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精装版）

《名人传》是罗曼·罗兰为三位举世闻名的文学艺术大师谱写的英雄史诗：**位是身患残疾，孤独贫困，从未享受欢乐，却创造了欢乐奉献给全世界的作曲家贝多芬；第二位是生于忧患，受尽磨难，给人类留下不朽艺术品的雕塑绘画大师米开朗琪罗；第三位是不肯安于富贵，愿为天下黎民献身的俄罗斯小说家托尔斯泰。
　　较之常人，社会和自然并未给予伟人们更多惠顾，生活对他们而言往往是一场无休止的搏斗。凭着坚强的毅力，他们勇于承受磨难，勇于挑战困难，终于攀登上生命的**。作者试图通过伟人们的故事，向读者传送英雄的气息，鼓起人们对生活的信念和自强不息的勇气，努力做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

 

 

作者：罗曼·罗兰(1866—1944)
　　法国作家，代表作有《约翰·克利斯朵夫》《母与子》《哥拉·布勒里翁》及《名人传》三篇。   译者：
　　张冠尧(1933—2002)，北京大学法语系一级教授。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译著有《狄德罗美学论文选》（合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司汤达的《红与黑》，《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集》，莫泊桑的《漂亮朋友》等。
　　艾　珉(1934—　)，本名夏玟，湖北武汉人。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75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曾主持《巴尔扎克全集》《萨特文集》等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工作。主要著述有《法国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巴尔扎克——一个伟大的寻梦者》；译作有莫洛亚的《巴尔扎克传》（合译），皮埃尔·洛蒂的《冰岛渔夫》《菊子夫人》，戈蒂耶的《莫班小姐》等。

 

卷首语
贝多芬传
米开朗琪罗传
引言
米开朗琪罗
上篇搏斗
一力
二力的崩溃
三绝望
下篇放弃
一爱
二信念
三孤独
尾声
死
这就是他神圣的痛苦生涯
托尔斯泰传

译本序
　　“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这是罗曼·罗兰（1866—1944）在《名人传》卷首语中开宗明义的一句话。或许，这也是他为自己全部作品所作的诠释。
　　自十九世纪以降，英雄主题在法国文学中已日趋式微，至二十世纪则近乎绝迹了。从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人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愈缩愈小：文艺复兴时期是顶天立地的“巨人”；启蒙时代是叱咤风云的大写的“人”；十九世纪前期，在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等作家笔下，大都是精力旺盛、雄心勃勃的出类拔萃的人；十九世纪中期的福楼拜则主要描写平庸的人；十九世纪后期，从自然主义流派开始，更多的是描写病态、丑恶甚至动物性的人。愈走向世纪末，文学上的颓靡之风愈盛，人的形象也愈来愈猥琐、渺小……在这样的背景下，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于一九三年面世时，真仿佛是奇峰突起，使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
　　罗曼·罗兰的文学创作由戏剧他一生写了二十一个剧本，重要的是《群狼》（1898）、《丹东》（1900）、《七月十四日》（1912）、《罗伯斯比尔》（1939）等。发端，读者观众反应平平，没想到《贝多芬传》这本三万来字的小册子突然为他赢得了文学声誉。接着，他又陆续发表了《米开朗琪罗传》（1906）、《托尔斯泰传》（1911）和《甘地传》（1924）。同样的英雄旋律，在他以毕生心血浇铸的两部长河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1903—1912）和《母与子》（1922—1933）中得到了更丰满、更深入的发挥，作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便是由这两部长河小说奠定的。而他那部精美俏皮、文采出众的中长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1919），在成功刻画法国高卢民族健全的理性和特殊精神气质的同时，同样给小说主人公注入了坚强且富有生命力、创造力的灵魂。
　　显然，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并不是走遍天下无敌手的江湖豪杰，也不一定是功盖千秋的大伟人，甚至不一定是个胜利者，但他们肯定具有一种内在的强大生命力，使他们在任何逆境中都不放弃奋斗；他们饱经忧患，历尽艰辛，却始终牢牢把握着自己的命运，以顽强的意志去战胜一切困难，竭尽努力使自己成为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
　　何谓英雄品格，怎样才算无愧于“人”的称号？按罗曼·罗兰的观念，首先就是有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亦即他所说的大江大河般《母与子》的主人公安乃德的姓氏里维埃，即河流之意。奔腾不息的强大生命力罗曼·罗兰是“力”的崇拜者，他将强有力的生命力视为英雄人物的本质特征，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姓氏克拉夫脱在德语中即“力量”之意。；二是永远保持人格的尊严，恪守个性的独立，既不屈从于强权，也不盲目地随大流；三是具有关怀人、爱护人的博爱精神，甘心为人类的福祉奉献自身。他为之立传的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是这样的人，约翰·克利斯朵夫约翰·克利斯朵夫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有不少素材取自贝多芬的经历。和安乃德是这样的人，甚至那位表面上嘻嘻哈哈、玩世不恭的高卢木匠哥拉·布勒尼翁，骨子里也潜藏着这种大灾大难压不垮的英雄素质。
　　罗曼·罗兰的英雄理想，究其实仍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罗曼·罗兰影响甚深的尼采超人哲学和柏格森生命哲学，归根结底也是人本主义思想的延伸。。五百年来的欧洲历史表明，作为近代西方文化思想基础的人本主义，对欧洲历史的飞跃曾起过难以估量的作用。在停滞不前的中世纪，统治欧洲达千年之久的基督教文化，以“原罪”说按基督教传说，亚当、夏娃因偷食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从此注定人类必须为赎罪终身受苦。束缚人的灵魂，让人们相信自己生来是为了“赎罪”，只有通过现世的忏悔、苦修和受难，求得上帝的宽恕，死后才能升入天堂，获得永生的幸福。“神”的统治窒息了人的自我意识，把天地万物中富创造力的生灵，变成消极无为，听凭命运摆布的可怜虫。直到十五、十六世纪，随着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被发掘，人文主义思想家在复兴古代文化的口号下，提出了“人为万物之本”的新观念，才启动了人类历史上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些思想敏锐、才华出众的知识巨人，以新兴阶级的青春锐气，大胆地以“人本”观念取代“神本”观念，以“人”来对抗“神”；他们歌颂人的力量、尊严与价值，鼓吹猎取知识、发掘人的聪明才智，提倡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和开拓精神，以推动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
　　如果说，文艺复兴还只是“人”的意识的初步觉醒，矛头仅仅指向教会的“神权”统治，那么，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则是对封建时代整个上层建筑的全面宣战。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将矛头直指君主专制制度和贵族僧侣的特权，他们以“理性”为武器，批判一切宗教偏见和迷信，把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的权力归还给“人”自身。应该承认，没有“人”的思想解放，就没有现代生产力的解放，没有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无法解释近二三百年来欧洲历史的飞跃发展。时至今日，个人的尊严感和价值理念，仍是西方社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活跃的精神因素。在他们的观念中，工作上的责任心是自尊心的体现，一个人的创造性是他自身价值的体现，而现代科技的进步，则有赖于每个人的潜能及价值的充分发挥。
　　然而随着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金钱取代“神权”和“君权”成为主宰一切的力量，在推翻封建制度的漫长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非常革命的观念，与革命后建立的新制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正当人们试图向新制度索取“理性王国”曾允诺的一切权利时，却发现无比高贵、尊严的“人”正在沦为“商品”；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在实践中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角逐。幻想破灭了，人们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地置身于一个以金钱为杠杆的动荡不宁的社会。而且资本主义秩序愈是巩固，人们感到距离“人”的理想愈遥远，“人”愈来愈失去自己的本质，变成了物的奴隶。文学作品中“人”的贬值，恰是现实社会中这种异化感和屈辱感的反映，惟其向往崇高，才痛感其丑恶渺小；惟其企盼有所作为，才痛感自身的无能为力。可是消极、颓废毕竟不是出路，于是罗曼·罗兰试图以他的《名人传》给人们传递英雄的气息，鼓舞人们恢复对生活的信念和奋斗的勇气。
　　罗曼·罗兰想要告诉人们，任何成就都伴随着艰辛的拼搏和痛苦的考验，他为之作传的这些人，“他们的伟大固然来自坚强的毅力，同时也来自所经历的忧患”。他告诫人们：“不幸的人们啊，切勿过分怨天尤人！人类秀的人物与你们同在。从他们的勇气中汲取营养吧！”
　　事实的确如此，古往今来许多大有作为的人，并不曾从社会或自然那里得到任何特殊的惠顾，从来不曾有一位好心的神明为他们安排通向胜利的坦途。相反，不公正的命运常常给他们设下种种意想不到的障碍。贝多芬出身贫寒，十三岁辍学，十七岁挑起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二十五岁时他刚刚在乐坛崭露头角，耳朵又开始失聪。这种对音乐家而言十分致命的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非常人所能想象，谁能想到他那些不朽的传世之作，绝大部分竟是耳聋以后写成的。在生活上，他一直是不幸的，由于贫穷和残疾，他的感情生活充满了凄苦和遗憾……尽管他的天才征服了全世界，尽管维也纳的精英人物将他视为国宝，尽管皇亲国戚在他面前都会礼让三分，他的生活境况却没有多大改善。他呕心沥血创作的乐曲，常常拿不到分文报酬。全世界都在演奏他的作品，而他为出版这些作品反倒欠了出版商许多债。不错，他的艺术是无价的，于是人们慷慨地用掌声和欢呼酬谢他，却没想到他的鞋子破得上不了街……然而所有的磨难只是使他变得更加坚强：他痛苦，却不肯屈服于命运；他贫穷，却既不趋炎附势，亦不迎合潮流，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他孤独，却能以热诚的赤子之心爱人类；他从未享受欢乐，却创造了欢乐奉献给全世界。他终于战胜了！战胜了疾病，战胜了痛苦，战胜了听众的平庸，战胜了所有的磨难和障碍，攀登上了生命的。第九交响乐在维也纳首演时，听众如醉如痴，许多人都流了泪，演出结束，掌声雷动，当他转身面向听众，全场突然起立，挥动帽子向他致敬，场面之热烈，恍如暴动。
　　米开朗琪罗看上去比贝多芬幸运，他既无残疾，也不贫穷，他出生于佛罗伦萨颇有声望的市民家庭，从小接受精英阶层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功底，然而他在精神上也许比贝多芬更受折磨：他的祖国多灾多难，他眼见外族入侵，人民受奴役，自己的作品毁于战乱，共和主义的理想也化为泡影；他和贝多芬同样孤独一生，没有妻儿，没有爱情，他的家族不曾给他任何温暖，只想从他身上榨取利益；他到处遭遇嫉妒和倾轧，在同行中很难遇上知音……更可悲的是，他的处境与奴隶相差无几。贝多芬至少精神上是自由的，他不依附任何人，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米开朗琪罗却没有自由，他不得不依附他所不愿依附的教皇，在那个时代，无人能对抗教皇的淫威。而且，除了教皇，无人有财力支撑大型的艺术创作。不得不为教皇们的光荣劳碌终身。当然，教皇们并非一无是处，至少他们承认他的天才，且不止一次保护他的艺术免遭破坏，可是他们剥夺了他的自由，拿他当牛马般使唤，他一辈子都像拉磨的驴一样拴在教皇的磨坊里，七十余岁高龄还得爬上脚手架作画……

他身材矮胖，脖子粗壮，一副运动员的骨架，红砖色的宽大脸庞，只是到了晚年，皮肤才变得萎黄和病态，尤其是冬天，远离田野、足不出户时，更是如此。他前额宽广且隆起，深黑色的头发异常浓密，乱蓬蓬地竖着，似乎从未梳理过，颇像“美杜莎美杜莎（又译墨杜萨），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人被其目光触及即化为石头。
　　据罗素1822年记述，1801年，当卡尔·采尔尼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见过他。当时，他的胡子好几天没刮了，披头散发，穿着生山羊毛织的上衣和长裤，猛一看，几乎以为遇见了鲁滨孙。——原注的蛇发”。他眼中燃烧着一种奇异的力量，使见到他的人无不为之震惊，但大多数人辨别不出其中细微的差别。因为这双眼睛闪烁着一种野性的光芒，衬上古铜色而略显悲壮的脸，看上去像是黑的，其实是蓝灰色。这段描写取自画家克莱贝尔的笔记。克莱贝尔曾于1818年前后为贝多芬画像。一旦感情冲动或者生气，这双小且深陷的眼睛便突然睁大，眼珠在眼眶中滴溜溜地转动，如实地反映出其中全部思想。根据医生缪勒1820年的描述，“他的眼睛既美又富有表情，目光时而温柔动人，时而迷惘、严厉，咄咄逼人。”——原注他忧郁的目光常常转向上空。阔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真是狮子的相貌！嘴倒长得颇秀气，但下唇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牙床刚劲有力，似乎可以磕碎核桃，右下巴有个深深的小窝，使整个面部显得古怪而不对称。据莫舍勒斯莫舍勒斯（1794—1870），英国钢琴家，曾将贝多芬的歌剧《费德丽奥》改编为钢琴曲。说，“他的微笑很美，谈话时神态亲切可爱。而笑起来却不讨人喜欢，粗鲁、难看，而且短促”，好像那种对快乐不甚习惯的笑。他脸上的表情总是落落寡合，仿佛患了“无法治愈的忧郁症”。一八二五年，雷尔斯托普曾说，看到他温柔的眼睛里那种极度痛苦的神情，好不容易才忍住没让眼泪流下来。一年以后，勃劳恩·封·勃劳恩塔尔在一家啤酒店遇见他，他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根长长的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晚年时愈来愈常见的姿态。一位朋友和他说话。他凄然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录本，像聋子经常做的那样，尖着嗓子叫对方把想说的话写出来。他面部表情常常变化，有时因抓住了突如其来的灵感，哪怕在大街上，那表情也会让行人吓一大跳；有时无意中撞见他坐在钢琴面前，“整个脸部肌肉膨起，血脉奋张，狠巴巴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嘴唇抖动着，像把鬼神召来却又请不走的魔法师。”十足一个莎士比亚剧中的人物！画家克莱贝尔却说：“是莪相（中世纪著名的苏格兰游吟诗人）的面孔。”以上所有细节均引自贝多芬的朋友和见过他的采尔尼、莫舍勒斯、克莱贝尔等人的描述。尤里乌斯·贝内狄克特说：是“李尔王”。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一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于科隆附近，波恩的一所破房子简陋的小阁楼上。他原籍弗朗德勒弗朗德勒，今为比利时西部地区，与法国交界。贝多芬的祖父路德维希是其家族中杰出的人物，出生于马利内斯，二十岁后定居波恩，当上了王室大公的唱诗班指挥。贝多芬与他为相像。我们必须记住这一事实，才能理解为何贝多芬天生的桀骜不驯和他性格中的许多特点并非完全属于德国气质。，父亲是个庸庸碌碌、嗜酒如命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佣，一个厨师的女儿，初嫁给一个官宦之家的侍从，丈夫死后跟了贝多芬的父亲。
　　贝多芬的童年充满艰辛，缺少家庭温暖，不像莫扎特有家人的呵护。从一开始，生活于他就是一场悲壮的战斗。他父亲想开发他的音乐天赋，好把他当神童来炫耀。儿子刚四岁，父亲就一连几个小时把他钉在羽管键琴面前，或者把他关在房间里，逼着他练小提琴，繁重的作业把他累得死去活来，差一点让他恨死了音乐这门艺术，以致必得使用暴力才能强迫他学下去。贝多芬从少年时代便需为生计发愁，不得不过早地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十一岁那年，他加入剧院的乐队，十三岁当上管风琴乐手，一七八七年，他失去了他所热爱的母亲。“她对我那么慈祥，那么值得我爱，她是我知心的朋友！啊！当我能够喊出母亲这个温馨的名字，而她又听得见的时候，有谁能比我更幸福呢？”贝多芬：《致奥斯堡沙德医生的信》（1787），《贝多芬书信集》卷Ⅱ。她是患肺病死的，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种病，常常感到不舒服。除此以外他还患有比病更折磨人的忧郁症。稍后，他在1816年写道：“不懂得死的人是个可怜虫，而我在十五岁时就已经懂了。”十七岁时，他已经是一家之长，担负起两个弟弟的教育之责。酗酒的父亲无法撑持门户，他只好羞惭地请求剧院让他的父亲退休。人家担心做父亲的拿了钱去挥霍，便将退休金交给儿子。这些伤心事在他内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幸他在波恩的一个家庭里找到了感情上的依傍。他一直非常珍惜勃罗宁一家的情谊。他们可爱的女儿埃莱奥诺尔比贝多芬小两岁。贝多芬教她音乐和诗歌。她成了他儿时的友伴，两人之间也许产生过感情。后来埃莱奥诺尔嫁给了韦格勒医生。他也成了贝多芬要好的朋友。贝多芬了不起的恩师C.G.奈夫也是他的好朋友和指导。此人品德高尚、学问渊博，同样给了贝多芬许多良好的影响。他们之间终生维持着恬静的君子之交，这一点，从韦格勒和埃莱奥诺尔与他来往的书信中可以看得出来。信写得很恳切。韦格勒夫妇称他为忠诚的老友，他则称对方为亲爱的好韦格勒。更令人感动的是，后来三人年纪老了，但心灵的青春依旧，热忱不减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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