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1701302丛书名: 无
1. 强强相遇，鹿死谁手？剧情反转，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深入荷兰东印度公司和日本幕府的内核，生动讲述世界股份制公司的开创者与亚洲政权的缠斗。
17世纪活跃在亚洲的欧洲海外组织中，荷兰东印度公司坐头把交椅，而德川幕府对日本群岛的强势统治也超过250年。在全球化*阶段，欧亚两个强者的相遇，会引发哪些矛盾与纷争？他们又是如何在国际秩序的边缘试探，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荷兰人在日本的一举一动牵引着剧情的发展，曲折丰满，情理之中总有意料之外，吊足读者胃口。
2. 以小见大，从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日本幕府之间的冷暴力和热暴力，看全球化早期欧亚不同文明圈的碰撞。
本书不仅研究了荷兰人与日本人的冲突，还考察了荷兰人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朝鲜人、暹罗人、中国人的交往。在不同文明的碰撞下，荷兰人在亚洲事务中是如何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欧洲人怎么看待亚洲不同国家的文明？亚洲政府又是怎么权衡利弊的？从中可以看到欧亚异质文明的交锋与交融。
3. 重新定义“欧洲崛起”。
传统观念一般都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亚洲政权处于弱势地位，欧洲强势入侵。本书通过探查荷兰东印度公司和日本德川幕府的交锋，发现在近代早期，欧洲势力与亚洲政权并非简单的你强我弱的关系，而是随着时间和具体环境的不同呈现一种复杂形态，对欧洲与东亚之间近代早期关系的普遍观念提出质疑和挑战。
4. 2015年度杰里·本特利世界史奖获奖作品，海外汉学名家欧阳泰、《美国历史评论》、《日本文化志丛》等纷纷推荐。
5. 运用技术手段改变历史书写。
本书采用大量在线数据库资源进行研究，充分利用了开创性的网络平台，作者正在从事的数字人文项目为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为历史研究灌注了新鲜血液。
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向亚洲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然而自涉足日本市场以来，荷兰人毫无话语权。荷兰东印度公司期望能在德川幕府的秩序中寻求一席之地，但他们的尝试却屡屡受挫。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地位，荷兰人利用外交、武力、经济等各种手段，想方设法为自己争取利益。在和德川幕府的一次次交锋中，荷兰人反复定位自己，他们到底是侵略成性的海盗，还是只想分一杯羹的商人？是“荷兰国王”的合法代理人，还是幕府的忠诚附庸？是顽固的殖民者，还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荷兰人不断在进退的边缘试探。在17世纪全球化背景下，这个世界股份制公司的翘楚究竟如何跨越迥然相异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文化圈，维持与亚洲政府的外交、商业、政治关系？又是如何建造自己的海外商业帝国的？本书仔细审视了近代早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日本德川幕府的斗争，重新定义了“欧洲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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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译丛（见识城邦出品）：
01：全球史是什么[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著
02：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英]佩里格林·霍登（Peregrine Horden）[英]尼古拉斯·珀塞尔（Nicholas Purcell）著
03：19世纪大转型[德]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著 [美]罗伯特·A.德内马克（Robert A.Denemark）编
04：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美]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 著
05：公司与将军：荷兰人与幕府时代日本的相遇[英]亚当·克卢洛（Adam Clulow）著
06：近代早期世界的全球互动（1400—1800年）[美]查理斯·帕克（Charles Parker）著
07：中间地带：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帝国和共和国（1650—1815年）[美]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著
08： 蚊子帝国：1620—1914年间加勒比地区的生态战争[美]J. R. 麦克尼尔（J. R. McNeill）著
09：美国宪法的全球史（1776—1989年）[美]乔治·A．比利亚斯（George Athan Billias）著
10：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年）[英]C. A. 贝利（C. A. Bayly）著
11：交换之物：荷兰黄金时代的商业、医学与科学[美]柯浩德（Harold J. Cook）著
12：鸟粪与太平洋世界的开启：全球生态史[美]格里高利·库什曼（Gregory T. Cushman）著
13：气候变化与全球史[美]约翰·L. 布鲁克（John L. Brooke）著
14：大转型：中世纪晚期世界的气候、疾病与社会[英]布鲁斯·M. S. 坎贝尔（Bruce M. S. Campbell）著
……后续新品，敬请关注……
中文版序言
导 言 驯服荷兰人
大分流
公司与将军
文明化和社会化
第一部分 外交
第一章 来自共和国的王室书信
欧洲大使在亚洲
荷兰的问题
发现日本
第一位荷兰大使
荷兰执政的回应
第二章 巴达维亚总督
作为外交首府的巴达维亚
派往日本的新使节
大使的到来
江户迷局
拒绝与责备
第三章 幕府将军的忠实奴仆
言语与修辞
江户参府
从言到行
“帝国的鲜花，国家的护卫”
第二部分 暴力
第四章 暴力之海
海上通行证
法律与暴力
葡萄牙人在日本
扩张与升级
1621年法令
第五章 权力和申诉
长崎的中国商人团体
忠实正派的人们
郑氏的威胁
布鲁克林号事件
克拉维斯克号事件
法律之海
第三部分 主权
第六章 把国旗插到亚洲去
殖民地大员
限制与抵制
保卫主权
日本中心主义的文明秩序
来自中国台湾的使团
冲突升级
第七章 放弃长官
罪行与惩罚
安汶事件
放弃长官
营救长官
礼物
结论 荷兰人在日本的经验
致 谢
档案史料
参考文献
索 引
译后记
驯服荷兰人
1627 年10 月，一个庞大的使团抵达江户——德川幕府的政治首府，一座不断扩张中的城市。这个使团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派出的，当时该公司作为在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欧洲企业，迅速崛起。彼得·奴易兹（Pieter Nuyts）位列队伍的最前面，坐在由六位轿夫抬着的专用轿子中。作为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的新近毕业生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杰出顾问，彼得·奴易兹担任此次向幕府将军派出的特使。紧跟其后的随行队伍引人注目，有近三百人之多，其中包括荷兰将士、全副武装的武士、身着制服的青年侍从、翻译、马夫，当然还有许多仆人。这支使团力图展现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断增长的自信，因此此次出使日本经过精心策划并且开销巨大。他们不仅准备了丰厚的礼物，而且带来了对幕府将军的一系列要求。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彼得·奴易兹就不得不连夜逃离江户。他的使团被草草打发，甚至连幕府将军的面都没见到；他的礼物被弃置一旁；他的要求也被忽略。与来时的隆重排场相比，此次这位特使的返程，没有任何随员陪伴。由于未经官方许可，彼得·奴易兹只能找了几个轿夫来，帮他抬轿以穿过江户漆黑的街道。经过好几个小时的等待后终于成行，但是他们尚未到达街道的尽头，就被一个当地巡夜者喝令拦下。这些轿夫惊恐万分，突然扔掉轿子四散而去，留下荷兰特使站在街道中间，孤立无助。
彼得·奴易兹使团或许是一次格外惊人的失败，但其经历绝非独一无二，这种情况在当时甚至更为普遍。事实上，许多前往亚洲的其他欧洲使团也处于同样的境地，亚洲人对他们的身份或权威视若无睹。像彼得·奴易兹这样的个人，在欧亚之间的全球性碰撞中处于岌岌可危的前线位置。这种处境从1497 年瓦斯科·达·伽马率领小型舰队，开辟通往印度的新贸易航线时便已开始。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这些航线逐渐延长直至可以环球航行，逐渐加密直至成为可靠的远洋贸易快速通道。在达·伽马的开拓性航行之后，首先是葡萄牙人，后来是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成千上万的欧洲人进入亚洲海域。他们在那里开始遭遇一连串的强势政权，这些政权所拥有的军事、经济和文化资源，都远远超过欧洲最具支配地位的政权。当欧洲人在亚洲秩序的边缘争夺地盘时，其结果便是出现了类似1627 年发生在日本的场景。
本书所要考察的是欧洲人和一个强势的亚洲政权之间的冲突，聚焦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日本德川幕府之间的交锋。众所周知，在17 世纪活跃于亚洲的所有欧洲海外组织中，荷兰东印度公司最为强大；而德川幕府对日本群岛的强势统治已经超过250 年。通过分析这一交锋中的某些关键时刻，本书将围绕有时被称作“全球化第一阶段”的概念提出一系列问题：在早期近代的亚洲，欧洲权力的性质和程度如何？欧洲人如何处理与像日本德川幕府这样的亚洲政权的关系？他们又在当地的政治秩序中处于何种位置？最后，对这样一种遭遇政治的考察，如何改变我们对传统上被定义的“欧洲崛起”（the rise of Europe）的理解？
大分流
当然这一时期勇于开辟新大陆的水手，远不止达·伽马一人。早在达·伽马出发的五年前，另一支由西班牙——比葡萄牙更强大的邻国——派遣的探险队，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率领下，离开欧洲海岸去开辟通往印度的航路。但是这两支舰队并没有在南亚次大陆会合，而是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进发，结果不仅遭遇了迥然相异的文明，也最终开启了两条完全不同的欧洲扩张路线。与他们在亚洲的竞争对手不同，向西航行的欧洲人能够攻克庞大的帝国，征服帝国的子民、文化和领土，还能永久地改变他们所发现的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面貌。虽然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只有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差异才逐渐扩大——那时哥伦布的探险超越了地理限制，成为欧洲早期近代扩张的一个重要象征。
结束首次航行返回欧洲时，哥伦布报告称：“发现了许多人口稠密的岛屿后，我以我们最伟大的国王的名义将其占领。”哥伦布这种带着典型自信的陈述，描绘了他们向西扩张的关键举动——占领仪式（the ceremony of possession）。诸如此类的哥伦布报告，首次出现在1492年10 月12 日，当时他刚结束了一次长达33 天的远航，这个舰队司令带着一面西班牙王室的旗帜，登上了瓜纳哈尼岛。历史的见证者们簇拥在他周围，身后远处还有大量若隐若现的舰船，哥伦布“为国王和王后占领了这个岛……应要求做出了声明”。后来欧洲人以胜利者的姿态，将这一著名场景制成雕塑，至今仍装饰在许多公共建筑物上。在这些雕塑中，舰队司令身佩利剑并带着标语，代表着西班牙王室向土著们索要岛屿，而后者充满敬畏和恐惧，在他身后缩成一团，毫无反抗。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种占领仪式一再上演，为一个稳步向内陆推进的帝国奠定了基础，而在这之前首先是在沿海扩张。欧洲快速扩张的步伐通常被归因于两个关键优势，除了把势力边界往外推以外，同时还能适时重整美洲大陆的秩序。历史学者已经注意到这套十分可怕的技术——能切割衣物和肉体的铁制武器，能远距离杀人的火器枪炮，能使穿戴者免于伤害的钢制盔甲——由欧洲人带来的这套技术产生了十分可怕的后果。这套技术单独使用起来已难以对付，组合应用几乎势不可挡，所向披靡。就在瓜纳哈尼岛冲突发生几十年后，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以总数仅两千、装备精良的西班牙军队推翻了阿兹特克帝国而名声大振。科尔特斯的成就被拿来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相提并论，后者曾率领一支规模小得多的、仅由167 名士兵组成的队伍进入中美洲，沿途屡获大捷，最后推翻了庞大的印加帝国。研究者认为，这些战争手段带着一种强烈的自信，使得欧洲人将新世界视作一张白纸，可任由他们勾画自己的壮志宏图。这种欧洲优越性的绝对信念，在与新文明的遭遇中得到了加强而非削弱。有了这种信念的支撑，哪怕是规模较小的、寡不敌众的探险者们，也敢于向强大的土著政权索要广阔领土，甚至宣战。
最近几十年来，这种胜利者的叙述——将欧洲探险者和拓殖者当作文明的先驱论点，至少在学术著作中已基本上不复可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哥伦布探险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的新观点。然而这种转变后的叙事，也没有改变欧洲人自信的、征服的基本轮廓。[1] 当充满征服和镇压等悲惨故事向西扩张，继续占据着学术研究的中心位置时，欧洲人怎样在亚洲取得进展，特别是他们怎样与那里的政权打交道，却几乎很少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其结果是，欧洲人带着先进技术抵达遥远海岸的熟悉场景，以及对其自身优越性的绝对信服，只是偶尔在美洲研究中被简单提到，在亚洲研究领域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修正。由于哥伦布的阴影以这种方式在世界史上赫然耸立，因此阻碍了研究者深入理解欧洲权力在亚洲早期扩张中所受限制的意图。
这是一本精彩绝伦的书！它对东亚史、全球史，甚至我敢说，对欧洲史，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本书的写作建立在对日本和西方历史材料的扎实理解的基础上，精炼、权威、清晰，写得极好！
——欧阳泰（Tonio Andrade），美国埃默里大学东亚系主任、海外汉学研究专家
这本书对17世纪日本的国际关系重新进行了一次引人入胜的评估。
——《日本时报》（The Japan Times）
这是对欧洲—日本互动模式形成的*次系统性审视。
——《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来自共和国的王室书信
1609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两艘船只抵达日本西部的平户。在抛锚停泊在港口的狭窄港湾后，这次探险的领导者准备派遣一队代表，前去寻求德川家康的接见。德川家康是这个军事政府的创始人，当时正临近他执政的第十年。一位荷兰的高级贵族——莫里斯亲王（Prince Maurits）在一封信中，记录下了荷兰人在日本的一些情况，但是并没有说明这封信的目的，以及为什么一个属于荷兰共和国的独立商业公司的代表团会携带这样一份文件到日本，这使这封信看起来只不过是历史的脚注。根据大多数针对随后所发生事情的描述，私营商人只关心交易，并无任何特别的外交主张，因此荷兰人受到一位友好的幕府将军的接待，后者迅速答应了他们所有的要求。这样一来，尽管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亚洲政治的陌生闯入者，但第一次接触被视为一个典型的简单的互动，一次幕府将军和公司职员的简单情感交流，不需要额外的解释。
这种倾向于掩盖欧洲外交活动，把它作为一个基本上简单的谈判过程的做法，并不仅限于日本。无论是在小型港口国家，还是在海岸地带的强大政权，达·伽马之后的指挥官们总是在他们的船只抛锚以后试图通过派遣大使，带着官方信函和礼物，接近这片土地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因此，从一开始，大使们就充当了殖民扩张的基本工具。然而虽然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对欧洲人闯入亚洲商业网络的方式充满兴趣，但是详细介绍他们外交活动性质的研究却少得可怜。导致这种结果出现的原因是，即使是在诸如卫思韩等学者的开创性研究以后，我们对欧洲大使所面临的挑战的了解，相较于我们对欧洲商人为了征服其在亚洲的贸易困局中所进行的斗争来说，要少得多。
虽然有一些大使非常成功，但是他们要求进入的外交网络的复杂性——这种网络可能正如非常复杂、难以捉摸、抗拒渗透的任何商业网络一样——不应该被低估。考察大使的相关史料可以看出，与亚洲国家的外交接触的过程是一个比它有时看起来更为棘手的事情，而且也是欧洲企业经常产生的问题。正如欧洲商人发现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售一样，欧洲大使经常发现他们在参与亚洲的外交事务时准备不足。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雇员素质低下，礼物不甚合理，或者文件存在问题，以及目标极不现实，许多大使步履维艰。更简单地说，外交总是充满波折，特别是在两者相遇的最初阶段，即欧洲人试图在亚洲确立影响时。
欧洲大使在亚洲
16 世纪和17 世纪进入亚洲的欧洲企业，全部都在努力寻找合适的钥匙来解锁他们在整个地区遇到的各种不同的外交线路。瓦斯科·达·伽马1498 年抵达卡利卡特时，他立即给当地的统治者发出了一封信件，“ 通知他一个代表葡萄牙国王的特使带着信件来了”。以王室代表的身份，他自称葡萄牙国王的代理人，由国王提供经费以便与亚洲的君主取得联系。虽然达·伽马很容易夸大葡萄牙的军事力量，但是这种对他自己和自身角色的定位，实际上是根深蒂固的。与哥伦布的航海情况一样，他的探险队已经获得授权和资助以期获得亚洲的财富。与17 世纪使它黯然失色的商业公司不同，葡属印度总督府（the Estado da India）是一个由葡萄牙王室控制的组织机构，它是葡萄牙在亚洲扩张的首要工具。正因为如此，每个在东方探险的葡萄牙人都宣称是“为国王服务”，虽然大多数人只是试图为了自己的利益从事私人交易来补充他们的工资收入。
在卡利卡特首次登陆亚洲以后，许多葡萄牙大使分散在亚洲各国，从事一系列的活动。结果在短短几十年里，他们的活动从印度的海滨延伸到了中国的宫廷。与他们的著名先驱一样，这些大使依赖遥远的欧洲国王，来为他们的使命提供合法性，并且为交流提供框架。在王室旗帜下的代表团，带着印有王室玉玺的文件，并且展示出国王的画像。随后提出的要求也基本上一致。1498 年，达·伽马曾解释说：“ 他受命口头告知对方……［葡萄牙国王］希望……［和卡利卡特的统治者］成为朋友和兄弟。”在随后与一系列国家的谈判中，大使们为了结成政治联盟并获得贸易优惠，不断向当地统治者宣示国王的“友谊”（amizade）和“兄弟关系”（irmandade）。这两个概念意味深长：兄弟关系“指向一个带有心理暗示的虚构血缘关系”，这种方法通过建立君主联盟从而建立起跨文化的联系以达到共同目标，与此同时，友谊则伴随着各自的一套相互之间的义务。因此，这种君主与个人之间联系的概念，有可能跨越遥远的距离，并且不需要任何面对面接触，就可以提供一个用于贸易的组织结构和随后相互作用的一致逻辑。
虽然它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交流框架，但是把对国王的依赖作为外交交流的关键也带来了自身的难题。最常见的困难在于，说服他人认真对待葡萄牙主权。一方面大使们怀有对君主权力及其友谊希求的宏大要求，另一方面他们的使团又表现得低声下气，有时甚至伪装得非常低劣，他们竭力调和这两者之间的分歧。这种要求和表现之间的分歧最早出现于1498 年，当时卡利卡特的国王注意到，达·伽马“告诉他，他来自一个非常富裕的王国，但却什么也没有带给他”。遇上诸如中国皇帝这样的君主时，把王室兄弟关系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工具也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中国皇帝掌控着一个等级系统，将外族人提拔到帝国首都的文明中心，因此倾向于排斥任何与欧洲小君主平起平坐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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