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6809617
1. 中国现代史丰富的宝库，海内外史学界公认的“民国史长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珍藏内容大陆首度完整呈现！
首辑《从晚清到民国》《再见大师》《民国三大校长》《我们的朋友胡适之》口碑与市场双丰收！
第二辑《从甲午到抗战》《十四年：从1931到1945》《冯玉祥传》《陈布雷回忆录》再续辉煌！
2. 唐德刚关于抗战研究，尤其是“汪精卫投敌始末”的系列长文*次在大陆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3. 除唐德刚外，本书还辑录了吴相湘、黎东方等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大家的相关文章，堪称台湾中日战争研究之书！
4.从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中日两国五十年荣辱易位。到今天我们回头看，历史深处值得反思。
两次中日战争的硝烟已散尽七十余年，两国心结依旧未解，血的教训警示我们正视历史，面向和平未来。
本书辑录了唐德刚、吴相湘等史学大家关于两次中日战争的重要文章，其中唐德刚关于“汪精卫投敌始末”的系列长文首度在国内结集出版，带读者在历史深处反思两次中日战争中中国之得失。
编 对日战争反思
杨元忠 唐德刚：中日黄海血战中国海军大败的讨论
唐德刚：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意义
唐德刚：纪念抗战 对日索赔
唐德刚：八年抗战史新解杂录
黎东方：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初步总结
吴相湘：从屈辱的马关条约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第二编 汪精卫投敌始末
唐德刚：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一）
唐德刚：走火入魔的日本现代文明
——“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之二
唐德刚：使中国全土“满洲化”的和战经纬
——“汪精卫投敌始末”之三
唐德刚：从通敌到出走的曲曲折折（上）
——“汪精卫投敌始末”之四
唐德刚：从通敌到出走的曲曲折折（下）
——“清精卫投敌始末”之五
唐德刚：从高宗武之死，谈到抗战初期几件重要史料
第三编 日本侵华罪行再探讨
吴天威：日本向袁世凯所提“二十一条”与新发现的孙中山“日中盟约”
——为纪念“五九国耻纪念日”七十七周年
梁敬：“九一八”事变的内幕
——并论日本篡改教科书之可悲
姜国镇著 唐德刚序：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从军慰安妇
吴天威：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五十三周年
——国人亟应注意日本否认侵华、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
的阴谋
李恩涵：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岂容抹杀
——驳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之两度狂言
沈云龙：论设立“国耻纪念馆”的重要性
——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十一周年而作
吴相湘：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对策
——用真材实料来争一时和千秋
吴天威：凭吊日本侵华细菌战大本营原址
平涛编著 李立德提供：日本“慰安妇”事实俱在
——从其曝光经过与深入搜集探索
沈云龙：惊闻胜利泪沾巾
——谨以个人辛酸回忆纪念抗战胜利三十周年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约30万字，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馆长”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面”。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杨天石
2015年5月于北城之书满为患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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