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纸 张: 胶版纸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40204
金融行业一部史诗般的巨著
揭开一家银行150年尘封的发展历程
探寻其薪火相传、屹立不倒的独特基因
汇丰银行是当今世界各地主要商业街上响东东的名号，但是，当它在1865年刚开张的时候，它只是香港海滩边的一家小银行。它是如何发展成为全球银行界首屈一指的巨人？在这个伟大的历程中汇丰银行到底出现了何种变化？
20世纪70年代，在沈弼充满活力的领导下，汇丰银行开始了其历史性的扩张战略，首先在东南亚地区开疆拓土。自此之后，汇丰取得了瞩目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在充满争议之中收购了美国的海丰银行，之后虽然与皇家苏格拉银行擦肩而过，但是在1992年，又在收购争夺战中成功竞得了米特兰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汇丰又展开了一连串收购行动，从而建立起在全球金融行业的主导地位。
本书不仅讲述了汇丰银行的现代历史，它更反映出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性主要银行在应对一系列外部挑战时的艰难历程：香港主权的回归，金砖国家的快速崛起，中国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改革发展，这些变化以及更多的挑战，都贯穿于汇丰银行的发展之中，并对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备受赞誉的历史学家理查德·罗伯茨和戴维·基纳斯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授权，得以查阅浩瀚的汇丰银行档案，并且有机会与相关重要人物进行了内容广泛的长谈。两位作者在讲述汇丰近代史的时候，并没有回避那些充满争议的事件，而是冷静地向读者展现出客观全貌，尤其是汇丰银行冒失进入美国的次贷市场，终导致银行声誉遭致严重损害，而与此同时，作者也描述了汇丰保守经营的传统文化，如何使得它成功驾驭2008年的金融危机，从而赢得了广泛而恰当的赞誉。
银行业从来就是一个充满热门话题的行业，而《狮子银行》一书的出版，恰逢银行即将在2015年庆祝其150周年的诞辰，因此，它将十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汇丰银行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
数据
表格
前言
名称说明
序言 中国首屈一指的银行，1865-1980年
章 独特的城市，非凡的银行
第二章 成功入股海丰银行
第三章 与皇家苏格兰银行擦肩而过
第四章 三足鼎立：1980-1992年回顾
第五章 革故鼎新
第六章 海丰银行起死回生
第七章 灵活之变
第八章 终于撑起了第三足
第九章 1992-2002年回顾：追求价值
第十章 家族式经营传统的终结
第十一章 米特兰银行时来运转
第十二章 1997年和1997之后
第十三章 驾驭亚洲金融危机
第十四章 北美：并驾齐驱
第十五章 拉丁美洲：一片新天地
第十六章 欧洲商机
第十七章 杂牌军
第十八章 走向世界：打造全球品牌
第十九章 坚持到底：2002-2011年回顾
第二十章 大中华区：实现关键性转折的突破
第二十一章 新兴市场银行
第二十二章 全球零售银行
第二十三章 商业银行：沉睡的巨人
第二十四章 挖掘潜能：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
第二十五章 家庭贷款公司：消费金融沉浮记
第二十六章 危机管理
第二十七章 文化稀释和文化实力
后记 继续前行：2011年5月至2014年5月
附录 1979-2013年，汇丰银行的主要统计数据
致谢
照片出处说明
中国首屈一指的银行，1865~1980年
1865年3月3日那一天，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签署了宪法修正案，使得在贫困之中的美国黑奴开始走向彻底自由；同一天，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子爵在议会中回答议员们对正在开凿修建的苏伊士运河提出的种种质询；在曼彻斯特，手头阔绰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正写信告诉住在伦敦的卡尔·马克思，给他捎了一些来自波尔多的葡萄美酒——而在香港，一家新成立的银行也在这一天开门迎客。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和西方的贸易逐步发展起来，中国不仅得向英国开放五大口岸，而且还被迫割让了香港岛。这个当初依傍着深水避风良港的一个小渔村，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已经初具繁荣景象，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补给站。其实，香港远不仅是一个贸易补给站。对华贸易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贸易融资和货币兑换的需求——而中国传统的银行，也就是所谓的“钱庄”，却无法满足这种需求。这就使得外资银行兴盛起来，到了1866年年初，在香港出现了11家外资银行，而在上海也有10家外资银行开门营业。它们大部分都是外资银行的海外分行，其总部都在遥远的伦敦或孟买，有一家银行的总部则在巴黎。其中，的例外是香港上海汇理银行，它是在香港本地注册成立的，其独特的资本结构和管理模式使它在所有外资银行中独树一帜，从一开始就深深地烙上了亚洲的印记。
1890年前后香港海滩一景，图中左起第二栋大楼即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总部办公室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是由铁行轮船公司监理修打兰（Thomas Sutherland）牵头成立的贸易洋行。在成立汇丰银行（即当年众所周知的名称）时，他在招股章程中指出：“现在在中国的外资银行分行，其总部皆在英格兰或印度，它们在与本地贸易行开展贸易往来时很难占据优势地位，因为本地贸易行的经营范围远比前些年更大，货品种类也更多样。”参与发起成立汇丰银行的都是当时在对华贸易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英国洋行或英裔印度洋行，另外还有挪威、德国和美国的洋行，这很好地体现了银行股东国际化的背景，也暗合了其潜在的主要客户的身份。在银行发行的2万股原始股票中，1.8万股被分配给当年在香港、上海和中国其他地区开展贸易的洋行，而剩余的2 000股则被分配给孟买和加尔各答的商行。甫一成立，银行即经历了早期激烈商战的洗礼：1866年，爆发了严重的国际商业危机，导致6家在香港的银行和5家在上海的银行破产倒闭。然而，汇丰银行不仅幸存下来，而且从中获利，从原先的竞争者手中获取了宝贵的客户和员工资源。到了1872年，它已经被称为“中国重要的上市公司”。
上海是中国重要的港口和商业中心，它所辐射的范围不仅包括长江流域，还有广阔的华北地区。1865年，上海的人口大约是65万（与此相比，香港人口只有11.5万，到了1900年，上海人口突破了100万。当年，在紧靠上海的北部区域，英法美等国设立了公共租界，组建了独立的市政机构，拥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在上海的洋行和银行都在公共租界内开业经营，而汇丰银行就在黄浦江边的外滩占据着好的位置。1865~1873年，汇丰银行的上海经理是麦克林（David McLean），像修打兰一样，他也是一个苏格兰人。汇丰银行在他的领导下，很快就成为上海举足轻重的银行，它甚至发行了上海银票，这足以彰显其在上海的重要地位。在上海的所有外国银行主要从事对外贸易融资业务——即使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仍旧如此。据估计，中国90%的对外贸易都是由外资银行提供融资保障的。外资银行对贸易融资业务近乎垄断，使得它们同样在外汇交易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中国实行的是银本位制的货币体系，而中国的主要西方贸易伙伴大都采用金本位制的货币体系，两种金属货币之间的兑换汇率由汇丰银行向市场公布。在1935年之前，银行每天公布的汇率成为中国的官方外汇汇率。
在银行总部所在地香港，汇丰的主要业务和在上海一样，也是贸易融资和外汇交易，其融资来源是本地的储户存款。留存至今的1866年的分类账簿显示，当年汇丰拥有4类主要储户：英国洋行，德国、法国、帕西和其他非英裔外国洋行，在华的外资银行，以及个人储户。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汇丰银行都很快成为香港这块殖民地上重要的银行。它与香港政府的紧密关系，早可以追溯到1866年。当时，它向香港政府提供了10万港元的紧急贷款，从而缓解了香港政府当年的财政危机。作为回报，它得到香港政府的授权，可以处理香港政府的对外支付，并且开始发行港币的纸币。到了当年年底，汇丰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占了市场上流通港币的半壁江山。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以及1871年香港和上海被接入到国际电报网络，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也带来了对本地货币流动性的更大需求。次年，汇丰银行获准发行1港元面值纸币，不久之后，它所发行的纸币就在香港市场上所流通的港币中占到了3/4。1872年，一家总部在伦敦的金融报纸《金银通货主义》曾经写道：“银行业务取得了快速增长，令人不由地感叹，银行生逢其时。掌管银行业务的都是精明强干的银行家，他们对本地贸易十分熟悉，在其业务所维系的本地商界中赢得了很高的信誉。”
异乡异客
对于初入商界的汇丰银行来说，打造一个区域网络是头等大事。在经过了年忙忙碌碌的苦心经营后，它已经在中国和南亚地区初步建立起它的代理商网络。开始的时候，这些代理机构都挂靠在洋行内，替银行打理本地业务。久而久之，随着业务的扩大，它们中的许多机构开始脱离洋行，成立了独立的分行，并自行招聘银行职员开展业务。1866年，汇丰在日本横滨建立了家分行，之后又分别于1867年在加尔各答，1870年在西贡（即现在的胡志明市），1875年在马尼拉和1877年在新加坡设立了分行。到了1900年，汇丰在整个地区的分行网络已经扩展到曼谷、科伦坡、伊洛伊洛、雅加达、神户、长崎、槟榔屿、仰光和泗水。此外，汇丰在纽约、旧金山、汉堡、伦敦和里昂也开设了办事机构，它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尽可能为银行的亚洲业务提供各种便利服务。例如，里昂当时是世界上的生丝进口地，因此汇丰在里昂的分行主要立足在欧洲，为当地商户与广东、上海和横滨等生丝产地间的贸易提供服务。事实上，正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推动了银行分行的继续扩张。1884年，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介绍说：“由于感到急需银行来提供服务，世界许多重要地区纷纷要求我们去当地设立分行。董事会认定，无论某一地的前景多么灿烂，如果该地区与对华贸易不能产生直接联系，或无法立即产生重要影响，那么，银行去那些地区设立分行的做法并不可取。”
在中国，汇丰银行首先在开放口岸设立分行，分别于1867年和1873年在福州和厦门开设了分行；1868年，在内地重要商业中心和茶叶产地汉口设立了分行；1881年在北方港口城市天津以及1885年在首都北京均开设了分行——在北京设分行主要是为了与清朝的高层官员保持沟通接触。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外资银行也向中国客户提供贷款服务，但是往往都是间接提供类似服务。外资银行职员缺乏语言沟通技能，也无法了解中国复杂的货币制度和当地的商业惯例，而且在当地商界开展业务时，通常对潜在客户的商业信誉知之甚少。为了克服这些困难，银行请来了华人代理人——也就是所谓的“代理人”，来架起一座“跨越东西方沟通的桥梁”。银行不仅在中国聘请了代理人，而且在其他也需要与当地商界建立起某种沟通的国家聘请了当地的代理人。银行对代理人的要求十分严格，需要他们承担广泛的职责：招聘银行的本地职员，并为他们提供担保；处理与本地客户之间的所有业务往来；核查银行收进的所有白银、金条和硬币的真伪和分量；对当地市场状况提供咨询意见。作为回报，代理人不仅能从银行拿到可观的薪水，而且可以从他经手的业务中抽取佣金。此外，银行代理人总是和某个家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往往是一家几代人一直继任代理人的职位。例如，自从1873年汇丰银行在厦门开设分行到20世纪50年代分行关闭，几十年来，叶家一直占据着代理人的职位。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叶家移民到文莱，却依然与银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叶家第四代传人继续在那里担任业务经理。
代理人为当地华人商界提供的服务之一是向中国传统的钱庄提供短期“拆款”，这项业务由汇丰在上海的代理人王槐山率先在19世纪60年代尝试开展起来。中国传统钱庄把拆款转借给在内地采办出口商品的商家，如用于采购茶叶和生丝，然后，他们再把收购上来的出口商品转售给在上海的洋行。但是，1910年，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爆发的橡胶股票风潮中，这些拆款被用于股票投机。当橡胶泡沫破裂之后，上海一半的钱庄都破产倒闭，外资银行也因此遭受重大损失。次年，清朝的覆灭又对传统钱庄体系造成新一轮的重创，又有许多钱庄陷入倒闭困境，造成巨额损失，结果使得拆款方式走向灭亡。中国商家转而开始依靠逐渐壮大起来的中国“现代银行”，因此，汇丰和其他在上海的外资银行面临着与正在快速成长起来的本地商业银行进行激烈竞争的状况。
背景回溯
章独特的城市，非凡的银行
长久以来，香港的财富与其的、声誉卓著的金融机构紧密相连。想要领略世界上独特的城市之一的魅力，人们就一定要了解在世界金融领域特立独行的汇丰银行（HSBC），追溯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足迹。20世纪80年代初或许是那个世纪里令人叹为观止、经历着重大变革的和平时代，而正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香港还是汇丰银行，都面临着伟大的变革。
香港本地的一位记者格雷姆·詹金斯曾经不吝赞美之词，如此这般描绘了当时的香港：“在这里，高楼鳞次栉比，人行天桥连接着广厦，鱼贯而行的火车、货车、巴士和小汽车则穿行于崇山峻岭和壮美海底的隧道里，发出急促而震天的吼声，把高楼大厦里的办公室与多楼层的工业厂房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街面上熙熙攘攘，即使是那些本该矜持内敛的华人淑女，也总是步履匆忙——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为了生计而一生奔忙。五彩斑斓的霓虹灯不仅显露出迷人的东方风情，更闪耀出贸易和商业之都繁华热闹的夜色。”
1980年，香港人口突破了500万，其中约98%为华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香港一直是大批难民的主要庇护地——这些人主要来自中国内地——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已经有了“归属”，具有独特的港人身份，但是在他们身上依然还喷发出烈火般燃烧的热情，向往着比自己居住在大陆的父辈们更美好的生活。据詹金斯观察，“香港人特有的奋斗动力来自于他们不屈的信念，即相信每一个人头上都会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因此，自食其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秉性。父母在孩子还年幼的时候就开始放任他们自己发展，而从青涩的少年之时起，他们就已经开始独立外出闯荡。”这种自食其力的秉性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衰退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多年以后，《亚洲金融》杂志曾经回顾：“1974~1975年这块殖民地遭遇的经济衰退十分严重，据估计在那个时候失业率高达20%。家庭收入在短短几个月之内下降的幅度达到惊人的程度，城里失业的人们没有任何失业救济，失业回到农村的工人更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他们一无所有，但是却依然不屈不挠，相信总可以找到出路。即使是沿街叫卖勉强谋生，人们也没有失去这种信念。这就是当时的状况。没有罢工，没有抗议游行，没有请愿保护（要对抗什么人呢？），人们只是咬紧牙关，凭借着那股韧劲儿、精明的头脑和愿意尝试一切的勇气坚持。
20世纪80年代香港街景
随着经济的繁荣，除了一小部分人还在苦苦挣扎之外，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出现了日益强大的华人中产阶层。一批极其富有的创业家地位日盛，其中受人敬佩和被效仿的两个榜样就是包玉刚和李嘉诚先生。包玉刚在1949年上海即将由共产党接管前夕来到香港，随后——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汇丰人具有远见卓识的融资帮助之下，成功地打造出了一个世界上的商用运输船队。李嘉诚出生于中国南部地区，他人生的桶金来自于塑料玩具和塑料花的生意，而他现在已经成为香港实力的地产商人之一，所持有的土地数量仅次于香港政府和香港置地公司，位居全港第三。这两位杰出商人共同展现了《经济学人》杂志所描绘的“新一代本土华人亿万富翁”的形象。“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庞大的欧洲贸易公司，即‘洋行’，独霸着香港的商业领域，而他们所打造的企业帝国，无论是规模还是营业金额，都足以与这些洋行比肩。”
香港经济繁荣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香港政府施政时所展现出来的极高素养，政府对日常事务的管理体现了可预测性，细致严谨和诚实正直的风格，以及包揽一切的家长式作风。尤为关键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麦理浩担任香港总督：他不仅有效地打击了贪污腐败现象——尤其在警队系统，而且致力于谨慎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尤其是建屋计划）。由于其长期不懈的努力，从而彻底改变了英国殖民政府在本地人民心目中冷漠而缺乏爱民之心的形象。诚然，在他的政策改革议程上并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民主主张或代议政府的内容。这项改革运动直到麦理浩在1982年结束其港督任期之后才告一段落；但是，《南华早报》在1980年2月期间所发表的评论超出了其一贯理性的平和风格，对于麦理浩治下实行的执政模式不吝溢美之词，称赞道：“尽管他的治理存在着许多瑕疵，但是具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实现了在当今的香港体制框架内大多数民众收入得到提高、生活获得改善的繁荣景象。”
更进一步来说，如果没有香港政府坚定不移地实施低税收、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民众普遍的收入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战后在西方世界，普遍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政府干预政策，甚至采取了国有制的经济政策。在几乎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初，麦理浩总督与财政司的夏鼎基联袂组成了完美的政治搭档。1981年，夏鼎基曾经回忆：“流入和流出香港的资金总量是其他区内全年生产总值的好几倍。”他补充道，“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任何把资源更多地分配到私人领域和抑制市场力量的计划或图谋，其后果都难以预料，更不用说可以对其进行掌控。因而，这不仅对经济发展无益，甚至还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损害。”没有关税（除酒、烟草和石油之外），没有软贷款，没有补贴——这就是格莱斯顿的自由世界，尤其在聆听夏鼎基发表冗长的年度预算讲话时人们更加体会到，这应该归功于这位带有某种格莱斯顿色彩的人物。
在夏鼎基执掌香港财政期间，香港的经济严重依赖于出口市场：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外贸交易量增长了两倍。从70年代初开始，香港就已经成为世界上的成衣、玩具和玩偶的出口地区。到1980年，总计有2/3的工业劳动力聚集在纺织、电子、塑料制品、玩具、钟表等行业，这些行业的出口贸易额占到了香港出口总额的72%。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制造业的前景如何，香港至少已经占得了先机。1978年，著名记者迪克·威尔逊曾经这样评论道：“这座城市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发展；与之相比，亚洲地区的其他内陆城市都黯然失色。”两年之后，香港不仅超越了大阪，成为世界上第三大集装箱港口，而且急切地迎来了港铁的开通，这些都标志着这片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亚洲金融中心
早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就已经开始从以制造业为主的模式向服务型经济进行转变——其中当然包括金融服务领域。对于像夏鼎基这样的政策制定者和类似沈弼（MichaelSandberg）（自1977年9月起担任汇丰银行董事会主席）的银行家来说，转型的终极目标在他们的脑海里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香港将会成为一个的国际金融中心。然而，对于如此激动人心的目标，并非所有人都感到切实可行。1979年，汇丰银行下属的投资银行获多利公司的职员曾经这样告诉《欧洲货币》杂志：“无论是香港的资本市场，还是外汇市场和资金市场，规模都很小，并且香港的货币市场体系不完全，仍有待发展。”然而，一直以来作为汇丰银行友善的竞争对手，渣打银行的主管经理比尔·布朗却十分关注这个潜在的发展趋势，早在1980年他就已经雄心勃勃地宣称，“香港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金融中心，而且毋庸置疑，在外国银行在本地市场的占有率方面，香港外资银行的本地占有率已经仅次于伦敦。”在那个时候，由于日本财务省只关注于其国内事务，东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因此，可与香港展开竞争的只剩下了新加坡。尽管与香港相比，新加坡在国有控制方面更为严苛，但是其货币市场更加发达和完备。然而，在国际借贷领域，尤其在财团贷款融资方面，香港则大踏步地领先。到1981年的时候，香港的市场规模仅次于伦敦和纽约（贷款总数为115笔，总贷款金额高达55亿美元），而新加坡在这方面就大大落后，仅排世界第18位。
1989年，记者凯文·拉弗蒂在回忆起香港是如何在短短几年内——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迅速地登上了世界金融之巅的时候，他这样写道：
70年代，全球金融市场还处在婴儿期。当时，纽约是世界上的金融中心，而伦敦则是日益强大的欧洲市场的核心，而这两个中心的那些活跃的银行需要在亚洲寻找一个第三中心，从而能够昼夜不间断地开展全球金融业务。香港无疑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场所：无论从哪个层级进驻香港开设分支机构，都十分简单易行；外汇管制环境极其宽松，鲜有其他国家各种令人头痛不已的限制、规则、监管以及繁杂的文件规定，这些优点使得香港比其他地区更具有吸引力。
这是令人激动不已的时代，其背景是股票市场狂飙突进，房地产泡沫荒诞不经并且被越吹越大。然而在泡沫和激情之下已经出现了各种迹象，表明这种随心所欲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1980年6月，在分配香港和九龙仓的股权上爆发了激烈的、公开的争夺战之后——这一事件令这片殖民地上的自愿收购法则成为人们的笑柄，《南华早报》严肃地发出警告：“整个九龙仓事件极大地损害了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声誉。”而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远东交易所（香港4家还未统一的股票交易所中的一家）董事会主席却宣称，“伦敦和纽约也曾出现过丑闻，与它们相比，香港的记录还不算太糟。”《经济学人》难掩其失望之情，表示“海外的投资者正谨慎地试水香港的投资市场，他们或许并不赞同这种说法”。
香港希望成为地区的金融中心，其关键在于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状况。1981年，在一篇发表于《美国银行家》杂志上的文章中，汇丰银行的沈弼曾经宣称：“毋庸置疑，这一地区现在为跨国企业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提供了极佳的发展潜力，因此，现在全球的发展趋势正从西方的欧洲转移至太平洋地区。正是在这种转移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在全球贸易活动中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力量。另外，在过去几年里，东盟各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以及新加坡）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这些国家每年的增长率均达到了7%左右，这极大地提升了该地区的繁荣水平。”然后，沈弼在文章中详细说明了为何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原先主要是以地区内业务为主的香港银行业，已经“转变为一个金融服务的集散地”。除了其他金融服务之外，无论是在提供银行信贷还是在财团贷款统筹方面，香港的银行“为整个亚太地区提供了金融服务”。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和西方遭遇严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这一地区的前途将向何处，这个问题正吸引着全球的目光。沈弼后总结道：“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还很不成熟，无疑会出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所有的合作方都是互惠共赢、有共同利益的，在合作中间可以找到这一地区经济繁荣和社会福祉所需的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产品和服务。”
在整个地区的拼图中，中国无疑是后一块。从1978年起，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经济的激进改革，又将会对香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此问题，在80年代初没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不只是由于在中国内部可能存在着强烈反对邓小平现代化运动的力量。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是关于另一个重大的议题上的各种猜测，即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这是19世纪新界租约安排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1979年的春天，麦理浩港督访问北京，试图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政府启动谈判进程——如果被带回香港的模糊信息可以算得上一项成果的话。这次访问使他从邓小平那里获得了一丝宽慰，这个模糊信息也就是常常被人引述的那5个字：“请你们放心。”而且，正如有些人观察到的那样，自6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形势的根基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980年8月，大卫·休森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撰文指出，“中国内地务实的共产党人与香港华人商人在意识形态上的鸿沟已经日益缩小。”在提到香港与大陆之间日益加强的人员纽带和经济关系上，他引述了备受尊敬的中华电力公司董事会主席罗兰士·嘉道理的讲话，称“事实上香港已经成为由英国人管理的中国自由贸易区”。考虑到这些潜在的现实因素，正如沈弼早在1978年就已经颇有把握地预测到的那样，出现了“将会做出某种安排”的局面，而现在看来似乎并非没有这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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