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7014834
1.现代人身处资讯爆炸的时代，面对越来越多的未知和不确定，如何才能做得更好？本书深入探讨这一话题，提供方法，给人启发。
2.行文通俗有趣，内容旁征博引，轻松阅读间增长知识。
·如果某人的行为捉摸不定，你是不是会避免和他相处？
·如果无法理解生活中为什么会发生某件事情，你是不是很不自在？
现代人的生活似乎越来越混乱，可获得的信息也越来越多，但大多信息都是相互矛盾的，这让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各种模糊而无法界定的问题。小到突如其来的身心重创、结论不明的医疗结果，大到变动不定的商业环境、千钧一发的警匪谈判，都让人无所适从，难以招架。如何应对模糊的局面，将不确定化为前进的动能，是当下的你zui需要学习的技能。
这是一本未来生存指南，作者通过一个个饶有趣味的故事，启发我们利用未知，激发潜能。读过之后，你会对日趋复杂、难以预测的世界少一分迷茫，多一分自信：不管你智商有多高、意志力有多强，只要你知道如何面对一无所知的事物并由此产生创意，你就获得了未来生存的能力。
章 谋求定论的心智：意义构建是怎么回事
第二章 同化或调节：在困惑中探究新知
第二部分 应对模糊
第三章 难以预知的灾难：急迫感所产生的问题
第四章 得州50天：为什么会误判他人意图
第五章 医检过度：何时该抗拒一探究竟的冲动
第六章 裙摆争端：以未知为策略
第三部分 接纳彷徨
第七章 冠军摩托车：为什么需要时时存疑
第八章 爱解谜的人：隐藏的答案在哪里
第九章 矛盾的艺术：多元有什么好处
1996年，伦敦的城市·伊斯灵顿学院（City and Islington College）为初学者及成绩落后的学生开设了一门法语速成课。修课学生有十几岁的葆拉，她戴着一副金属边框眼镜，看上去很认真，过去连一个法文词也没说过；留山羊胡、戴耳环的达敏德不但是头一回学法语，连普通中等教育证书会考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GCSE）的西班牙文考试都没通过；阿布杜尔则是没通过德文考试；沙文德和玛丽亚没通过法文考试；艾米莉的法语表现让老师很不看好，老师要她干脆放弃，别再学了。不过，这些学生并未自认回天乏术，反倒报名速成班，抓住独一无二的转机。课程为期5天，学生将接受语言学家米歇尔·托马斯（Michel Thomas）特立独行的教学。
托马斯头发灰白，穿着蓝色轻便夹克，气质沉稳而优雅。“很高兴认识各位，”他和这批新学生说，“我很期待今天的教学，但是我们得先把环境弄好一点。你们想必坐得不怎么自在吧，我希望你们上起课舒舒服服的。所以，教室得重新布置一下。”他从教室外的卡车上找出很多出人意料的物品，扶手椅、枕头、咖啡桌、植物、风扇，竟然还有一张柳条编织成的折叠屏风，用来替换教室的标准配备。学生们费了点心思让教室焕然一新，豪华的高背扶手椅排成半椭圆形，拉下蓝色窗帘，灯光调暗，展开柳条屏风将扶手椅围住，整个空间看起来倍加舒适，大大拉近了师生距离。
教室里全不见书桌、黑板、纸张，圆珠笔或铅笔。托马斯不想让学生练习读或写，不叫他们尽力回想所学，就算到了下课前，也不要他们回顾今天学到了些什么。他要学生这样想：学生上课时想不起以前学过的知识，并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老师的。艾米莉一脸怀疑，达敏德和阿布杜尔忍不住微微一笑，一脸淘气。每位学生都掩饰不住对眼前这名老头的好奇，他说的是真的假的？千万别费力记住上课教的东西？
“我要你们放轻松。”
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了纪录片《语言大师》（The Language Master），记录了托马斯的教学法以及这5天课程的成果。法语系主任玛格丽特·汤普森（Margaret Thompson）获派评估教学成效。在课程尾声，汤普森到教室观察学生运用高阶文法规则来翻译完整的法文句子。要知道，他们大多一辈子没说过一个法文词，有个词组一般人可能要花好多年才能应付，艾米莉却在课堂口译了出来：“我想知道，你今晚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看看？”葆拉赞赏托马斯重视让学生保持冷静与耐心。据学生说，短短5天像是学了整整5年法文课。汤普森对这样的结果感到很惊讶，只能尴尬地听着学生称赞自己的表现。
米歇尔·托马斯晓得，探索陌生语言是何等让人胆怯。除了惯见字母出现新的发音，学生还得面对词汇新义、词性欠缺和其他古怪的文法结构。因此，尽管上课气氛轻松，这些学生脸上仍看得出慌乱：焦虑的笑声、尴尬的微笑、呢喃的道歉、说起话结结巴巴、犹豫迟疑、目光流露困惑等。要学习外国语言，必须航向不熟悉的领域，按托马斯的说法，新学一种语言等于是钻研一件“格格不入的外来事物”。大脑为了抵御“外来种”，会出于本能设置防御工事，而身为教师，首要也为困难的挑战便是帮助学生将护墙拉倒。在这个速成班上，托马斯改变了教室氛围，将压力及忧虑化为平静与好奇。他不知使了何种手法，悄悄让学生敞开了心胸。原本，他们遇上一时弄不明白的东西就习惯放弃，现在突然都变得更有意愿探索未知天地了。
《语言大师》于1997年播出，此时的托马斯已是一位传奇人物，会说11种语言，还在洛杉矶及纽约设立个人教学中心。支持者对他崇拜得不得了，而这多亏了他拥有一长串出名的客户，例如知名影星葛莱丝·凯莉、传奇民谣歌手巴布·迪伦、大导演希区柯克、可口可乐公司、宝侨，以及美国运通。制作人奈杰尔·利维（Nigel Levy）在制播《语言大师》前曾接受托马斯指导，他形容托马斯的课“令人惊叹”。演员埃玛·汤普森上过托马斯的课程后，盛赞这是她“一生非同凡响的学习体验”。前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称托马斯能“缔造奇迹”。曾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文学院院长的赫伯特·莫里斯（Herbert Morris）则透露，他跟着托马斯学西班牙文，不过几天就抵得上1年，而且在9个月后还记得所学。
托马斯说：“要紧的，是把（与学习有关的）紧张与焦虑拔除得一干二净。”他很注意学习者的情绪，如此考虑不但闻所未闻，甚至翻转了既定的教学思维。比如，他在教法文时，常常一开头就告诉学生，法文与英文有几千个共通词，只是听起来不太一样。举例来说，i-b-l-e结尾的词如“可能”（possible）、a-b-l-e结尾的词如“桌子”（table），全源于法文。他有次开了个玩笑：“法文发音发得一塌糊涂，就成了英文。”托马斯将生词重新打造成学生熟悉的语汇，因此能在教学一开始就提供给学生牢固的“积木”，拼出语言的图景。学生将新知识一点一滴嫁接到旧知识上头，借以表达想法，从头到尾都没有套用死记硬背得来的词组。托马斯要学生自主学习，很少直接纠正他们的错误。
到了2004年，托马斯推出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教学CD和录音带，这些在英国已是畅销的语言学习素材，里头录制了他教导两名学生练习语言的情形。但托马斯不只于语言学有专精，还战功彪炳。该年，他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二战”纪念碑接受表彰，获颁银星勋章。托马斯于2005年在纽约市过世，生前已入籍美国。他出生于波兰工业城罗兹，原名莫尼耶克·克罗斯可夫（Moniek Kroskof）。克罗斯可夫除了在集中营之间流转而大难不死，还率领过部队作战，并为盟军充当密探兼审讯敌犯，在“二战”后让超过两千名纳粹战犯落网。“米歇尔·托马斯”是他的第五个化名。
托马斯对极权主义宣传花招的亲身体验和战后的密探经历，并非传记逸事。德国那段过往让他清楚认知到，人类心智面临模糊因子时，如何骤然封闭或敞开，而这正是本书要关注的核心。托马斯亲眼见证了纳粹主义如何培育为热诚的信徒，使他们轻忽乃至鄙视世事的模糊和道德的多元复杂；他之后花了几十年发展教学方法，想在语言学习者身上熏陶出截然不同的心态。其实，在《语言大师》制播的50年前，他便在某个事件中试验了初步想法，但作风和在城市·伊斯灵顿学院的教学完全相反，想来教人发毛。
* * *
1946年，曾任希特勒黑衫军情报局少校的鲁道夫·锡克曼（Rudolf Schelkmann）藏匿于德国乌尔姆，将一群忠于纳粹的人组织起来，拼命想恢复纳粹统治，但这个组织相当松散。同年11月，锡克曼和三名前黑衫军军官打算与某人会面，据称这人领导着一个势力更大、权力更集中的新纳粹地下反抗组织；其实，锡克曼等人已中了圈套，预备与他们见面的便是莫尼耶克·克罗斯可夫，即米歇尔·托马斯，这名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人这会儿是美国陆军反情报兵团（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 CIC）的密探。
托马斯身负重任，要将战犯绳之以法，奉命让锡克曼的组织现形，终将之瓦解。另一名CIC探员化名汉斯·梅尔（Hans Meyer）努力和这个组织打好关系，但锡克曼的口风始终很紧。终于，他同意透露组织成员姓名和运作细节，前提是和梅尔的上司见一面。这时，托马斯绝不能让锡克曼及其党羽识破整个圈套。经过小心翼翼的安排，他在这场重要会面前，刻意让这群乱党饱受折腾。
会面当晚，锡克曼等人听从梅尔指挥，先躲在乌尔姆西南方一处藏身之所。在全无预警的情况下，一群摩托车骑士出现将他们带走。托马斯等到风强雨大时才下令行动。这些人坐在摩托车后座饱受刺骨寒风，衣服也被雨水打湿了，然后被抛在一条全无人迹的马路上；接着他们又被蒙上眼睛塞进两辆汽车，在一片黑暗中，他们能听见人声互通暗语，通过一个个伪造的安检站；之后，他们被赶下车，摸黑沿着泥泞小路前进，有人领着他们踏过一滩滩冷冽水坑；后则是在没有暖气供应的走廊等候，一句话都不能说。他们仍被蒙住双眼，只能听见简练号令和短促脚步声、房门匆匆打开又匆匆关上。等他们终于被带进小屋房间，取下蒙眼布，已是午夜时分。
托马斯（黑衫军余党以为他叫作法郎兹伯格）在一张大书桌后迎接这群密谋造反的人，他身上除了一件军队式样的棕色上衣，其他与平民装束无异。就忠于纳粹的乱党所知，他原为德国帝国保安总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RSHA，英文名称为Reich Main Security Office）高级官员，这个情报单位一度受希姆莱 （Heinrich Himmler）监督。法郎兹伯格把猎人小屋伪装成领导“全面”反叛的地下组织总部，除了挂着希特勒与其他纳粹要人画像作为装饰，也点缀着手榴弹、机关枪、手枪、火焰喷射器及破坏工具组，还有一个打开了的保险箱，里面摆着成沓钞票。
托马斯举止怠慢，点头说了声“坐”，他们就坐了下来。他一语不发，仔细盯着一份内容不明的卷宗好一会儿，才向锡克曼表明立场，说是绝不允许反抗组织各行其政。说白了，不受他指挥的军事行动等同通敌。托马斯举手投足仿佛不假思索，不将锡克曼和他的小组织放在眼里，他不停接打电话，强调自己对他们不感兴趣。部下进进出出，显然是在传递紧急信息。曾任纳粹少校的锡克曼一时慌乱，提供了托马斯想获得的详细情报：他自身的背景，房间内其他黑衫军余党的背景，组织名称、章程、行事方法、人员架构、招募方式，等等。
CIC当晚的行动并非无懈可击。托马斯的弥天大谎需要大约30个人合演一场好戏，而且各有各的剧本，整场戏难免会有差错或前后不一。反情报作战是成是败，便取决于这些小地方，种种不寻常的迟疑、古怪的回应、不由自主的抽搐，全看对方将之解释为心怀不轨还是无心之举。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提过，这就是某位苏联间谍抽烟斗的原因（如此就能保持面无表情）。衣服钮扣呈十字交叉而非对排，也可能泄漏探员国籍，让别无破绽的行动功亏一篑。在埃及，有名外国探员便是在公共厕所的站姿露了馅，才败露身份。托马斯很清楚，情报战里没有无足轻重的细节。何况，锡克曼有谍报人员背景，极为难缠。
锡克曼有两次机会揭穿当晚骗局。次是在要求托马斯任命他为情报头子的时候。托马斯和为其撰写传记的克里斯托弗·罗宾斯（Christopher Robins）说：“我没料到他会提这要求……我若答应他，就得带他进入组织，但我显然办不到。于是，我指出了他情报行动的缺失。可说实话，那些运筹调度让人不得不佩服。”托马斯不仅得捏造出一套间谍密谋，还得立即贬低一个运作良好的间谍网络。不过，锡克曼并未抓住机会，也未提出异议。该晚第二个成败关键是锡克曼出人意料地要求托马斯下达指令，据托马斯回忆，这是危急的一刻。
“现在，你对我们有什么指示？”
据罗宾斯转述，托马斯担心自己“一时不察卸下伪装，跳脱了扮演的角色”，然而黑衫军余党仍未察觉。托马斯回复镇定，命令这群德国人暂停一切待定行动，准备接受视察。他整晚的表现有两次露出空门，但锡克曼也两次错失良机。
先前让这群人吃尽苦头，像是蒙上眼睛、换乘交通工具、行走过泥泞地面、浑身衣物湿透、受尽屈辱对待，这一连串演出总算有了报偿：他们忽略了所有破绽。当晚计划的成功，并非仰赖完美无瑕的执行。相反，托马斯知道犯错在所难免，而万一破局，他就非得当场逮捕纳粹分子不可。他的高明之处是操纵对手情绪，让他们觉得局面并不完全在自己掌握中，也就比较不容易注意到对方片刻的失误。
过了几个月，托马斯辞去CIC的职务，从德国前往美国。另一名探员接手任务，诱捕顽强的地下纳粹分子，他装作是法郎兹伯格的代理人，安排与锡克曼及其党羽在当地啤酒馆会面，锡克曼等人可以带太太或女友与会。这一次，探员在场面紧绷时流露慌乱，德国乱党发觉事态不对，激烈质问起来。惊慌失措下，探员拔出枪支，而藏身酒馆另一处，担任后援的便衣警员只能介入将乱党逮捕。抓到的组织成员比原先期盼的少很多。
锡克曼在牢里待了12年。初在起诉时，检方告诉他法郎兹伯格也为美方工作，锡克曼和同党还激烈否认，好像不明白检方在说些什么。托马斯的学生敞开了胸怀，黑衫军余党却将心封闭。
* * *
本书要谈论的是我们如何理解世界；谈论人在心生困惑、前路未明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然，日常生活的挑战大都直截了当：下雪了，我们知道想出门就该披件外套；电话响了，我们就接；红灯一亮，就得踩刹车。但是另一方面，有广大的知识领域让大多数人完全摸不着头绪，让你盯着古巴比伦楔形文字或聆听粒子物理学家辩论，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对这两者完全不熟悉，就会脑子一片空白。若非对知识有一定基础，就不可能不觉得困惑。要是全无头绪，我们就会很肯定自己的无知，一如我们也很肯定每日生活有哪些老规矩。在书里，我探讨的是两个之间的模糊地带，也就是说，理解特定经验所需的信息不是付之阙如，就是过于复杂或彼此矛盾。像这样难以寻觅完整意义的情境，正是“模糊”（ambiguity）所在。
模糊所引发的心理状态被称为“犹疑”或“彷徨”（uncertainty），而这种心态会“放大”情绪，于是，焦虑会让人更加痛苦，乐趣会令人特别愉快。举例来说，填字谜的乐趣便在于苦思并破解可以作多种解释的线索。从古到今一向大受欢迎的侦探小说，则是让读者对破案提示和犯人犹疑未决，从而生成悬念。费解的现代艺术、多样的诗、刘易斯·卡罗尔在《爱丽斯漫游奇境》里的谜语、西班牙文学大师马奎斯的魔幻写实文学、卡夫卡存在主义式的讽刺作品等，“模糊”浸透了各种艺术形式与伟大作品，代表其潜在的本质能够牵动人类情绪。德国文豪歌德说：“与之同感便无动力，与之矛盾则创意不绝。”模糊也是如此。
旅行、科学博物馆和伤脑筋的难题，表明了模糊与神秘大有潜力，能抓着人的想象不放，但这些也指出了人与所感知到的失序间，关系是多么不稳定。我们希望自身的犹疑能如现代美术展览那般，是细心安排的结果。有许多让人犹疑的情境会让我们觉得开心，因为不具威胁性，比如挑逗不谐和音的乐曲或耍弄疯狂的恐怖电影。可是，“现实”生活的彷徨是因为无解的事件、不明的意图、未有定论的财经或医学新闻。也许你的配偶工作条件过人，却未获录取；也许你身体不适，医师的诊断却不能解释所有症状；也许你正和不怎么信任的人洽谈生意；也许你身处变动极快、竞争极大的市场，正努力规划将来营运；又或者你正决定要去哪所大学就读、要到哪个地方定居；等等。人生中必须做出关键决断的时刻，总是涉及在利害关系极大的局面中处理模糊信息，而今日世界更是让人穷于应付，惶惑混乱。
现代人生活很矛盾。一方面，运输、通讯、生产等技术加速发展，理应提供更多可供自由运用的时间；另一方面，相关科技发明却让选择快速增加。传统信件的递送慢如蜗牛，电子邮件传输速度快得太多，网络也带来了推特（Twitter）、YouTube等平台。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罗沙（Hartmut Rosa）是这么形容的：“无论怎样加快‘生活步调’，我们都赶不上数据、信息、选项的洪流。”结果，我们接触世界的渠道更有效率，但感觉自己“拥有的世界”却不断紧缩。据估计，全世界90%的数据是近5年产生的。我们全遭信息淹没，就连简单的选择，像是去哪里吃饭、签订哪种医疗保险、购买哪牌咖啡机，都让人愈来愈焦躁。
同时，我们在社会上面对的焦虑也来自贫富不均逐渐扩大，以及不明朗的经济前景。许多产业似乎开始用机器取代人力，应对犹疑的心理很快就成为现代人的技能。经济学家诺里拉·赫兹（Noreena Hertz）近日主张，当今一大根本挑战正是“失序，也就是旧有既定秩序崩坏，而当前年代极难预料”。
自动化与工作外包让未来的工作者必须更能创新、更有创意。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卡兹（Lawrence Katz）近提到，胜负全取决于一项提问：“遇上毫无条理的麻烦及新的情境，你能处理得多好？”照他的说法，能“转换为算法”的工作（表示能用机器取代）将不复存在。卡兹跟我说：“要想大有斩获，就得有能力学习新技能、适应工作环境，而且不受成规所限，找到有创意的方式解决困难。”
现在的工作者必须学习适应未知，而未来的工作者也得对未知有所准备。横跨社会学与教育学的学者米格尔·艾斯科泰特（Miguel Escotet）说得好，学校必须“教导学生面对犹疑”，原因很简单：大部分学生“几乎不知道进入就业市场时会碰上何种状况”。艾斯科泰特认为，教导学生面对犹疑，意味着让他们保有弹性，懂得自我批判，而且心怀好奇，勇于冒险。一旦人被焦虑打倒，这些特质就没戏唱了。同理，置身众多未明状况之中，企业家若不能冷静下来，便无法创新。应对模糊与犹疑的能力并不属于智力发挥的范畴，其实，本书之后将会提到，这和智商半点关系也没有，而是情感的挑战，是心态问题。我们如果做到了，就会大有好处。今日我们必须解决的疑难是，在工作职场、人际往来、日常生活中，在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该怎么做。
过去10年，科学界对模糊因子大感兴趣。众多科学家专注于探索“结论需求”（need for closure）。这项概念经杰出的心理学家阿里·克鲁格兰斯基（Arie Kruglanski）细加阐述，表明了人类“渴求寻得某些议题的明确解答，只要能够避免困惑与模糊，任何解答都行”。和米歇尔·托马斯的非正统教学法一样，克鲁格兰斯基的概念，甚至是现代心理学对模糊因子的研究，都可以说是来自于想了解纳粹的心理研究。
1938年，纳粹心理学家埃里克·詹纳曲（Erik Jaensch）出版了《对范》 （Der Gegentypus，英文书名为The Antitype）一书。这本书令人作呕，将对事物的笃定描绘成心理健康的迹象。詹纳曲认为，怀抱疑虑正是心理疾病的佐证。“二战”后，加州大学心理学家埃尔斯·弗伦克尔·布朗斯维克（Else Frenkel-Brunkwik）提出了一项概念叫“难容模糊”（ambiguity intolerance）。她在实验中向受测者播放一系列投影片，上头一开始画了只小狗，后来逐渐变形为小猫。难以容忍模糊因子的受测者普遍倾向将世界分类得泾渭分明，结果这些人顽固地坚持投影片图像到后仍是小狗。不过弗伦克尔·布朗斯维克的结论和詹纳曲恰恰相反，她认为无法容忍模糊信息是心智不健全的特征。
与弗伦克尔·布朗斯维克相比，克鲁格兰斯基语带保留，却也更教人不安。他明白人类需要抹除犹疑，从毫无意义的事物中理出一个道理来，他认为人类要是缺乏促使化解矛盾、做下决定的心理机制，就算不上多能调适。少了谋求定论的冲动，人什么事也做不成，这便是“结论需求”。不过，克鲁格兰斯基也怀疑，人对犹疑的厌恶并非一成不变。他纳闷：是不是因为太想得到确切解答才产生了主义？纳粹党员对内心疑虑的反感日渐升高，再加上充满仇恨的意识形态，是不是也成了助长纳粹主义的祸胎？
其实，上述正是克鲁格兰斯基与其他学者的研究发现。本书后面会指出，要让人类世界运作，就必须保有想克服未定事物的心理需求。不过，和任何心理特点一样，这项特点在某些人身上会放大，在某些状况中会提升。克鲁格兰斯基跟我说：“只要改变情势、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中任一项，人的结论需求也会跟着改变。”人对犹疑的厌恶会感染别人，我们会不知不觉染上周围友人的这类反感。在紧绷的场合，我们信任社交圈内的人胜过圈外人；疲惫会使人更加渴求秩序，压力也会。一旦结论需求居高不下，人便容易回头诉诸刻板印象、骤下结论，否定矛盾的信息，我们仿佛变得如纳粹余党锡克曼般顽固，坚称投影片上是小狗，不是小猫。
米歇尔·托马斯知道情境的力量能让心智敞开或封闭，他意识到如何操纵情境，借力使力，控制因模糊情境引起的不自在。CIC在乌尔姆的布局和托马斯在城市·伊斯灵顿学院的课程恰恰相反。在乌尔姆，他想让黑衫军余党感觉到无法掌控时间的压力，于是在面会中接打电话，还命“助手”一定要打断他；他想威吓这群乱党，便在猎人小屋囤积武器与一沓沓钞票；要使对手退居守势，就先将人安置在陌生的藏身处；要让敌人筋疲力尽、大感不安，便费心部署，让他们坐在摩托车后座穿越风雨，走过冰冷水坑，尔后边等候边受冻。而在伦敦，情况天差地别，他鼓励学生要有耐心，为了确保学生放轻松，他要学生别把记诵当成本分，甚至要学生把教室书桌搬上卡车运走，换成客厅家具和柳条编成的屏风，布置自己的学习空间，为求进一步帮助学生掌控学习，他向学生担保，他们早就熟悉上千个法文词。
托马斯以纳粹分子压抑疑虑的手段还治其人之身，之后则以合于理路的相反手法协助学生学习。恫吓、不适、时间压力，对身为CIC探员的托马斯而言都是盟友；等他成了教师，就全化为敌人。身为间谍，他知道如何让锡克曼及其党羽对潜在矛盾更可能视而不见，后来成了老师，也知道如何让学生在新学一种语言时不容易分心。托马斯很清楚，结论需求未必受人当下所应对的特定模糊因子约束。舒服的座椅和法文名词全无牵连，冷冽的水坑对要不要相信某人也没有直接影响，但他看清了一点：对不明事态的反应，极容易随不相干的压力而波动。
——《猎杀本·拉登》作者 彼得·伯根
我们如何在一无所知的处境中理清出路？从无穷的模糊中萃取一丝道理？在本书中，作者带我们踏上引人入胜的旅程，引领我们见识人类如何理解现实，窥探心智如何处理身旁一片混沌的世界。
——《福尔摩斯思考术》作者 玛丽亚·康尼科娃
遇到模糊不清的事就感到不安吗？也许没有必要。作者指出，遇到不确定的事总会让人发挥出意想不到的能力。你一定能在这本书里学到很多东西。
——哈佛大学教授 凯斯·桑斯坦
作者的叙事功力惊人，思路清晰，带着我们一探模糊如何影响艺术、商业、医药、工程、警方工作及家庭生活。要做好准备面对每天的生活与工作，我们应该学习质疑的艺术，拥抱未来。
——《华盛顿邮报》
葛伦（Goran Lundqvist）下班后回到家，向太太说：“今天和艺术家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签了约，也和小说家约翰·欧文（John Irving）谈妥了。你说说我这做的是哪一行啊？”朗奎斯特先前做过职业运动员，在1960年与1964年两度参加奥运会跳水比赛。他小时候还当过演员，演了4部由大导演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执导的电影，包括荣获金球奖外语片的《野草莓》（Wild Strawberries）。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他的头衔是公司总裁。
当时，这家公司推出的一波广告战极有成效，在营销史上名列前茅。论广告效益、推行时间，这波起于1980年11月的广告营销可以说数一数二。1992年，美国营销学会将其纳入营销荣誉榜，与可口可乐及耐克运动品牌并列。很独特的一点是，朗奎斯特的公司能有这般发展，获得这等荣誉，靠的不是电视广告。
在全盛时期，该公司刊登的广告出自下列名家手笔：普普艺术家安迪·沃荷、作家冯内果、《纽约客》杂志的漫画家、时尚设计师马克·雅各布斯（Marc Jacobs）、美国作家波以尔（T. C. Boyle）、时尚设计师海尔姆特·朗（Helmut Lang）、法国时尚大师高提耶（Jean Paul Gaultier）、意大利时尚设计师凡赛斯等人。在广告里亮相的名人有印度作家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摄影艺术家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传奇摇滚歌手戴维·鲍伊、大导演葛斯·范·桑。受公司雇用的人才涵盖画家、雕塑家、作家、音乐家、室内设计师、时尚设计师，以及民间艺术创作者。2002年，《福布斯》杂志把这间公司评为全球的“奢华品牌”，名次超越古驰、蒂芙尼，以及宝马。
这间公司贩卖的商品是伏特加，公司名称叫作“”（Absolut）。
1997年，公司在美国卖出5000箱伏特加。10年后，运往美国的伏特加数量达250万箱，胜过竞争品牌苏托力（Stolichnaya）。其原本在美国进口伏特加销售量中垫底，到后终于居先。在烈酒整体销售量下滑的时候，伏特加的年销售成长率却超过30%。1979年，该公司占进口伏特加销售量仅1%，到了1989年，比重已上升至60%。一名重要的企业顾问盛赞：“公司自成一格。”
公司的广告活动主要刊登于单一媒体，也就是纸张光滑的杂志。引人注目的广告让人爱不释手，就连不喝酒的人都会把杂志广告剪下来收藏，或作出售、交换之用。“牌收藏家协会”（the Absolut Collectors Society）成立于1995年，按月发行会务通讯，会员人数达2500人。高中和大学的图书馆员还得用马克笔把广告画上条纹，免得学生把广告剪下来。
公司发展之初的局面颇为不利，这让其后来的成功尤其值得注意。伏特加的营销有两个难处：一来，伏特加欠缺滋味和香气，这一点和威士忌、葡萄酒或淡啤酒不同，伏特加品酒课程或品酒行家少之又少，人们一般也不会在酒吧点多种伏特加来品尝；二来，酒类广告另有限制，酒类有别于清洁剂，销售人员没法挨家挨户发送样品。教人气馁的也许是公司来自瑞典，美国人常常搞不清楚瑞典和瑞士，很多人听到瑞典就脑袋放空，充其量只会想起沃尔沃汽车、金发美女或积雪，不会想到伏特加，因为喝伏特加的是俄罗斯人。在这方面，来自苏联的苏托力可以说血统纯正，就连非常畅销的美国伏特加酒品牌思美洛夫（Smirnoff）都要取一个斯拉夫名字。公司要克服的难关多着呢。
首先，公司决定要有个独一无二的酒瓶造型。广告学有句格言：“商品卖不掉，就卖包装。”伏特加没有特别的地方是吧？那就弄个特别的酒瓶出来。他们打算模仿香水产业，把酒瓶转化为工艺品或时尚配件，高档香水瓶宛如雕塑，用雾面或彩色玻璃制成，奇特的瓶子仿佛出自海上、外层空间或异国文明。
旧式瑞典药水瓶给了公司灵感。大多数伏特加酒瓶都是长瓶颈配上四方瓶肩，公司则想改成圆瓶肩搭配短瓶颈；别的酒瓶贴有纸制标签，公司则将标签直接印于玻璃瓶上，还加上西洋书法文和瑞典酿酒业者拉尔斯·奥尔松·史密斯（Lars Olsson Smith）的戳印，算是画龙点睛。
广告公司TBWA （现为“TBWA全球”）受雇为公司做商品营销。记者出身的作家马克·汤盖特（Mark Tungate）在《广告之国》（Adland）一书中写道，广告公司在产品试卖后收到了消费者意见，公司创办人之一克劳德·博南吉（Claude Bonnange）说：“我们收到三项建议。项是把品牌名改掉，‘’听起来太自大了；第二项是把酒瓶造型改掉，瓶子看上去就像验尿时装尿用的；第三项是把商标改掉，瓶子放在架上，顾客根本看不到直接印在瓶身的蓝色字体。”不过，公司的美国经销商老板麦克·鲁（Michel Roux）很喜欢瓶身的独特造型，于是酒瓶设计便维持原样。
现在，就只需要找个令人难忘的方式来营销伏特加。传统酒类广告是“酒瓶加酒杯”（内容大概不难想象），又或者走“生活风格”，照片上的模特儿在时尚宴会里满脸微笑。起初，广告公司的人想过要取笑瑞典天气，一张广告样板画着一个男人泡在冰层破口，再配上一句“瑞典人爱这样冰冰凉凉”，图中一角放着一支伏特加酒瓶。TBWA的杰奥夫·海耶斯（Geoff Hayes）和格雷厄姆·特纳（Graham Turner）明白，光这样还不够。先有进展的是海耶斯。有天晚上，他在一间简朴公寓悠闲打发时间，按照特纳描述，他的公寓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马克杯”。海耶斯在画酒瓶草图时，在其中一支瓶子上头加了光环，并且写下：“‘’，完美的伏特加。”隔天，特纳将这句广告词改得更简单：“‘’完美。”
以“”一词开头，再与另一词合成一句标语，这种做法成为后续数以百计广告的范本。早期广告通常以实际酒瓶体现人或事物，在“‘’完美”这款广告，酒瓶象征天使（或者说头顶光环的小淘气），到了“‘’优雅”，酒瓶得意地打着蝴蝶结，至于“‘’侧写”，则将瓶身侧转90度。
这些广告的一大优点是格调幽默。多款广告以轻松心态拿自家产品开玩笑，海耶斯一完成“‘’完美”，便明白自己玩的手法融入了连环漫画元素。伏特加酒瓶化身“天使”，和《凯文的幻虎世界》（Calvin and Hobbes）中的小凯文同样调皮。“‘’梦幻”也带有漫画风格，呈现内心想法的泡泡让酒瓶深层的遐思显露无遗：倒满两只马丁尼酒杯，大享齐人之福。
当时在TBWA负责公司广告业务的理查德·刘易斯（Richard Lewis），出了两本书谈论这段历程。他强调，消费者看了广告之后还得过一会儿才能领略。刘易斯跟我说：“任何学问都得花些时间才懂。我们向来相信，这波广告战很重要的一面是把消费者当聪明人。首先是设个谜题或游戏把人吸引过来，等他们看懂了，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对我们的印象也会更好。”他很清楚，公司的广告对消费者是项挑战，甚至会把他们搞糊涂。谜题的线索不能太显而易见，顶着光环的酒瓶没标上“‘’天使”，“‘’优雅”也没写上“‘’黑色蝴蝶结”，一款又一款广告腾出了空间让消费者驰骋想象，有如伤脑筋的小小题目，解答却带有喜感。
读到这里，很值得各位停下来想想：如此简单的手法，成果却如此丰硕，真是让人想不透；而公司的成功让人了解我们是如何面对模糊因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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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两名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发表了一份重大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探讨人们怎么回应与预期抵触的情况，可以和公司的个案相互参照。杰洛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和里欧·波斯曼（Leo Postman）觉得，人类的感知，以及更广义来说是对世界的理解，并非全然被动。当时的主流理论是把人的心智当成计算机，仿佛“输入”不同信息后，人脑就会套公式来回应。直到今天，此一见解仍挥之不去，散见于各种心理科学领域。布鲁纳与波斯曼则大唱反调，认为人类建构意义时主动多了。两人设计了个方法来验证猜测：利用一副花色红黑颠倒的扑克牌。
一开始，布鲁纳试过请一家美国公司来生产花色颠倒的扑克牌。他还特地用哈佛大学的信纸写信去问，以免被当作想在赌场使诈的老千。不过，尽管他用意良善且竭尽全力，该公司仍不愿帮忙，布鲁纳之后回忆起来说：“这家公司真浑蛋。”后，他因为和诗人艾略特（T. S. Eliot）的小姨子一起上绘画课，便找她陪同到一家美术用品店购买颜料，亲手制作耍了花样的伪扑克牌。
乍看之下，花色颠倒的牌模糊难辨。红桃看上去也许像黑桃或红心，黑心也许像红心或黑桃，诸如此类。布鲁纳和波斯曼猜想，短短一瞥，会产生彼此抵触的判读。他们要实验受测者辨识眼前闪现的扑克牌，描述见到的花色。正常的牌混入了不应存在的花色：红桃、红梅、黑心、黑方块，每张牌首先闪现0.01秒，再逐渐延长至1分钟整，或者到受测者辨识出正确花色为止。
起初，96%的受测者将伪牌看成正常的牌，他们看见预期会有的花色，不认为会出现异常牌面。有人将黑心三说成红心三，说了16次；另一人将黑心三说成黑桃三，说了24次；还有一人也说成黑桃三，说了44次。两位心理学家发现，受测者平均花28毫秒辨识出正常的牌。一看到牌，数字与花色就几乎脱口而出，要辨识伪牌，得花4倍时间。即使扑克牌闪现整整1分钟，仍有10%的错误率。
布鲁纳与波斯曼察觉，当某些牌闪现较长时间，受测者似乎就会犹疑于两相异判读之间。看看若干受测者如何描述牌上红桃与红梅的颜色：
棕色。
黑色混红色。
黑色带红边。
红光下呈黑色。
紫色。
黑色，但某处带点红。
铁锈色。
黑色偏铁锈色。
黑色，牌面有点红。
橄榄般的浅褐色。
红色，略带灰色。
初看有点红，随后变黑。
棕色，略带黑色。
朦朦胧胧有点红。
偏黑色，又不完全是。
黄光下呈黑色。
过程中，有50%的受测者迟早会陷入认知困境。就算多少发现了异于常规的伪牌，感知仍无法如相机般精准运作。现实遭曲解、不断重构，以便与根深蒂固的预期相吻合。一旦怎么样都答不对，却还是得描述所见花色，有不少人便会因为伪牌模糊难辨而感到极为不快。有名受测者在看过红桃牌面后说：“我管那牌是啥花色，反正看不出来，那张牌看上去甚至不像是牌。现在，我不知道那牌是啥颜色，也不知道是桃形还是心形。天啊！这下我连桃形长什么样都不确定了！”
另一位受测者一样心烦意乱：“我现在要能知道那牌是红色还是什么才有鬼咧！”57%的受测者都有同样的反应。
布鲁纳与波斯曼揭露了人心会自然而然倾向掩盖异常，而且人在承受压力时很讨厌模糊。在这个例子里，压力来自于施测者要求受测者描述牌面，实验的压力使得伪牌引发让人不悦的心理冲突。（公司的广告没引起反感，多少是因为广告受众并未受人观察或评估。）概括来说，布鲁纳与波斯曼鲜活阐明了人的心智如何自动填补信息空缺以解除矛盾，而先入为主如何活生生扭曲了个人体验。
要想理解事物、拟订计划、采取行动，先入之见至关重要。每一天，我们都不自觉依赖对周遭世界的小小推断而行动，这些推断可以想成是物品、事件、人、行为两两之间的因果联想，而这些联想会引导我们的行动，例如，开车时遇到红灯，就预期车子会停下；打开厨房水龙头，预期流出来的会是水而非啤酒；假定加班终会导向加薪；相信扑克牌该有的花色是黑桃而不是红桃。经人为推定的关系愈是稳固，我们愈会不假思索将之套用到各种情境下。这就是为什么布鲁纳与波斯曼的受测者会将红桃“看成”黑桃或红心，扑克牌的标准样式深植于受测者内心，他们不用真的看就能认出花色。
谈起预期会扭曲感知，离奇的例子莫过于1976年首度发现的所谓“麦格克效应”（McGurk effect）。请想象在一段无声影片中，有对嘴唇发出音节“va”，若将影像与音节“ba”的发声同步，则眼睛所见会主导耳朵所听。要是看着双唇，实际听到的会是“va”声；阖起两眼后，就又会听见正确的“ba”声。我们预期音节声和嘴唇动作一致，这股预期强烈到影响了听到的“声音”。
下面再举一例证。此例中，我们一方面意识到问题所在，另一方面又不知不觉间解决了问题。
Aoccdrnig to a rscheearch at Cmabrigde Uinervtisy, it deosn?t mttaer in waht oerdr the ltteers in a wrod are, the olny iprmoatnt tihng is taht the frist and lsat ltteer be in the rghit pclae. The rset can be a taotl mses and you can sitll raed it wouthit porbelm.
（根据剑桥大学的研究，无论一个字所含字母为何，要紧的只有开头与结尾正确。就算中间一团混乱也不碍事，你仍然读得懂。）
很神奇，对吧？这先其实是骗人的把戏，如今在学术论文称作“剑桥大学效应”（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effect）。上引拼法错乱的文字于2003年在网上流传，但剑桥大学从未做过此项研究，变把戏的人倒是很有说服力。
我们理该感谢大脑如此运作，而大脑也必须如此运作。日复一日，人类接收太多信息，没办法事事明察秋毫，逼不得已只能以偏概全。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说：“人生的根本难关在于生而为人这回事太复杂，教人应付不来。”为了迈步向前，人得时时阻挡知觉洪流，而且就像彼得森说的，还得将与目标无关的“大片信息连根拔除”，他称赞这项心智能力是“化繁为简，创造奇迹”。想驾驭如洪水袭来的信息感知，唯有预先揣度将来的遭遇，然后不假思索顺从种种初步推想行事。广义来说，这些推想便是人对这世界的信念。
美国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写道：“信念即是让感知得以运转的引擎。”各种预期与假定——不管是宽宏大量也好，无情冷酷也罢；充满希望也好，悲苦哀愁也罢——不停弯折、扭曲我们所见的世界。我们也正是以此来应付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人生那“繁盛、忙乱的庞然骚动”。我们不断减少模糊难解的境况，转为明确肯定，而一般说来，这整套模式运作良好。公司的营销战果所显示的是，人类心智谋求定论的冲动极其强大，而且根深蒂固，光是逗弄我们惯有的联想、暗示哪些关联遭遗漏，就能将酒类广告转化为吸引人的小小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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