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电影新浪潮（修订版）

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是世界电影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革命性运动。它突破了传统电影一元化的结构，拓展了电影的创作领域，在形式和内容上均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本书从新浪潮运动发生的背景谈起，详述其流派、演变、成果，及其在世界范围内对电影制作和电影美学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对该运动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做了深入的剖析与探讨。

焦雄屏，著名电影人，集制片、监制、教育、写作于一身，有“台湾新电影教母”之称，曾任中国台湾电影金马奖主席。她监制及参与多部电影，包括《十七岁的单车》、《蓝色大门》、《听说》、《二弟》、《绿帽子》、《爱你爱我》、《侯孝贤画像》、《苹果》、《观音山》、《五月之恋》、《阮玲玉》、《战·鼓》、《白银帝国》、《上海王》等，在国际电影节上多次获奖。她也是知名导演侯孝贤、杨德昌、李安等人走向世界的主要推手之一。她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成功推动中国台湾新电影运动，之后在世界上为台湾新电影和大陆第五代与第六代电影做出重要论述与介绍，促使华语电影扬威世界。她著作等身，共出版80余部著作。

愿精神生生不息

（修订版序）

焦雄屏

    法国电影新浪潮把拒绝旧电影、打破第四面墙这些新思维以评论和作品实践传播到全世界， 在各个角落也都有了新的火花。巴西新电影运动（cinema novo），英国愤怒的一代，捷克新浪潮，德国奥伯豪森宣言，中国台湾地区新电影，北欧逗马宣言……年轻人，新世纪，舍弃旧叙事语言，追求新美学和跨世纪主题。电影的面貌因新血而改变，即使只是体制内的革新（如好莱坞的文艺复兴）。

然而，“始作俑者”却逐渐老去凋零。从2008年起，每隔两年就会听到令人心碎的噩耗。罗布-格里耶因心脏病于2008年辞世，2010年世界折损了侯麦和夏布罗尔，2012年克里斯·马克再见，2014年雷乃溘然长逝，2016年里韦特在老年失智几年后也终告别离。到了2019年，在多媒体、展览、短片中嬉戏的新浪潮之母阿涅斯·瓦尔达也因癌症逝世。多年前我曾接待来台做展览的阿涅斯·瓦尔达（不知谁给了她我的电话），带她在台北吃饭访游，感觉这个运动没有那么远，那些神话似乎也近在咫尺。它有传奇的一面（戈达尔不失少年狂妄本色），也有人性可亲炙的一面（瓦尔达在新店一个巷子中的杂货店买了一把粉红色的塑料扫把，非常庄严地倒握着它站在街头，像拿着武器的中世纪战士，令人忍俊不禁。她也不说为什么，直到2016年我在互联网上看到她把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多彩扫把放在大盆中当盆栽的照片，才知道艺术家果然无处不创作——那把新店的粉红色扫把矗立在她身后的众多扫把中，带着亲切感和台湾印记）。

还有一个戈达尔，他已成了新浪潮剩下来的标杆，他的创作力仍旧那么丰富。集锦片《十分钟年华老去》（2002）的八位大师中，当其他导演仍忙着用叙事诠释时间的奇幻，把平行、相对、交叉等形式作为创作轮廓时，戈达尔已经从本体论角度谈论时间的不存在问题，谈论书、语言、笛卡尔、战争、纳粹……他的喃喃如诗，哲思后面透着哀伤。

这位已届89岁的老者，晚年仍能以《再见语言》惊骇业界与评论界。他的创作不可思议地充满活力，而他批判世界的力气也不曾稍缓：骂转基因，骂纳米，骂斯皮尔伯格狡猾，骂迈克尔· 摩尔的《华氏911》，还有戛纳国际电影节：“我曾相信它，但它现在已成了公关场合。人们到此只为了打广告做宣传，每天马拉松式地见媒体，只为以后的曝光。”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些曾经在巴黎街头叱咤一时的新浪潮健将一个一个凋零。即使戈达尔仍健在，即使他的创作仍不减当年的活力与先锋，这个运动也已经注定要画上句号。但谁能否认它的影响力？电影史因为这个运动而改变，创作者自觉地讲究个人风格，自觉地感悟电影创作的定位（positioning），反省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对作品的影响，追溯/反省（电影）语言的意义。

这个运动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台港地区电影。从香港评论界的一批文青如陆离、石琪、罗卡、舒琪、罗维明、卓伯棠、刘成汉，到台湾的邱刚健、李道明、黄建业、王墨林，大家生吞活剥地摄取资讯。我记得作家陈映真告诉我，早期《剧场》杂志曾有拼命三郎努力翻译了《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剧本，被所有文青奉为圭臬——大家看不到电影，只能抱着剧本，用想象力凭空勾勒电影的风貌，遥想远方有一个电影革命。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小插曲：他们日后看到原片时，竟无比失望。

我不是那些早熟的群体中的一员，没有看过《剧场》、《影响》杂志，我是在美国学电影时才理解了新浪潮的皮毛。年轻时很单纯，特别羡慕那些拥有电影文化的人的自豪感，也向往同仇敌忾的革命同志情谊。后来回到台北，有幸推动中国台湾地区新电影。要立先破，我热心检讨电影界问题，支持那些哪怕仅有一点新意的新导演。我的动作使自己当了许多片商恶毒的箭靶，对许多作品和创作者的保护也使不谅解的评论界和媒体对我口诛笔伐。后来证明我和一班同志是对的，我们替中国台湾地区电影史翻了页。

曾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忙着将侯孝贤、杨德昌等人推到风口浪尖；曾有一段时日，我和谢材俊、朱天心、朱天文奔走于詹宏志家，组织诉求要点，盯着他撰写电影宣言；曾有一大段时间，我忙着陪近20个导演跑遍世界影展，披荆斩棘让世界电影界终于承认我们的存在。

我很为当时的中国台湾地区电影感到骄傲，一边有侯孝贤的现实主义文化史，一边有杨德昌的现代主义都市语言，赖声川把剧情、人生、电影混冶一炉，李安干净的好莱坞叙事做东西文化和父子关系的二元探讨。创作力蓬勃，美学在飞跃，我们终于也有了新浪潮运动。

和法国新浪潮一样，当清新锐意转为个人抒发，中国台湾社会走上两党政治，观众自然就对新电影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世界影展仍在为少数电影人鼓掌，中国台湾电影界却迅速凋零， 杨德昌更像特吕弗，过早地与世长辞。

新浪潮是年轻人的运动。从法国人那里，我们（可能世界）的电影人学到了什么叫年轻、叛逆、有志气。很幸运，我们年轻过，为理想奉献过。我们的努力，让中国台湾地区出现了另类非主流电影。运动过去，留下了一批优质作品，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思维，也持续影响着华语片圈。

法国很喜欢中国台湾地区新电影，他们在里面看到了新浪潮的精神，西方有一些学术著作也一直追问这个新电影的传承。它传承自大华语文化传统，又受到法国新浪潮的影响，同时也有美日电影的影子。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一种集体创作力的爆发，它的确有法国新浪潮的况味。那种不服传统又尊重传统，团结集体、互相扶持的精神，是电影界最值得珍惜的火种。

火也许灭了，精神会传承，不知在哪个地方、哪种文化中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