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630896
我们如何能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内心，每天被各种社交媒体占据大量时间，而无暇关照自己真正的想法。面对孤独是一种勇敢选择。2.当真正孤独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对自己并不会有任何帮助的事情，真正的孤独是内心的平静，而不是恐惧。
在网络社交极其发达的今天，我们失去可独处的时间和空间，然而孤独是强大资源。它能激发我们反思自己的生活，让我们的创造力蓬勃发展，并改善了我们与自己的关系，并出乎意料地与他人建立了关系。孤独的力量是我们正在失去的一种力量。适当的选择独处，享受孤独可以让自己更好的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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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伊迪丝·博恩决定不哭。
1956年秋季的这个午后，她持续了七年的单独监禁突然终止。监狱大门的外头，匈牙利革命最后的寥寥几阵枪声在街道上回响。监狱大门里，博恩医生从正门来到院子里，对于被禁锢已久的她而言，院里的阳光令她极不适应。她68岁了，个子矮胖，关节肿胀。她从监狱入口迈出，明晃晃的天空令她无法直视。随后，她看到一群人在等她。这群西装革履、翘首以盼的人。他们都在等着看她哭泣。
锃亮的巴士驶来时，摄影师们抬起了圆筒状的镜头，记者们托高了活页笔记本。这辆巴士是来接博恩医生，将她送去英国大使馆的。这群新闻从业者在搜寻七年的独处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记。这样的独处在她脸上、在她耷拉的眼皮上会留下怎样的疤痕？正常人恐怕会陷入疯狂和严重的抑郁吧。但当博恩医生缓缓地穿过院子，走向大铁门时，她看起来没有一丝恍惚。要说她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她现在看起来充满希望。官员和记者目瞪口呆。一位来自英格兰《每日快报》的男士在他的笔记本上草草记录着，竭尽全力夸大报道，他说她走路一瘸一拐的。之后，一星期左右，这名记者十分窘迫地得知，当时博恩医生只是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
博恩医生于1889年出生在布达佩斯，她在众人眼里是一个聪慧的孩子——虽说有点儿叛逆。她希望长大后成为一名律师，像她父亲那样，但当时律师这个行业是不允许女性参与的。她能选择的职业只有老师或医生，于是她选择了后者。携带着她曾祖父的听诊器和象牙把手的埃斯库雷普手杖，她于1908年秋季成为布达佩斯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学生。
毕业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是她进入了一所军事医院。可能就在那里，在目睹了底层民众经受的煎熬后，她对共产主义的同情更加高涨了：她看到一位不识字的罗马尼亚军人——这名军人在战前是个牧羊人——对着窗户哭泣了好几天，轻轻抱着一条骨头断裂的胳膊，心里惦念着他失踪的孩子们。他只是众多肝肠寸断的人中的一个。
战后，博恩医生整整十六年投入英格兰的政党工作，也正是由于这一海外关系，她于1949年回到共产党管理的布达佩斯时，引起了当局者的怀疑。
博恩医生在返回英格兰的机场途中，秘密警察组织拦住了她。他们将她推入汽车，不久就载着她经过总部的铁皮大门。
“我们串通得够好了吧？”司机打趣说，“没人知道你在哪里。”
确实，她在英格兰的朋友们以为她还待在匈牙利，而她在匈牙利的朋友们以为她早已出发前往英格兰了。博恩医生就这么消失了。
总部大楼内，一个穿戴光鲜的瘦削男子慢条斯理地出现了。他将博恩医生带到一间小型会客室，告诉她，他们已经知道她是间谍，知道她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办事员。“你离开这栋楼的可能性渺茫，除非你告诉我们他们分配给你什么任务。”
博恩医生回答他：“听你这么说，我该会在这里终老吧，我可不是情报局的特务。”
随后那人告诉她：“逮捕你，你就是有罪的，党可不会抓无辜的老百姓。”
警卫押她进了地下室。他们来到一间狭小的牢房，牢房面积仅比房内的铁床大些许。她伸手一够，就触到天花板了。博恩医生躺在床上，平静得瞬间入了梦境。但她被袭来的一阵凉意惊醒了。
“别害怕，呵呵。”一名警卫嘲笑她。
“我没有害怕。”博恩医生回答他。
接踵而至的经历——她七年零五十九天的单独监禁——是恐怖片里才会有的。她被关在肮脏阴冷的牢笼中；墙壁上不是滴着水，就是长着毛茸茸的菌菇。大多数时候，她是半饿着肚子的。除了见狱警的时候，她总是一个人待着。二十三位铁打的军官用挑衅与讽刺的语言讯问她——有一次讯问竟长达六十个小时。有一段时间，整整六个月，她被关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牢房里。
尽管这样，关押她的人还是没有得到丝毫伪供、半点儿求饶；他们所获的唯一犒劳是她高傲的回复。久而久之，这成了博恩医生的一种消遣，能让她在偶尔瞧见他们时，去叮咬监狱的权威。
她想找个剃头师傅为她剃发。监狱看守人跟她说，女人必须留长发。于是她花了三周时间把头发一根根地拔下，直到长出她满意的板寸头。1951年夏，她又发起了一场语言抗议，拒说匈牙利语（“他们蛮夷的语言”，她是这么形容匈牙利语的）。她改用德语、法语、俄语、英语或意大利语交流——这五种语言，她都精通。
但博恩医生最精妙的策略还不是她拿给予狱卒们的款待逗乐——她是个给自己推秋千的人。她如藤蔓抓地般把持着自己的理智。理智是外界施压下的中空状物质，从那儿，她缓缓地、坚定地为自己筑建了一个内心世界，任何人都无法摧毁或从她那里夺走它。她背诵入门阶段的诗歌，将背得滚瓜烂熟的诗句翻译成她掌握的六种语言。接着，她开始创作打油诗。其中一首是她在那段暗无天日的六个月中写下的，感激她心灵“那根生于黑暗的魔术棒”的拯救之恩。
博恩医生想起了列夫·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中的一个囚徒，并受此启发，想象自己走在所有去过的城市道路上：她在巴黎、罗马、佛罗伦萨和米兰的街道上漫步。她沉醉于柏林蒂尔加滕和维也纳莫扎特故居的风景中。之后，当她的双脚在床边的水泥地上画出一道窄窄的沟时，她会默默想着这是一条去往伦敦的路。她每天都会走上几英里，并在脑海里画上一个暂时离开的记号。她像这样去了伦敦四次，每次都在到达英吉利海峡时停下，似乎海峡的水太冷了，她游不过去。
然而，测算这些距离太不精确了，于是博恩医生认为她得有个算盘。狱卒递给她笤帚清扫牢房时，她偷偷地从中拔下几根麦秆，还将走味的面包颗粒揉成珠子，穿在麦秆上。这样，她就可以如计算恒河沙数般计算了。她还用这把“算盘”测量了自己的词汇量，发现自己掌握了27369个英文单词。紧接着，她又去测了她的德语词汇量和法语词汇量。接着，她又问自己可以说出多少种鸟的名字（虽然她可能从未见过这些鸟）、多少种树的名字（虽然她可能从未见过这些树）以及多少种红酒的名字（虽然她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品尝这些酒）。
她把更多的面包屑揉成字母，一共揉了4000个，把它们放在26个同样用面包精心制作的凹槽中；这是她用小麦做成的印刷机。她用这台“印刷机”拼出她的思想和诗歌。狱卒们瞄了她一眼，皱了皱眉头，告诉她：“你不正常了。”博恩医生表示同意。
她的消化功能变弱后，她又分到了一些药丸。她发现药丸里带有一丝绿色，于是她用这抹绿色染她的面包屑。这样，圣诞节时，她就做了一些绿色的“小冬青枝”。而冬青枝上猩红的梅子呢？于是，她用自己的血液去染面包屑。
警卫们恼火了，但博恩医生证明自己精通独处的艺术。他们将她与世隔绝，而她正好可以践行这门艺术，取平静舍疯狂，取安慰舍绝望，取独处之乐舍囚禁之苦。想去摧毁她就太天真了，走出狱门的博恩医生（用她自己的话说）“比以前智慧些了，并且充满了希望”。
偶然有一天，我读到一本书，这本书在不经意间提及了博恩医生（只有一两行字）。我不敢相信知道她故事的人这么少，于是决定多了解她一些。最终，我在加拿大约克大学的稀有藏书中翻到了她的一本自传《七年孤独》 （这本书于1957年出版，也就是她出狱后的一年），我意识到了她的故事多么震撼人心。她七步成诗，写作时推心置腹，我仿佛能听见她的声音——坚毅中掺杂着揶揄，透露出一个青年在匈牙利度过青葱岁月而匈牙利后来又对她那么残忍。我越发熟悉她对待单独监禁的态度——她忍受孤独的能力深无谷底——就越发感到一股妒意在我内心蔓延开来。我当然不是忌妒她的境遇，而是忌妒她的才能。我很好奇，在我的世界里，是否有一部分能激发像她那样的精神境界；又或者，我是否总能逃离自我的牢狱——对博恩医生来说，那是无法得到的一种奢侈品。
甚至，我独自一人花上几小时的时间去阅读她的故事，这点儿独处的时间对我而言也是那么难以忍受。我不断抬头张望，希望隔壁房间轻声细语的图书管理员能打断我，希望一个温情脉脉的学者能扑通一声坐在我工作的桌子旁。我一把自己同可敬可畏的博恩医生做比较，就如坐针毡，自愧不如。
最终，我读完了她的故事，猛地合上书，恍惚走到炙热的午后白昼下，但不安并没有像我原本想的那样消散。我穿梭在学生堆里，推搡着，走进拥挤的咖啡厅，出了咖啡厅，又挤上一辆载满人的公交车，但问题继续叮叮地敲打着我的脑袋。我想给自己多留一点儿独处时间，但一旦一个人时，又总备感沮丧。这个问题值得我去解决。更重要的是，博恩医生的炫彩人生值得我们这个紧密互联的世界去借鉴。
如何独处？又为何独处？
那里面一定有诀窍，我是这么想的。一种践行，抑或是一种修炼，将寂寞变为主动独居，将空旷的日子变成空白的画布。那一定是某种失传的艺术，像优雅的书法，或是在婚礼上戴阔领带时的自信。这是一种失传的小小艺术，年复一年，在未来漂白的光线中褪色。
1. 此刻不再迷失
无论我在写什么，我的爱人肯尼总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他“漫不经心”是因为他明白事理，不会在餐桌上激励一个作家。）但当我告诉他博恩医生的故事，并且说我想写点儿有关独处的文字时，他放下手中的啤酒，看着我说：“你尝过独处的滋味吗？怎么说好呢，你独处过一天以上吗？我是指真正的独处。”
他刚说完，我也放下了我的啤酒杯。我皱了皱眉头，凝神望着前方。“我一定尝过……”当然，我并没有，没有真正意义上尝过独处的滋味。他用令人羞怒的理智暗示我：我可能想要体验一番。
我反复玩味这段对话，但无法忽视我已被挑衅了这个事实。我眯起了眼睛。下周肯尼就离开了，我默默发誓，我会用一整天的时间体验独处——不与人交流，也不与他们的电子头像打任何交道。
但当这天到来时，我于早晨九点收到了一条信息，就像遵守某个巴甫洛夫定律一样，我查看了它。原来是一群身处郊外的朋友邀我到公园喝上一杯。不妙！
我作弊了。随后我又一次作弊。我去了次咖啡馆。我接了我妈打给我的一个电话。我外出慢跑，停下来抚弄了一条小狗。晚上睡觉时，我数了下，自己一共与人交流了十几次。我甚至无法独处一天。
我可能会偶尔将电话落在家里，或稍稍克制自己不算严重的贪吃习惯。但完全摆脱社会需求会怎样呢？我勉强记得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孩提时代，我会带着宝丽来照相机在森林里徒步，会整整好几个小时忘记其他人的存在。
我变了——只是长大了些，我就像钻进了将成年人一个个捆绑在一起的铁丝网里。有一天醒来时，我发现那些空白早已被忐忑不安所填满。我担心起朋友孩子的成长情况，担心起远房亲戚们是否快乐，担心起经济拮据的同伴是否安全，以及更为自私地担心起我个人的名誉（我粗糙的“品牌”）——一句残忍的网络留言，或一句含沙射影的闲谈，都会随时将它挫伤。简而言之，我已陷入困扰。
还有，可能改变的是这个世界吧。可能它已不再像以前一样允许人们独处。又或者，更贴切地说，两股力量在融合——我自身在不停地成长，而这个世界也一直在自缚手脚。里里外外都变了，于是乎，在社会焦虑的薄雾中，我每天清晨醒来都会想：“我错过了什么？”我每天上床前都会想：“我说过什么？”
人间尘嚣，那如同自助餐般永久的纠缠，反倒引起了我对独处的饥渴。实则，我发现自己已如此饥渴了很多年，但这份饥渴如今开始驱动我了。几页书纸——和博恩医生这样的英雄——将这种饥渴转变成一种使命。我想再次与静寂的夜晚相守，再次体验那些我曾有过的无辜的白日梦，再次拥抱我所逃避的赤诚的自我（我逃离自我多久了？）。我不断地问自己：我为何如此惧怕我那个安静的同伴？这本书最接近我心中的答案。
我要澄清一点：你接下来看到的可不是我对梭罗式林间茅舍的期盼。我不想逃离世界——我想在这个世界重新找到自我。我想知道，假如我们再次在夜以继日的喧闹中，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饮上独处的药酒，那么，会发生什么。
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向外迈开一步，执念于一次独处的漫游，也强迫自己去观察他人的社交生活。一对孤苦的少年情侣在岔道旁缠绵细语，在晨曦中挥手作别；离他们俩不远的草坪上，一位母亲正在和她笑颜永驻的婴孩玩躲猫猫；一位犹太教教士边打电话，边坐上他的奥迪车；一名女子从一辆咖啡贩卖车的窗户里探出身子，将一杯玛琪雅朵咖啡递给她的顾客，嘴里欢快地念着：“漂亮的女士才配得上一杯好咖啡。”在世界各地，在每个角落，我们将一份友谊献给彼此。着实，正是凭借这些柔软、持久的给予，我们的文化、我们身为人的物种，才得以生存。
我们已确知，要想在大的种群中生存，动物的大脑——尤其是大脑新皮质——就必须十分发达。事实上，灵长类动物的社会复杂性的一切标志——种群的大小、为同伴理毛的派系、交配战术、骗术、社会娱乐——与该灵长类动物大脑新皮质体积的相对大小密切相关。大脑新皮质体积越大，该灵长类动物就越擅长社交；它们越擅长社交，它们所生存的种群规模就越大，它们就越不容易出现种群内部的暴动和捣乱行为。
此处有数据为证。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他的“社交大脑”理论时，发现类人猿大脑新皮质体积的相对大小与它们种群之后发展规模的大小直接相关。例如，夜猴和绢毛猴有着与它们大脑尺寸相适应的较小的大脑新皮质，它们成群外出时数量少于10只；黑猩猩和狒狒有着相对较大的大脑新皮质，它们的种群成员一般有50来只。纵观我们的历史，绝大部分时间，人类的社交圈子里都约有150个人——我们同样也（毫无悬念地）有着灵长类动物里最大比例的大脑新皮质。邓巴的结论是，我们庞大的大脑或许真的帮助我们学会了使用工具，但它真正的优势在于，我们借此得以扩大我们的社群规模。你有更多的同伴意味着你更有安全感，更有力量，传承智慧的可能性越大，最终，你活下去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邓巴还发现，灵长类动物的社群越大，社群成员花在社交性理毛上的时间就越多。所有的爱恋、沮丧和挑衅都需要动物们一直去监视和把控。在一大群灵长类动物中生存可是项浩繁的工作。根据社群成员的多少，灵长类动物为彼此理毛的时间最多可达一天内20%的时间。鉴于我们庞大的社会部落，当下的人类该是被迫每天花上一大段时间为他人“理毛”，这个事实让邓巴着实吃惊。那我们如何规避邓巴发现的法则呢？我们又该如何在让自身社交种群扩大的同时，不至于无奈地将所有的时间用于为彼此的毛发抓取所谓的虱子？
答案是横空出世的语言，这是仅仅有十万年历史的博弈改变者。为了替朋友或敌人抓虱子，没法说话的灵长类动物必须将手放在对方身上。事实上，一个能说话，不只是会发声，而是能说出复杂的社会意见的灵长类动物可以为他的社会部落的几名成员同时“理毛”。这可是技能上的一大飞跃。并且，一只会讲话的猿猴可不会傻傻地蹲在草丛里替别的猴子“理毛”；它会边外出散步或寻找野果，边替人“理毛”。这是强大的一心多用。语言的诞生令“理毛”更高效，也令“理毛”行为像病毒一样扩散开来。凭借语言，我们的祖先能将复杂的想法从一个大脑传递到另一个大脑，合理地安排狩猎、觅食及最终的耕作等活动。依靠语言，我们得以让越来越大的社会部落维持稳定（也因此享受稳定带来的硕果）。
我们并不止步于此，继续开拓了新的方式，以扩大和强调我们的社交性“理毛”行为。于是，人类这种动物（携带着庞大的大脑新皮质）得以在结构和安全性算得上表面无损的情况下，在越来越大的种群中生存。由此判断，每种通信技术的出现——从古埃及的纸莎草纸，到印刷术，再到品趣志（Pinterest）社交应用——都在操控我们思维中一块最为基本的部分。反过来，这些技术夸大了我们为彼此“理毛”的能力，使我们得以造出巨大的城市，最终创造出“地球村”。而对于地球另一端的人——我们甚至从未与之谋面的那些难民和恐怖分子，我们则或同情，或厌恶。我写下这句话的此刻，地球上约有7,401,858,841人生存着，而每个人都潜在地与其他所有人关联着，于是，可能的联系就有27,393,757,147,344,002,220条。于是，我坐在这里，一个人在我小小的办公室——我的小房间——外面的世界可能闪现着超过270亿亿次的问候。
当然，这一改变还没在全球平均分布。正如美国作家威廉·吉布森所言：“未来早已摆在我们面前，只是它还没有平均分布罢了。”是的，当得知世界上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口在使用互联网时，苹果手机爱好者是十分吃惊的。尽管如此，这一改变来势迅猛，无论是贫穷还是封闭，都不会让人们长时间地与网络隔离：2006年，世界上18%的人口在使用互联网；2009年，25%的人在使用互联网；而到2014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1%。这样的增长速度是现象级的。回忆一下即时通信系统——它支配了全新的现实，又最直接代表了我们在线“理毛”行为——是如何快速繁衍的：瓦次普（WhatsApp），即时通信平台中的王牌，2016年的用户数量达到了10亿。而这一壮举是瓦次普在两年内达成的。
亚里士多德曾将人类定义为社交性的动物，他的概括一针见血。我们总是希望他人对自己有较好的印象，这也是我们身为人的基本动力之一。而当我们不再面对面地交流，转而在基于电子屏幕的社交媒体上问候彼此时，我们就更能胸有成竹地呈现自我了。例如，看到脸书上有人说自己找到了新工作，我可爱但又焦虑的朋友乔斯琳会花上好几分钟时间，一遍又一遍地撰写她的评语，最终写下西米粒大的毫无冒犯之心的“真为你高兴！！！”（而在近乎疯狂时，乔斯琳可能会加一个马提尼酒杯图片作为表情）。当然，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大约15亿脸书用户中，使用脸书最频繁的是那些存在社交恐惧的人——尤其是那些急需获得社会认同的人。技术于是成了一剂药膏，成了一种让我们无须再为适应环境或归属而担忧的方法。并且，我们用网络问候彼此的冲动早已以惊人的速度成为我们司空见惯的一部分：2005年，美国只有8%的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站；而到了2013年，这一比例一跃上升到73%。与此同时，接近一半的美国人如今睡觉时都会将手机放在床头柜上，把它们当成哄自己入睡的泰迪熊。身为人意味着要会社交，而身为一个在电子显示屏时代的人意味着要学会频繁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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