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28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0170918丛书名: 汉译丝瓷之路历史文化丛书
本书是一部通过文献考证和田野考古，全面研究古代中北亚地区城市文明的学术专著。*部分广泛搜集东亚、西亚和欧洲的古代文献资料，辅以当地土著居民的民族学材料，向读者展现了古代中北亚地区灿烂的城市文明。第二部分整理考古发掘得到的中北亚地区纪念建筑和城市生活的实物例证，研究了西伯利亚前俄罗斯时代城市的地理位置、历史特征、居民日常生活细节，及其产生和发展背后的原因和深刻本质。本书结合历史文献、田野考古成果，驳斥了认为当地史前和中世纪居民是“无历史意义”人群的谬论，将一个真实的中北亚地区城市文明的历史，从逝去的时光中重建出来，呈现于今人面前。
著名西伯利亚和中亚学家：列昂尼德·R. 科兹拉索夫 ………………………………. 1
前 言
………………………………………………………………………………………………………..
5
第一部分 古代西伯利亚城市文献资料
引言
………………………………………………………………………………………………………
13
第一章 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的“城市”概念
……………………………………………. 21
第二章 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的东方文献
…………………………………………………… 30
第一节 中亚神圣城市形象塑造中古典传统的作用 ………………………….. 30
第二节 中世纪东方地理学家观察到的北亚城市 ……………………………… 39
第三章 中世纪时期的欧洲文献……………………………………………………………….
52
第一节 12至17世纪俄文文献中记录的有着自身特色的西伯利亚
城市和城堡………………………………………………………………………….
52
第二节 13至17世纪西欧旅行家所见西伯利亚及其古代城市…………..
100
第四章西伯利亚本土居民历史记忆中的证据与18至19世纪的科学记录…………………………………………………………..111
第一节民族学及西伯利亚本土居民的语言和传说中反映的古代城市
……………………………………………………………………………………111
第二节 18至19世纪历史学家眼中的西伯利亚古代城市………………….
118
结论
…………………………………………………………………………………………………….
142
第二部分 考古学研究
第一章 西伯利亚城市初现：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 153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
154
第二节 青铜时代的“屋墙”（Lived—in walls）
……………………………. 156
第三节 原始城市的泥屋（Daub houses）
………………………………………. 161
第四节 哈萨克斯坦北部和中部城市的起源 ……………………………………
176
第五节 铁器时代早期…………………………………………………………………….
178
第六节 “城市之国” 及其文献资料
……………………………………………….. 184
第二章 匈奴人的城市……………………………………………………………………………
186
第一节 中亚的匈奴城市…………………………………………………………………
187
第二节 外贝加尔的匈奴城镇和聚落
……………………………………………… 194
第三节 匈奴遗址的年代测定（Chronological dating）
…………………… 203
第三章 萨彦阿尔泰山地匈奴统治者的城市和宫殿 ……………………………….. 206
第一节 塔舍巴城镇………………………………………………………………………..
208
第二节 宫殿
…………………………………………………………………………………..
221
第三节 宫殿的年代和建筑群的主人
……………………………………………… 253
第四章 突厥—粟特城市碎叶—西突厥汗国的都城 ……………………………. 270
第一节 确定阿克—贝希姆即碎叶的考古学依据
……………………………… 270
第二节 城市及其发掘…………………………………………………………………….
277
第三节 佛教寺庙的发掘（发掘地点I） ………………………………………….
287
第四节 摩尼教墓群（发掘地点III）
……………………………………………… 370
第五节 基督教堂和墓地（发掘地点IV）
………………………………………. 379
第六节 6至7世纪的寂静之塔（the Tower of
Silence）废墟（发掘地点V） …………………………………………………………..
387
第七节 碎叶城的宗教区…………………………………………………………………
401
附录
……………………………………………………………………………………………..
406
结论
…………………………………………………………………………………………………….
411
参考文献 …………………………………………………………………………………………………
415
缩写词汇表
……………………………………………………………………………………………..
470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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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悦 读
引 言
“西伯利亚早期城市”仍旧是个冷门的研究课题。直到最近也没有哪位历史学家或者考古学家渴望去探寻西伯利亚的城市。史学界被传统僵化的观点束缚着，认为西伯利亚本土民族的社会经济关系就是异常的停滞、古老和保守。
这些观点立足于一种陈旧的“无历史意义”民族的欧洲中心论，以及“野蛮的鞑靼人”的论调。支持这些观点的人从不怀疑生活在广阔的北亚大地上的民族，自从远古以来，就处于半开化状态。支撑这一理论的证据，是人们发现乌拉尔（Ural）东部只生活着两类人群：一类是在森林中迁徙，从事渔猎的人群，他们主要的食物只有鱼和幼鹿；一类是干旱草原上牧牛的游牧民族，他们没有定居经济，也不从事农业生产。该理论声称，这些部落从未脱离原始公社制度的藩篱，发展至文明的阶级社会；这个藩篱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打破的。
这种观点还孳生出另一种传播广泛的观念，这一观念尤其为坚信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家和作家们奉为圭臬，那就是西伯利亚绝不可能存在过任何有城市文明的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充满不公正和偏见的观点。让人惊奇的是，这样一个扭曲北亚广大地区历史的谬以千里的猜测，会如此顽固地存在着。
传统的西伯利亚史叙事，是从俄国人16至17世纪的征服和殖民地化开始的，那时这片辽阔的土地开始逐渐被纳入俄国版图。我们知道18世纪，在G. F. 米勒（G. F. Miller）撰写的第一部“西伯利亚史”中，作者“表明了他的态度，认为西伯利亚民族是‘无历史意义’的人群，注定永远停留在原始状态里。根据米勒的观点，直到俄国人的探险活动和定居出现之后，西伯利亚的历史才开始发展，并且方才得以成为一个研究的课题”。这种观点通过俄国历史学而得到强化。一百多年之后，在19世纪30年代，P. A. 斯洛夫佐夫（P. A. Slovtsov）的论述赞同了上述观点，“当‘古楚姆可汗（KuchumKhan）的穆斯林裹头巾从他头上落下之时’，西伯利亚的历史才从深深的混沌中浮现出来”。因此，研究者们不重视前俄国时代的西伯利亚史，直到苏联时期仍是这样。
第一个打破这些束缚的研究者是伊尔库茨克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rkutsk）的V. I. 奥戈罗德尼科夫（V. I.
Ogorodnikov）教授，他在1920年出版了《前俄国时代的西伯利亚史》（History of pre-Russian Siberia）一书。然而，是考古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消除了西伯利亚史前和中世纪的民族是“无历史意义”人群的谬论。归功于这些人做出的研究，西伯利亚的本土民族以及他们的历史得以重见天日。在这些学者中，我们首先要提及那些广为人知的由下列作者撰写的研究专著：S. A. 帖彼捷普劳霍夫（S. A.
Teploukhov）、S. V. 基谢伊夫、M. P. 格里亚兹诺夫（M. P. Gryaznov）、S. I. 鲁坚科（S. I. Rudenko）、G. P. 索斯诺夫斯基（G. P. Sosnovskiy）、M. M. 格拉西莫夫（M. M. Gerasimov）、A. P. 奥克拉德尼科夫（A.P.Okladnikov）、L. A. 叶夫秋霍娃、V. P. 列瓦绍娃（V.P.Levashova）、V. I.马秋申科（V.I.Matyushchenko）、M. F. 科沙耶夫（M.F.Kosaryev），以及本书的作者。
在这些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只有S. V. 巴赫鲁申（S. V.
Bakhrushin）在1928年写道：“极端重要的当然是对西伯利亚当地民族历史的研究。如今，这些人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和俄罗斯人同等的地位，他们可以自由追求西伯利亚民族的国家认同，他们有权利争取、找寻自己的过去，并为建设西伯利亚未来理想的挑战进行辩护。”
但是主流的苏联历史编纂仍然在传统观点的影响下，继续贬低西伯利亚本土居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轻视其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在苏联时代，第一部五卷本的《西伯利亚史》（History of Siberia）是为V. I. 顺科夫（V. I. Shunkov）的著作所做的准备。顺科夫是俄国封建社会史的专家，深受那个时代的学术环境影响，西伯利亚原住民的社会秩序是停滞和落后的看法，深植于他的写作中。在许多作品中，他反复重申相同的观点：“我们毫不怀疑，直到16世纪末期，原始公社制度仍然在西伯利亚主要民族的社会中占统治地位。”
从西伯利亚原住民的祖先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到16至17世纪俄国人的殖民活动，V. I. 顺科夫甚至没有花费太多精力去研究这段饱受争议的历史，就得出了更加明确的结论。在一份报告中，他讲道：“……对西伯利亚被并入俄罗斯之时的社会形态的最好定义，就是处于崩溃阶段的部落联盟，和一些处在最后瓦解阶段的血缘集团。”随后的几句话，暴露出这种关于西伯利亚本土民族的扭曲观点出现的原因：“理解西伯利亚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历史发展中具有对比意义的结果，找出西伯利亚民族社会经济生活发展步伐缓慢的原因，对于研究西伯利亚随后的历史，特别是在正确地评价西伯利亚并入俄罗斯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来看看所谓的“正确评价”：“西伯利亚是俄罗斯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者享有相同的历史发展过程，自18世纪开始，就有大量的俄罗斯人在此定居。中世纪的罗斯（Rus）决定了西伯利亚封建制度的发展；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随后将西伯利亚带入资本主义；俄罗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是西伯利亚革命的胜利。西伯利亚加入伟大的俄罗斯，不仅意味着这里成为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更意味着它已经与俄罗斯融为一体。”
在这样的研究方法下，不论是西伯利亚本土民族本身，还是他们的历史，都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所有事物都被俄国和俄罗斯民族的历史矮化。这部多卷本的《西伯利亚史》充分反映了这种研究一个多民族帝国时所谓的“科学方法论”，偏颇地暗示使用这一方法可以得出历史发展“有利的结果”，而这正是斯大林式历史学家的典型特点。顺科夫是这部著作编辑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封建社会时期作为俄罗斯一部分的西伯利亚”这一卷的撰写者。
在这部书中，一些人所做的研究，其无原则的程度令人震惊。他们甚至一边指控当地“吉尔吉斯和布里亚特首领”的侵略（那可是在17世纪，想想吧！），一边对沙皇的总督和士兵们对西伯利亚各民族家乡的侵略和抢劫视而不见，虽然那些同样的“酋长们”，一方面竭尽全力反抗侵略者，另一方面拒绝服从沙皇遣来的总督的恶意要求。
这部著作的合著者之一，西伯利亚史学家V. G. 米尔佐耶夫（V. G.
Mirzoyev）在1970年写道：俄罗斯人定居的开始，是将“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殖民活动之一……”施加于“……严酷甚至险恶的气候，一望无垠的荒芜空间，稀少而原始的原住民”之上！
然而，我们应该称赞这部书的另外一些作者，主要是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以及A. P. 奥克拉德尼科夫，“古代西伯利亚”卷的编者），因为在《西伯利亚史》第一卷的一些章节中，即使没能贯之始终，还是囊括了突厥人和西伯利亚通古斯民族（Tungus）的中世纪封建国家，以及6至12世纪远东地区的历史。
主流史学界的偏颇观点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影响了相关学科的研究者。比如，地理学家L. A. 尼科尔斯卡亚（L. A.
Nikolskaya）在考查前俄国时代的中世纪西伯利亚时，不假思索地写道：“那时的西伯利亚是经济的荒野……”
建筑学家试图按照他们的意图，贬低在大草原地区新发现的、具有定居建筑特征的遗址的重要性。他们想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标签，贴在这类遗址身上：“游牧建筑”。让我们来看看D. N. 特卡乔夫（D. N.
Tkachev）让人叹为观止的规避策略：“在游牧封建制度下，发展波动变化剧烈，由此一些相对高级的经济形态，早在蒙古人到来之前的时代就已经出现。生活环境的移动和定居的组织方式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这些因素一起形成了这些游牧建筑。”
不幸的是，在对待西伯利亚本土民族的历史时，很多作者都深陷虚构和偏见的病症之中，在这里没有必要举出更多的例子了。我只想指出的是，一些专家在研究16至18世纪末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的城市史时，仍然不顾谬误地这样写道：“城市的发展，在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草创阶段，因为在俄罗斯人到来之前，并没有以城市作为定居方式的人类生活在这里。”
所有以上提到的，都是明显或故意进行错误论述的例证，这种明显或有意的错误论述导致历史学家们对西伯利亚原住民存在城市生活确凿无疑的证据视而不见。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俄国学术界一直对西伯利亚古代城市这个课题不感兴趣，直到本书的作者决定致力于研究这一课题的时候。
不过，还是有一些西伯利亚临近地区的关于这一主题的地方性研究得以开展。早在1947年至1957年，S. V. 基谢伊夫就开始把工作聚焦于探索中亚古代城市上。1965年，一个由基谢伊夫、叶夫秋霍娃、科兹拉索夫、N. 雅·梅尔佩特（N. Ya. Merpert）和V. P. 列瓦绍娃组成的写作团体，出版了《早期蒙古城市》（Early Mongolian Cities）一书，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囊括其中。1950年，A.卡·马尔居莱（A. Kh. Margulan）出版了关于早期哈萨克斯坦城市的综述，遗憾的是，这篇综述只包括哈萨克斯坦的南部地区。B. E. 库梅科夫（B. E.
Kumekov）获得了一些在额尔齐斯河（Irtysh）和东哈萨克斯坦地区生活的基马克人（Kimak）城市的新材料。随后V. L. 叶戈罗夫（V. L. Egorov）出版了一部概述性质的专著。这部书是长期努力的结果，复原出13至14世纪黑海地区、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和一部分西伯利亚地区蒙古城市的完整目录。
以上就是近年来对西伯利亚广大临近地区古代城市研究的主要成果。虽然地理学意义上的西伯利亚，通常包括了哈萨克斯坦大草原向北延伸的部分，这片地区与其南侧的西西伯利亚平原以及东侧的萨彦阿尔泰山东段交织在一起。
以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方法寻找西伯利亚前俄国时代的防御聚落，始于D. F.米勒毕生的研究，但在19世纪末期得到重视。科兹拉索夫从12至18世纪的俄文史料中，搜集出有关古代和中世纪西伯利亚城市的史料，发表在他的一些论文中。本书的相关章节将包含更多有关细节。
仅仅简单列举铜器时代、早期铁器时代和中世纪时期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也需要占用很大篇幅。这些为数众多的发掘材料不仅仍然没有出版，而且也没有进行充分研究。在研究概述中被提到时，人们没有对这些课题给予足够重视，相关专题研究和历史评价仍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
不过，我们还是需要提及一些关于这些已知材料的基础研究。先来看看西伯尔汗国（Khanate of Sibir，西伯利亚汗国［Sibir Yurt］的城市遗骸；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克［Isker］和卡什里克［Kashlyq，1400—1582年］，这两处鄂毕河（OB）河谷中的聚落分别处在汗国历史进程的中间期和上升期。而以此为据，内贝加尔（Cisbaikalia）、外贝加尔（Transbaikalia）和土瓦可将其历史上溯至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中，我们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后两个地区。
外贝加尔和土瓦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这里的古代和中世纪城市被证明需要更好地研究，更因为正是由于这一区域的考古发现，使研究者们第一次意识到需要创造“古代和中世纪南西伯利亚城市”的课题，而很快，这一课题就被扩充成“古代西伯利亚城市”。
对于土瓦地区为数众多的聚落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是1956至1962年在L. R.科兹拉索夫的主持下完成的。这次发掘发现了两个不同时期的城市遗址：其一是8至9世纪维吾尔汗国的城堡（17座有土城墙的矩形和方形城市及两座土城堡）；此外，还有6座13至14世纪的早期蒙古城市。在1957至1959年，S. V. 基谢伊夫和L. A. 叶夫秋霍娃在外贝加尔地区东部发掘了两座早期蒙古城市：奇尔其亚遗址（Chirchira）和康杜遗址（Kondui）。在1959至1971年，L. R. 科兹拉索夫在哈卡斯地区发现了一些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的城市，他和I. L. 科兹拉索夫从1972到2002年，对这些城市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同时进行的，还有早在1958年就开始的对哈卡斯山区石筑堡垒避难所（stone for tressshelter）的研究。
在1959年、1983年、1988年、1991年，我们还发掘了位于哈卡斯地区鄂尔巴和特斯河（ErbaandTesRivers）左岸的泽纳梅斯托克（Znamenskoe）和托里克斯托克（Troitskoecircular）圆形城堡遗址（有生砖［cobbrick］城墙及深深的壕沟），它们的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2至前1世纪中亚匈奴人入侵的时代。在中世纪之前，匈奴人的城市同样存在过，这些内容将放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进行讨论。
对于任何问题，都有必要放在一个具有多样性的远景中进行观察，以便能够发现和建立真相，或者至少朝着真相的方向前进。这便是为什么在对南西伯利亚土著民族的城市进行田野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努力寻求，不断积累和研究关于早期和中世纪西伯利亚城市的多语言文献资料，向当地居民征集民间传说和语言学证据。本书的这一部分，便是对我们获得的文献资料的汇总；而随后的第二部分，搜集的则是同一课题下的考古学证据。
对于前俄国时代的西伯利亚本土城市，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完整地叙述出它们的故事，还需要从多方面对其进行研究。需要对那里的古代城市进行研究；对那些古城的产生和发展进行研究；研究它们存在背后的原因及其存在的深刻本质；研究它们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历史特征，以及居民日常生活的细节。通过这些研究，将会使一个真实的、没有偏见的从古至今的西伯利亚民族的历史，从逝去的时光中重建出来，呈现于今人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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