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贺古道与我国陶瓷艺术海外传播研究

　　我应贺州学院设计学院的邀请为《潇贺古道与我国陶瓷艺术海外传播研究》一书作个引导并序，深感欣慰。与贺州市及贺州学院虽有接触，但还是了解不深，所以迟迟不能脱稿。幸好这是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总结梳理一下也不再是什么难事。
　　贺州，自西汉始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是沟通中原和岭南地区的重要节点。《晋书·地理志》：“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宋人周去非《岭南代答·卷一·地理门》：“入岭南之途有五，‘自道（道州）入广西之贺（临贺）四也’。”说明道州至贺州的这条古道属于五道中的第四条。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书方舆纪要·卷八十一》中说，秦末尉佗如不在桂岭拒防，其后果必然是，北兵“从道州而风驰富川、临贺之郡，则西粤之藩篱尽决矣”，文中说明了这条“新道”的具体走向是“道州—富川—临贺新道”。它是在楚越岭口“古道”的基础上扩筑而成，是一条水陆兼程，以水路为主的秦通“新道”。这条古道北连潇水，南接贺江，所以人们将之命名为“潇贺古道”。
　　始道州，出临贺，北接中原腹地，南达大海，远播海外。因此，潇贺古道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历史上，贺州曾经是繁荣之地；而现在，贺州市的经济发展虽相对落后，但文化资源极其丰厚。
　　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培养了一支年轻而富于活力的地方艺术学术研究队伍，从我的角度观察这支以贺州学院相关青年学者为主的群体，大概有如下特征。
　　首先，抢抓地域文化艺术资源，学术研究队伍日渐成长。积极参与国家、省部级课题研究，为弘扬地域文化和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近年主持国家艺术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等省部级项目10余项，如此密集的艺术研究工作，对于一个由师范教育转型的地方院校而言确属不易，在同类院校中也可以说表现强劲。
　　其次，学术研究涉猎广泛，成果逐步显现。近年来该群体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如张锋的宗祠建筑艺术研究，张桂红的风水林文化研究，陆俞志的瑶族服饰研究，周国泉的瑶族绘画研究，王雪艳的陶瓷艺术研究，等等，如此丰富的学术研究触角，让我感受到了一个学院发展所迸发出的学术朝气和青年学者对地方文化的挚爱和执着。
　　在近代瓷学研究史上，可划分两个阶段，一为文献考证阶段，一为考古调查发掘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前，学者们主要依据有关文献中的陶瓷记载进行考证，诸如《唐六典》《唐书》《新唐书》《茶经》《全唐诗》等典籍，尤其是宋、元以后的陶瓷著录、笔记及方志，如蒋祁的《陶记》、曹昭的《格古要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大清一统志》等书，均具学术和工艺参考价值。《陶记》对当时制瓷的分工、原料及产地、成型、施釉、装饰工艺、装坯、焙烧、销售等，都有详细的叙述，概括了某一历史阶段中国陶瓷发展史的重大作用。《天工开物》其中专设一卷叙述制造陶瓷技术，细述“共计一坯，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对制瓷每一项操作，记载都很详细。成书于明代的《古格开物·下卷》有“古窑器”论一章，也较完整地叙述了明代以前的各大名窑。这些文献对后世研究陶艺极有影响，也为地方艺术研究提供了学术依据。
　　《潇贺古道与我国陶瓷艺术海外传播研究》可以说是一次系统地研究潇贺古道与我国陶瓷史影响的论著，文中大量采用了文献研究与考古窑址相结合的方式，佐证了潇贺古道对我国陶瓷艺术海外传播的应有地位。
　　中国陶瓷艺术之所以备受瞩目和关注，在于历史经济与文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陶瓷的传播较频繁并与海外运输非常密切，其中潇贺古道对中国陶瓷艺术的对外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相比于丝绸之路的家喻户晓，潇贺古道至今知者甚少，今天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曾经作为连接山水之间的陶瓷艺术传播运输纽带的潇贺古道，应该值得更多人去探索和发现。
　　今天能够看到王雪艳的陶瓷艺术研究得以出版，贺州学院地方艺术研究团队学术成果不断，甚为感动。此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