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0030466
2、徐小斌,当代实力派作家,国家一级编剧。其作品曾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首届和第三届女性文学奖、第八届全国图书奖、第二届加拿大华语文学奖小说奖首奖、2015年度英国笔会文学奖等。其作品还被广泛译成英、意、日、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巴西、希腊、阿拉伯等十余国文字,畅销海外。
3、一个美丽的女孩,同时却又妖冶、阴毒、险恶;一个不美的女孩,同时却又纯洁、善良、天真。天真未凿与洞察人生,善良无知与工于心计构成了她们友谊的基础,但事实真是如此吗?——一个历经三十年依然令人欲罢不能的动人故事。
4、我是你的幻影,是你心灵铁窗里越狱逃跑的囚徒。
5、文学画廊中独一无二的“巫女”,至今无法复制的“海妖”。
上卷
跋 《海火》投影
受伤的翅膀依然能飞翔
——关于我的创作
徐小斌
1
霍金离世的时候,我正在海南岛仰望星空,那一颗颗熟悉的星星,如此清晰明亮,可以看到我童年时在北京天文馆的天文望远镜里看到的所有星星……我在想,我热爱的霍金是哪一颗星呢?他一生都在仰望星空——仰望星空的人,终一定会成为星空。
迷恋霍金是从看了奥斯卡获奖片《万物理论》开始的。那部片子引我数度落泪。二〇一六年四月我应邀参加伦敦书展,书展的间歇,英国Balestier Press社长Tong先生亲自开车载我去了剑桥,我当时心怀幻想——想在那里偶遇霍金,当然那并非纯粹的幻想,据说,好运气的剑桥人是偶尔会在校园里见到这位奇人的。
当然未遂。但我仍不死心,签了一本当时新出的书《任性的尘埃》,托社长寄给霍金。社长也是学天体物理出身,早年与霍金有过交道。书是插画本,里面四十五幅画均是我的原创。我有意用了中文:送给霍金先生,徐小斌,丙申年四月。
这本书,不知后是否到了霍大师的手中——这是我出版的第三十六本书。(当然不包括那些再版或者重版的。据说国图有我八十多部书。)
2
转眼间,我写作已经整整三十七年了(处女作发于一九八一年《北京文学》第二期),三十七年,好恐怖啊!回望三十七年:风云奇诡,沧海桑田。坚守内心世界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尽管我不断地转换风格和进行各种文本实验(也由此失去了不少读者),但有三点似乎是始终坚守的。
一是原创写作。
我属于“自虐型”作者,对自己要求特别严苛,既不愿重复别人,更不愿重复自己,希望每一次都把自己鲜深刻的感悟带给读者。也因此,在我的作品中,基本看不到互文关系。我在一九八五年写《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一九九三年写《迷幻花园》《末日的阳光》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或者安吉拉·卡特的译本。我拒绝复制,尽管现在基本就是一个复制的时代、一个高仿真的时代,并不那么尊重原创。
有的西方国家非常尊重原创。用俗的金钱标准来衡量亦如此。譬如好莱坞像一个大工厂,原创的东西只有A4纸一页,第二道工序是情节,第三道工序是对话,第四道是幽默,等等,但是值钱的是那张A4纸——简直可以说是价值连城。
原创写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对于我来说,写作的秘密首先当然来源于生活阅历;更重要的是,经常从看似与文学无关的领域获取营养。我的阅读从很小就开始了。阅读的范围很杂,中国的紫薇斗术、奇门遁甲、易经、考古、绘画、话本,西方的哲学、玄学、心理学、占星术、塔罗牌、炼金术甚至博弈论、控制论等等,都使我从中体会到一种乐趣和快感。我尤其喜欢追问历史真相,还曾经比较过紫薇斗数与西方占星术,当你找到它们的异同之后,会有一种发现式的快乐——如霍金说的那种“发现”。
好的小说会有一种混沌、多义之美。王家卫四五年拍一部电影,所有的人都不知他在拍什么。包括他的男女一号。终剪出来,大家却突然惊奇地发现,他用的是每次剪出来不要的边角料。很多人对此颇不以为然,我却恰恰对此拍案叫绝。我不明白文学中的“准确性”指的什么。如果是通过什么说明了什么,那恰恰证明这作品不够高级。真正好的小说就像是那些被剪裁下来的边角料,貌似游离无用,却在不经意间,呈现出一种高级的美。这是极难拿捏的,如同小说的闲笔,国画的留白,丝绸陈旧的质感,于微妙中可以感知难以传达的美丽。
我很不喜欢那种把神秘与迷信对立的说法。其实神秘与科学只有一步之遥,一旦神秘被科学解释了,神秘就成为了科学。但是,科学是无法穷尽这个世界的,尚未被穷尽的那部分,我们可能称它作神秘。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即:在一些人眼里的现实在我眼里可能就是神秘,在另外一些人眼里的神秘在我眼里可能就是现实。爱幻想的孩子爱做梦,我的梦有时像巴洛克艺术般绚丽,有时又充满黑暗与恐怖。各种怪梦组成了我童年与青少年时代的记忆。即使是在苦累的黑龙江,我也会幻想那些碧蓝碧蓝的水泡子下边住着水妖。水妖滴滴答答披着水母般的披风,生着灰色的脸,鲜艳红唇,碧绿眼睛。我心里关于水妖的形象不知如何来的,肯定不是从小时候看过的童话书里来的,那时的童话书,没有那么鲜艳的颜色。在一个暗夜里,或许可以遇见水妖,那时的我这样想。
给我营养的还有电影和绘画,譬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万马齐喑的时代,我在故宫博物院一个朋友那儿看到了一本西方的画册,当时极为震撼,特别是莫罗的《幽灵出现》,是一个有关莎乐美和施洗者约翰的故事,莫罗是那种作品色彩非常绚丽的画家,他生前是个隐士,后来我发现我喜欢的人基本都是隐士,我自己也一直过着一种隐士或曰宅女的生活。后来我反复看过这幅画,莎乐美穿着一身纱衣,戴金绿色的阿拉伯宝石。画面的另一端是冉冉升起的约翰的头颅,那颗头颅发出异彩。你可以想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看到这样的画是什么感觉。在那之前,我喜欢画古代仕女,而在此之后,我开始画一些稀奇古怪的画。其中有一幅画是《阿波罗死了》,我的一个朋友看到后就说:“不得了!你赶紧把这幅画收起来。阿波罗是太阳,你怎么能说太阳死了呢?”我现在还记得画面是我想象中的月亮女神狄安娜双手捧着太阳神的头,天空上的太阳是镂空的,后来这幅画被我伯父母看到,痛斥了我——当时的画主角都是工农兵。但我依然阳奉阴违,我行我素——我不但是做梦的孩子,还是内心极度叛逆的孩子。
想追求的创作手法,是现实和神秘的圆融合一。
3
二是诚实写作。
自觉在这方面做到了问心无愧。虽然在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剧中心工作了二十年,但我从来没有违心地接受任何一部编剧任务——哪怕此举会给我带来巨大的利益。
并没有什么硬性任务。简单说,如果编剧,就会挣大量的银子,如果不写就挣一点底薪。我们的底薪低到不好意思说。
其实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很早就“触电”了。一九八六年,与广西电影制片厂张军钊导演合作,把《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搬上银幕,这是我次“触电”。虽然此片得到了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的奖,但我依然失望——这么多年过去,我依旧处理不好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尽管我有着双重身份。说到底,我依然把自己的作品看成亲生孩子,很不习惯被别人改头换面。
但我并不拒绝影视创作,前提必须是我的原创,或者至少是我感兴趣的题材。我很喜欢一位先哲说的话:“人一定要学会爱自己。爱自己,首先就是要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受到羞辱。”有时候,名利会成为羞辱自己的利剑,如果没有勇气拒绝,就会被无情地钉在耻辱柱上,谁也别想侥幸逃脱。
按照年龄段,我应当属于知青一代,但我并不想搭知青文学的车,岂止是不想搭车,我从小就是一个幻想自由飞翔的人。做知青时干的是苦的活,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挣扎,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气,我们依然要做颗粒肥。那样的冰天雪地居然没有煤烧,为了活下去,我们只好到雪地里扒豆秸,一垛豆秸只够烧一炉,夜晚,全排三十八个女孩围着那一炉火,的精神享受就是听我讲故事。我所有的故事都讲完之后,因为不忍她们失望,只好强迫自己编故事——大约早的叙事能力就是那样训练出来的——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曾经多次病倒住院,几乎死掉,但是在我的书中,除了一个大散文之外,从来就不曾涉及那段历史。我想如果涉及就要真实,不要任何虚妄与美化。
历史总会开一些残酷的玩笑:当年处于主流的人,现在依旧处于主流;当时被边缘化的人现在仍然处于边缘,这是骨子里的血液决定的——我的血液决定了我拿不到那个通行证。前些时我看到两位作家的对话,他们说起码我们在文学上还是干净的。我觉得干净这个词用得很好。我想,虽然拿不到通行证,但起码是干净的。血液决定我只能是这样。慎独,干净,爱惜羽毛,为坚守而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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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深度写作。
很多朋友对我说:“你的小说好读,但是难懂。”
的确。我的每一部小说都有着故事背后的象征或隐喻。如果一个小说只有故事,那么作家与记录员也差不多了。我希望表层的故事抓住更多的读者,更希望我的知音能看到我内在的表达。我的书基本上是长销书,很少畅销。《羽蛇》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国内已经出第十五版了,但每一版印得都不多。《德龄公主》相对来说比较畅销。这部小说的表层是个很好读的故事,但我的深层意愿却是要表达一个少女眼中行将没落的帝国。在后宫的锦绣繁华背后,君主制、君主立宪制与共和制的争论贯穿始终。无数志士仁人在寻找救国之路——那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海火》——很少有人相信那是在一九八七年写的;而《敦煌遗梦》终于改编成为电影,制片方还在为挑选演员而费尽心机。在这个玛丽苏或杰克苏的电影时代,我并不看好这部小说的电影命运。
前两年孙郁教授在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我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是一个无评论家无媒体参加的“裸会”,全部参加者都是年轻的八〇后学人,他们对我小说的认知与评价令我意外并颇受鼓舞。
近北大读书会又给我开了个讨论会,都是九〇后,其中从美国回来的杜克大学文学硕士、青年文学批评家胡行舟把我的小说总结得很有趣:“如今看来,用‘巫’来定义徐小斌的写作是不准确的。诚然,徐小斌的写作瑰丽幻美,时有神秘心象凭空而起、如宿命低诉、挥之复返,现实历史的背脊上总倚着梦境的层层叠叠,‘巫’的确很容易地传达出这种美学上的‘奇门遁甲’和对于各类中心主义话语的跳脱——然而,‘巫’所不可避免地携带的气场其实与徐小斌其人相去甚远;相反,典雅、正直和纯真才是她的日常属性……而‘妖’‘巫’这种词汇容易找上徐小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我所称之的作为宇宙器官的第二重身体,因为这一身体对正常肉身边际的僭越,无论是以通灵、超然、变形还是别的方式。但这样的定义同时也有一种简单化和安全化的导向。就好像是说,反正这些文字看着挺邪乎的,也搞不太明白,就把它们往神秘的暗域一丢;也好像是说,男人占领了现世的诸种权位,而女性不论如何超拔,也被顺势归置到自然权力的一方,作为被称赏的奇观却不构成实际威胁。而我想要提醒的是,女王以妖巫的面目现身于世或为世人所知,恰恰反映了当前权力结构和文学秩序的某些压抑性,不是值得我们庆幸而是令我们悲哀的。徐小斌所创设的,不仅是炫目的神奇,而且是宏大的爱、家国和正义的命题,是这个时代越来越稀缺越来越被透支的沉重;她的作品给我们打开的,也并非咒语,而是绚烂辽阔的王国。”
——年轻人的鼓励,就是对我的奖赏。
令我惊奇的是,经过数十年后的年轻人,似乎比我的长辈或者同辈朋友更喜欢我的小说,这对于一个爬格子的人来讲真是太幸运了,夫复何求?!
世界如此之大,如同赫尔曼·黑塞所说:“没有任何爱情与风景可以让我们长久地驻足。”少年时我那么渴望飞翔,但是我的翅膀伤得很重。一向绝不自怜,只有寂寞疗伤。终于懂得:人生不要圆满,留个缺口让能量传给他人是一件很美的事。上路,只是为了看到更多的人间奇景,把黑暗留给黑暗,把光明留给整个人类文明。
2018年8月7日
徐小斌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被读者认为是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徐是一个伟大的关于虚构故事的天才,她很巧妙地把现实与幻想的世界融合在一起。徐小说中包含丰富隐喻、寓言、重构神话的文笔,优美的叙事则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并且具有跨界的国际维度。在表层故事的背后,有着关于整个历史进程复杂性的深刻见解,并含有丰厚的哲学见解。
——澳大利亚著名女学者 Kay &Xian Lin Song
徐小斌无疑是个现代感极强的作家,她的创作特立独行于一切文学之外,但笔者倾向于将其读作关于现代女性、女性生存与文化困境的寓言。毫无疑问,徐小斌的作品不仅仅关于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关乎于整个现代社会与现代生存。
——戴锦华
上卷
我上的那所大学并不怎么有名,地理位置却是全国高校中独一无二的。那地方叫银石滩,地处祖国东海和南海的交汇处。
这实在是一片奇异的海域。海岸地貌呈海蚀阶地状。落潮时,可以隐隐看到那道贝壳堤,据说是古海岸线的遗迹。海滩上布满各种形状怪异的砾石。沿着海岸线往西南方向走,便矗立着那片石林——每根石柱上都布满了软体动物腐蚀的斑点和穿透的孔痕。
这里实际上是个伸进海洋的小小半岛。半岛上那座小小的城,叫渠州。听说这儿自古以来便是一片动荡不安的海域。这儿的地质构造运动大概比其他海岸要激烈频繁得多。海陆不断地变迁和更替。当海平面下降的时候,沿海大陆架就变成了陆地。海平面一上升,大片陆地又被海水吞噬,于是小小的半岛与大陆分离。
这学校的历史应该算是很悠久了。是清朝末年的一位爱国华侨闯了南洋之后集资兴办的,升格为大学却只是不久前的事。那位华侨选择了这样一片海域,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胆识。
这儿又有许多传说。盛传的是关于“海火”的故事。据说,石林的夜晚常有魔鬼出没,而且鬼见到人便附体,于是人也就变成鬼。孤魂野鬼们平时镇在石下,一俟月黑风高之夜便纷纷出来游荡。相传那时的海像着了火似的,亮得灼眼,又忽然化作一片白雪,上面有绿的光,螺旋似的飞快旋开,展示各种美丽的几何形图案。直到三更天后,普陀寺钟声响过,魔鬼才归位。如有求签者,于彼时去石林跪香,没有不灵验的。
初时听到这些传说,我们不过是觉得可笑。又感叹天高皇帝远,封建迷信的东西在这小地方仍有这般市场。真恨不得立即悬张告示,动员附近渔民都来捕鱼。大家商量,一定要找个机会在石林附近闹个通宵,为当地人做个榜样。
校园是美丽极了,真正是依山傍海,海都伸到露天剧场旁边来了。每天傍晚,这儿都有许多来看落日的。长了,仿佛是掐准了点儿,就差喊句一二三,落日便在那一瞬间,像只失了光彩的红色大球,软软地滚落到海平线的那一边。然后就是那些云,浇了浓杏汁似的,恋恋地在天边翻来翻去,一会儿,也隐没了,只留下那群巨人般的石林和侏儒般的人对峙。再过一会儿,终于侏儒们走了,这里就成为巨人们的天下。
开学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我站在礼堂门口等哥哥。鬼都不知道他为什么销了那个来之不易的北京户口,非要到这所大学的图书馆来工作。谁管得了他的事儿!连爸爸妈妈也管不了。我只好缩脖耸肩地瞪着台阶下面那一片片流动的伞,身上一阵阵发潮发痒,我当时那样儿一定挺傻。伞下众多的脚一步步踏上石阶,离我越来越近,当近到不能再近的时候,那些伞便纷纷扬扬地收拢来,露出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总会有几滴冰凉的雨水溅到我身上,这一片伞的颜色还是灰的。那是一九七八年,中国刚刚准备甩掉“蓝蚁之国”的名讳,所以突然出现的那一把花绸伞在这许多的伞中显得分外戳眼:浅黄底子,上面绘着咖啡、黑和西洋红三色图案,远看,像滚滚的灰水里漂过来一朵鲜明夺目的花似的。只是那伞打得太低,直到礼堂门前才略向上抬了抬,露出一张线条精致且白得醒目的脸。
这人有点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后来我知道她和我在一个班,名字和肤色一般白,叫小雪。再后来,我明白她的出现给我带来了一点变化。这大概就是我一直期待着的那种变化。那时,我明白我不再期待什么,而我本来的期待也是荒谬可笑的了。
人说三个女的一台戏。我们班有八个女孩子,果然热闹非凡。
头一次上政治经济学大课,三个系都挤到大教室,真真是比肩接踵,连咳嗽放屁都能引起连锁反应。大教室显得挺庄严,玻璃窗太巨大,没安窗帘,阳光便射进来,像一个个明亮的圈儿,九连环似的飘来飘去,光圈中舞动着无数颗金色的尘粒。小时候我曾以为那就是原子,后来父亲费了很大力气才说服我相信那不是原子。让一个孩子相信他(她)看不见的东西很难,却又很容易。说起来,孩子心里总有点儿什么东西,只不过人一长大,就忘了。
我不知道政治经济学是不是非要这样讲法。大概是一定的。因为几位老师,包括今天讲课的权威王教授都是这样讲的。王教授操闽南口音,话不好懂,又兼牙齿暴,讲起话来难免溅出些唾液。那一圈圈明亮的光环里的金色粉尘,忽而都下雨似的沉落。王教授的嘴巴熟练地一张一合,他眼前放着的是用了几十年的讲稿。当然每逢什么特殊的时候要做些增删,但基本内容是永恒不变的,因为这是根据《资本论》中的观点写成的,而马克思的话当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想,如果这位满脸胡须的圣者至今活着,对此不知持何态度?我看着王教授蠕动的嘴巴,硬是听不懂他在讲些什么。只要有一秒钟的松弛,我眼睛便乜向那纷纷下落的金色尘埃。终于,王教授拿起粉笔,很用劲儿地在黑板上写下那个庄严的公式:
一只绵羊=两把斧子。
于是学生们的头立即沉下去,像一片黑压压的蝗虫,笔尖在纸上啮咬出沙沙的声音。这课堂真是庄严极了。前面一排人那齐刷刷的后背,胖瘦高矮全是一个姿势。头微偏,肩略斜,一式地向左看齐。只有我斜前方那个苗条的后背有些特别,她是笔直坐着,笔直向前倾斜着角度。显然她没有记笔记,而是在看什么东西。她的背影很有韵味,斜削的肩,柔和的腰部曲线,乌发像两道墨线似的垂下来,发梢在我邻桌小胖子王妮妮的铅笔盒上散开,黑羽毛扇似的发出淡淡的幽香。黑发的光波里闪亮着一对红樱桃似的装饰珠子,色彩对比如幻影般强烈。我想她一定是十分地爱整洁,连那两粒珠子都是纤尘不染。什么东西这么吸引她?我左顾右盼地看了好几眼,什么也没看见。
为了显得和大家一样,我强迫自己在笔记本上记下一串莫名其妙的符号。这时我感到一只胖胖的小手正在掏我的口袋,原来王妮妮一直在偷我衣袋里的瓜子吃。发现我觉察到了,立即很自觉地把一块巧克力放进我的手心里,以示交换之意。我们毕竟正在学一只绵羊等于两把斧子呀!我微微一笑,瞟一眼王教授,他没有朝这边看。我慢慢把巧克力推进嘴里,不料这块巧克力里面还包着一颗脆生生的果仁,我的嘴里立刻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刹那间我呆住了。这一声在我听来不啻炮弹落地,连耳朵都震得麻麻的,立时感到整个教室的目光都在向我压来,威严的王教授正慢慢向我逼近。我听天由命地朝上翻翻眼睛,这才发现谁也没有注意我,只是前面那戴一对红樱桃珠的女孩子回身瞥了我一眼,随即又低着头嫣然一笑。就这样,我一下子喜欢她了。记得见面会时她自我介绍说叫郗小雪,是本地的。听她讲一口纯熟的北京话,有人问她籍贯何处,她笑而不答。她的笑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不仅能迷男人,还能迷我这样傻乎乎的姑娘。
我又低下头来记笔记,“噗”的一个纸条落在我的活页夹上。眼明手快的王妮妮一把抓过去,展开一看,便趴在桌上笑得死去活来。王妮妮的笑特别富于感染力,笑到极致,大家便都不由自主地笑起来,连一向严肃的班长郑轩也像被别人掐住颈子的公鸭似的,发出一种沙哑的声音。“王妮妮,你笑了整整五十秒钟,给你掐着表哪!”男同学在后面抗议。
纸条上是幅漫画:一个暴牙老头站在讲台上口沫横飞,下面是满满一屋子打伞的学生。我笑着在上面题字曰:“一句话=一百二十把伞”
。正在得意,谁知玩笑开过了头。老头循笑声而来,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尊容,勃然大怒而去,丢下一屋子呆若木鸡的学生。
前排的袁敏就回过头来了。目光冷冷地扫荡了一番,后停留在郑轩脸上。郑轩立即作俯首状。袁敏是全班的女党员,而郑轩正在争取入党。同学们呆了一会儿,又都哗然,纷纷离座。袁敏便站起来很严肃地说:“这件事需要追查。”话音未落,正欲冲出教室的何小桃“哎哟”一声跌落尘埃,原来是王妮妮趁乱把小桃那漂亮的亚麻色大辫子一圈圈地绑在椅子背上。王妮妮又笑得背过气去,周围的同学也忍不住笑,唯袁敏冷着脸一声不吭。我这才注意到,满屋子的人只有郗小雪纹丝没动,周围的喧嚣像是要把她抬起来似的,她却静坐其中,安静得像棵植物。
我顺着那溜下来的斜斜肩线看过去,终于发现她手捧着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间还夹着一本薄薄的书,英文的。只是那书里扑腾腾跳出的几幅插图,刺得我视神经直颤,没看上两行便像见了鬼似的把眼皮低下来,一阵脸红耳热。我极尽克制,意守丹田,心诚目洁,把两只眼睛死死盯住黑板上的“一只绵羊=两把斧子”。
哥哥是个怪物,从哪一本小说上也找不到他这类人物。我们谁也摸不透他,连梅姐姐那么聪明的人有时也对他感到困惑。提起哥哥,爸爸长叹一声说:“唉,三十好几的人,连个主攻方向都没有!”哥哥的确没什么方向性目的性,他的兴趣一会儿一变,令人眼花缭乱。他会合成各种药水,他用乙烯催熟水果,给家兔移植内脏,把两种完全不同的花朵嫁接起来,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新品种,甚至在油漆家具时把高锰酸钾掺进颜料中,从而发现了一种可以乱真的紫檀木的颜色……他能背出百十来种棋局,对集邮史了如指掌……他的故事真是太多了,他的有些发现发明是完全可以申请专利权的,可惜他从没想过这些。他什么都想尝试,可惜缺少“主攻方向”,所以活得有点儿乱七八糟。梅姐姐高兴起来夸他是个非凡的人,平时却叫他“老奥”(奥勃洛摩夫之意),或者干脆叫“熊”。哥哥真是够懒的,连穿衣服都嫌烦。“生活有三分之一都葬在这种重复中了。好是发明一种不用穿不用脱不用洗不用缝的衣裳……”哥哥说。“那是皮。”梅姐姐接得很快。他们冷战起来的时候,都迸发出一种精确的幽默感。于是哥哥把袜子缝在裤腿上,他认为这是一种可以节约多余动作的高效率。“勤快人只能重复生活。只有懒人才能创造生活。当然,我并不懒。我不过是个‘散淡的人’。”哥哥一边鼓捣他那些玻璃罐罐,一边自我表白。他长得挺帅,只是三十岁以后略略有点儿发福,从腰部和髋部悄悄地长出些肉来,幸好被梅姐姐及时发现,采取措施,才算没有蔓延到腹部。应该说,他那双漂亮而狡黠的眼睛和不修边幅的派头儿还是相当有魅力的。夏天他天天游泳,晒得很黑,一进游泳池便能吸引许多目光,不仅有异性还有同性。他以为得意,梅姐姐却说经观察判断那是一种看稀有动物的好奇目光。
哥哥费了好大力气来到这儿的图书馆,却对那些图书毫无兴趣。他常到银石滩去散步,回来时便带着各色小石片,投进他自制的药水中。他像个胆小的男人,他又像个大胆的男子汉。即使石片在药水里化作一股青烟,咕噜噜地冒出来,然后变成一个什么狰狞的怪物,他也一定不感到惊奇。什么都不能使他吃惊,这就是哥哥,现在他正把一只闪闪发光的软体虫拈进玻璃试管,神情严肃得像个男巫。
“你们班有个女同学真有意思,她常来图书馆向我借永远借不着的书。”他忽然一抬眼皮,冒出一句昏话。
漫画事件之后,校领导找班主任,班主任找班长,令速查罪魁。于是大家煞有介事地查了一通。好在已是一九七八年,当年清查天安门事件的劲头早已过去,于是仅作为疑案立此存照而已。
小雪却从此同我亲近起来。她家住得近,上学来放学走,一分钟也不肯在学校多待,话是极少,常用嫣然一笑来作答,那一种妩媚既撩人心意,更令人莫测高深。谁也没见她在自习室里待过,却悠悠然地度过了各种测验考试。谁也不知道她的底牌,谁也不明白她的诀窍,谁也说不出她这个具体的人——她像是这个班上的一个神秘的符号。
她又常穿戴一些漂亮的衣服,另式另样地装饰自己,她那些衣服美得古怪,分明不是国内市场上能买到的。她很会打扮,所有的衣饰都很适合她自己。她常喜欢嚼一颗槟榔,弄得嘴唇红艳艳的,满口都是槟榔的清气。一起看电影的时候,她轻轻地扇扇子,那一股微风伴着她身上的香气,弄得人痴痴迷迷的,像堕入了温柔乡里。日子长了,我发现和她在一起总感到很舒服,这是因为她极善于照顾人。譬如,我常忘记看课表,因此课间操时间回宿舍便常忘了带书,她总是记得帮我拿出来。我是个粗心的女孩子,有时衣服上不免沾些污迹,她见了,也不说话,悄悄替我洗净。她是那种细心又敏捷的女孩子,能在举手投足间施展温柔和魅力。她可真是个精雕细琢的水晶玻璃人儿,和她在一起我便感到自己粗鄙不堪。将来谁能消受这份福气呀?我悄悄地看着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傻瓜。谁在她面前大概都会成为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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