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591909
中文版序1
序言1
第一编
政府的起源1
1 前言3
社会大分化3
社会的维持10
政治权力的使用11
国家14
酋邦15
关于观点和方法16
我们的当代祖先17
2 政府起源与性质的理论20
英国和欧洲的启蒙运动22
国家的革命观
1789～1848年30
现代社会科学35
3 自然状态下的人：平等
社会46
平等与影响48
强制52
领导权54
仲裁55
对外关系59
政治组织的局限62
4 权力的制度化70
等级和权威71
原始酋邦和封建制79
法律81
非法律强制89
领导权92
调停95
对外关系97
政治组织的局限性99
第二编
现代原始国家101
5 祖鲁国家的兴起103
恩古尼酋邦103
军事扩张时代106
姆潘迪的祖鲁国家110
伟人与演进过程113
6 乌干达安科拉国家的
起源116
历史与传说116
庇护制度118
神权120
非洲大湖东部地区122
审视乌干达地区124
7 西非诸王国126
努佩127
阿散蒂131
刚果及其邻居134
西非的贸易与征服136
8 切罗基印第安人139
作为酋邦的切罗基139
切罗基国家142
从祭司到武士144
权力与武力145
9 波利尼西亚的国家
起源148
夏威夷群岛150
塔希提157
汤加160
“无形之手”161
第三编
古代文明165
10 中美洲的文明起源167
特奥蒂瓦坎169
瓦哈卡河谷175
卡米纳留尤177
低地178
中美洲的城市、国家和
文明184
11 秘鲁的文明起源187
形成期188
国家191
北部沿海的古典期195
高地与低地发展的
关系197
后古典期200
秘鲁文明的决定性因素201
12 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
起源204
形成期205
繁盛和原始文字时期208
王朝时期211
帝国时期218
第一个城市文明224
13 埃及的文明起源226
形成期：“拜达里”与前王朝
时期227
古王国时期229
中王国时期和之后235
超级官僚体制的演变236
14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
起源239
形成期239
双城记239
消亡245
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国家与
文明245
15 中华文明的起源248
形成期249
商代251
周代253
第一个中华帝国259
中国的城市、国家和
文明263
第四编
结论265
16 结论Ⅰ（否定）267
简要回顾267
战争与征服270
灌溉和精耕细作273
增长和发展275
城市化281
阶级分层和压迫283
激进与保守286
17 结论Ⅱ（肯定）290
不平等的起源290
环境和利益297
通向文明之路302
18 余论：文明的崩溃308
适应和演进的潜力316
读者要擦亮眼睛318
附录1 有关平等社会的
文献322
附录2 有关酋邦的文献327
参考文献329
索引355
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以研究文化进化论而著称，他通过自己对巴拉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民族学调查来研究文化进化。1960年代，在著名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 White）和朱利安•斯图尔特（J Steward）的影响下，塞维斯与其同侪马歇尔•萨林斯（MD Sahlins）和莫顿•弗里德（M Fried）等学者联袂确立了新进化论的理论与方法。他在其代表作《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一书中奠定了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四阶段的社会进化论，这四个阶段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而且是四种层次的社会结构。他还认为，早期文明并非是立足于经济的分层，而只能是基于政治权力不平等的分层。他还声称，早期文明中没有真正的阶级冲突，只有政治贵族之间的权力斗争。
美国文化人类学四阶段的新进化论框架是在1980年代中期经由酋邦概念的介绍而引入我国的，之后受到我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动下，探讨文明和早期国家形成的动力和过程也成为研究的焦点，酋邦遂成为探究国家为何及如何形成的关键。但是酋邦概念自引入我国以来,学界同仁表现出差异很大的不同态度。有人尝试用它探讨前国家社会的性质与变迁，有人则认为它不适用于中国，有人甚至认为中国不存在酋邦社会。还有人觉得，虽然酋邦概念可以概括中国史前的复杂社会，但是用中国典籍中名称如“古国”或“五帝时代”来定义史前社会的发展更加合适。
产生这些歧见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对酋邦概念产生的学术背景及其内涵缺乏全面的了解。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我国研究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学者多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而西方的学者多为文化人类学家和人类学背景的考古学家。中西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存在较大的差异，偏好征经补史的中国学者不免将文化人类学的抽象概念混同于具体的研究对象，便产生了酋邦概念不适用于中国材料的疑虑。这需要我们了解新进化论产生的学术背景以及这些术语所指的基本概念及内涵。
一
进化论一直在文明与国家探源问题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在达尔文确立进化论之前，社会进化就是哲学家们探讨的话题。比如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在其著名的《物性论》中就揣测了社会的进化，从最早的动物般生活，发展到家庭、氏族和国家的形成。国家由契约而形成，社会的进化得益于技术的变迁。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对当时的社会和科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19世纪科学思想的主流。进化论不仅是生物进化的学说，而且也成为哲学思想的阐述依据。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赫伯特•斯宾塞（H Spencer）就提出过一种包罗万象的进化思想，用来解释自然、生物以及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从一种简单和无差异的同质性实体向复杂和有差异的异质性实体发展、并伴随着一种异质性部分不断整合的过程。
19世纪两位文化进化论的主要倡导者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B Tylor）和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LH Morgan）。泰勒被誉为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之父，他相信，人类社会和宗教的发展有一种普遍性的功能基础，所有社会的发展都要经历从蒙昧、野蛮到文明的发展过程。他从民族志和考古学来研究当代和史前部落社会的习俗与信仰，其成果以1865年出版的《人类早期历史与文明发展研究》和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为代表。后者不仅对于人类文明的整体研究贡献卓著，并且对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和发展影响深远。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构建了经典的直线文化进化论。摩尔根将血缘（家庭）关系视为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并从这些关系的比较研究来了解较大社会的演化动力。他从技术发明的角度，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三个递进的阶段，蒙昧阶段以弓箭、用火和制陶为代表；野蛮阶段以农业和冶金技术为代表，而文明阶段以文字为代表。他把社会看作是功能整合的系统，并支持一种直线的文化进化观，认为没有文化可以不通过初级阶段而达到高级阶段。1881年，马克思开始阅读摩尔根的《原始社会》一书并撰写他的读书笔记，恩格斯也阅读摩尔根的著作。摩尔根有关社会结构与物质文化的研究对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社会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反映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之中。摩尔根与恩格斯的著作成为后来苏联构建共产主义五阶段进化论的基础。
……
二
在最初确立酋邦为社会进化一个阶段的《原始社会结构》一书中，塞维斯是这样定义酋邦的：“具有一种永久性协调机制的再分配社会” ；“酋邦从两个重要方面超越部落的社会整合层次。第一，酋邦通常是比部落更稠密的社会，这可能由较高的生产力而做到。但是第二是进化阶段的较明显的标志，该社会较为复杂、组织较好，特别以存在协调经济、社会和宗教活动的中心而有别与部落。”他还说：“今天酋邦见于世界许多地方，南北美洲、非洲、东南亚、亚洲内陆和某些太平洋岛屿。在考古记录上，它们很可能至少广泛见于秘鲁和中美洲、地中海东部、印度和中国古代文明之前的地层中。但是，我们必须说‘可能’，因为如前所述，酋邦并不由某种特定技术发明为代表，可将其与部落和国家区分开来，而是由考古堆积所无法揭示的社会结构为特点；所以对它们只能靠推断和猜测。” 在本书中，塞维斯指出：“酋邦具有一种贵族统治性质的集权趋势和世袭的等级地位排序，但没有武力压迫的正式法定机构。它似乎普遍是神权型的结构，而且对权威的服从形式与宗教信众服从祭司—酋长如出一辙。”
……
三
由于酋邦是介于平等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过渡类型，因此考察酋邦一端作为平等社会的终结，另一端标志早期国家官僚体制的出现，对于我们了解这个前国家阶段以及判断最早国家形成不无裨益。塞维斯讨论了平等社会的特点及不平等的出现，下面是本书中的一些陈述。
……
四
从酋邦向国家演进的标志是官僚制政府的出现。到了酋邦的专权社会，首领无需被迫遵守所有的社会约束。他们的权力来自于他们的群体，但一旦权力形成，它就变得自主，并使之成为个人的活动。于是，这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先例。此后，有些人能够创造出新的事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否决集体的惯例，平衡就被打破。
塞维斯将国家与政府的起源置于集中领导权的制度化上。形成中的官僚机构的经济和宗教功能是随着其服务范围、自治和规模的增长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最早政府的作用是为了保护自己，而非社会的其他阶层。它是在维护整个社会的作用中使自己合法化的。谈到国家的性质时，塞维斯说，国家是由武力所支持，除了权威的权力外，武力的权力也是“国家性”的基本要素。
五
酋邦是新进化论作为社会进化序列的一个阶段或一种类型来定义的，介于政治上平等和缺乏集中的部落与国家之间的过渡。这一概念提出之后，也受到了各种批评，激起了广泛的讨论。但是，酋邦仍然被认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概念。从跨文化比较来研究社会进化是一种规律性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的详述研究存在很大不同，混淆两者的区别是我国学者对酋邦概念产生疑虑的主要原因。
塞维斯指出，新进化论的兴起使得考古学与民族学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考古学和民族学对文化进化的研究，就像是古生物学和比较解剖学对生物进化研究的关系。考古学家除了进行发掘、绘图、描述和解释等工作外，还应该进行各种比较研究，以便将研究的考古学文化放入历史和进化的脉络中去进行探讨。借鉴民族志材料来进行讨论，是考古学重建历史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因此，他建议更多结合民族志研究来推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人类学理论更多涉及抽象的概念和从一般性的视角看问题。美国科学哲学家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指出，科学陈述需要使用高度抽象的概念，这些概念与具体事物所显示的关系或属性并不明显，甚至相去甚远，但它是探求综合性解释的必然结果。为了说明形形色色事物性质的普遍性，在系统表述其结构特征时，就必须进行抽象。
李济说，文化人类学最有用的方法之一，是把那复杂的文化内容分成若干较小的单位作比较研究。这种较小的单位就是特征。这些特征、成分及个体的分离或附合的程序，就是文化的演变。我国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主要是由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来从事的，普遍缺乏民族志的知识背景和规律性研究的训练。因此了解和借鉴文化进化研究的方法论和分析概念无疑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酋邦和国家性质的了解，并重视社会演进过程的规律性探索。
国内学界对塞维斯的这本著作一直极为关注，而且引用甚广。但是由于不熟悉新进化论产生的背景以及对文化人类学诸多术语缺乏精准的了解，在文明起源的理论探讨中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误解或歧见。由于本书写作年代较早，而且作者介绍中华文明起源的内容都为二手资料而且比较有限，所以第15章中华文明的论述可能与我们的期望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译介本书的初衷是引介国际学界有关文明起源的人类学理论和分析问题的视角。我们希望，本书中文版的问世能够让我们完整了解塞维斯原著中的论述和观点，以便更好地运用和借鉴国际学界流行的理论、方法与概念，提高我国文明探源的理论与实践水平。
陈陈 淳
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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