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90728
新材料，新成果，新写法
讲给普通大众的130堂中国历史课，寻找被忽略的历史逻辑
1.这套中国历史，作者已经在台北完整讲过两次，分别用了5年，影响了两代学子和上班族；作者又用了5年时间整理成文字，讲透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演进。
这是一套专注“讲透中国历史”的中国通史。寻找被忽略的历史逻辑，拨开层层迷雾，回归中国历史的常识，历史不只是帝王将相和英雄人物，也不只是刀光剑影和王朝更替，还有更多令人惊叹的历史运作逻辑和丰富的细节。
2.这是一套与众不同的中国通史。
我们现在读的中国史，其实多半是50年前的老书，50年来，有无数新的考古发现、新的研究成果，却被束之高阁，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关于中国历史，我们永远缺一套新的通史，把学术界的新成果、新发现，用平易近人的方式讲给大家。活在今天，我们要读今天的人，用今天的新视角写的中国历史。
3.一套当代学者讲给今天普通读者的中国历史。
这是一套从史前时代讲到清代结束的通史,它没有吕思勉、翦伯赞、范文澜的中国史那么学术，也没有《明朝那些事儿》《半小时漫画中国史》那么戏说；这套中国史用既正儿八经、又简洁愉悦地方式，讲出了干货满满的新知识、新见解，就像《秦谜》《历史的温度》那样讲述有情感、有思想的历史。
4.这套中国历史*的特点就是“新”。
作者说，“我会比较强调跟传统说法不一样的部分，而如果传统说法在这一百年中没有被挑战或被推翻，我就不讲了”。它吸收了专家学者的严肃认真，却没有学院的刻板僵硬;它采用了轻松幽默的讲解方法，却不是没有节操的搞笑和插科打诨;它主要不是讲哪一年发生了哪件事，也不是繁琐考证一个新历史知识，而是告诉我们历史演进的脉络，寻找历史运作的逻辑，启发我们新的认知。
*使用新材料，让我们比司马迁更懂先秦，比司马光更懂唐宋。
因为我们看到了连那个时代的人都没看到过的新材料，就像甲骨文、敦煌文献、居延汉简，还有马王堆的帛书。
*广泛吸收新成果，我们发现原来学术的东西还可以这么好玩！
从一百年前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开启的新史学革命，到今天中国大陆、台湾、日本、欧美汉学界的新成果。
*采用新写法，思维清奇、平易近人，从零开始，重新认识。
从头讲述，从零开始，重新认识，思想的厚重感、讲述的故事感，兼容并蓄；不偏不倚，不薄不厚，不深不浅，历史的现场感、破案的畅快感，应有尽有。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全13册）考察了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到清王朝结束数千年的历史轨迹，充分运用近百年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丰硕成果，以广泛的社会结构、社会思潮、文学艺术、百姓生活为切入点，将那些被搁置在学术象牙塔的新知识、新方法一一呈现给普通读者。
在系列第3册《从列国到帝国》中，你会看到：
春秋时代自杀行为很普遍，有一种精神，就是认为有很多准则是比生命更重要的；
春秋注重人伦关系，讲究仪式感，而战国更注重国家关系，只剩下利益的博弈；
楚国是商文化与南方本土文化融合而形成的一个异类国度，盛产“狂人”，思想自由不羁；
儒家发展到荀子之后与法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至于荀子的两个杰出学生竟然都是法家；
墨家是诸子百家中在后世两千多年里一直被忽视的派别，直到清朝考据学兴起才重见天日；
汉朝的成立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事情，那么多贵族竟然围绕在一个普通的亭长身边帮他打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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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全13册），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陆续推出——
*辑“先秦”，中国文明的奠基，2018年10—12月上市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1：中国是怎么出现的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2：文明的基因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3：从列国到帝国
第二辑“汉唐”，两大帝国的运作，2019年1—4月上市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4：帝国的昂扬精神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5：危机与考验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6：大分裂时代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7：新帝国的试验
第三辑“宋元”，中国文化的新活力，2019年5—7月上市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8：新时代的开端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9：分裂与互动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0：世界性帝国
第四辑“明清”，帝国的挑战和变革，2019年8—10月上市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1：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2：帝国的千年变局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3：希望与绝望交杂的时代
总序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讲
春秋的时代精神
01 我们能够掌握的，只是很微小的“历史”-
002
02 对历史的多重理解- 005
03 大陆、台湾和海外不同的历史视野- 008
04 为什么春秋时代有那么多自杀的故事？ –
012
05 春秋时代为什么叫“春秋”？ – 014
06 春秋“赵氏孤儿”的故事说明什么？ –
018
07 《左传》中的两个离奇故事- 021
08 《左传》中的另外两个离奇故事- 024
09 《左传》中的太子和国君故事- 026
10 从先秦典籍看先秦的死亡观念- 030
11 先秦时期的自杀现象- 034
12 活着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活着- 037
第二讲
战国的革新
01 战国从哪里来- 042
02 春秋和战国的差异- 045
03 战国产生了很多新事物- 049
04 铸铁技术的提高- 052
05 铁器和水利推动农业生产，也改变了战争观念-
055
06 商业贸易和城市发展- 059
07 战国的货币- 062
08 商人和地主- 065
09 实用主义者—— 纵横家和法家- 069
10 混乱的终结—— 统一的大帝国- 072
第三讲
战国时期的战争变化与墨家
01 战国的主题当然是“战”- 076
02 统治制度和战争方式都不再一样- 080
03 战争规模和战争动员更庞大- 083
04 墨家学说因战争而诞生- 086
05 墨子的出身并不高贵- 090
06 对历史解释权的争夺- 093
07 墨家的主张非常特立独行- 097
08 《墨子》的行文风格和辩论技巧- 100
09 墨子的思想- 104
10 儒墨之争与墨家在历史上的隐匿- 107
11 同一本书里有两种风格- 110
12 《墨辩》是为了阐述兼爱学说- 113
13 总结：墨家的奇特旅程- 116
第四讲
《楚辞》与独特的楚文化
01 不同时代国的含义不一样- 120
02 春秋到战国“国”的演变- 123
03 楚国的异类心态- 126
04 《楚辞》的特殊性- 129
05 《楚辞》关心人世以外的范畴- 133
06 疯疯癫癫的楚狂人- 138
07 中国历史上位文学作者- 142
08 屈原的经历与个人情感- 145
09 战国时代不同的情感氛围- 148
第五讲
重读《孟子》
01 孟子和墨家的交锋- 152
02 推行主张还需要辩论术- 155
03 孟子的说话风格- 159
04 《孟子》的辩论场景（上）- 162
05 《孟子》的辩论场景（下）- 166
06 孟子的立场和主张- 171
07 性善论与圣人- 173
08 孟子的伦理学- 176
09 孟子重振儒家- 179
第六讲
重读《荀子》
01 荀子的主张- 184
02 荀子对礼的理解与孔孟不同- 188
03 儒家思想的变迁- 191
04 荀子的时代不同于孟子的时代- 195
05 大一统前夕的思想家- 200
06 荀子未成为儒家的典型代表- 203
07 荀子对人的分类和秩序界定- 206
08 从荀子到法家的过渡- 210
第七讲
重读法家
01 法家在诸子中的优势- 216
02 法家都是现实主义者- 219
03 前期法家- 223
04 商鞅变法与新爵制- 227
05 商鞅变法与新土地制度- 230
06 国君与法的关系- 233
07 前期法家思想的特色- 237
08 从出土秦简看秦国的法律执行- 240
09 秦国发达的律令系统- 243
第八讲
秦国的统一与建制
01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 248
02 春秋战国时人疲惫不堪- 251
03 天下观念一直存在- 254
04 《礼记》对统一秩序的描绘- 258
05 所有的解决方案都以天下为前提- 262
06 法是一种统一秩序的客观形式- 265
07 儒家、道家和法家对统一的不同见解- 268
08 法家的成功得益于其现实效果- 271
09 秦始皇的永久观念- 274
10 皇帝的特殊性需要制造出来- 277
11 皇权专制的优势和恶果- 280
12 一个早熟的帝国- 283
13 是否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 286
第九讲
秦始皇
01 考古挖掘出来的秦始皇陵- 292
02 兵马俑横空出世- 296
03 秦始皇陵停挖- 300
04 秦始皇对自己的历史定位- 303
05 秦始皇的心态- 307
06 严禁私学，整肃方士- 311
07 书同文- 315
08 统一货币，开驰道，以吏为师- 319
09 严刑峻法- 322
10 秦始皇留下的危局- 326
11 秦帝国的瓦解- 329
第十讲
误打误撞的汉朝创建
01 我们对秦汉之际的了解只有一个资料来源-
334
02 陈胜、吴广起事- 337
03 项梁、项羽叔侄- 340
04 刘邦也见过秦始皇- 343
05 刘邦的身世- 345
06 刘邦的事迹- 348
07 反秦军队的胜利- 352
08 刘邦的优势- 357
09 鸿门宴！ – 362
10 楚汉之争- 365
总序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杨照）
01
钱穆（宾四）先生自学出身，没有学历，没有师承，很长一段时间在小学教书，然而他认真阅读并整理了古书中几乎所有春秋、战国相关史料，写成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之所以写这样一本考据大书，很重要的刺激来自名噪一时的《古史辨》，钱穆认为以顾颉刚为首的这群学者，“疑古太过”，带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国古代史料，处处寻觅伪造作假的痕迹，没有平心静气尽量客观做好查考比对文献的基本工夫。工夫中的工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这些被他们拿来“疑古辨伪”的材料究竟形成于什么时代。他们不愿做不能做，以至于许多推论必定流于意气、草率，于是钱穆便以一己之力从根做起，竟然将大部分史料精确排比到可以“编年”的成就。
很明显地，《先秦诸子系年》的成就直接打击《古史辨》的可信度。当时任职燕京大学，在中国学术界意气风发引领风骚的顾颉刚读了《先秦诸子系年》，也立刻理解体会了钱穆的用意，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立刻推荐钱穆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也邀请钱穆为《燕京学报》写稿。中山大学钱穆没有去，倒是替《燕京学报》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自己说：“此文不啻特与颉刚诤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在燕京任教。”
这是个“民国传奇”。里面牵涉到那个时代学者对于知识学问的热情执着，也牵涉到那个时代学者的真诚风范，还牵涉到那个时代学院重视学识高于重视学历的开放气氛。没有学历的钱穆在那样的环境中，单纯靠学问折服了潜在的论敌，因而得以进入当时的学府任教。
这传奇还有后续。钱穆后来从燕京大学转往北大，“中国通史”是当时政府规定的大学历史系必修课，北大历史系惯常的做法，是让系里每个老师轮流排课，将自己所擅长的时代或领域，浓缩在几堂课中教授，用这种方式来构成“中国通史”课程。换句话说，大家理所当然认为“中国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断代的中国历史接续起来，顶多再加上一些跨时代的专史。
可是被派去“中国通史”课堂负责秦汉一段历史的钱穆，不同意这项作法。他公开地对学生表达了质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师说了什么，也不知道后面的老师要说什么，每个老师来给学生片片断断的知识，怎么可能让学生获得贯通的中国史理解？学生被钱穆的质疑说服了，也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学生认为既然不合理就该要求改，系里也同意既然批评反对得有道理就该改。
怎么改？那就将“中国通史”整合起来，上学期由钱穆教，下学期则由系里的中古史大学者陈寅恪教。这样很好吧？问了钱穆，钱穆却说不好，而且明白表示，他希望自己一个人教，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个人教！
这是何等狂傲的态度？本来只是个小学教员，靠顾颉刚提拔才破格进到北大历史系任职的钱穆，竟然敢要排挤数不清精通多少种语言，已经是中古史权威的大学者陈寅恪，自己一个人独揽教“中国通史”的工作？他凭什么？他有资格吗？
至少那个年代的北大历史系觉得他有资格，依从他的意思，让钱穆自己一个人教“中国通史”。他累积了在北大教“中国通史”的经验，后来抗战中，就在随西南联大避居昆明时，埋首写出了经典史著《国史大纲》。
02
由《国史大纲》的内容及写法回推，我们可以明白钱穆坚持一个人教“中国通史”，以及北大历史系接受让他教的理由。那不是他的狂傲，毋宁是他对于什么是“通史”提出了当时系里其他人没想到的深刻认识。
用原来的方式教的，是“简化版中国史”，不是“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的关键，当然是在“通”字，而这个“通”字显然来自太史公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的《史记》包纳了上下两千年的时代，如此漫长的时间中发生过那么多的事，对于一个史家的挑战，不在如何收集两千年来留下来的种种数据，而在如何从庞大的数据中进行有意义的选择，从中间选择什么、又放弃什么。
关键在于“有意义”。只是将所有材料排比出来，呈现的势必是偶然的混乱。许多发生过的事，不巧没有留下记录数据；留下记录数据可供后世考索了解的，往往琐碎零散。更重要的，这些偶然记录下来的人与事，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如果记录是偶然的，人与人、事与事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那么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要做什么？
史家的根本职责就在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并且排比、串联所选择的史料。简单、基本的串联是因果解释，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去挖掘、去探索“因为／所以”，前面有了这样的现象，以致后来有了那样的发展；前面做了这样的决定，导致后来有了那样的结果。排出“因为／所以”来，历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乱的现象与事件，人们阅读历史也就能够藉此理解时间变化的法则，学习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规律。
“通古今之变”，也就是要从规模上将历史的因果解释，放到。之所以需要像《史记》那样从文明初始写到当今现实，正因为这是人类经验的值，也就提供了从过往经验中寻索出意义与智慧的可能性。我们能从古往今来的漫长时间中找出什么样贯通原则或普遍主题呢？还是从消化漫长时间中的种种记录，我们得以回答什么只有放进历史中才能回答的关键大问题呢？
这是司马迁早提出的“通古今之变”理想，这应该也是钱穆先生坚持一个人从头到尾教“中国通史”的根本精神价值来源。“通史”之“通”在于建立起一个有意义的观点，帮助学生、读者从中国历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贯通变化。这是众多可能观点的其中一个，藉由历史的叙述与分析能够尽量表达清楚，因而也必然是“一家之言”。不一样的人研究历史会看到、凸显不同的重点，提出不同的解释，如果是按着不同时代、不同主题就换不同人从不同观点来讲，那么追求一贯“通古今之变”的理想与精神就无处着落了。
03
这也是我明显自不量力一个人讲述、写作一部中国历史的勇气来源。我要说的，是我所见到的中国历史，从接近无穷多的历史材料中，有意识有原则地选择出其中的一部份，讲述如何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故事。我说的，只是众多中国历史可能说法中的一个，有我如此述说、如此建立“通古今之变”因果模式的道理。
这道理一言以蔽之，是“重新认识”。意思是我自觉针对已经有过中国历史一定认识的读者，透过学校教育、普遍阅读甚至大众传媒有了对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常识、一些刻板印象。我试图要做的，是邀请这样的读者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来检验一下你以为的中国历史，和事实史料及史学研究所呈现的，中间有多大的差距。
也就是在选择我的中国史叙述重点时，我会优先考虑那些史料或史学研究上相当扎实可信，却和一般常识、刻板印象不相合、甚至相违背的部分。这个立场所根据的，是过去百年来，“新史学”、西方史学诸方法被引进运用在研究中国历史所累积的丰富成果。但很奇怪的，也很不幸的，这些精彩、有趣、突破性的历史知识与看法，却迟迟没有进入教育体系、没有进入一般人的历史常识中，以至于活在21世纪的大部分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竟然都还依循一百多年前流通的传统说法。“重新认识”的一个目的，就是用这些新发现、新研究成果修正、挑战、取代传统旧说法。
“重新认识”的另一个目的，是回到“为什么学历史”的态度问题上，提供不同的思考。学历史到底在学什么？是学一大堆人名、地名、年代，背诵下来考试时答题？这样的历史知识一来是根本随时在互联网上都能查得到，二来是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不然是学用现代想法改编的古装历史故事、历史戏剧吗？这样的历史，固然有现实连结，方便我们投射感情入戏，然而对于我们了解过去、体会不同时代的特殊性，有什么帮助呢？
在这套书中，我的一贯信念是学历史重要的不是学What──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而是更要探究How and Why──去了解这些事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没有What当然无从解释How and Why，历史不可能离开事实叙述只存在理论；然而历史也不可以、不应该只停留在事实叙述上。只叙述事实不解释如何与为什么，无论将事实说得再怎么生动，毕竟无助于我们从历史而认识人的行为多样性以及个体或集体行为逻辑。
借由述说漫长的中国历史，藉由同时探究历史中的如何与为什么，我希望一方面能帮助读者梳理、思考今日当下这个文明、这个社会是如何形成的；二方面能让读者确切感受到中国文明内在的多元样貌。在时间之流里，中国不是单一不变的一块，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明曾经有过太多不一样的变化。这些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种种变貌，总和加起来才是中国。在没有如实认识中国历史的丰富变化之前，让我们先别将任何关于中国的看法说法视为理所当然。
04
这是一套一边说中国历史，一边解释历史知识如何可能的书。我的用心是希望读者不要只是被动地接受这些信息当作是斩金截铁的事实，而能够在阅读中部份地主动参与去好奇、去思考：我们怎么能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又如何去评断该相信什么怀疑什么？历史知识的来历常常和历史本身同样曲折复杂，甚至更加曲折复杂。
这套书一共分成13册，能够成书主要是有台湾的“敏隆讲堂”和“趋势讲堂”让我能够两度完整地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每一次的课程都前后横跨五个年头，换句话说，从2007年讲开讲算起，花了超过十年。十年备课授课过程中，大部分时间用于消化各式各样的论文、专书，也就是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并努力吸收这些研究的发现与论点，尽量有机地编组进我的历史叙述与讨论中。明白地说，我将自己的角色设定为一个勤劳、忠实、不轻信不妥协的二手研究整合者，而不是进入原始一手材料提出独特成果的人。也只有放弃自己的原创研究冲动，虚心地站在前辈同辈学者的庞大学术基础上，才有可能处理中国通史题材，也才能找出一点点“通”的心得。
将近两百万字的篇幅，涵盖从新石器时代到辛亥革命的时间范围，这样一套书，一定不可避免含夹了许多错误。我只能期望能够将单纯知识事实上的“硬伤”失误降到，至于论理与解释带有疑义的部分就当作是“抛砖引玉”，请专家读者不吝提出指正意见，得以将中国历史的认识推到更广且更深的境界。
春秋时代为什么叫“春秋”？
传统中国历史叙述将东周分成两个时期，前段是春秋，后段是战国。战国时代很好理解，那是很直接的描述，那个时代的特色，就是几个仅存的封建大国无止息地彼此争战。与敌对的国竞争，持续的战争，是之谓战国。
日本史上也有战国时期。从1467 年到1603 年，近一个半世纪政局纷乱，群雄并起，各拥武力互相争战，一直到德川家康统一局面，才终结了仿佛没完没了的战争局面。但日本史却不会有春秋时期。因为春秋的命名来源，和战国大不相同。
作为时代名称的春秋是怎么来的？它来自一本书的名字，那本书是《春秋》，或称《鲁春秋》。鲁是封建古国，明确继承了周人特殊的历史精神，强调历史记录的重要性，是历史记录完整的国。《鲁春秋》留下记录的两百多年时间，就被称为“春秋”。
《春秋》的书名来自书中固定的记录方式，先标示哪一年，然后说什么季节和哪个月。例如“春正月”、“夏六月”、“秋八月”或“冬十月”，因为每一条都有春夏秋冬，就从中简称为《春秋》。《春秋》是目前留下来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其中每一年记录的条目不多，当然是特别选择过的，于是我们可以安心地假定，能够被写进《春秋》的，应该就是当时人认为重要的大事。
哪些是大事呢？《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照《春秋》，“祀”记录的相对没那么多，但“戎”就几乎无所不在了。封建宗法的没落，一方面反映在原本重要的仪式逐渐变得“行礼如仪”，礼不被当作一回事儿，甚至不时被忽略遗忘了，另一方面也反映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事越来越频繁。另外《春秋》中经常出现的记录，是关于继承的。周人原本建立了严密的宗法世系，亲族关系规定清楚而严格，上一代死了下一代该谁继承、如何继承，都在宗法世系中制定好了，但到了这个时候，一个国君或世卿死了，常常引发继承上的纷争，显示既有的宗法规定越来越控制不住局面了。
通过《春秋》，我们能够了解这些时代大事，不过《春秋》行文简略，无法细腻地展现当时人们面对大事时，抱持着什么样的态度，有怎样的想法与感受。还好，《春秋》本文之外，还有“三传”——公羊、榖梁、左氏所书——流传了下来。《公羊传》《榖梁传》基本上是解释《春秋》字义的，特别的是《左传》，采取的形式是“以事解经”，也就是记录了事件中的人物、经过，甚至对话，补充了《春秋》的简要内容。
以《左传》搭配《春秋》，再将前面提到的迪尔克姆《论自杀》放在心上，我们会看见特殊的现象——春秋时期留下了那么多自杀及与自杀相关的记录。
其中一个是本系列第二册《文明的基因》中提过的子路之死。卫国大乱，孔子的一个弟子柴高从卫国仓皇逃出来，遇见了走相反方向要进入卫国的子路。柴高想阻止子路，告诉他卫国大事不可为，子路没听，他想的是自己作为卫国公子孔悝的家臣，知道孔悝遇有危险，不能不进去营救。
在卫国国都的城门口，子路又遇到了守门的公孙敢，公孙敢也劝子路别进城。子路的反应是：“现在这是谁在跟我说话啊？是我认识的那个公孙敢吗？你不是身上也有职务与责任吗？现在却为了自身的利益就逃避了。我子路不是这样的人，我领人家的俸禄，就该去帮人家解决患难。”公孙敢仍然不放子路进城，但城内有使者要出城，子路就趁机闯进去了。
进去之后，子路直接去挑战挟持了孔悝的蒯聩，蒯聩被激怒了，派两个力士石乞和盂黡将子路杀了。子路临死前还故意将自己打斗中断开了的帽带系好，讽刺蒯聩不知礼，蒯聩气得下令将子路剁成肉酱。
看完这个故事，请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换作你，你会做和子路一样的选择吗？进一步想：在周围你认识的人里，有哪一个会做和子路一样的选择？子路不是十几二十岁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而是一个60 多岁的老人，却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宋代儒者叶水心评论子路之死就感慨地主张：在那个时代，因为尚未受到佛老思想的感染，人的生命有一种特殊的元气。我们先不追究是不是佛老思想影响改变了这份元气，但事实是，子路身上的确有些和我们一般生活经验很不一样的特质。柴高劝子路回头，公孙敢不愿放子路进城，乃至孔子听说了柴高阻止不了子路的事，痛苦地预言“这回子路死定了！”，都清楚显示子路是在知其必死的情况下做了这样的抉择，换句话说，虽然后死于两个力士之手，子路实质上是自杀的。只要多有一点求生的意念，他就大可以不进城，大可以不用那种方式挑衅蒯聩，大可以不死。子路之死，死于他坚持将作为家臣的责任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先秦时期的自杀现象
迪尔克姆的《论自杀》提醒了我们，观察一个社会如何看待自杀，非常有助于提高我们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和掌握。不只《左传》，在众多与春秋有关的文献中，死亡的故事都占很高的比例，那个时代的人认为决定自己如何死、为何而死，是一件自然的事。戏曲里的伍子胥故事不过就是夸大表现了这种奇特的态度。我看重你，我帮了你、救了你，那我就将事情做到彻底，我死了就不会有意或无意出卖你，还有，我死了，你就可以完全安心，不必担心我成为你的负担和威胁，甚至也可以是：原来在你心中存在着忧虑和怀疑，觉得我有可能因为任何理由事后出卖你，我无论如何不能忍受被如此怀疑，我愿意以死让你断绝这个念头，保留我的人格尊严。
之所以会有那么多关于死亡的故事，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尤其是能够进入《左传》记录中的封建贵族，都有他们自认为高于生命的原则，突显人如何死、为何死，能够表现那些原则以及他们看待原则的态度。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重新理解一个传统上流传很广，可能很多人读过、知道的故事。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发生了严重的弒君变乱，齐大史如实记录：“崔杼弒其君。”崔杼大权在握，大史这样写，他当然很不高兴，就将大史杀了。大史是世袭的工作，这个死了，换他弟弟来担任，仍然还是直书：“崔杼弒其君。”崔杼把这个也杀了，再换上更小的弟弟，一样，还是写：“崔杼弒其君。”崔杼一怒，再杀一个。杀了三个，只剩下小的一个弟弟，却仍然不退让，继续写：“崔杼弒其君。”崔杼杀不下去了，“乃舍之”，只好无奈地接受了。
故事还没完。“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同样担任大史的南史氏听说齐大史一家快要被崔杼杀光了，连忙带着自己的记录器具，赶到齐国去，要继续将“崔杼弒其君”的记录留下来，确定这件事终被如实记录下来了，才离开齐国回家。
过去这个故事通常被引用来显示中国人对于历史的重视，尤其是秉笔直书的原则和历史记录者的神圣性。作为一个历史记录者，就算明知会送命，你也还是必须写。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理解另一层意义：那就是为什么历史、史书如此重要，为什么这整个时代以一本历史记录之书《春秋》来命名？因为人如果为了他所坚守的原则而死，死了就无法为自己记录，就没有人知道他为何而死了。要让他死得有意义，也就需要相应的另一套价值观——
后人有强烈的义务观念，觉得应该为死去的人记录下他的原则。这是人生的大事，不能轻忽以对，历史的一个作用，就在于保存了人如何死去的记录，尤其要保存那些堂皇死去的人的故事，让他们不被遗忘。
封建宗法原本就重视世系表，要尽量保存完整的世代亲属关系体系，因而有了一种重视历史的态度。到了春秋时代，传流下来的重视态度，有了微妙的转折——历史记录的重点改变了，不只记录人在宗法里的身份关系，更要记录他为何活着、如何死去。
《论语·卫灵公》记录：“子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这不是空话，不是什么高蹈不切实际的理想，而是回应那个时代环境产生的具体生命提示。孔子这句话说的，仍然是“仁”。仁是什么？从这个角度，孔子告诉我们，仁就是你信守的根本原则与信念，你认定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准。如何试验、检测你的标准？只要问在什么状况下你即便牺牲了生命，都要保卫这项原则；或者反过来，就算可以帮你换来生命延续，你都不会违背这项原则。
对孔子来说，人不可能没有信念、没有原则而活着，一定要有一个底线，明白若是低于这条线，人生是不值得活的。卫国大乱时，柴高逃出来，子路却冲进去，孔子的反应是：“子路死定了！”会有这个反应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孔子对子路的人生底线再明白不过，孔子知道子路不可能“求生以害仁”，他一定要贯彻自己尽忠、勇武的原则，那就是他的仁，实践不了他的仁，他宁可去死，他会以死来换取对于原则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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