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437013
扬州评话于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的生命力,在于平民文学的特性,在于与历史始终保持着紧密的关联。本书是国内*部以史学逻辑、文学角度全面梳理扬州评话发展脉络、重点书目的研究专著。作者凭借多年累积的扬州评话资料搜集,系统地对扬州评话的性质和研究范围、历史渊源、经济和社会背景、文化氛围等作了分析,对其发展阶段、种类、思想和审美倾向作了评判,对“三国”“水浒”评话、《武松》《绿牡丹》《飞跎全传》《皮五辣子》等故事重点分析,并从扬州评话语音变化得失、评话与口述史小说的关系、扬州评话心理描写的艺术贡献等方面论述了扬州评话独特风范价值。
《扬州评话发展史》在勾勒扬州评话史的材料线索的基础上,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分析了扬州评话的艺术经验和发展规律、审美经验。在中国经济文化演变背景下考察扬州文化,在中国文艺发展史背景下考察扬州文艺,在新的文艺观念指导下认识扬州评话的价值,它不仅仅只是地方曲艺品种,它以平民形式、平民趣味、丰硕成果、实力雄厚的表演队伍,比较完善的消费市场,相当珍贵的小说文本和研究资料等等,成为平民文艺和平民文学再兴的重要代表。
本书确定了扬州评话研究的时间范围、地域范围、语音特点,围绕鲁迅提出的平民文学观念,发掘扬州评话*的特色在于平民特色。正因为平民文学的特性,扬州评话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其中历史演义类书目很发达,以富于平民意识和平民趣味的眼光讲述历史人物经历、审视历史事件。作者不以政治历史分期为界划分扬州评话的发展分期,而注重评话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的书目失传,有的却经受了考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深化和提高。同时,本书在梳理评话发展史的过程中对代表人物(柳敬亭等)、代表书目(《火烧赤壁》《水浒传》《八窍珠》《武松》《绿牡丹》等)进行了重点而细致的分析,这样一部立体的扬州评话发展史的研究,汇集了前辈研究的心血,力求能形成系统工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一既有辉煌历史,也有较好的继续发展基础的文艺形式能够再创辉煌,继续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
第一章扬州评话发展史导论001
第一节扬州评话的性质和研究范围002
一 扬州评话的性质和现状002
二 扬州评话的研究范围005
第二节扬州说唱技艺的历史渊源009
一汉代藩王与说唱技艺009
二隋唐倡优与说唱文艺010
三宋元以来的积累和发展019
第三节扬州评话的经济和社会背景021
一盐业盐商与娱乐氛围021
二漕运漕帮与江湖风气025
第四节扬州评话的文化氛围028
一娱乐业发达及其原因028
二扬州文化的独特个性030
三说唱文艺得天独厚033
第二章扬州评话的发展和特点039
第一节扬州评话的发展阶段040
一明末和清代前期040
二清代中期的发展046
三晚清和民国以来052
第二节扬州评话主要种类066
一名著新编与现实精神066
二武侠小说与武打风范068
三市井小说之与时俱进072
第三节扬州评话的思想和审美倾向075
一扬州评话的思想倾向075
二扬州评话的审美倾向079
第三章历史情结与“三国”评话085
第一节历史情结与“三国”故事的发展086
一史官文化与历史故事的寄托086
二“三国”故事传播演变历史悠久087
三故事控制权的争夺与融合发展091
第二节三国故事与扬州评话094
一柳敬亭与明末清初时期094
二康乾时期与吴天绪096
三任门《三国》与蓝派《三国》097
四从李门到康派《三国》098
第三节《火烧赤壁》评话研究100
一艺术价值和内容的加工100
二细节描绘与互补控制103
三人物形象与倾向性的调整108
四审美调节与多样风格118
第四章历史观念与隋唐故事的变化125
第一节隋唐故事的价值与文献126
一隋唐故事的特殊价值126
二隋唐通俗小说主要文献129
第二节隋唐故事演变与扬州评话147
一柳敬亭与隋唐故事147
二扬州评话中的隋唐书目150
第三节下层趣味在隋唐故事中的发展155
一传奇趣味和侠义精神的发展156
二敬畏强力与尚武倾向159
三鲁莽任性与诙谐调侃的审美态度161
第四节传奇故事与历史框架结合167
一《八窍珠》的格局与传播167
二《八窍珠》的内容与写法176
三《云中雁三闹太平庄》文本与风格184
第五章英雄侠义情结与“水浒”平话195
第一节“水浒”平话与小说戏曲的关系196
一水浒故事在两个领域的重要地位196
二“水浒平话”的三个来源199
三“水浒传”的名称210
第二节不断创新的生存之道212
一“水浒”演变的多种文本212
二生存竞争与艺术转换219
三扬州评话的分解与创新222
第三节《武松》评话的重要价值224
一《武松》评话的艺术性与社会性224
二传奇性与写实性高度统一230
三雅俗共赏的审美趣味236
第六章英雄侠义评话持续发展247
第一节运河流域与武侠故事248
一江淮地区尚武任侠传统248
二城市文化与听众基础250
三运河城市与武侠类作品257
第二节《绿牡丹》的性质及其发展262
一《绿牡丹》的性质及版本情况262
二《绿牡丹》的语言文字状况265
三《绿牡丹》地域特点与修改痕迹268
第三节《绿牡丹》对武侠小说发展的贡献276
一贡献之一——关于武打描写276
二贡献之二——武林正邪写法280
三贡献之三——男女侠情写法283
第七章市井评话的发展演变289
第一节《飞跎全传》与市井故事的特殊变形290
一《飞跎全传》的书名与作者290
二《飞跎全传》故事背景与写法295
三《飞跎全传》人物和故事变形300
第二节《清风闸》与市井小说307
一市井小说几种风貌307
二下层市井作者与自传色彩308
三市井故事与公案框架的矛盾309
第三节《皮五辣子》故事的顽强发展311
一市井题旨深化发展311
二市井生活的逼真反映316
三对民风民俗的独特兴趣317
第四节《皮五辣子》三百年传承及其理论价值320
一三百年传承与三百年变化320
二《皮五新传》的性质与启示327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经验331
第八章评话发展史上特殊问题研究343
第一节扬州评话语音变化及其得失344
一语音变化是评话发展之常态344
二方口圆口的变化运用347
三方言化及其双刃剑效果351
第二节评话与口述史小说的关系359
一口述史小说的发生和发展359
二评话与口述史小说诸多交叉367
三评话叙事与口述史风范370
第三节扬州评话心理描写的艺术价值374
一心理描写简单是中国小说的通病374
二周瑜打黄盖的“心理场”建构375
三单刀会心理描写的戏剧效果384
余论关于扬州评话前途的一点思考391
一关于经济效益392
二关于书目创新和抢救394
三关于语音调整398
后记408
参考文献410
一 扬州评话的性质和现状
扬州评话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扬州地区最重要的地域文化之一,也是中国说书的重要代表之一。从内在性质来说,扬州评话的重要特点在于它的平民文艺属性。平民文学观念给文学史注入新鲜活力。中国文学史有一个规律:很多重要体裁产生于民间。当这种体裁取得较好成绩,得到文人认可后,文人就接过这种形式,继续创作。这种体裁在文人手中获得雅化提高,产生精品佳作,同时也离民众越来越远,逐渐丧失新鲜活力。这时民间又产生新的体裁,经历一个新的发展和循环周期。宋代通俗娱乐文化发达,宋元话本标志平民文学兴起。清代说书推动平民文学发展,促成平民文学再次兴起。在这种背景下,扬州地区历史性地成为平民文学再兴的重要地域。扬州评话以平民形式、平民趣味、丰硕成果、实力雄厚的表演队伍,比较完善的消费市场,相当珍贵的小说文本,相当珍贵的研究资料等等,成为平民文艺和平民文学再次兴起的重要代表。
平民特色是扬州评话的最大特色。清代扬州繁华鼎盛时期,扬州评话已经很发达,然而在晚清民国扬州经济衰落时期,扬州评话依然保持强劲的生机活力,评话名家并出,表演流派并起,这正是扬州评话的平民基础所决定的。扬州评话关注下层民众生活与情感,肯定平民实践主体地位,倾向写实手法,倾向阳刚之美,这种平民文学特性,具有强劲生命力。不但在晚清发展,而且跨越“五四”前后,与1980年代以后兴起的大众文化血脉相承,显示出文学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在这种背景下,扬州评话的性质和地位,理应受到重视,扬州评话也理应有新的发展。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提出:“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鲁迅提出了平民文学的观念以及平民文学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按鲁迅所说,宋人话本是平民文学第一次兴起,清代侠义公案小说是相隔七百年后再次兴起。鲁迅如此重要的观点提出之后,竟然八十余年缺乏反响。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左”倾思想观念的压力,对于《三侠五义》《施公案》这种侠义小说是否属于平民文学,有些人存在顾虑:侠客们追随清官,给朝廷服务,怎么能算平民文学呢?另一方面,平民文学再兴这一命题,与市民文学的提法好像形成矛盾,而市民文学的提法更为流行。此外这个命题还需要结合经济、人口、地域文化、创作主体、接受主体、审美精神诸多方面,进一步论证。对此鲁迅没有展开论证,而我们理论思维的惰性和等待态度,造成八十年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独特局面。
鲁迅的观点长期被搁置,可能因为学界对侠义小说的评价问题,长期存在疑虑。这里存在一种逻辑:平民文学应当与统治阶级对立,公案侠义小说却对朝廷效忠,怎能算平民文学?笔者则以为鲁迅之说甚是。所谓平民,是与士大夫相对而言,礼所不下之庶人即平民。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可以推翻一个皇朝又建立一个皇朝。所以反贪官而不反皇帝仍然有其进步性。运河沿线的商人和其他市民反对贪官而不反朝廷,疏远甚至敌视绿林,而支持各地镖行,这都联系商人等市民的自身利害。如果盗贼横行,商旅断绝,商业贸易和服务行业无法经营,将有无数市民无法生活。武侠小说对贪官污吏、土豪恶霸的揭露谴责以及奋力铲除态度,鲜明强烈。发扬侠义精神,主持公道,为民申冤,反映了百姓愿望。武侠小说中常见恶人肆虐,侠客当场挺身而出,痛加惩戒;或者夜晚潜入恶霸巢穴,予以杀戮。恶霸常有高官权臣作为靠山,敌视恶霸与敌视这部分高官权臣相统一。《施公案》写过多起皇粮庄头横行霸道,这是其他小说少见的,可能有事实依据,值得重视。扬州评话著名书目《绿牡丹》所写的恶霸是尚书之子王伦。正邪双方斗争中,王伦本人也做了知府,督率帮凶打手捉拿侠客,斗争更趋激烈。“三捉王伦”故事占篇幅不少,值得肯定。侠客除暴安良故事大多形象生动,感情强烈,其进步性毋庸置疑。
清代的侠客及绿林好汉们,如果面对招安,只给一顶忠君报国的大帽子不行,他们还要追求自身各种利益,而且只接受清官的指挥。侠客们甚至利用自己的长处,对清官取得一种优势,以换取自己的心理平衡。这就是侠客对清官常有救命之恩,基本所有清官都受过这种恩惠。侠客们一再考察清官人品。包公、施公、颜查散等等,都受过这类考察。著名的“白玉堂三吃鱼”故事,其实是对颜查散的专门考察,故事中白玉堂完全处于强势地位。考察获得通过,侠客清官才形成优势互补关系。这种故事很容易受到江湖侠客以及各类市民关注喜爱,所以脍炙人口。侠客考察清官,江湖人物思考自己的命运,选择道路。表面看,这只是叙事视角而已,但实际上谁考察谁,谁思考问题,谁选择道路,如果形成定势,就透露了潜意识中立场所在,这也正是平民小说的深层依据所在。而且这类小说的续书当中,经常写清官进一步退居幕后甚至消失,则反映平民的审美选择在增强。清官总显得道貌岸然,与平民的真情实感存在距离,没有清官的故事才更轻松。
公案侠义小说的发展趋势是:侠客们渐成主角,清官退居幕后。在《三侠五义》开头,包公地位很重要,但是随着小说逐渐展开,包公逐渐退居幕后。颜查散这位清官在前台指挥,但是他的才智和人格魅力都不够,他在小说中的地位和重要性都明显下降。《施公案》里侠客与清官经常平起平坐,清官经常恳求或者哄着侠客出力。这些作品的续书中,清官进一步淡化虚化。与《水浒传》中宋江无条件忠于朝廷不同,侠客们很重视所受待遇,自尊心理很强,会计较官职高低,追求人格待遇平等。这些小说中流荡着的,实质没有多少忠孝节义之高论,即使行侠仗义,也不宜损害自己利益。江湖人物权衡利弊很实际,符合市民们信奉的等价交换原则。追求社会正义,也要维护自身利益。《水浒传》中宋江是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无条件接受童贯指挥,最后明知毒药也喝。想来这个故事宋元时代在说书人手中,不会是这种样子。明代文人写定时,注入儒家理想规范,才造成内部矛盾。所幸原来的故事框架已经形成,后来写定的文人也忠实于生活逻辑,写成了沉痛悲剧。但这仍然是种屈原式的古老悲剧,反映中国文人千年不变的矛盾心理轨迹,而非市民风范。笔者以为,晚清以后大量出现的侠义小说,特别是从说书底本直接转换过来的小说文本,更能够反映下层民众的思想倾向和审美情趣。
《水浒传》书目在扬州评话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扬州评话的“水浒”书目与《水浒传》小说有很多差别。扬州评话的“水浒”故事,在长期的发展中分别形成一系列著名书目。这些书目主要包括《武松》《宋江》《卢俊义》《石秀》《林鲁十回》等,这实际已经分别形成单独的英雄侠义故事。这些英雄侠义故事与其他武侠书目虽然有风格差别,但基本类型还是很接近。《武松》《宋江》等著名书目,是王派水浒王少堂等说书人常说的书目,每个书目都足可以说一季。这些书目整理成文本,每部书目的文字均达到百万。这反映扬州评话对《水浒传》等小说名著实际有很大创新发展。以时迁为主要人物的《后水浒》书目,一方面充满武侠小说的情趣,一方面有浓郁的喜剧风格。以上这些书目实际都摆脱了《水浒传》小说接受招安和悲剧结局,另创一种故事格局。
武侠小说是扬州评话的重要类别,《八窍珠》《绿牡丹》书目流传时间很久,不断发展变化。其后《施公案》《彭公案》《万年青》形成系列,很受欢迎。侠义精神和相关审美趣味,在扬州评话中不断扩展,听众非常欢迎,说书人则普遍受到熏陶,所以一些并非武侠类的书目中,也出现某些武侠类书目特有的意象和审美趣味。例如《三国演义》系列的康派三国《火烧赤壁》评话中,出现了武侠小说特有的短打情节和夜行装备;诸葛亮身上也表现出一种侠风,他居然精通江湖武林夜行潜水等等行径,身上还带着相关物品。扬州评话中历史演义类书目也很发达,讲述历史人物经历、审视历史事件的眼光中,富于平民意识和平民趣味。而且还有一些书目,例如隋唐书目程咬金和秦琼故事,岳家将书目牛皋故事,本身性质就介于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之间。程咬金、牛皋这类人物,堪称平民趣味的欢乐英雄。
扬州评话历史上,最富有平民色彩的故事,是《清风闸》《扬州话》《飞跎传》等等一系列市井小人物故事。这些书目出现的时间相当早,根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早在乾隆时代,《清风闸》等书目已经成为扬州著名书目。《清风闸》是扬州民间说书艺人浦琳的带有自传色彩的故事。这个故事以市井小人物皮五作为中心人物,以皮五在日常市井生活中的苦乐酸甜种种遭遇为表现对象,努力对下层市民生活诸多方面予以细致逼真的刻画,并对社会生活中各类人物展开评价。这种特点的书目,在整个中国说书史和小说史上都非常少见,应该给以充分重视。随着社会文化发展,《清风闸》书目演变为《皮五辣子》,进一步摆脱公案故事框架的束缚,集中笔墨描写皮五辣子这个市井人物。这种变化体现了市井小说的深化发展,体现了平民审美趣味的深化发展。发展到当代扬州评话著名演员杨明坤,《皮五辣子》书目已经历经九代说书艺人加工,成为扬州评话的一部经典之作。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背景下,扬州评话亟须得到保护和抢救,因此加强扬州评话发展历史的研究,充分认识扬州评话的文化价值,总结有益的发展演变经验,已经成为很有必要的活动。
二 扬州评话的研究范围
扬州评话研究,首先面临一个范围界定的问题。通俗文艺研究中常见的问题是研究对象不够准确明晰,因为前人运用概念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同一个对象,可能有多种称呼;或者同一个称呼,可以用于多种对象。有关时间范围、地域范围的界定,经常存在各种模糊认识。地域范围的概念,尤其经常处于变动中。因此我们的研究中,就把握研究对象而言,需要采取严谨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态度。我们运用扬州评话这个称呼,须符合现代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具有相对严谨性。但是前人说到评话时,可能包含其他说书艺术在内。对前人的有关说法,我们应当根据其主要特征,予以灵活掌握。如果一味追求严谨,将有很多材料不能运用,就会影响到我们研究基础的厚度和广度。此外,扬州评话研究涉及众多学科,本课题主要是从文学艺术角度进行探讨。
大体而言,我们现今所说的评话,是指徒口演说故事,不使用乐器伴奏。这是个重要特征。有的评话艺人说书时,一度使用过琵琶、三弦,或者锣鼓类乐器。这应当归于个人跨类别表演,并不等于评话这个艺术类别的认定。从表演评话的道具来讲,是以醒木为主,其他道具是扇子还是手绢,则根据季节或根据说书艺人个人爱好来运用,实际是灵活的。至于茶杯,应当视作为尊敬说书人而设,并不视为道具。
就语音来讲,扬州评话运用的是扬州方言,但这只是清末以来的情况。清朝鼎盛时期扬州评话采用语音的状况,尤其表演到不同人物时,怎么处理方言,我们其实还不够了解。扬州评话的祖师爷柳敬亭多次到北京说书,到武昌、到庐州等很多地方说书,他在北京和武昌等地采用什么语音,我们其实完全不了解。民国时期也有很多著名评话艺人到上海、南京说书,他们都采用什么语音,我们也不甚清楚。即使现代扬州评话表演中,不同艺人运用方言的差别,其实也很大。总之笔者认为,扬州评话是采用扬州方言来表演的这种说法,只是一个相对性的说法,并不是什么绝对真理。评话采用什么语音,实际是可以变化的。关于扬州评话表演中如何对待方言方音,曾经存在分歧,曾经有过扬州艺人排斥泰州艺人的情况,这位扬州艺人认为只有扬州方言才是正宗语音,殊不知扬州评话祖师爷柳敬亭就是泰州人。扬州评话应该以什么样的语音为准,本课题还要进一步讨论。
时间范围方面,扬州评话研究的时间跨度应当包括评话兴起之前,但是集中于扬州评话明确形成之后,也就是这种艺术形式普遍出现于扬州且这种称呼也日渐明确之际。因此,清代和民国时期,是本研究的主要时间范围。时间范围的下限,研究到王少堂、康重华等跨越近现代的老艺人,有些书目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有机整体,如《清风闸》书目发展为《皮五辣子》,则须要关注到余又春、杨明坤等现代说书艺人,正是在他们手中,书目内容有了很多发展,书目名称才完成正式变更。
地域范围方面,扬州评话研究应当以扬州为中心,但也应当考察其他以扬州评话作为主要说唱艺术种类的地区。还应该注意地域概念,古今有变化。综合说来,扬州、泰州、镇江等地,扬州评话是主要说唱艺术种类,这些地方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地域范围。淮安、南通、盐城等相关地域,扬州评话曾经很流行,曾经有重要艺人在这些地方说书,对这些地方也需要给以足够关注。重要艺人到更远地方说书的情况,也应当充分注意。本着严谨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态度,我们力求研究范围符合历史文化的原生状态。
围绕鲁迅提出的平民文学观念,主要的不同提法在于市民文学的提法。市民文学提法来自欧美文学,而且有很大影响。关于平民文学与市民文学两种提法,笔者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根本矛盾,平民文学的提法可能更宽泛一些,市民文学可以看作平民文学的一部分,属于平民文学的核心部分。在文学研究当中,笔者赞成总体上运用平民文学提法,如果针对确凿的具体对象,也可以运用市民文学提法。市民这种称呼,来源于欧洲中世纪历史。那些商业手工业发达、要求自由贸易的城市,与封建领主的城堡对立。欧洲历史上的市民,甚至与最高封建领主国王发生对峙。这些特定的城市居民,从大商人大作坊主到普通工匠,都是市民。市民这种称呼移到中国,应用于文学研究当中,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也有一些束手束脚的麻烦。
欧洲和中国的社会历史不同,欧洲市民主要从古代自由民演化而来,也包括一些逃入城市的奴隶。而中国的城市首先是都邑是统治中心,兼有政治功能、军事功能、文化功能和商业功能,而且首先保证政治的军事的功能。追踪中国城市中“市”的演变,发现时间久而过程艰难。汉唐时代的东市西市,都突出商业功能而娱乐功能不足。中国的坊市制度、宵禁制度都维持很久且影响很大。中国城市中真正与“市”紧密联系的居民,地位其实不高。中国城市居民实际包括上至帝王和达官贵人,下至商人、工匠、仆役和各种里巷小民等等。从字义上看,市民提法应当根据生活地域来限定,城市中的居民为市民。但是在中国文学实际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经常把市民限定为城市下层居民。有很多研究市民文学的著述,首先对城市居民进行区分,限定哪些人属于市民,而哪些城市居民不属于市民。这一类限定标准当然并不容易把握,由此产生很多分歧矛盾。有些研究者限制很紧,必须下层商人和工匠才算市民;有些研究者扩大范围,要把居住在城市中的所有商人、中下层文人和下层官员都算进来。中下层文人的具体标准也很麻烦,彼此讨论争议未定,又出现新的问题,比如中下层文人和小官吏的“根”在农村,当他们回到农村,还算不算市民?为此又有新的分歧,甚至有人还要考察他们在城市居住的年限。诸如此类,“市民”概念搞得很复杂,仍然有不少生硬的地方。
平民的范围同样不大容易理清,但是两相比较,平民的提法更符合中国国情,更符合中国通俗文艺的发展状况。不论居住在城市乡村,下层民众就算平民。其实市民是个生活地域的划分,而平民是个社会地位的划分。平民包括城市乡村广大中下层民众,平民文学主要对应这个庞大群体。从地域范围考察平民文艺和平民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城市肯定是重点,但是仍然不能排除广大乡村。小说戏曲之类同样在乡村流传,受到广大乡村民众喜爱和传播。也有种种民间文化产品、通俗文艺作品,可能首先产生和流传在乡村,以后逐渐传入城市,这类作品也不应当被忽略。陆游诗中就写过说唱艺人在乡村演出。元代以来,各种路歧艺人唱戏说书,冲州撞府打野呵,规模有大有小,量上数不胜数。明代词话可能在乡村也盛行。还有带点专业色彩的地方文艺班子,春社秋社,节庆演出。他们经常有些固定剧目,保留了很古老的独特剧目,甚至有些傩文化遗存,很多剧目是城市剧班所没有的。又有带着一些宗教色彩的文艺演出,例如宣卷善书之类,主要在乡村演出和发展,地域相当固定;加工底本者、演唱者、组织者和听众,人数不少而且相当稳定。这些也适于平民文艺的提法。在清代扬州,有数量巨大的庞杂游民以及盐丁盐枭、漕运水手之类流动性人群,乃至郑板桥所说扬州郊区“十里栽花算种田”的花农,大概不算城市居民,但是都可以纳入平民范畴,都是扬州评话听众。乡村各种表演技艺进入城市,城市通俗文艺传入农村的情况都很多。例如《扬州画舫录》记载,扬州周围乡村组织乱弹戏班,进城表演很受欢迎,因而盛暑季节也不歇班,被称作“火社”。而其他各种通俗文艺表演,也多有此类。就平民文艺的发展程度来讲,只有商品经济和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平民文艺比较稳定的消费市场才能形成。就其创作人员、消费群体的聚拢集中而言,城市是平民文艺集中的地方。因此平民文学与市民文学两种概念,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冲突,不过平民文学观念的适应性和包容能力更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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