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三编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关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一部新著。内容题材广泛，既从宏观角度省思中华史学与文化的发展与走向，也具体探讨了近代史家学术风格和近代史的一些重要事件，从多角度读史论史，以论中西交融见长，显示了作者宽阔的学术视野和学贯中西的研究特色。

 汪荣祖，著名中国近代史学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访问讲座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荣退教授。

史学编

在西风下省思中华史学的走向 ／ 3

论史学求真的疑惑与可能 ／ 26

环球史学开创未来 ／ 68

历史生态学试论 ／ 104

论地方史研究 ／ 112

陈垣史学风格 ／ 126

史家陈寅恪的自我 ／ 144

史事编

施琅与台湾 ／ 205

辛亥革命的三股动力 ／ 221

论张学良最长的软禁 ／ 263

文化编

通中西文化之隔 ／ 295

利玛窦传统与辅仁学风 ／ 310

后科举时代的科举幽灵与文化断层 ／ 320

新文化的南北之争：重新认识五四运动的复杂面相 ／ 330

 新文化的南北之争：重新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复杂面相一、引言北京大学是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更形成莫之能御的新文化风潮，领袖群伦。五四爱国运动之起，由于欧战结束后，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竟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移交给日本，中国以战胜国而丧权辱国，国内舆情大哗，引发抗争，以及随之而来蓬勃的新文化运动。唱新文化者在文化上刻意求新，将中国的挫败与羞辱归罪于旧文化而欲摒弃之，甚至高唱“全盘西化”之论。唱此新文化之群贤，齐集北大。蔡元培校长虽以“兼容并包”闻名于世，然主要在容纳新派，诸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多为其所延揽。蔡校长虽不排斥旧派，但心向新派，且旧派已非主流，不是靠边站，就是引退南下，北大成为新文化的重镇，势所必然。所以南北之分并不是“地域之暌隔”，“不能共通声气”，而是因意见不合而分道扬镳，各据一方。当年反对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的人文学者，聚集在东南中央大学（包括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东南大学）。他们经常被视为反对新文化的一群抱残守缺的顽固派，紧抱传统文化，拒绝外来文化。事实上他们之中亦多清华出身，留学欧美，教育背景实与新派略同。他们坚决反对的是以新文化来取代旧文化，尤其痛恨旧文化之被摒弃，所以极力要维护旧文化，因而被称为反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其实，他们明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并不反对新文化，他们所主张的“新人文主义”就是舶来品，也是一种新文化，只是他们所要吸取的新文化，有异于陈、胡。他们对新文化的态度也不相同，不要“拿来”，而要“融化”。这群人以梅光迪、吴宓、刘伯明、胡先骕、楼光来、柳诒征、张荫麟、徐子明、黄季刚、吴梅、胡小石、汪辟疆等学者为中坚，以东南大学（1927 年改组为中央大学）为基地，创办《学衡》杂志与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者争锋，俨然是一场民国学术界的南北战争。所谓南北不是地域之分，亦非省籍之别，恰恰因两派学者展开论战时分居于北京与南京而有南北之分。不过，分居南北，并非偶然。北京大学原是五四运动的摇篮，该校教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又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与主要执笔者。与北京学者唱反调者聚集于南京东南大学，则由于梅光迪的“策略”，要大家刻意避开北大，而在南方的“高等教育机构站稳脚跟”。度梅氏之意，无非是别树阵地，与之相抗衡。历来论及新文化运动偏向激进一派，将温和派视之为保守与落伍而忽之。届此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激情过后，回顾与反思，理当重新检视以新人文主义为旗帜的南方新文化运动。换言之，吾人不应再将焦点聚于新旧之争，而聚于温和与激进之争。激进胜出未必是福，值得检讨。先将双方交锋的主要议题分述如下：二、文言与白话之争民国九年（1920）教育部通令全国各校改用白话教学，自此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文，开展了蓬勃的白话新文学，最后导致文言成为一般读书人难以索解的“古代汉语”。此一转折影响的深远，称之为“文学革命”或“文化革命”，并不为过。更具体而言，可说白话革了文言之命。其实，白话并非新创，古已有之，只是古来视白话为俚语，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而文言则是典雅的正式文字。北派大将胡适于“五四”之后成为提倡白话文的健将，远在“五四”之前留美期间的胡适已开始与同学兼同乡的梅光迪展开文、白之辩。辩论的结果双方都坚持己见，以致于因反目互诟。在形象上，胡适成为识时务者的英雄，而梅光迪则成为反对白话文的不识时务者。其实，梅氏长胡氏一岁，与胡氏一样考取清华公费留美，先入西北大学，后入哈佛大学，专攻西洋文学，并不反对白话文，他自己也写白话文。他反对的是“废文言而用白话”，不认为文学的演变是新文体取代旧文体，而认为是“若古文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变迁，尤非革命也”。换言之，新旧文体应该承先启后，可以并存，“岂可尽弃他种体裁，而独尊白话乎？”所以明确地说，梅光迪他们并不反对白话文，重点是反对废止文言，认为不必专用白话而弃绝文言。惜文白之争最后沦为无意义的赞成或反对白话文之争的假议题，反而忽略了真正的议题：文言是否应该废止，必须被白话所取代？提倡白话最卖力的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一书里，如何界定“白话文”就出了问题。他所谓的白话文是“听得懂的”“不加粉饰的”“明白畅晓的”，自然包括了那些浅显易懂的古文在内，至于所有深奥华丽、小老百姓看不懂的古文都应该被“排斥”的、不及格的“僵死文学了”。极力提倡白话文的胡适以死活来界定文言与白话，认为文言是“死文字”，白话才是“活文学”，活文学理所当然应该取代死文字。其实西方人所谓“dead language”指得是“已废文字”（language no longer inuse），然而文言在当时仍然是“通行的现行文字”（language still in use），绝不可能是“已废文字”，废止不用之后才会死亡。据南京中央大学的徐子明教授说，刘半农在巴黎学位口试时，曾说中国文字（古文）已废，被法国汉学教授Vissiere驳斥如下：“中国文字是已废的文字吗？呸！它全没有废，它是极其通行。”（La langue chinoiseest-elleune languemorte? Non，ellen’est pas du tout une langue morte，maiselleestune languevivante par excellence）。胡适自定文字的生死之余，却又以一己的主观价值在《白话文学史》里收揽了一些自称“已死”的古文，又完全忘了如何处理不明白畅晓的白话文。钱锺书先生曾说：“白话至高甚美之作，亦断非可家喻户晓，为道听途说之资，往往钩深索引，难有倍于文言者”，又说“以繁简判优劣者，算博士之见耳”、“以难易判优劣者，惰夫懦夫因陋苟安之见耳”。若按胡适的说法，难道内容艰深不容易看懂的白话文也都成了“僵死文学了”？其实“文学之死活，以其自身的价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文字之今古为死活”。所以，凭难、易、繁、简来判决文字的死活，是站不住脚的。按文言与白话都是汉文，并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白话是“口语”（spoken language）而文言是“雅言”（written language），口语成为可读的白话文，仍需要雅言作为根底与资源，诚如梅光迪所说：“欲加用新字，须先用美术已锻炼之，非仅以俗语白话代之，即可了事者也”。同时，白话也可使古文除去陈腔滥调而更具弹性。换言之，白话可使文学普及，但无须废止讲究“贵族的”“美学的”精英文学，原可双轨并行而不悖，如吴宓所说：“文言白话，各有其用，分野文言，白话殊途，本可并存”。徐子明更明言：“夫岂知英美德法，其政令公牍及学人著述所用之文字，与寻常之语言绝殊。伦敦、纽约、巴黎，其贩夫走卒孰不能各操其国语。然而授之以通人之撰述，则茫然不解。何则？著述之文字，简洁精窍，不似口语之俗俚畏琐，故未加研习则不能解”。然则，口语与行文不可能合一，中外皆然。但是“五四”之后，文学革命风潮高涨，白话通行，北派成为新文化的领袖，而南派沦为守势，不得不亟力攻击白话独尊，原意是反对尽弃古文，如南派的胡先骕所认为的，古文是前人留下的遗产，不应尽弃，创新必须要植根于传统。抗战前后在南京中央大学执教的徐子明教授从历史观点指出，罗马帝国通用拼音的拉丁文字，帝国崩解后各族以其土语为国语，各立一国，欧陆便永久分离。中国的方块字根据六书而成，与拼音文字的性质完全不同，异族虽然不断入侵，但无法拼出其土语，只能认中国字，读中国书，最后因认同中国文化而成为多民族中国的成员。所以徐先生认为，“华文的统一文化之功和用夏变夷之力，不管以时间之久长或空间之辽阔而论，可说史无前例”。换言之，中国文字自有其特性与功效，何必强同，一意西化？幸而汉语拼音化只是纸上谈兵，未付诸实施，否则更难以挽回矣。然而在相互攻防之间理性的讨论很容易流为情绪性的抨击，因而失焦，如吴宓痛斥北派偏激的主张“卤莽灭裂”，徒以谩骂为宣传，发没有根据的言论，使国家社会受害。但北派乘趋新的优势，根本不把南派放在眼里，胡适很高傲地宣称：“《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夸大得意之状，溢于言表。发抒情绪之余，几无理性讨论的空间，变成简单的文白之争，反对独尊白话被认为是反对白话，主张文言不宜偏废被认为是食古不化。北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而南派则普遍被认为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保守派”。但实情并非如此。今日尘埃落定，表面上看来，南派败北，白话胜而文言败。平心而论，白话俗语诚然已经证明可成为精致的白话文，但白话文的精粗好坏与能否取法古文大有关系。如何使拖沓繁复的白话成为简洁明畅的文字，有赖于善用文言。他们认为偏废古文不仅是枯竭了白话文的泉源，而且舍弃了汉文化的宝筏，因千年古文所载，乃整个传统文化精神之所寄，也就是吴宓所说“民族特性与生命之所寄”，与吴宓精神相契的历史学家陈寅恪虽未参与文白论战，但毕身不用白话作文，以贯彻其信念。吴宓的学生钱锺书虽以白话文创作，但不废文言，晚年巨著《管锥编》即以典雅的古文书之。证诸百年来写白话文的能手，无不从古文泉水中获得滋养，只因古文遭到废弃与漠视，能够借文言使白话文写得精简雅洁者日少，能写文言者更是日见凋零。对极大多数的国人而言，古文不啻已成为枯井竭泉，读来犹如有字天书，反而因受到西语影响，污染了白话文的写作。至今有人呼吁加强国文，岂不晚矣！亦不得不令人感念当年南京中大人文学者，反对废弃古文、独尊白话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