我从不识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其谐谑如此。这段记叙侧写出一个高官的清贫，以实例抉示了贵与富之间的不相同一。这种不相同一使立朝五十年的朱珪身死之日“卧处仅一布被布褥，其别舍则残书数箧而已，见者莫不悲感”。他以个人的贫困显出了一种个人的清操，但由此折射出来的却是朝廷养官的吝啬和苛薄。一个不图法外之财的人，即使官居，也走不出穷境，其日行起居中的破洞和缺口遂不能不用儒学的道德定力来弥合。世人的起敬和“悲感”都在于此。苛薄能够磨砺道德，然而苛薄也能够消磨道德。嘉道年间，梁绍壬说：“余屡次入都，皆寓京官宅内，亲见诸公窘状，领俸米时，百计请托，出房租日，多方贷质。”他以同情的态度为京官们叹苦，但“百计请托”又说明，久处困乏容易使人气短，能够以淡泊从容表现一己之清操的人其实是不多的。因此，京官多穷并不同义于京官多廉。成丰、同治、光绪三朝久做京官的李慈铭曾在日记中因事发议，深致感叹说：“庚午同年来告：十二日方盛馆张乐公宴安徽巡抚裕禄。其弟编修裕德，庚午举人也，故宴之。京官贫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先往投谒，继以宴乐，冀获微润。彼外吏者分其腹削所得，以百分之一辇致权要，罄其毫末遍散部院诸司，人得锱铢以为庆幸。于是益冥搜广询，得一因缘，动色相告，趋之若鹜，百余年来成为故事。”他所描画的京城社会相，使人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受穷的京官们心头那一腔熄灭不了的利欲。利欲常常淹没廉耻和自尊，因此，与朱珪的淡泊从容相比，“百余年来”的京官大半都穷得十分猥琐。
在京师之外，数目众多的地方官们汇成了功名社会里的另一个群类。“昔之设官也以抚字，而催科次之；今之课吏也以催科；而抚字不问焉。”朝廷以催科为要目，天下的“外吏”便纷纷然以教化为轻而以钱粮为重。吏治侵入了经济关系，使地方官经常要与银子打交道，被称作“守令”的州县官们因之而在世人眼中显得面目可憎。而催科衍生的浮收演为常态，又使取自民间的钱粮和运入国库的正供在州县官们的手里老是对不拢，其间被蚀掉的那一部分遂成为长久议论的话题。冯桂芬说：
由来开仓，多派丁壮守护大斛，此古之道也。今则斛不必甚大，公然唱筹计数，七折又八扣（斛自五斗四升起，约六斗止，两次七折八扣，即一石变为三四五斗），而淋尖、踢斛、捉猪（仓役格外任取米数囊入仓，乡民拒之，声如猪，故日捉猪）、样盘米、贴米（排除米色，不出私费，即讲贴米）等犹在其外。又有水脚费、验米费、灰印费、筛扇费、廒门费，合计约值米一二斗。总须二石五六斗当一石。道光初元，御史王家相疏云：官以其私征米一石当正供七斗，民不堪命。不知三十年间何以遽增至此。
这段叙述以具体的细节记录了朝廷的催科演为地方官“私征”的过程。与正课相比，附加于国赋的那个部分显然更多些直露狰狞的勒取性。过手钱粮的州县官们也因此而显出了一脸的龌龊。在一个农业社会里，这种由“私征”而汇积起来的财富远不是个小数，它们应当制造出一个富裕的官僚群体。然而细看历史，由此而成显富的守令似乎并不多。龚自珍作《明良论》，非常明白地说过：“谓外吏富乎？积逋者又十且八九也。”“积逋”是一种负数，与富足恰成反义。而“十且八九”所对应的，则是那个时候的多数和普遍。他是一个留心时务的人，其观察所得无疑与冯桂芬的记述具有同样的可信性。然而以“私征”比照“积逋”，又说明了外吏的贫富比京官需要更多的解说。
嘉庆初年，洪亮吉说：官大省、据方面者，“出巡则有站规、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可见由州县牧令用私征浮收得来的那些钱粮，其实是不归州县牧令私有的。在一层与一层之间的重重制约中，它们久已被当作官场的公产，并以种种名目由下而上地一次次分配。由此形成的，是一种俸禄之外的供给关系。而从州县官们手里取得了“包”、“规”、“礼”、“费”的府、道、臬、藩和督抚们，又须分出所得，从别的途径送出去。道光年间，一个由道员升任按察使的地方官进京觐见，花掉了不少银子。他在年谱中记述说：“即日进城拜客，困于酒食，外官之常态也。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尚阿）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这种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把大块切成小块，从民间勒取的钱粮也随之而由近处流向远处。
以儒学的道理来衡量，私征浮收都是不义之财。局中人未必全无心肝，人人都乐干龌龊狰狞。然而私征浮收又长久地存在于吏治之中，既不为言路的弹劾所动，也不为时论的道德批判所动。做过多年地方官的梁章钜曾以阅历说甘苦日：
今朝廷所设官司廉俸，一切银两，非扣俸即折捐，百不存一。然而官之室家赖之，亲友赖之，仆从赖之；而又以奉上司，而又以延幕丁，而又以迎宾客，而又有不可计度之需。计其所费，何止一端。官司自廉俸以外，如思展拓，何一非侵渔牟利之端？事实出于无可奈何。清代以薄俸养官，又常常喜欢用“扣俸”“折捐”来弥补国库的不足。然而地方官的开支却要兼及公私两面。当两面都顾不过来的时候，局中人另辟蹊径，向廉俸以外“思展拓”便成为一种管不住的事了。因此，“侵渔牟利”大半不是为了致富，而是为了开销；来路不正的银子半耗之于私，半耗之于公。梁章钜自京官外放以后，辗转湖北、江苏、山东、甘肃、广西，由知府做到巡抚，是个饱更世故而熟识外省官场情状的人。他的话虽是一面之辞，但以事理而论，自有许多真实性。与京官相比，外吏以支配人力物力见胜，也以支配人力物力为累。是以私征浮收常常与千疮百孔相表里。嘉庆朝大学士王杰曾上疏论吏治，罗举州县的可恶和可悯。其中驿递一节说得非常具体：“州县管驿，可以调派里民。于是使臣乘骑之数，日增一日”，并“任意随带多人，无可查询”。及“差使一过，自馆舍铺设，以及酒筵种种糜费，并有夤缘馈送之事”。大抵“视气焰之大小，以为应酬之隆杀”。迎送之间，节节破费。“其他如本省上司及邻省大员，往来住宿，亦需供应，其家人借势饱恣，不厌不止。而办差丁胥，浮开冒领，本官亦无可稽核。凡此费用，州县之廉俸断不能支，一皆取之库帑，而亏空之风又以成矣！”这个过程公私轇轕，地方官承当的差遣已辨不清分内分外，到头来只能用银子才能了结。由此造成的支出，初当然是从浮收来的钱粮里开销的。但州县与州县的肥瘠不同，浮收所入也颇不相同。当这一类支出漫过了浮收所得之后，当差的州县官们便只能“取之库帑”，即侵蚀到归属国库的那些钱粮里去了。于是，普遍的私征浮收与普遍的积逋亏空相映成趣，组成了那个时候奇特的官场景观。嘉庆初期，御史张鹏展说：“州县亏空仓库，挪新掩旧，各省积弊皆然。近年间有督抚实力稽查，设法补缀一二，而一转手又已荡然。各州县见积习相沿，愈生玩狎，终无完补之日。”虽说康乾盛世刚刚过去，而地方的亏空则久已为人熟视惯见。由“玩狎”一词可以想见，亏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之后就会有人在这个题目下做花样，黠者未尝不能脱身而走。然而玩狎只能转嫁亏空，不能消弭亏空。脱身而走之后留下的仍然是一个漏洞。因此，朝廷常常一层一层地追究这种官员与国家之间的债务：“令各督抚于地方官交代（离任），如限内未能交清，应将该员截留，俟款项交清，方准赴任回籍，并禁止私立议单。”许多因公务造成的亏空，在这个时候都要用私产来偿还。官场的交代，往往演为一次次的清查和追赔。其问的愁状，与困于租税的穷民相去并不太远。道光十七年，“宁远通判锡纶病故，亏短仓库四万有奇”，结果在死后“抄家产”赔抵。一个奉命查抄的官员说：“余到宁远，见其门户萧条，孤寡号泣，实惨于心。所抄衣物，半属破烂，估值无几。”另一则记载说，石门秀才赵屏山“精钱谷之学，在某大令幕中数年。某故后，遗孤尚幼，囊橐萧然，且仓库亏短甚多。后来者将以上闻，赵设计弥缝，复为经纪其丧，乞援于其素所识者，俾其妻孥得扶柩以量”。前一个故事里的“门户萧条”和后一个故事里的“囊橐萧然”，都写照了亏空下的生计破落。因此，旁观的同情常常在他们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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