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5547788
一场敲响法兰西贵族*后丧钟的革命
一次知识分子理想覆灭的启蒙运动
一个举世罕见的中立视角
重新审视这场所有革命中*不平凡的革命
纪念法国大革命爆发230周年
18世纪80年代是一个今人兴奋而又焦虑不安的时期。启蒙主义运动的影响和美国革命的实践，似乎向欧洲的知识分子表明，一个他们翘首盼望的以自由民主为标志的新时代即将到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无异于证实了这个时代的到来。
法国大革命不仅是法国与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一起颇具争议的历史事件。它所产生的长远影响，一直延伸到我们所处的时代。然而，这看似熟悉的历史大事件仍然让人觉得难以捉摸。它的意义因读者而异，这场革命让法国进入恐怖统治时期：张牙舞爪的暴徒嗜杀成性，断头台刀片的滑落声没完没了，令人胆寒，这些画面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主旋律。因而若干历史学家认为，恐怖统治时期的暴力事件足以定义法国大革命，它一无是处。
但实际上，这些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误解。在这本书中，伊恩•戴维森对这项欧洲历史上的重要时刻进行了全新的审视。这场革命永远地改变了世界历史：它在欧洲打开了通向解放与民主的新时代的大门；它破旧立新，立足法治，一手创建了首个现代化的、日后唯理性主义至上的世俗国家；它阐明了建立更为公平的社会的思想，这一思想影响深远，后来被概括进“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
引
言
第一章
三级会议
第二章
内克尔倒台
第三章
攻占巴士底狱
第四章
封建制度的瓦解
第五章
《人权宣言》
第六章
国王搬进巴黎
第七章
议会着手统治法国
第八章
革命派改革教会
第九章
国王出逃
第十章
赴 战
第十一章
推翻君主制
第十二章
起义公社
第十三章
国民公会第十四章 1792 年战争：从瓦尔密到热马普
第十五章
审判国王
第十六章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
第十七章
吉伦特派倒台
第十八章 1793 年内战
第十九章
革命政府
第二十章
恐怖统治
第二十一章
从宗教发作到丹东倒台
第二十二章
罗伯斯庇尔倒台
第二十三章
结 果
后
记
附
录
《法国大革命》一书讲述了一群以律师为主的年轻法国人的故事。受过良好教育的他们何以基于法治的新原则，着手建立全新的国家？他们何以一度旗开得胜，不久之后又何以功败垂成？
他们称之为“革命”，但这场革命的发端几乎不见刀戈，并且在随后的三年里很大程度上也以和平示人。最终，这场革命走向失败，局面混乱不堪，国家进入恐怖统治时期。此时，也正是这些革命者逐步废除了他们所确立的法治体系。
这个故事跟那些耸人听闻的画册所描述的全然不同，那些画册上的插图经常给法国大革命添加一些民间流传的传奇色彩。根据插图的描绘，张牙舞爪的暴徒嗜杀成性，断头台刀片的滑落声没完没了，令人胆寒，这些画面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主旋律。任何对此信以为真的读者必然目瞪口呆，甚至感到困惑。人们无法理解诸如此类的图片，因为它们极具误导性。
诚然，革命者留下了断头台、恐怖统治和世界上首个现代化警察国家的精妙制度。他们还发明了“大规模战争”的概念，其特征为动员全民参与，大规模集中经济资源与官僚资源，不达胜利决不罢休。
但是，他们在 1789年春并未在凡尔赛大肆搞破坏；旧制度不堪重负自行垮台后，“革命”才初步成型，此时“革命者”突然意识到自己肩负重任。
他们继而永远地改变了世界历史。他们在欧洲打开了通向解放与民主的新时代的大门；他们破旧立新，立足法治，一手创建了首个现代化的、日后唯理性主义至上的世俗国家；他们阐明了建立更为公平的社会的思想，这一思想影响深远，后来被概括进“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他们与后来者常常援引这一口号，却很少躬行所言。
这场革命的诱因是国王逐渐察觉到法国政府实际上已破产，他需要靠外界施以援手来解决财政困难。但是，诱发革命的最深层次的政治原因是，过去百余年来，数任国王一再实行专制政策，而这些政策疏远了所有原本可能解囊相助的人，至关重要的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也在其中。
旧制度几乎对所有人都有失公平，只有极少数贵族除外。至少从上一个世纪起，历任法国君主，尤其是路易十四与路易十五，先后剥夺了贵族分治全国各地的世袭的政治地位，从而将政治权力集中于全国的中心，也就是凡尔赛宫。为了弥补贵族们丧失的政治权利，君主增加了他们在其他方面享有的特权，部分是通过令人愤慨的不公正的免税制度，部分是授予非富即贵者上层社会地位，让他们得以在凡尔赛参加等级森严的宫廷典礼，而最为关键的是让他们获得了加官晋爵的机会。
革命爆发时，革命派抱怨最为强烈的问题莫过于不平等的税赋制度，但从根本上说，革命的首要推动力仍是把持国内各主要行业的资产阶级所遭受的歧视。
在君主统治下的法国，传统的晋升途径是参军入伍与投身教廷，然而根据君主制定并于 18世纪早期（路易十五统治时期）严苛执行的制度，除贵族之外，其他人无法在以上两个领域内晋升高位。贵族占法国人口的比重相当小，即便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在争论当时贵族的比例究竟有多少？部分原因在于贵族彼此之间以及同宫廷之间一直在为贵族身份的归属争论不休，从家族历史最悠久的纯正贵族，到不算久远但合乎骑士身份的佩剑贵族，再到完全由平民阶层擢升的在法院任职的穿袍贵族；部分原因在于继任的君主册封新爵位，尤其是路易十四，他不断敕封新爵位，设立新公职，出售官职聚敛财富。因此，关于贵族数量与贵族家族数量的多寡众说纷纭，各方估测的数量都有所出入：家族数量从 9000个到 25000个不等，而个人从 11万人到 40万人不等。
贵族数量的差异似乎很大，但同法国的人口规模相比，实则微不足道。 18世纪初，法国境内约有 2100万人，到 18世纪末，人口数量已稳步增长至 2800万左右。换言之，不论 18世纪末法国贵族阶层的数量是多少，其所占比重都微乎其微，大约只占总人口的 0.4%到 1.5%。11万人也好， 40万人也罢，绝大多数贵族是小土地所有者，被蔑称为地主阶级；他们的庄园坐落于法国的偏远地区，而他们当中许多人即使获封爵位，保持尊严与荣耀，并享有特权，却也常常囊中羞涩，甚至一贫如洗。在英国，这群人被称为乡绅，甚至是破落乡绅。言下之意，兼具财富与影响力的贵族少之又少。他们不是 21世纪常用来描述极端不平等现象的“社会顶层的 1%”的那群人，但同样是极少数群体。
神职人员的数量甚至更少。全国共有 12万背景不同、处境迥异的神职人员。139位主教处于教会上层，他们财大气粗，专权擅势，而且全是贵族；至于底层的
3.5万名教区牧师，绝大多数生活窘迫，处境和教区居民相差无几。
对一位并非贵族出身却怀有满腔抱负的年轻人而言，他的职业选择十分有限，只能从事商业或法律工作。工业革命初露端倪，主要集中在英国，但尚处于萌芽阶段，因而投身生产制造业不是当时的主流选择。同样，从商通常指进行贸易或商业活动，不过商业运作需要资本，很大程度必须倚仗事业有成的父母的支持。因此，没有家族生意扶助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通常会选择从事法律工作。
法律行业有很多诱人之处。如果你如愿以偿地在皇家法院及其附属法院工作，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或许迟早还能在司法系统内购得一任不可多得的官职。这些官职明码标价，将让你一本万利。等到你赚得盆满钵满，理论上你可以买到司法系统内最有威望的职位，隶属高等法院（ Parlements），尽管穿袍贵族强烈抵制平民渗透进高等法院。即便如此，法律行业仍是平民获得贵族爵位，随之而来获取大部分特权的唯一途径。
然而，法律行业不仅是志存高远的平民谋生的方式，也正成为一个全新的政治阶层的基础。当时崭露头角的律师通常谙熟启蒙运动的各种思想。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法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巴赫与莫扎特、艾萨克·牛顿与亚当·斯密等人开创的远远超越知识层面的启蒙运动，只是这场剧变的冰山一角，这场变革贯穿整个社会，正造就不断壮大、受过教育且有文化、有抱负的资产阶级。弗朗索瓦
·傅勒 2对启蒙运动在法国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有如下描述：
在18世纪，法国社会拼命寻找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中间人，恰如我们现在所言，因为它过于“发达
”，所以难以像上个世纪那样压制民声，迫使人民绝对服从管制。路易十四死后，人民自然寄希望于传统的政府机构，譬如高等法院。但是整个世纪以来，由于百科全书3的启蒙作用以及卡拉斯家族4的不幸遭遇，高等法院备受谴责，显得过于保守，绝无可能在启蒙社会中有效担当中间人的角色，因而在18世纪，法国社会不断寻找其他发言人：哲学家与作家。因此，文学实际上具有了政治功能。5
在司法系统内初露锋芒的青年专业人员中，独具特色的政治辩论技巧迅速发展，文学的政治功能得以不断加强。“革命派”登场时并未带着推翻任何政权的想法：他们只是来讨论，来辩论，来发表政治演说。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6做出了同傅勒类似的分析：
法国人疏远自己的公共事务，丧失了经验，受制于制度，却无力改变它们，与此同时，法国人又是世界上最具文化修养、最崇尚智慧的民族。你想到这些就很容易理解，作家何以凝成一股政治力量，而且最终成为了领导力量。7
就知识和道德层面而言，虽然启蒙运动不可避免地同旧制度封闭保守而又专制强横的体制相对立，但其社会与经济影响却造成了更为深远的政治后果，促使受过教育的新兴资产阶级起身与专制政府相抗衡。启蒙运动让新兴资产阶级获得了基本的政治地位，法律的实践则赋予他们行使政治权利的能力。受过教育的、具有文化修养的资产阶级日益壮大，正在奋起反抗，势头锐不可当。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受过良好教育且德才兼备的年轻人，其中一部分来自举足轻重、蓬勃增长的中产阶级，他们希望在体制内获利更丰，进而对旧制度的排他性规则深感懊恼。事实上，君主赋予贵族职业上的特权迫使大多数年富力强者不得不跨入法律行业。他们也正是这么做的。
然而，路易十六拒不承认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其前任君主路易十四与路易十五建立的专制政府是以君主、神职人员和贵族之间心照不宣的同盟为基础的。1786年，路易十六再次陷入财政危机，于是向其传统的阶级盟友求助。他召集贵族举行会议，但后者拒绝施以援手。路易十六早年废除了他们治理一方的官方政治角色，如今发现此举彻底疏远了他们。然后，他求援于法国最高法院—巴黎高等法院，正式发布了敕令，可他们也不肯相助。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等法院逐渐认为资产阶级（完全违宪）有权维护自身政治权利，而且实际上开始暗地里反对君主制。换言之，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君主制度的排他性政策经年累月造成的结果是法国的整个政治体系陷入了僵局。
理论上，类似法国大革命的运动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因为时机业已成熟。当然，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英国就已展开了革命，最终形成了议会制君主立宪制政体。在欧洲大陆，法国受到了波旁王朝极端的专制统治，但绝非个例。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多数民族都受到非此即彼的王室统治，其中多数王室推行程度不一的专制制度。部分政权曾断断续续进行了改革，可进展不大。唯一的例外或许是日内瓦，按理说它表面上是民主共和国，但实际上仍是由极少数统治阶级统揽大权的专制国家。到 18世纪后半叶，欧洲的专制政权抱残守缺，早已逾越政治容许的范围。因此，从 1760年起，在匈牙利、米兰、瑞典、比利时、日内瓦以及法国，受压迫的民族纷纷起来抵抗，这些国家经常爆发反对统治者的抗议活动。8
既然如此，为何革命在法国取得了成功？最重要的一点是，革命初期路易十六便完全屈从于迅速推进的资产阶级浪潮。在欧洲其他地区，当权者通常采取一定的暴力手段，尽量镇压各种抗议活动，平息暴乱。在美国，英国军队试图以武力镇压起义的美国人，结果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一败涂地。在法国，国王被赶下台，革命者却未动用武力，基调始终和平。
法国大革命不仅是法国与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一起颇具争议的历史事件，所以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有必要表明立场。一方面，它催生了《人权宣言》，主张人民主权；但另一方面，它也有断头台与恐怖统治，因而若干历史学家认为，恐怖统治时期的暴力事件足以定义法国大革命，它一无是处。譬如，虽然埃德蒙·伯克在恐怖统治开始的数年前就公开谴责社会局面，但他还是抨击了革命的暴力与无政府状态；即便时至今日，部分颇受欢迎的英文著述仍对法国大革命持否定论调，诸如克里斯托弗·希伯特和西蒙·沙玛的论述。
我试图以更加中立的态度，客观描述事实。本书并非学术专著，我也无意记述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我的目标相对实际，即依据真实可信的史实，以言简意赅的语言与通俗易懂的笔调讲述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内容。
我汲取了多个时期的资料—遍览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相关著述。但是，我始终深知法国大革命本质上是法国的历史事件。在 19世纪至 20世纪无休止的政治动荡中，法国的政治家们从未停止思考这一事实，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源于这场革命的余波，以致包括 19世纪的三位首相在内的数位政治家（弗朗索瓦
·基佐特、阿道夫·梯也尔和让·饶勒斯）都曾书写了多本关于大革命历史的书籍。鉴于此，我试图透过法国作家的视角，了解这段已经成为法国与其自身长期对话的一部分的历史；鉴于此，我引用最多的是六位法国作家的作品，他们分别来自贯穿这段漫长衰退期的三个不同时期—19世纪中期的儒勒·米什莱与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20世纪上半叶的阿尔贝·马蒂厄和阿尔贝·索布尔， 20世纪下半叶的弗朗索瓦·傅勒与让·蒂拉尔。
米什莱生活的时代邻近大革命最后的幸存者，他热衷于研究法国大革命，极力拥护共和政体，也极度憎恶罗伯斯庇尔。他的人生经历与狄更斯一样鲜活生动。托克维尔有生之年并未写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专著，但是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纵然在 160多年之后，仍是对大革命的起因与形势分析得最为鞭辟入里、引人深思的著作。 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左翼研究者的阐释在法国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其中马蒂厄和索布尔同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亲罗伯斯庇尔派，而且他俩学识渊博，文章可读性极强。傅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最杰出的大革命史学家，他推动学术界打破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法国史学的支配地位，影响深远，其精辟的分析与高深的判断至今仍然无可争议。蒂拉尔紧随其后，法国大革命 200周年之际，他恰逢其时地出版了相关历史专著。
过去，法国历史学家往往爱憎分明，或是罗伯斯庇尔的狂热崇拜者，或是丹东的忠实信徒。如今，论战早已平息，我的书中不曾出现英雄豪杰。就此而言，法国大革命或许空前绝后。美国革命是美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里程碑，造就了一批风流人物，譬如华盛顿、汉密尔顿和麦迪逊，而他们只不过是延续至 19世纪漫长历史的第一批人物。法国大革命则截然不同，傅勒说法国大革命的伟大毋庸置疑，却并未诞生任何伟人，这一论调无疑正确。
许多历史描述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法国大革命只是单一的暴力事件，市民在巴黎市区攻占巴士底狱要塞足以印证。这确实是一起引人注目、骇人听闻的事件，一群愤怒且无组织的暴民发动了猛烈袭击，摧毁了法国专制政府最令人胆寒的标志性机构，不过这场攻击事先既无计划，也无战略，事后更未产生相应的政治成果。
因此，巴士底日，即 7月 14日，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庆日与法国大革命的最佳象征，显得十分荒谬 9。事实上，巴士底狱的沦陷绝对无法代表大革命早期的真实行动，因为早在三周前，在 10英里之外巴黎西南部的凡尔赛地区，大革命已经在沉默中爆发，一切井然有序、庄严肃穆、衣着考究的革命派见机而作。
关于法国大革命那些鲜为人知的事件足以写成一本书，而戴维森正是做到了这点，可以说，这是一本关于法国大革命及其影响的宝贵资料。
——《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这本书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公正且翔实的叙述，是一部通俗易懂的严肃历史著作，*能够激发那些已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的兴趣，也可以吸引那些对这段历史不太熟悉的人。
——行业分析杂志《货架意识》（Shelf Awareness）
戴维森写书的目的是要纠正现代社会对1789年推翻了旧政权、建立*共和国的法国大革命的误解。他的叙述极具说服力，他指出，法国大革命那段*动荡时代的余震将持续影响着21世纪。
——《出版人周刊》
三级会议
路易十六最终认识到，所有直属政府机关都在按部就班地牵制他，贵族与巴黎高等法院将对他的求助坐视不理。 1788年 8月 2日，他决定越过贵族与巴黎高等法院举行三级会议（
étatsgénéraux），希望通过在凡尔赛召开的会议帮助自己度过财政（与政治）危机。这个议会组织如此命名的原因在于它代表全体法国人，而法国人在名义上又分属于三个等级分明的阶层：第一等级为神职人员，其次是贵族，平民则处于最底层，属于第三等级。 1三级会议是被长期忽视的国家顾问机构，它历史悠久，早在近 500年前的 1302年就已设立；三级会议鲜有召开，其职能既不确定，亦不可靠。近百余年来，由于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唯我独尊的威权与高度集中的权力，三级会议实际上已遭废弃， 175年间从未召开，上一次举行还是路易十三（路易十六的曾曾曾曾祖父）统治的初期
—1614年，庆祝他的 13岁生日。这一时间点意义重大，因为路易十三后来明确推行了绝对王权的政策，而路易十四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这一政策，宏伟壮丽的凡尔赛宫长久以来的辉煌气派足以佐证。
到 1788年，形势完全不同往日，纵然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过着与世俗隔绝的富足生活，但他绝未真正承续“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气魄。路易十六生于 1754年，1770年迎娶奥地利大公的妹妹玛丽·安托瓦内特。他当时是年仅 15岁的王储，而她不过 14岁。安托瓦内特经过几年方才怀孕，这招来许多不怀好意的流言与臆测。 1774年，路易十六继承王位； 1778年 12月 19日，玛丽
·安托瓦内特产下了长女玛丽·特蕾莎，这是四个孩子中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比父母长寿的孩子。2
当年 34岁的路易十六大腹便便，一如之前的虔诚，懦弱胆怯且优柔寡断。他满怀善意，却无力抵制妻子轻佻阴险的随从的干预。他不再大言不惭地信守专制主义，转而谦逊地乞求“忠实的臣民”帮助他“克服本王在我国财政状况上碰到的所有困难……并且让我们体察到国民的愿望与怨言”3。
路易十六提到的“愿望与怨言”暗指一种古老的传统，即召开三级会议理应随附法国全境所有选区各代表团提交的陈情书。这些陈情书由三个等级中每个等级的地方代表拟定：在每一辖区（ bail-liage），神职人员举行会面，共同起草陈情书；贵族亦然。由于平民人数远超神职人员与贵族，他们的起草流程稍显复杂：每个教区需草拟一份初稿，然后由辖区一级进行修订整理。
很多情况下，既出于方便考虑，也无疑是出于忧虑和盲目因袭的原因，代表团借助各类陈情书模板撰写书面报告。这些模板唾手可得，广为流传。部分教区借鉴了两份甚至多份模板，例如，学者们已经在南锡辖区的陈情书中辨认出 11份模板的痕迹。在乡村地区，人们往往只得依靠这些模板，因为多数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这一起草整理的过程催生了 60000份陈情书，数量着实惊人，托克维尔后来称这是“古老法国社会的遗嘱，是其愿望的至高表现，亦是其最终意志的真实反映”4。
这些陈情书频繁表现出对财政赤字的震惊，并普遍质疑国王管理公共财政的专断权力。引人侧目的是，三个等级不约而同地赞成这一提议：引入解决金融危机的方案之前，三级会议应当坚决要求制定宪法。
平民拟定的陈情书自然切合当地实际情况，囊括种种不同意见，但也有些相近的主旨：强烈的君主情结，对国王身为一国之君的信任，改善生活条件的普遍愿望，以及对时灵时不灵的政治体制运行模式的诸多指责。尤其是，平民广泛要求简化司法制度，甚或改革和减轻赋税制度。
第三等级对徭役制度极为不满，这是一种强加于最低等级的社区职责（通常以体力劳动的形式），主要目的是维护道路。然而，更令他们愤愤不平的是贵族垄断狩猎权，强加给他们有偿使用贵族磨坊和面包烤炉的义务，并且贵族还手握行使当地领主审判权的权力。一般而言，第三等级希望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审判不含歧视性，赋税制度也一视同仁—不再豁免贵族和神职人员的税赋，以免这些苛捐杂税大多落到第三等级的头上。
话虽如此，但显而易见的是，收集平民陈情书的制度
—首先由教区一级起草，再交由辖区一级修订整理—导致了有政治倾向性的筛选，因此定稿更为强调社会上层要员的意见，顾及农场主而非农场工人，顾及大师工匠而非其雇佣的熟练小工。但是，人们都普遍而强烈地要求制定更为平等的赋税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就这些陈情书而言，平民对自己须向当地领主或地主缴纳的各种半封建性质的税费意见不一。几乎所有人都质疑其中某一种税费，可很少有人要求全盘颠覆整个制度。更引人注目的是，根据后来发生的事件可知，贵族与第三等级都曾在多份陈情书中主张充分利用教会资产，或减轻国家债务，或缓解贫困危机。这一切促使各方要求制定宪法，限制国王权力，建立国家代议制，赋予他们征税与制定法律的权利。
因此，三级会议的召开并未解决国王的财政危机，反而直接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因为陈情书最常提及的首要问题是政治合法性这一不可回避的议题。
正如上文所提，在巴黎设有一个机构
—高等法院，实际上还有十多个次一级的高等法院，位于法国全境各省。它们不像英国下议院和美国国会那样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而是处于司法系统的最顶端。具体而言，巴黎高等法院的一大任务便是记录并在某种意义上对国王的政策举措签署意见。如果高等法院认为王室的举措同其他法律原则存在冲突，则有权发声反对；它时常声称这一职能赋予了它一定程度的民主合法性，就好像它代表全体国民。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巴黎高等法院是特权与财富的权势机构，是律师的天堂，正在崛起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获得穿袍贵族的特权地位，同宫廷中世袭的佩剑贵族分庭抗礼。因此，高等法院自称拥有民主政治合法性，但这一点并未得到认可。
相比之下，三级会议由选举产生，因而可以宣称自己代表全体国民。按照传统，这三个等级应当分别开会、辩论以及投票，而且每个等级都有一个规模大致相当的代表团。即令平民等级代表了大约 98%的人口，但神职人员与贵族这两个特权等级往往投票争取己方特权，否决平民提议，这是必然的结果。
在选举代表的前几个月，此项安排公平与否是政治辩论的主要议题。令人惊讶的是， 1788年 12月，路易十六竟然被生于日内瓦新教家庭的银行家雅克·内克尔说服。内克尔当时担任财政总监，提出第三等级代表团的人数应是其他两个等级代表团的两倍。这似乎意味着只要平民票往一处投，他们就不会轻易地被另外两个特权等级以多数票否决。但是，国王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这三个等级是各自单独开会投票，并遵循古老的封建传统，仍然给予特权阶级额外关照，还是同处一室开会投票，从而使第三等级投票否决其他两个等级的代表成为可能。
国王已经在迈向更为民主的代议制度上走了一半，却半途而废，这件事很典型。受过教育的第三等级人士将这个不靠谱的折中方案视作严重的挑衅行为，继而在 1788年下半年出版了大量颇有争议的小册子。
许多小册子的作者都是胸怀抱负的政治活动家，其中有些人后来声名鹊起。名声最大、令人满腔愤慨者当属第三等级的代表奥诺雷·加百列·里克蒂，即米拉波伯爵。维克多·雨果后来描述称他是“令人难忘且振奋人心的其貌不扬之人”，他因童年时期感染天花留下了伤疤而惨遭毁容。青年时代，他是反政府主义者、浪荡者、决斗者以及疯狂的冒险家，可在革命早期却成为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以其深受欢迎的雄辩而广为人知。他曾自称：“我只要一甩动那鬃毛般的骇人头发，就没有人敢打断我！”
1749年，米拉波生于贵族世家，其父是米拉波侯爵维克托 ·里克蒂，原籍普罗旺斯大区，具体位于巴黎南部卢瓦雷省的勒比尼翁。他 17岁时加入骑兵团，但不久之后做了不甚光彩的劣行败迹，被父亲囚禁于雷岛。获释后，他迅速晋升为上尉，没过多久却离开军队，开始了冒险放荡、伤风败俗的生活。他娶了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为妻，之后却与妻子的家族反目成仇，最终以一场备受关注的官司收场。后来，他还有过一段骇人听闻的经历，同胞妹保持近乎乱伦的关系，事发后被迫逃亡。此后的 15年中，父亲经常以王印文书（lettres decachet）5追捕他，他因而多次遭到囚禁。他逃出其中一座监狱茹堡，同迷人的苏菲·德·莫尼耶私奔，她是一位高级法官的年轻妻子；他因此被控绑架与诱奸，应判死刑，于是不得不逃到国外，先后踏上瑞士与德国的领土，最后在荷兰落脚，并在此获得公民身份，靠为当地书商写作谋生。 1777年，28岁的他被父亲引渡回法国，在万塞讷的监狱被羁押了 3年。他在这里遇见了萨德侯爵，但对此人厌恶至极，转而撰写了很多书籍，包括《王印文书与国家监狱》，以此猛烈而巧妙地抨击法国当时专横且不公的刑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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