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70510900
★挖掘历史深处尘封的细节，品味犀利独到的观点见解。
★从曾国藩、李鸿章到左宗棠等近代能人，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到军机处，大到政治权谋，小到人情世故，那些鲜为人知的轶事，那些犀利独到的观点，无不渗透着作者对历史和人性的独到观察与深刻理解。
“曾国藩的读书课”“曾文正公吐槽录”“谁想做皇帝”“没想到做了人质”“相术”“痞子腔”“李榕逸事”“美人小白”……本书是谭伯牛精品历史小文的结集，不仅涉及湘军、淮军、太平军以及晚晴众多大佬的逸闻秘事，也谈到了一些史实翻案，内容有理有据、有趣有料，读来让人趣味盎然。
谭伯牛坦言：自己只是想从一些历史细节入手分析，奢望能够以小见大，引出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讨论。
辑一
赫德，行走在广州 _ 002
阶下囚与汉奸 _ 010
广东“流亡政府” _ 018
英国人的老朋友 _ 024
没想到做了人质 _ 027
辑二
曾国藩的读书课 _ 034
曾文正公吐槽录 _ 044
谁想做皇帝 _ 053
相术 _ 056
人不忍欺 _ 059
曾像的故事 _ 061
襟怀洒落 _ 067
痞子腔 _ 070
逮着机会骂上几句 _ 073
军机处的大话痨 _ 077
少磕一个头罚了一年俸 _
080
得体的拒绝 _ 083
“今亮”左三爹 _ 086
李鸿章代笔事件 _ 089
中堂的主考梦 _ 095
他伯伯是李鸿章 _ 098
辑三
奇人钱江 _ 104
天下第一愚人 _ 107
田将军是不是基友 _ 110
名将如美人 _ 115
记名提督王总兵 _ 118
陈士杰轶事 _ 121
李榕轶事 _ 123
李文哀公轶事 _ 129
李将军 _ 133
梅痴与熟女 _ 136
大丈夫能哭能升 _ 139
虽罢，犹有官意 _ 142
冲天炮传奇 _ 145
毕竟战功谁第一 _ 149
吴光耀痛批湘军 _ 152
辑四
内战的资格 _ 158
如何教人去死 _ 161
太平兵法 _ 164
意生寺公案 _ 167
想去天堂看一看 _ 172
军痞、间谍与史学“转型” _
175
天国里的湖南人 _ 178
美人小白 _ 183
女馆错在哪儿 _ 188
辑五
谁先说要结拜兄弟 _ 192
官界佛子 _ 195
曾纪泽的英文名 _ 197
天生急遽郭亲家 _ 200
木关防轶事 _ 205
能静居日记 _ 210
越缦堂与湘绮楼的孽缘 _
214
土匪名士武歪公 _ 219
《投名状》野史正 _ 224
寻访太平天国战争遗迹 _
251
谭伯牛生有一张侃史的好嘴……娓娓道来，不蔓不枝，有根有据……只要翻开他的书，不由得不入他的彀中。
——张鸣
谭伯牛的可贵是秉承司马迁的衣钵，站在了少林拳和葵花宝典之间，有才情又不失史实地展现人和人之间、种种出发点的不同和利益的平衡。
——冯唐
谭伯牛的文字打通了我对那个时代的感觉，对太平天国包括晚清史有了一种亲切感。
——罗振宇
没想到做了人质
1860年 9月下旬，从北京刑部大牢不时传出歌声，仔细一听，唱的是God Save the Queen（《天佑女王》）。唱歌的人叫巴夏礼，英国人，9月 18日傍晚，他被清兵押送至狱。与他一同被捕的，有亨利·洛奇，是英国驻华公使额尔金的私人秘书。二人分监收押，不能知道对方的生死，于是，巴夏礼高唱国歌，若听到应和，则知洛奇仍然活着。
当时，巴夏礼已是赫赫有名的“夷酋”，尽管他的职务不过是额尔金的秘书。早在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时，14岁的巴夏礼就出现在签约会场，作为驻华公使璞鼎查中文秘书马儒翰的助手，被“非常正式的（地）介绍给（大清）帝国的代表团”。1857年，英法联军攻克广州 —此役的导火索“亚罗号事件”，即由巴夏礼策划—建立傀儡政府，由英法“三人委员会”监管，而巴夏礼是委员会的主脑。两广总督黄宗汉—并不能进入广州行使职权，可称“流亡总督”—曾悬赏三万两银子，购取巴夏礼的首级。1858年，英法联军北上，以武力胁迫清廷签订《天津条约》，身在广州的巴夏礼认为英国过于“软弱”，对于未能让清廷同意在北京开办使馆及英国外交官入宫觐见皇帝，感到遗憾。
1860年春末，英法联军以清廷未能履约为辞，再次发难，巴夏礼索性放弃英国驻上海代理领事之职，“投笔从戎”，以额尔金私人随员的身份随军北上。这年 8月 24日，天津沦陷，联军照广州模式，在天津实行“军管”，命清方官员留任处理日常事务，巴夏礼再次受命，负责监管这些官员。不过，与广州长达三年的“托管”不同，英法对占据天津并不感兴趣，它们的目标是去北京换约。所谓换约，是指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1844）规定，签约十二年之后，缔约方可就“所有贸易、海口各款”，重新谈判，及至谈妥，则交换协议文本。表面上看，不过是两国商谈，交换公文，而实质，则是列强借机扩张权益。然而，清廷并不特别在意通商、赔款、税收、外国人管辖权等方面的权益损失，而对各国开办驻京使馆及外使面见皇帝的“虚文”，却坚执己见，不愿让步。
巴夏礼与威妥玛（额尔金秘书）会见直隶总督恒福，提出将天津开放为通商口岸，增加战争赔款，并要求清廷同意巴夏礼率十数人入京为换约做准备。如前所述，清文宗对通商赔款没意见，但对夷人率军入京换约，及巴夏礼先期入城，则谕令禁止。既已兵临城下，联军哪会听劝，9月 9日，开拔向北京进军。文宗怕了，16日，遣恭王与巴夏礼、威妥玛会谈，原则上同意英法代表各带 400人的部队入京换约。只是，次日，巴夏礼与怡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商量入京细节，巴夏礼坚持英法公使向皇帝亲递国书，清方代表未获授权，断然不肯接受。又谈崩了。难道继续上演进兵—谈判—进兵的戏码？双方都没这个耐心。
18日，巴夏礼依约去访载垣，进行最后谈判。孰料，在张家湾遇到清军总司令僧格林沁，竟被捉了。这可不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是由最高层授意的。清廷认为，巴夏礼在洋人中，“情辞尤为桀骜”—近代以来，越是所谓“中国通”，对中国出招越刁钻、下手越狠毒，这个道理不深奥，稍稍一想，即可明白。巴夏礼就是这类“中国通”的杰出代表，说他“尤为桀骜”，没错。错的是，清方误以为巴夏礼“善能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抓他做人质，“该夷兵心必乱”。
于是，当巴夏礼在僧格林沁马前被推倒跪下，挣扎着表明身份，抗议清军不该粗暴对待和谈代表时，僧格林沁不耐烦地打断他，问：“昨日会面，为啥你不好好谈，非要坚持面见皇帝，破坏和议？”巴夏礼深感无奈，答：“我一切奉命而行，并无撤销谈判条款的权力。”僧格林沁怒曰：Bull shit，本王耳汝名久矣，别以为不知道你的能量，正是你个混蛋鼓噪，你军才悍然进攻，速速为我写信，劝他们停战，不然饶不了你。巴夏礼鼓起勇气，拒绝讹诈，答：“真不骗你，不管我写啥，我军都不会停战。
”僧格林沁慌了，说：“看来你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随即将他装入囚车，送往刑部大牢，并在当晚对他实施了刑讯。巴夏礼固然是殖民帝国的走狗，可同时也是条汉子，他未屈服于暴力。
次日，威妥玛通知清军，所有被俘英法人员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否则联军立马进攻北京。清廷这下知道误判了形势，抓来的人不是关键角色。22日，将巴夏礼从关押刑事犯的大牢移至专为高级官员准备的小牢房，并于当天及 26、28日，遣前任粤海关监督也是巴夏礼老相识的恒祺，去做思想工作。29日，又将巴夏礼从监狱迁至一处祠堂，沐浴更衣，好吃好喝伺候着。然而，联军软硬不吃，陆续发来强硬的信息。10月 3日，威妥玛致书巴夏礼，请他向清方转达：如果囚犯受到任何伤害，“我们就把北京城从一边烧到另一边”。
6日，经与恭王一夜密商，恒祺见巴夏礼，称情愿接受英、法的条件，请巴夏礼写下字据，声明若释放全体囚犯则联军不再报仇。7日，联军发动进攻，占领颐和园。
8日 9点钟，巴夏礼见恒祺，建议北京开城，延入联军，或不致扩大战事。恒祺答，这不可能。无话可谈，巴夏礼聊起天文学，譬如地球是不是绕着太阳转。一屋清官，安安静静，坐着喝茶，听这个英国人搞科普。扯了三个钟头，正午，信使至，恒祺听毕汇报，说，恭王决定在午后二时以前放人。巴夏礼鞠躬致谢，随后，继续谈论月球是否自转。下午 1点钟，恒祺打断巴夏礼的科普，派人护送包括巴夏礼在内的十三位外宾离开。
巴夏礼坐在蒙着黑布的手推车里，默默感念，认为自己“欠了恒祺的情，事实上他是一位真诚的朋友”。当战争结束，恒祺向巴夏礼解释了 10月 8日的秘密。时已逃至热河的清文宗收到最后通牒，知道人质换和平计划完全破产，方寸大乱，竟然决意尽快处死外国囚犯。恒祺在热河的内线向他报告此事，他紧急联系恭王，请下令尽快释放囚犯（恭王受全权负责“夷务”），不要因为接受“乱命”而搞得局面不可收拾。恭王从之。那一天，巴夏礼离开不过十五分钟，来自热河宣布死刑令的钦差就到了。
当时被俘的英法人士共计 39人，21人死于监狱。巴夏礼虽然生还，却认为不能“对中国当局犯下的残暴罪行视而不见”，必须予以惩罚。“我们的敌人只是中国皇帝”，而“圆明园就像我们的白金汉宫”，是皇室的财产与象征，烧掉圆明园，也就仅仅惩罚了皇帝，而不致伤害无辜的人民。
10月 18日，额尔金下令火烧圆明园。
曾国藩的读书课
士大夫之学
余英时论曾国藩之治学，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叫作“猛火煮”。其时，国藩虽为翰林，却常因学殖浅陋，为人所笑，乃下定决心，“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道光廿二年家书），要求自己每日须写字若干、抄书若干、读书若干，“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道光廿四年家书）。成效甚著，仅道光廿四年（1844）下半年，他便读完《后汉书》《王荆公文集》《归震川文集》与《诗经大全》，皆施圈批，一丝不苟。第二个阶段，则是嗣后二十余年的“慢火温”，大致可总结为：生书快读以求广博，旧书熟读以求约取；读书范围，以义理、辞章、经济、考据四科为限。余英时之喻，出于《朱子语类》，是说做学问就像熬一锅汤，“须爇猛火先煮，方用慢火煮”；然则曾国藩最末熬成一锅什么样的汤呢？看他自己如何说：“吾生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咸丰九年家书）。对此，
余英时做了一个有趣的解释，称曾国藩没有走“专家”的道路，而是完成了自己的“士大夫之学”，庶几等同于西方的“通识”教育。因为，渊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通识”教育，与中国传统“士大夫之学”一样，皆以塑造完美人格为最高理想，而不仅追求精于一艺的专业成就（《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载广西师大版《余英时文集》第九卷）。
只是，要修成塑造完美人格的“士大夫之学”，除了读书，必还有一份具体的行为指南，余英时的文章于此未作评述，不免遗憾。欲考察某人的日常行为，自以研究其人日记为最便，然而，岳麓版《曾国藩全集》所收日记恰恰缺少这部分内容。自道光廿六年（1846）至咸丰七年（1857）的日记，《全集》俱付阙如，其中，绝大部分因曾国藩座船遭太平军火攻而被焚毁，永不可见；而咸丰元、二年间的日记，尚存人间，惜编者不察，遂致遗珠。1965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十巨册《湘乡曾氏文献》，第六册为《绵绵穆穆之室日记》，正是这份日记记载了曾氏修习“士大夫之学”的全部课程。
国藩日记格式比较特别，合二页为一日，每页四栏，各有标题（即日课），依次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有事则记，无则从缺，这是日记的“体例”，略作统计，几乎无日不记者有读书、办公、课子、对客四事。其时国藩兼任礼、刑二部侍郎（略当今日之副部长），政务繁忙，办公对客无暇晷，可想而知。两年间所读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多读经济之书，如治河、漕运、礼制、钱法之类，且极有针对性，如听闻广西发生暴乱，即开始读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琢磨治军用兵之法；一是根据儿子的教学进度，顺便给自己补课，如教儿子读《尚书》，对拿不准的地方他自己一定预先温习，绝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然公退犹不废读书，不忘教子，似稍异于常人。至于静坐，并非如理学家所说，能穷万物之理，不过抽空打个盹而已—“未初（午后一点钟），在坐曲肱枕睡”。属文、作字，则多属应酬，以赠序、对联为多。如此，就是曾氏“士大夫之学”的主修课。
不过，看这每一天每一门课，实在平淡无奇，于是，有人要问了：靠这个真能修成“士大夫之学”？答曰：好像不行。再问：若生命不息，上课不止，历数十年如一日，是不是能修成此学，也做一回文正公？答曰：好像也不行。为什么？因为，在这份日记里，曾国藩已作解答，那就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随即衣锦还乡，在湖南打了大半年的“摆子”与“秋风”。“打摆子”，谓此身已是金马玉堂中人，在家乡地方待人接物，架子很大，口气不小，颇有不可一世之概；“打秋风”，则谓从亲戚、朋友、乡绅、土豪与地方官处，收红包，吃酒席。二语皆国藩自道，不是诽谤。
在家耍一年，他才到北京正式上班，从此，才真正明白长安居大不易的滋味。缺钱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赘，发现自己学问不够才是最令他苦恼的事情。当然，能在严格而艰难的考试中脱颖而出，年未而立做了翰林，成为传统中国的精英，已经很不容易。所谓学问不够，不是说在当时四亿国民中，他水准如何，而是看与在京的精英比较，他水准如何。很不幸，国藩自觉不佳，生怕再不努力就要失了“词臣体面”。
余先生的老师，近代学者钱穆先生，在民国二十四（1935）年写了一篇《近百年来之读书运动》，解释清代道光朝以来读书风气的变化，特别选取陈澧、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与梁启超为代表，介绍并点评他们“对后学指示读书门径和指导读书方法的话”。曾国藩在五人中官爵最高，事功最大。钱先生是博学而高明的学者，谈的又是读书问题，特意把曾国藩列进去，可以想见，国藩在发现自己学问不够以后，“困知勉行”，获得了不小的成就。
凡人读书皆有课程，国藩也不例外，用他的话说，就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日子怎么分刚柔，难道是硬一天，软一天？非也。解释很简单，就是单日与双日。不过，不是初一单初二双这样的单双，另有讲究。
古代以天干计日，如甲子日，甲是天干。天干有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其中，甲丙戊庚壬，这五个天干居于奇位，属阳刚，故称刚日，也就是单日。乙丁己辛癸，居偶位，属阴柔，故称柔日，也就是双日。日别刚柔，最早大概见于《礼记》：“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单日读经书，双日读史书，这是曾国藩读书课的基本日程。
曾国藩的书单
经书与史书，是泛称，具体是哪些书呢？国藩认为，必读的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一些不得不读，要认真读反复读的书，其中以《史记》《汉书》《庄子》与《韩愈全集》最为重要。《史记》《汉书》与《庄子》，几乎是所有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书，而韩集也列为必读，则体现了国藩个人的兴趣。国藩的朋友发现，在写重要文章，甚至写奏折之前，国藩会随手抄起一册韩文，翻来覆去地看，直到看出了灵感，才开始写自己的文章。可见韩愈对他十分重要。
此外，还有四种必读书。先说《资治通鉴》《文选》与《古文辞类纂》。《资治通鉴》是编年史，从先秦讲到五代，是国藩“柔日读史”的主打书目—他也买了“二十三史”，只是不如《资治通鉴》读得熟。《文选》是先秦至南朝的古代文学选集，《古文辞类纂》选录从战国到清代的古文（即相对骈文而言的散文），二书也是传统读书人的基本书目，不必详说。值得多说两句的是国藩自己编选的《十八家诗钞》。从曹植到元好问，从魏晋到金朝，国藩选了十八位大诗人的六千余首诗，本来只是“私家读本”，后来也出版了，供世人参考。
以上是必读的八种书。然而不能只看必读书，还要看其他书，只是典籍浩如烟海，该看哪些人的哪些书呢？这就有个读书门径的问题。曾国藩说，自己在学问上一无所成，然而，对于读什么书，如何治学，却是略知门径。有的人读了一辈子书也不知道到底学问是怎么回事，学术是怎么回事。一个人会不会读书的关键，就是这“略知门径”四个字。当然，略知门径之后，是不是能够登堂入室，这个就有幸有不幸了。不过不知门径却能登堂入室，这就是天方夜谭，不可信从了。
国藩对读书门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正因为他的自觉，钱穆才将他列为近代读书的代表人物。读书门径，或有高下广狭的不同，但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适不适合。以此，说国藩对读书门径有独到见解，并不是在学术史的层面说他有哪些超越前人见解的地方，而只是说，这个门径很适合他自己。
孔子之门有四科，叫作德行、政事、文学与言语。对国藩影响很大的桐城派，则强调义理、考据与辞章。国藩自认为明了其中的道路，乃结合桐城的三种功夫与孔门四科，写了一篇《圣哲画像记》，按照义理、考据与辞章的分类，同时符合孔门四科的标准，列出国史上特别重要的三十四个人，以为读书治事的典范。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首列文王、周公、孔子与孟子，所谓“文周孔孟之圣”，“不可以方体论”
—即不能仅以一个或几个维度来评判他们。他们是集大成者，特别厉害。还有四位，所谓“左庄班马之才”，即《左传》《庄子》《汉书》与《史记》的作者，则高出他人一头。他们的作品是很多人创作与思考的源泉，不能局限在哪一科、哪一门。
上述八人以外的二十六位，以义理、辞章与考据来分类。
义理，包括孔门里的德行和政事。德行与政事兼备的有诸葛亮、陆贽、范仲淹与司马光，都是国史上重要的政治家。另外则有周敦颐、程颐程颢兄弟、朱熹与张栻，政治地位虽不高，然而，“君子之德风”深刻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中国人，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走向。当然，选择这五个人，显然表明了理学倾向。国藩虽然讲究汉宋调和，但在他心中宋学的分量还是要重一点。
辞章，是孔门的言语科，也就是后世所讲的文学。有八个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与曾巩，写得一手好文章，李白、杜甫、苏轼与黄庭坚，吟得一手好诗。国藩本质是一个“文艺青年”。他不止一次回忆，刚到北京，心里还是想走文艺道路的。当时的朋友，如梅曾亮的古文，如何绍基的书法，皆是天下数一数二的角色。他说，鄙人固然佩服这两位，但是，自信若能坚持舞文弄墨，未来的文章与书法，所造亦必可观，未必就不如人。只是后来做官，职位越来越高，从军、打仗越来越险，实在没有余暇从事文艺，以此没能达到他们的水平。
考据，则是孔门四科里的文学，与历史有关，与制度有关，更与经济（经世济民，非今日所云经济）有关。人选略分今古，先说古人。许慎，是《说文解字》的作者，郑玄，笺注很多经书，二人是非常重要的汉学家（汉代之学）。然后是杜佑与马端临。杜编《通典》、马编《文献通考》，是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著作。这四位相对国藩来说都是古人。再说“今人”，尽管也隔了数十上百年，然皆属于“国朝”，所以说是今人。顾炎武，国藩将他列在考据门，更重视他在史学的贡献。秦蕙田，撰《五礼通考》，此书对国藩影响甚巨，在日记、书札与笔记中常能看到他讨论此书的内容。姚鼐，是桐城派古文运动的发起人。王念孙、引之父子，是著名的小学家。
对这一门的人选，钱穆极表赞扬，说国藩很有眼光。清代考据最重小学（文字、音韵与训诂），所谓读书须先识字，又所谓一字不识学者之耻，人选中以许、郑、二王最为擅长。但是曾国藩把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与姚鼐这几位似乎不属正宗的学者也放到考据阵营里，那么，用钱穆的话讲，这就是“在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在校勘训诂之外又辟出了典章制度，把考据的范围扩大了”。一旦扩大，对于古代社会，乃至当代社会的理解，就会不一样。所以他说，国藩在这方面的见识是非常高明的。
国藩没有成为大学者
《圣哲画像记》里的前贤是国藩的文化偶像，他们的著作是国藩的文化资源，了解这些人的事业与学问，对于了解曾国藩来说是很重要的前提。然而对绝大部分人来说，不可能通读这些偶像的著作，是一件憾事。幸好曾国藩做了精选本，便利读者。一是前面讲过的《十八家诗钞》，再就是《经史百家杂钞》，不仅选了《圣哲画像记》里三十多位圣哲的作品，还选了其他重要人物的文章。看这两个选本，我们大致也就知道曾国藩都读过哪些书、重视哪些作者、喜欢哪些作品。他一生学问的基础，也几乎都在这两个选本了。
不过，曾国藩的学问在学术史排不上号。用钱穆的话讲，是“切实处多，高明处少”。国藩没有成为大学者，有下列原因。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