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57583
继《坎特伯雷故事》后，*有趣的欧洲生活记述。——《卫报》
莫蒂默独创的书写风格，是我们这个时代卓越的作品。——《泰晤士报》
印刷、火器、方言、时间计量、知识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城市化……哪个是给人类社会带来影响和改变？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彼得·阿伯拉尔、教皇英诺森三世、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哥伦布、马丁·路德、伽利略、马克思……谁是改变世界第1的人？
为了安全便利的生活、为了追求财富，人类不断打破神圣、地理、等级、语言、时间等的边界。11世纪到20世纪的欧洲，见证了这些努力，才有了我们今天熟悉的现代生活。
然而，石化燃料即将告竭，生态环境日益恶劣，人类，还能继续前行吗？
本书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文学博士、伦敦大学学院档案学硕士伊恩·莫蒂默对欧洲自11世纪至20世纪以来社会基本面貌、政治经济发展、科技教育等方面所做出的全面梳理。作者将写作重心放在了每个世纪与此前世纪相比较而言发生的变化之上，由此凸显了欧洲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
这是一趟关于探险、发明、革命与剧变的旅程，莫蒂默教授娓娓道来，哪十个人、五十件大事，改变人类的生活。计算机的出现比全民教育更重要吗？废除奴隶制比发明计算机更重要吗？还是发现美洲大陆*重要？是移动电话、冷冻食品、避孕方法，还是时钟、枪支、印刷书籍的出现，改变人类的生活呢？
译序
致谢
引言
第一章 1001—1100 11世纪
西方教会的发展·和平·奴隶制的中止·结构工程
第二章 1101—1200 12世纪
人口增长·修道院网络的扩张·知识复兴·医药·法律规则
第三章 1201—1300 13世纪
贸易·教育·问责制·修道士·旅行
第四章 1301—1400 14世纪
黑死病·射击战·民族主义·方言
第五章 1401—1500 15世纪
大发现时代·时间计量·个人主义·现实主义和文艺复兴自然主义
第六章 1501—1600 16世纪
印刷书籍和识字·宗教改革·火器·民间暴力的减少·欧洲帝国的建立
第七章 1601—1700 17世纪
科学革命·医学革命·世界殖民·社会契约·中产阶级的崛起
第八章 1701—1800 18世纪
交通和通讯·农业革命·启蒙运动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工业革命·政治革命
第九章 1801—1900 19世纪
人口增长和城市化·交通·通讯·公共健康和卫生·摄影术·社会改革
第十章 1901—2000 20世纪
交通·战争·预期寿命·媒体·电子和电气设备·未来的发明
第十一章 结论：哪个世纪变化最大？
稳定与变化·需求层次·社会变化与需求层次·小结·历史的终结？
第十二章 后记：变化缘何重要？
附录：人口数字估计
注释
译名对照表
引 言
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样东西改变了全世界所有事物的面貌和状态。
——弗朗西斯· 培根 《新工具论》（1620年）
1999年底的一个晚上，我在家看电视新闻。女主持人播报完当天的主要新闻后，本应开始扼要回顾12个月以来的重大事件，以往每到岁末，电视上都这么做。不过，这一年，主持人却对整个20 世纪做了回顾。她说道：“我们即将走完这个世纪，这个世纪经历了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多的变化……”我细心聆听着电视的播报，不断回味着，并开始思考那些变化。我们对变化究竟有何认识？为何主持人那么自信地说20世纪的变化比其他任何世纪都要多？其实很多其他世纪变化也很大，比如19世纪，铁路的修建曾改变了世界；而16世纪，哥白尼提出了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理论，马丁· 路德则引起了基督教会的分裂。后来，黑白电影、蘑菇云、宇宙飞船、汽车和电脑不断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主持人的20世纪多变之说其依据很明显是将“变化”视为“技术进步”的同义词了，而20世纪的技术发展确实是其他世纪无法比拟的。
那天之后的若干年里，我和很多人聊过“变化”的事。当我问“哪个世纪变化最多”时，几乎所有人都同意那位主持人的说法：那当然是20世纪。一些人甚至嘲笑我有不一样的想法。当我要他们进一步解释时，他们通常会举出20世纪的几个发明作为例子：飞机的出现、原子弹试爆成功、登月成功、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他们似乎相信这些现代社会的成就使得以前任何发明都黯然失色，而且，比较之下此前任何一个世纪的变化都微不足道。但是，我认为，现代科技成就引起的变化最大而过去则缺乏变化之说，是一种错觉。20 世纪一些领域的发展达到巅峰，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这个世纪的发展速度最快。另外，我们也本能地认为我们目睹的变化——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电视中——比我们没能看到的变化更重要，这种本能加深了我们的错觉。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会提出，20 世纪以外也有一些存在着巨大变化的时代。这些人一般学有专长，他们能够敏锐地感觉到早先技术发展的影响，比如马镫的使用、畜力拉犁、印刷术的传播和电报的发明。我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是以下的估算大体不会离谱。当我提问“哪个世纪变化最大？”时，95%的人会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回答说“20世纪”，其余提出不同答案的人中大多数也是出于技术发展的理由，只有个别人提到1900年以前与技术进步无关的事件，比如文艺复兴或女权运动。我不记得有人提及过公元1000年以前的任何世纪，尽管人们可以轻易指认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5世纪是个多变的世纪。
还有一些人在回答问题时反问：“你所说的变化指的是什么？”表面上，这是个自然的反应，却也是个恰当的问题。每个人都知道何谓变化：状况的改变。但当问及哪个世纪“变化”最大时，很多人却不能把握这个词的含义。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集体经验所涉范围极其广阔，人们对其中各种变化难以全面审视，而变化中的诸多因素，性质不一，殊难相互参较。我们可以对若干世纪的某些具体变化进行考量，比如，出生预期寿命、出生率、实际寿命、身高、人均热能摄取、劳动力平均报酬等；而对于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可以查到这样的资料：教堂出席情况、暴力发生频率、相对财富多少和识字率高低等。当对其中某项内容进行精确研究时，我们往往将其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隔离开来。但是，我们不能对生活方式的差异进行测量，就如同我们不能对爱情进行测量一样。
事实上，对生活方式进行测量甚至难于对爱情的测量。至少爱情行为有个衡量标准和范围，从考虑寄出一张情人节卡片，到派出千艘战船赢回美人心，程度由低到高。而生活方式却没有衡量的标准。历史上任何一个可量化的明显变化都可以找到另一个变化个案与之相匹。比如，人类的出生寿命预期肯定在20世纪有很大提高：欧洲大多数国家提升了60%。但是，与此相对应，也有依据表明20世纪以前就有个别男女长寿的例子。在中世纪，一些人的寿命就已经达到90岁，甚至更高。1189年，当塞普林罕（Sempringhan）的圣吉尔伯特（St Gilbert）去世时，他已106岁；约翰· 德苏利爵士（Sir John de Sully）1387年辞世，享年105岁，即便是现在也很少有人活到这么大的年龄。的确，中世纪耄耋老人相对较少，50%左右的婴儿都活不到成年。但是就个体可能达到的最长寿命而言，近十个世纪却无多大变化。当人们试图寻找可衡量的事件来回答“最大变化”的问题时，总有一些类似的可衡量个体事件成为障碍。为什么选择这个事件而非其他事件呢？正如出生寿命预期和可能达到的最长寿命这对例子所示，那纯粹是个人偶然的选择。
这就意味着，我们提出的问题可能不过是一个猜谜游戏：一种类似“谁是英国最伟大的国王”好奇而逗乐的辩论。但实际上，这是个严肃而有意义的问题。正如我在《时间旅行指南》（Time Traveller’s Guides）中所示，对于不同历史时代的人类社会的理解，能够使我们对人类的本质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不是基于我们对今天日常生活方式相对肤浅的印象。作为一个物种，历史帮助我们认清我们全部的能力和不足，这绝非仅仅是一种对于过往岁月的浪漫回顾。不懂得历史，就不能得到对现在的正确认识。例如，回顾14世纪，我们才知道当面临黑死病这样的大灾难时人类具有怎样的韧性；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类事件的回顾，我们才能够知道当面临巨大危机时人类有何等的创新、生产和组织能力；同样，过去几个世纪的西方政府发展史使我们认识到身处当今的西方民主制度中我们是多么短视，我们的政治家们在迎合社会的狂热，对社会问题也只满足于暂时的解决，独裁者却有谋求长治久安的千年计划。正是历史使我们懂得这个社会曾经充斥着的暴力、性别歧视和残忍可能还会卷土重来。从探讨现代社会的发展到研究我们如何自我娱乐，历史研究有多种目的。然而，历史研究最深刻的目的在于揭示所有人类极端行为的本质和内涵。
这本书是我对1999年12月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间接提问的一份迟到回答。但是，我可以说，在哪个世纪变化最多这个问题上，我制定了某些参数。首先，我有意保留了“变化”一词含混不清的定义，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将每个世纪中可能有过的进步包括进来。仅仅在“结论”部分，我才试图分解这些变化，并对它们进行等级评估。其次，我的研究只包括十个世纪，即2000年之前的1000年。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否认更早时期的重要性，而是为了保持本书对西方文化的专注，我无意将这本书写成另外一本“世界史大事记”。第三，本书的内容主要是西方文化中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大体上是中世纪基督教国家的产物。我的研究有时延伸至更广阔的地域，这种情况都发生在拉丁语使用者的后裔们将疆土扩张至海外的时代。因此，本书中的“西方”一词不是一个地理方位概念，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文化网，而这张网最初的中心是中世纪欧洲那些基督教王国。显然，我并无意小看欧洲以外的中世纪文化。这本书研究的是变化，而不是讨论谁最杰出。如果我的话题从人类成为一个物种开始的话，那么，非洲就显出了重要作用；如果我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作为本书的开篇，中东地区就显得格外重要；如果我对那些人类文明起源中所有重要事件都进行描绘，那么工具的使用、对火的控制、车轮和船的发明，以及语言和宗教发展都将有所涉及。但这些都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这本书既不是整个世界的历史，也不是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全面历史。许多民族的重大历史事件，我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有时只是顺便一提。虽然有些侵略战争明显地标志着对于一个民族的重大变化—比如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或美国人培里（Perry）将军1853年率船队进驻东京湾—但相对而言这些都是地方性事件。从地理上来看，具体事件也可以构成主要故事的一部分（例如，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但大部分这样的事件在本书都不占据中心位置。德国的统一对葡萄牙人并不重要，而西西里人对诺曼人入侵英格兰不太感兴趣，因为他们自身也受到过诺曼人的侵犯，其程度完全不逊于英格兰。同样，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奴隶制问题只在关于17世纪的那个章节里有所涉及，这是因为奴隶制的再度兴起仅发生在当时西方的边缘。17世纪的欧洲人更多地受到白人奴隶贸易的影响，而白人奴隶贸易相较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黑奴交易规模较小。当时，成百上千的西欧人被巴巴里海盗劫掠，卖到北非，沦为奴隶。但是，在这一章里，即便是白人奴隶贸易也没有其他五个主要变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奴隶制的死灰复燃，像许多民族战争一样，应该在世界史著作中得到详尽描述，但这本书并不是这样一本著作。本书是对西方发展所做的综合性思考，是为了回答一个具体的问题。
本书对这个具体问题的关注，意味着某些历史人物和话题在一般的历史著作中地位突出，但在本书中却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朋友和同事曾问“你怎么能忽略莱奥纳多· 达· 芬奇？”或“你怎么可以省略音乐？”。莱奥纳多虽然天赋过人，但是他的专业思考几乎没有对同时代任何人产生影响，很少有人读过他的笔记，也没有人实践过他的发明。他唯一的重要遗产就是他的画。但是，坦率地说，就算文艺复兴时期少出生几个画家，我也不会觉得现在我的生活方式会受到很大影响。没有人画肖像画会有什么后果，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过，与路德或哥白尼相比，某个艺术家的影响相对来说就显得无足轻重。至于音乐，每个国家都有，而且一千多年来都是如此。乐器、音调与和声可能在形式上都已经历诸多变化，而录制音乐的能力也可以视为变化的一个重要例子。但音乐创作是人类生活中始终存在的一部分，音乐生产的有趣之处在于它随处可见，而不在于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
不言自明的是，最重要的变化应是那些超越国界、娱乐和精神价值的变化，最有意义的变化是那些影响力远远超出本专业的变化。一个仅在专业范围内有影响的科学家，在本书中会显得不那么重要；同样，对于那些仅仅改变我们对过往理解的历史学家，或是那些仅仅影响了业内思想家的伟大哲人，本书也做如是处理。我有一位哲学功底深厚的朋友，他在阅读本书时感到很意外，他觉得书中对伏尔泰和卢梭关注过多，但对休谟和康德这样的哲学大师却几乎不怎么提及。但他欣然承认，这不是一本哲学史。本书关注伏尔泰和卢梭，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传播对18 世纪的政治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康德几乎没有被提到与莫扎特没有出现在本书出于同样的原因：他的精神遗产并没有直接触及近三个世纪中任何一个重要变化。1789 年巴黎的革命者们攻占巴士底狱时并没有要求贵族们服从康德的“绝对命令”，他们的领袖是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得到启发的。
在写这本书时，我屡次遇到一个特别的问题——很多最重要的西方文化的发展不单单局限于一个世纪，我们应如何考虑这种变化的时代归属问题呢？是发展伊始，抑或是其影响最大之时？我们是将一项发明定位于其创始之时，还是普及之日？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一方面，很显然一项发明只有被广泛使用时才会改变世界，因此，人们将内燃机与20世纪相联系，而不是19世纪。然而另一方面，如果等某项发明有了广泛的影响才开始论述它，就又会忽视它早期的影响。19世纪前很多西方人不会阅读，但忽视早期的教育发展却是个严重的错误，尤其是13和16世纪的教育发展。而且，如果对一些发明在其普遍展开之后才给予讨论，与它们相关的很多内容就会成堆出现，造成前一个世纪悄然无声而后一个世纪改变突然到来的假象。例如，把工业革命完全描述为19世纪的现象，就会减少人们对18世纪产业变革的印象，同时，这也会忽略当时的人们对工业革命相关的其他技术进步的认知状态，他们对技术进步的认识肯定比他们自己开始穿上机制衣服要更早，所以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为了回应1999年那位电视新闻主持人的断言，我认为，重要的是使读者看到过去许多世纪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而非随意订立写作规则，导致历史受到曲解。
2009年，我受邀做了一次演讲，庆祝英国西南部埃克塞特教区建立1100周年。我把这本书的核心问题“变化”作为当时演讲的主题：过去11个世纪中，哪个世纪的变化最大？那时我就觉得，我不仅需要说明从909年开始发生的各种变化，还需要得出一些结论。在准备演讲的过程中，我的研究逐渐显现出一种规律。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某些阶段跨过了一些门槛，进入了新的高度，而这些飞跃将会持续性地影响整个人类和人性。这本书的结论是以上见解的展开与延伸。我相信，若人类再能存在1000年，我在本书中选取的那些最深刻的变化会被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始契机，它与造就了我们文化的古代发明—语言、书写文字、火的使用、轮船、车轮和宗教一样重要。
2009年以来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为了更好地研究和写作，我穿行在书架间，驻足于图书馆的大厅内。我被我们社会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所折服，尤其是最近60年的成就。在某个图书馆里，我一度陷入惊愕之中，感觉自己知识匮乏，难以合格地完成这样一本书的写作。有好几个世纪的内容像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我，似乎在威胁我，要将我压垮。我曾面对着一排排关于十字军东征的高大书架，感觉自己像1099年耶路撒冷的大街上那些被砍杀的人们一样，无足轻重。我也曾进入一个充满关于18世纪法国的书籍的房间，我对阅读完那么多的材料感到希望渺茫。面对浩如烟海的证据，任何一个历史学家若不保持一定程度的谦逊，那肯定是在自欺欺人；任何人若回避自身历史知识的欠缺，认为可以随意在这样一本书的写作上发挥权威性，那他或她肯定是骗子。当然，我非常想弄懂每件事情，这样就有可能为我提出的问题提供最周全和博洽的答案，但人类大脑只能容纳这么一点点信息。至于我，我自青少年时期就开始研究英国历史，起初只是业余爱好，然后成为历史专业的学生、历史档案保管员，最后成了专业历史学家和作家，因此在此领域稍有优势。因为30年来我的研究重点是英国历史，所以这本书难免有些不平衡，我引用的很多统计数据都与英国相关，但是我选择的变化事件却并不仅围绕英国，而是那些部分或全面地影响过西方国家的话题。我采用英国的事件和数据来阐释社会发展在现实中的意义，或体现历史变迁中地域间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么做似乎比忽略我的英国史专业，而一味追求面面俱到地讨论各个国家的情形为好。
你可能不认可我心目中变化最大的那个世纪，你也可能坚定地确信过去所有的战争、饥馑、瘟疫和社会革命都没有用上手机或每周网上购物那样重要。不过这都不要紧。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引起我们的讨论：我们是什么，我们在过去1000年的历史中都做了什么，我们人类有什么潜能，以及我们能力的极限在哪里。其目的还包括估量过去十个世纪中那些非凡的经历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如果有更多人来讨论这些问题，因而认识了漫长历史中人类的本质，并将思考所得应用到未来，那么本书就达到了它的目的。
伊恩· 莫蒂默
莫顿汉普斯特德，德文郡
2014 年6 月
继《坎特伯雷故事》后，*有趣的欧洲生活记述。——《卫报》
莫蒂默独创的书写风格，是我们这个时代卓越的作品。——《泰晤士报》
感人的成就！莫蒂默引领读者清晰见识千年来的人类生活。——《出版人周刊》
以文学之笔，生动描绘千年来的众生相。——《每日电讯报》
第四章 1301—1400 14世纪
中世纪的人们不懂社会史。当艺术家将《圣经》或古代罗马故事描绘于彩色玻璃上、再现于雕塑上以及插画手稿中时，他们展示了人们身着中世纪服饰、居住于中世纪的房屋、操控中世纪的船只的情景。但试设想一个极其博学又富有想象力的修道士，1300年在他的修道院里翻阅他能利用的一切史料，这无疑会让他相信人类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很幸运。或者用他那个时代的宗教话语来说：上帝对基督教世界一直很眷顾。经济上，西欧越来越强大，人口越来越兴旺。曾胆战心惊害怕受到攻击的城镇居民，现在已经得到很好的保护，乡村地区也不再受到威胁。这位修士可能理所当然地把教堂视为这些发展的主要建设者和推动者。在推动基督教世界的向外扩张上，在安抚内部派别纷争上，在将武力锁定在边远的特定目标上，教会扮演着和平使者的角色。教会帮助许多人学会了读书写字。它为基督徒制定了道德守则，鼓励法庭对破坏道德准则者实施惩罚。我们这位假想的修士可能很自信：上帝正在倾尽全力为整个基督教世界谋福祉。不过100年后他可能就不会如此自信了。
到1300年，形势已经开始不断变化。在13世纪最后的十年里，粮食连年歉收导致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食物严重短缺。1309年，雨水过多引起整个欧洲的大饥荒。接着，情况越来越糟。当然过去也有很多荒年，但灾后的粮食丰产，总能使人口迅速反弹。可是这回情况就不一样了。几十年的过度种植使土壤的含氮量持续减少，仅仅靠休耕已不再能够恢复土地的肥力了。1200年小麦产量曾高达6∶1（每播下一粒麦种，可以有6粒麦子的收获），到了1300年，小麦的产出和投入则只有2∶1了；而大麦和黑麦产投比则从4∶1减到了2∶1。土地生产率如此低下，人口的快速恢复已是不可能的了。假设一个农民拥有25 英亩的耕地，这对于一个14 世纪早期英国的庄园佃户来说面积够大的了。又假设前一年是个丰年，他有了足够的玉米种子。他播种了50蒲式耳（约等于1820升——编者注）的玉米，并达到5∶1 的产投比，因此他从25英亩土地上可以收获250蒲式耳玉米。那年年底，假使他相信来年还会有5∶1 的产投比，他可能会这样分配他收获的玉米：留出50蒲式耳玉米做种子，50蒲式耳玉米留给牲畜，75蒲式耳留给自己和家人，还剩75蒲式耳则拿到市场出售。但是，假如来年是个凶年，只有3∶1 的产投比，他就只能收获150蒲式耳玉米了。如此一来，他就拿不出什么到市场贩卖了。除了家庭和牲畜用粮，他只剩下25蒲式耳玉米种子，这是他播种所需种子的一半。即使第三个年头又有5∶1 的产投比，他也只够养活家庭和牲畜，没有多余的玉米留做种子了。
实际的情况比上面的例子还要艰难得多。多数农民都没有25英亩地，粮食产投比降至3∶1，而且天气可能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三年一次的歉收。霜降过早或过晚都能导致颗粒绝收，此时平均气温骤然下降，在高地地区引起严重后果，数以千计的人们死于饥饿。当粮食连年歉收时，灾难就势所难免。因此，欧洲人口甚至在1315—1319 年那几场可怕饥荒之前就开始下降。据估计，曾有10%的人口死于这些自然灾害，这意味着基督教世界有超过1000 万人要么饿死，要么死于营养不良。它标志着三个世纪以来几乎不间断的人口和商业增长的结束。
但对比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这简直算不了什么。
黑死病
很难真正传达出黑死病的毁灭性质。每当我做关于14世纪英格兰的报告，强调1348—1349年是多么悲惨时，总会有人坚称它不可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怕，或不像闪电战一样令人恐惧。我解释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四年内英国的死亡率占总人口的1.55%：平均死亡率为每年0.4%。而当黑死病像波浪一样在全国传播时，大约七个月的时间里，就有约45%的英国人因此死亡：年死亡率为77%。因而，1348—1349年的死亡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00倍。或者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拿黑死病跟“二战”的轰炸比较：如果要复制瘟疫造成的死亡，我们除了在日本扔的两颗原子弹（每颗原子弹造成7万或0.1%的人口死亡），还要扔450颗这样的炸弹。也就是说七个月里每天在不同的城市里都有两颗原子弹发生爆炸。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没人会怀疑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但是那场瘟疫发生的时间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跟那些受害者的文化又如此生分，因而无法体会如此大规模死亡的感受。我们发现与14世纪里整个社区被消灭殆尽的命运相比，我们更容易理解“一战”中痛失爱子的父母的伤痛。
黑死病是第二次由动物疾病引起的流行病的第一波爆发，由于受染者的腹股沟和腋窝发生黑色淋巴结炎，通常也称为淋巴腺鼠疫。其病原体是一种杆菌，或称鼠疫耶尔森菌，通常由寄生在啮齿动物身上的跳蚤携带，但也可以被人蚤传播。在某些情况下，它也能通过感染者的呼吸传播。当今的看法是，如果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发生肺炎，人就会呼出病菌，而疾病就会通过空气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在这种形式下，把黑死病描述成淋巴腺鼠疫就不对了，它是一种危险性更大的肺炎鼠疫。
第一次大流行病发生在公元541年。那次黑死病的“先驱”在整个6世纪都持续毒害着人们，但威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减弱。最终于8 世纪60年代消失。到1347年为止，这600 年间欧洲几乎没有瘟疫，因此再次出现的后果令人猝不及防。此次黑死病在1331年首先见载于中国。它由沿丝绸之路旅行的商人们携带，于1347年秋天到达克里米亚。在这里，感染者登上前往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船只。再从君士坦丁堡开始蔓延到西西里、希腊、埃及、北非、叙利亚和位于巴勒斯坦的圣地。到1347年底它已经以最危险的肺炎鼠疫形式抵达基督教世界的商业中心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等贸易城市。受感染的城市很快就看到尸体堆积如山：死亡率超过40%成为常态。
瘟疫的消息比感染本身传播得更快。收到预警的城镇紧闭城门，禁止旅行者进入。但当不得不偶尔开门运送食物和其他供给时，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小如跳蚤那样的东西。面对瘟疫，无人幸免：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妇女还是儿童，基督徒还是穆斯林信众。在突尼斯，伊本· 赫勒敦写道：“就仿佛世上的生物发出了呼声，请求被遗忘……而世界响应了它的呼唤”。阿尼奥洛· 迪图拉描述他在锡耶纳的经历：
死亡始于5月。它残酷而恐怖。对它的种种残忍和无情，我不知道从何处说起……父亲弃子归西，丈夫没了妻子，兄弟接连死去。因为好像只要人一张嘴呼吸，一睁眼看东西，疾病就会来临。家人至多只能把死去的亲人拉到沟里，没有牧师，没有祈祷……而我亲手掩埋了我的五个孩子……那么多人死去，所有人都以为这就是世界末日。
佛罗伦萨是欧洲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大约有60%的人口死亡。一个亲历者报告说：
人们除了把尸体运出去掩埋，其他事情便无能为力了；许多人死前都来不及忏悔，或接受最后的祈祷；许多人孤独地死去，许多人死于饥饿。每个教堂都挖了深及地下水位的大坑，那些夜间死去的穷人被迅速收集起来，扔到坑里。早上当人们看到坑里已积有大量尸体时，就覆盖些泥土在上面；随后又有尸体堆放其上，人们再覆盖一层泥土，就像烤意大利宽面，铺一层通心粉，再加一层奶酪。
诗人薄伽丘看到生者如何处理死者时，深受触动。他写道：“害怕被腐尸传染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对死者的慈悲，邻里们常见的做法就是用双手把尸体从房间里拖出来，放在门前，每个出来走动的人都能看见这些尸体。”而佛罗伦萨作家乔凡尼·维拉尼（Giovanni Villani）自己也成了这场瘟疫的受害者。他笔记中的最后几个字是：“瘟疫一直持续到……”还来不及填上日期，瘟疫就用黑手捂住了他的嘴巴。
1348年1月，瘟疫已经抵达法国港口马赛。然后从那里北上穿过法国，向西进入西班牙。它的致命危害并没有减弱。在佩皮尼昂（Perpignan），125个公证员中有80个死亡，18个医疗理发匠有16个死去，9个内科医生死了8个。城镇繁荣的信贷业务则完全停止。在法国的阿维尼翁（Avignon），自从克莱门特五世1309年移驾于此后，教皇们就一直驻跸在这里，有三分之一的红衣主教染疾去世。在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有一半的人死亡。而疾疫仍在蔓延，向四面八方传播。勃艮第地区的日夫里（Givry）是个自1334年起就有教区记录的村庄，它见证了该村掩埋人数由年均23人，增加至四个月内就有626人下葬，这意味着死亡率达到50%左右。在英格兰，每个教区都有超过40%的牧师死去：埃克塞特失去了一半以上的神职人员。在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农村地区，农民平均死亡率为42%，但这个苍白的数据覆盖了不同地区，从幸运点的哈特尔伯里（Hartlebury，19%），到疫情严重的阿斯顿庄园（Aston，80%）。英格兰的两个最大的城市，伦敦和诺威奇，死亡率都达40%。1349年7月初，有一艘来自伦敦的商船在挪威的卑尔根（Bergen）港口附近飘浮。当地负责人登船查看时，发现船员已经悉数死去。他们惊恐万分，赶紧下船回到岸边。但是太迟了：其中一人已经染上时疫，黑死病就这样来到了挪威。
有多少人死于黑死病？罗马教廷官员计算出的数字是约2400万基督徒，占基督教世界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最近的研究表明死亡人数很可能更多：法国大部分地区的死亡率约达60%；英格兰、加泰罗尼亚和纳瓦拉地区可能略高于60%；意大利在50%—60%之间。显然，如此规模的死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创伤，因为那些处理基本日常事务的牧师、仆人、厨师、放牧者、收割工人和幼童的母亲完全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了。1340年，像1316—1319年饥荒年月那样高的死亡率已经超出想象了，几乎没有人会认为有比那时更糟的情况了。然而从1347年开始，欧洲人不得不为死亡做好一切准备。事实上，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做好准备，因为这一年的黑死病只是流行疾疫袭击的第一波：它于1361—1362年、1369年和1374—1375年死灰复燃，并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平均每隔8—12年复发一次。尽管以后的爆发都不如第一次严重，但仍然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例如1361—1362年的瘟疫爆发一年内就抹去了英格兰10%的人口。一个世纪后，1478—1480年的大爆发同样夺去了10%—15%的人口的生命。即使黑死病过去300年后，瘟疫的爆发依然能夺走一个中等规模城镇15%的居民的生命。大城市情况则更为严重。1563年伦敦超过20%的人口死去，1576年的威尼斯、1649年的塞维利亚、1656年的那不勒斯、1720—1721年的马赛，死亡比例甚至更高。14世纪昭示着一个恐惧的时代。人们意识到每天晚上上床睡觉都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夜晚。
然而，在这本书的语境里，瘟疫的致命性不是其最重要的特征。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到，社会并没有崩溃。人口死亡过半并不意味着人们抛弃了财产所有权规则，或放弃了播种和收获的循环。一些地方法律和秩序的崩溃是暂时的。在佛罗伦萨，掘墓人洗劫弃宅，勒索不敢离开家园的受害者，欺凌无助妇女，但这类不法行为只持续了数周。尽管许多高级教士和权贵死于瘟疫，但很快有人接任。欧洲的统治者表现得也很勇敢。在英格兰，爱德华三世公开宣布，他将前往法国，而那里此时瘟疫肆虐。他确实去了，虽然只是很短一段时间。他还于1349年4月在温莎举办了一场参与者众多的骑士比武大会，并在期间成立了嘉德骑士团（Order of Garter），即使英格兰本身深受瘟疫之苦。他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他相信上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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