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2024692
“传统中国”的概念，似乎可以从纵、横两方面来理解：就时间即“纵”而言，始自上古三代，历经汉唐宋元，降及是有清诸朝，均在其规范之内；就专业领域即“横”而言，则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等等，全都包罗其中。甚至，鉴于社会制度、意置于“传统中国”的范畴内进行研究。显而易见，对于“传统中国”的研究，必须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是为传统中国研究的特色，也是它的观点。千百年来，人们就是在原型或真相因各种原因被掩盖、被扭曲的情况下阅读、理解传统和传世文献的，面对这些传统、传世文献的某种程度误解就构成了真实历史过程的一部分。
《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是一本有较高学术质量的不定期学术集刊，在学术界获得良好的口碑。本辑收录近期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礼仪等多方面的论文，见解深刻，颇有新意。
目录
专稿
《礼运》首章再考辨 吴飞
经子研究
江永《学庸图说》的整理与研究 徐道彬 杨哲
《论语·学而》“言可复也”新考 庞光华 李凤娥 吴珺
《四书评》平议 张昭炜
史学研究
“太伯奔吴”再考 詹刚
古书成书及流传问题研究——以马王堆帛书《阴阳脉死候》为中心 赵争
唐宋时期上海地区市舶机构设置沿革与港口城市的发展——兼及从上海镇到上海县的发展历程 张晓东
毛奇龄年谱补遗 胡春丽
史家意识与方象瑛的散文创作 王成
章太炎论宋学 王锐
文献考证
“轺车督邮”所乘的车 宫谷如
叶曾《东坡乐府序》校读记 朱兆虎
郑刚中《北山集》版本考 刘泽华 任群
《书传会选》跋考释 宫云维 陶首江
《文选》李善注引《论语》及各家注考论 吴相锦
拟卦三续 陈开林
《文始》笺补遗 章太炎撰 骆鸿凯笺 王文晖、赵乾男整理
起黄（上） 吴光耀撰 刘增光、刘晶晶整理
书评
十八年努力，勘破一部质量精湛的伪书——《〈经解入门〉整理与研究》评介 谢贵安
礼学纵深地带的风景——邓声国《仪礼文献学》书后 陈绪平
吴仁安《明清史事与江南望族探微》评介 叶舟
序跋
《孔子家语新证》序 李学勤
《〈流沙坠简〉考论》序 许建平
《隋书经籍志研究》序 王承略
《隋书经籍志研究》序
王承略
作者简介：王承略，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古典目录学，是以书目为表现形式、以学术发展史为研究内容的一门学问。由此认识可见，古典书目的核心要素，一是著录体例方面的表现形式；二是学术源流方面的根本内容。学术内容通过高质量的著录体例而体现，著录体例以充分反映学术内容为要求。一部成功的书目，两者相辅相成，融为一体，不留痕迹。对著录体例的研究，就是对书目编制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对学术源流的研究，就是对书目本质内容的研究。要想对一部书目进行全面透彻的研究，这两个角度是缺一不可的。
中国的古典书目，分为官修目录、私家目录、史志目录三类，总数在2000种以上。在数量众多的古典书目中，有4部值得大书特书：一是《汉书·艺文志》，二是《隋书·经籍志》，三是《文献通考·经籍考》，四是《四库全书总目》。这四部书目要特别重视的原因，首先在于它们目录体例的完善与学术内容的丰富，其次在于它们成书的特定时代以及书目的集成性质。
《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史志目录的编纂体例，反映了先秦与西汉的学术史，是研究上古学术文献的首要之书。《隋书·经籍志》确定了四部分类体系，重点反映了汉代以来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典籍的流传情况与学术发展源流，是研究中古学术文献的之书。《文献通考·经籍考》首次使用成熟的辑录体，全面反映唐宋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是研究中国封建时代全盛时期学术文献的之书。《四库全书总目》体例为精善，内容为丰富，是中国封建时代目录学的之作，全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宋代以来的学术文化面貌，是读书治学的案头常备之书。四部书目体例的完整与创新性，学术内容的丰富与集成性，成书时代与收录范围前后衔接的系统性，使得它们成为古典书目的翘楚，成为古典目录学的研究核心。
从四部书目的构成看，三种为史志目录，一种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二十五史中，有7种原有艺文志或经籍志，经过清代、民国和当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另外19史也都补上了艺文志或经籍志，《后汉书》《晋书》《金史》等史书甚至有5种以上的补志。所以，与官修目录、私家目录相比，史志目录更为系统性和完整性。这也正是史志目录的价值所在。将二十五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及其考补之作汇为一编，就是中国古代典籍总目。中国古代到底撰写了多少种著作，这些著作到底反映了怎样的学术面貌，就可以得出比较准确的回答。有鉴于此，我自1987年师从王绍曾先生学习目录学开始，就对史志目录特别关注。1989年我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以《清季目录学家姚振宗》为题，而姚振宗是迄今为止史志目录研究的大家，研究姚振宗，就是研究史志目录。值得欣慰的是，自2005年开始，我与刘心明先生携弟子数十人，编纂完成了《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一书，收书84种，分为27卷，凡31册，960万字，标点校勘出版，实现了众多前辈学者的心愿，也实现了我的夙愿。
2007—2012年，杜云虹女士在职攻读山东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此间正值《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编纂并开始陆续出版。云虹供职于山东省图书馆古籍部，出于工作的需要和她自己的兴趣，也为了与《萃编》的编纂出版相呼应，我俩商议，以《史志目录研究》为题，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利用现成的资料，做史志目录综合性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时值古籍普查如火如荼，云虹工作十分忙碌，白天上班，周末加班，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研究。如此一年有余，云虹有感于研究内容过于庞大，而时间紧迫，遂将研究做了调整，专攻《隋书·经籍志》。之所以选中《隋志》，是因为在四部重要书目中，《汉志》《总目》关注有余，而《隋志》《经籍考》研究不足。而在《隋志》《经籍考》两者当中，《隋志》尤当优先考虑。主意已决，云虹全力以赴，一鼓作气，完成《隋书经籍志研究》，煌煌巨制，上下两编，上编是《隋志》的体例与学术研究，下编是《隋志》考据性质的校读，合则双璧，分则单行，成为姚振宗之后，研究《隋志》用功、有成绩者，我们不禁为她深感高兴，也为古典目录学研究的新突破感到庆幸。
与一般史志目录或记一代藏书之盛、或记一代著述之盛不同，《隋志》在成书性质上甚为独特。《隋志》反映汉代以后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典籍撰著与流传情况，是知见性质的数代文献总录。《隋志》变前代“艺文”为“经籍”，认为“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将经籍的作用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然而，南朝北朝，政权更迭频仍，大乱160余年，典籍亡佚严重，大大消减了经籍的无上功用，对统一伊始的统治者来说，是无比心痛并要想方设法补救的事情。《隋志》刻意保存西晋以下大量图书流传信息，体现了登记在册、依目访书的用意。将《隋志》与《汉志》相较，我们不能不震惊于典籍丧亡之惨烈；将《隋志》与新旧《唐志》相较，我们又不禁为典籍失而复得而欣喜。期间典籍流传情况之复杂，出乎我们的想象，正是因为有《隋志》的著录而见其大概。为此，我们不能不佩服《隋志》的作者，虽然他还欠缺一点书目编纂的专门之学，但他的典籍会通观、学术宏通观，决不在刘歆、郑樵之下。而唐代初年，儒学随着《五经正义》的纂修而重振，道学因玄学的流行、道教的改良成熟、炼丹术的兴起而普及和世俗化，佛教走向了中国化改造的历程，三教并行不悖和渐趋融合预示了一个思想创造高峰的即将到来。加以300年来史学、文学的空前繁荣，子学的演化与整合，中国的学术畛域也随着四部分类法的确立而相对固化和稳定。凡此种种，无论是《隋志》所体现出的目录学的理论与方法，还是《隋志》所体现出的学术思想内容，云虹都在书中作出了较好的探索与回答。至于下编《隋志》校读部分，随着《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续编》的编纂，估计不久的将来，亦能与读者见面。我们期待，云虹以此为起点，把史志目录的研究更加深化并加以拓展，不断推出新成果。
唐宋时期上海地区市舶机构设置沿革与港口城市的发展
——兼及从上海镇到上海县的发展历程
张晓东
摘要：历史上上海地区和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宋元之际上海地区的港口发展经历了转折。上海地区市舶机构的设置“从无到有”是在华亭县青龙镇实现的,也曾因为周边经贸地理的变化而使华亭县和青龙镇的市舶务一度上升为市舶司及分设机构。在南宋晚期青龙港经历了极盛后的衰落，而上海地区的港口经历了从青龙镇港为中心到向周边镇港分散的过程。当时华亭成为东南一大县，继续着对外贸易的繁荣，但是港口分布和兴衰却发生新的变化。港市的分布扩展开来，多处市镇经济发育成熟。元初上海港已位列八大官方市舶口岸之一。在南宋晚期出现的新兴市镇“上海市”很快发展成为新兴的市舶港，然后设正式行政区划“镇”，在元初设立县城和市舶司。上海镇和上海县崛起的速度和发展的程度远远大于青龙镇，即使从市舶镇港发展的角度看也是如此。这反映出外贸和城镇发展存在一定的密切联系。长江口的外贸需要是上海地区市舶港保持发展势头而不衰竭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宋元；上海；青龙镇；市舶；海上丝绸之路
作者简介：张晓东，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古代的市舶司是“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的外事和外贸管理部门。自唐代开始中国王朝在重要的对外港口设立市舶司机构管理对外贸易和交流。自唐玄宗在广州设市舶使之后，市舶管理制度经历逐步完善。市舶司官员包括市舶使（提点市舶司、提举等）、市舶判官（监舶务）、干办公事等。用市舶机构管理对外贸易的制度自唐代实行到明代。一地市舶司之设置、兴废与当地在对外交流中的地位关系密切，而当地之经济社会发展与对外贸易文化交流也存在一定的关系。今天的上海地区，本文的“上海地区”一词主要指今天上海市辖境的地理范围，而在古代其前身包括唐宋华亭县主要部分，以及后来的松江府。在古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曾经有卓越的丝路古港，而其城市及社会发展也与海上丝路交流活动结下不解之缘。上海地区早的丝路港口青龙镇港出现于唐代，在宋代达到盛期，而宋元之际是海上丝路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上海地区丝路港口发展特别是上海港的关键转折时期。自宋代开始上海港口出现了市舶机构的设置，不同时期不同港口设置有市舶司、市舶务、税场等不同机构，期间的变迁也有曲折之处。唐宋华亭县青龙港一度设立高级别的市舶机构，而到元代上海港独领风骚，自宋末到元初作为对外口岸的上海镇迅速发展，在较短时间内自镇演化为县，因此以市舶港地位变迁为切入角度来观察上海地区与丝绸之路关系的线索是有意义的。本文试图对宋元之际上海地区市舶机构的设置和市舶港地位变化及其意义做一理顺。
一、 上海地区早的市舶机构与外贸繁荣：宋华亭县与青龙镇港的市舶
直到元初，海船来到上海地区尚不能如现代一般进入黄浦江。作为华亭县前身的上海地区首个市镇华亭镇是隋代初年出现的，滨吴淞江支流顾会浦，北通青龙江，南通杭州湾。有记载表明华亭县建县于天宝十年（751年），建县前的资料十分缺乏，很难找到证据表明华亭镇曾经和对外往来发生什么关系。如《绍熙云间志》卷上“镇戍”和“封域”条记载：“华亭襟带江海，上而吴晋，近而吴越，尝筑城垒置防戍，所以控守海道者至矣。今沿海镇寨倍于他邑，是亦捍置上流之意云。”“今县有华亭镇印……《祥符图经》载镇在（县）西南二百步，而《元丰九域志》则废矣。如自镇为县，则新史《舆地志》诸书不应略而不言也。”唐代出现的青龙镇港就是华亭县的对外港口，而华亭县是青龙港的腹地城市，从对外往来和城镇发展的角度看，两者之间是相互依赖的港城关系。唐代华亭县属苏州，因此青龙镇港也算是当时的苏州的对外港口。
唐代没有在上海地区设立市舶使司的史料，但是上海地区存在前往东北亚的航行，是从青龙镇松江口出发的。从的考古成果来看，大量来自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的名窑陶瓷产品出土在青龙镇遗址，其中包括了不少唐代名窑的产品，说明唐代青龙镇存在发达的中转贸易。青龙镇的位置“南通漕渠，下达松江，舟舶去来，实为冲要”，良好的交通条件能为贸易提供便利条件。五代时期华亭县先属吴越国开元府，而至后晋天福五年（940）吴越国奏准中原朝廷以嘉兴、海盐、华亭、崇德四县置秀州，自此到宋代华亭县仍属秀州。
上海地区的早市舶机构是在宋华亭县出现的，这无疑是当地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的促进结果。
宋代的市舶管理机构分市舶司、市舶务（分司）、市舶场三级，市舶司所设必是当时流港口，而中小港口一般只设有市舶务和市舶场，即为二三等外贸港。历史文献记录的官方设制反映的是古代政府的理解和安排，并不一定代表全部的历史事实。唐宋官方通过市舶设置来统制贸易，但是不设市舶的港口并不一定不存在对外贸易，比如走私贸易，而市舶机构等级变化也可能和实际贸易规模的盛衰变化有所滞后。不设市舶机构的港口未必没有具规模的对外贸易，但是设立市舶机构的港口一定是因为当地外贸的规模、潜力引起官府的重视。学者章深认为宋代市舶司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直到北宋熙宁初年只在广州、杭州、明州设立市舶司，是个阶段；此后到宋哲宗时期是第二阶段；从北宋哲宗到南宋灭亡是第三个阶段，变化的是两浙路市舶司。此外，廖大珂有不同的划分观点，认为宋代市舶司官职演变可以分为“州郡兼领”（宋初至元丰三年）、“漕臣兼领”（元丰三年至崇宁初）、“专置提举”（崇宁初至南宋末）3个时期。宋代华亭县地属两浙路辖境，两浙路地处长江入海口周边，沿海港口不少。华亭县对外贸易是由两浙路市舶司管理。两浙路市舶司始设于太平兴国九年（984），初设于杭州。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官府在秀州华亭县设立市舶务，派来专任的监官，实际负责管理青龙镇对外贸易，这也算是青龙镇为支点的秀州华亭县海上贸易发展的新标志。至于地点，《云间志》记载称：“市舶务，在县西六百步。造船场，在县西南五百四十步。”王辉推测青龙市舶务的位置离造船场距离不远，临近水岸，距离县城也不远。
王杰在《中国古代对外航海贸易管理史》一书中指出宋代秀州市舶机构是指华亭县治和华亭县青龙镇两地分别设置的市舶务。引人思考的是两者的关系如何？笔者认为这也经历了一段发展历程后出现的现象,不同时期应该各有变化。
上海地区在北宋时期主要还是依靠青龙镇港对外贸易，当时大船无法直接抵达华亭县城下，要先入江在青龙镇港口停靠，进行卸载或转运，然后前往华亭县。从吴淞江海口到青龙港实际也有数十千米的距离，故青龙镇港虽是对外贸易港，但仍位于内河岸，安全可避风暴。20世纪70年代疏浚青龙港和通波塘的河道旧址，曾经分别在青龙港旧址西至杏花村东至仓东段和通波塘酒坊桥村北部段河底有成排木桩的考古发现，证明可能是古代码头的存在遗迹。有学者认为此一位置接近外商居留的“来远坊”，而在“白鹤渡东”的地点也曾出土大量长木桩，甚至推断青龙镇曾有4种类型的码头，则青龙镇码头，距离镇上官检和交易地点应都不算远。
吴淞江下游在宋代就已经开始日益阻塞，同时明州港继续日益兴旺。宋徽宗重和年间青龙江和顾会浦逐渐淤塞，“番舶鲜至”。朝廷罢免专设的青龙镇市舶监官，由华亭县令兼任市舶监官，这算是外贸下降的体现。为了恢复外贸，宣和元年（1119年）官府疏浚青龙江，延长了青龙镇近百年的发展期。当时提举两浙路市舶张苑在上奏中提到：“今因青龙江浦快通，蕃商船舶，辐辏住泊”，提出依旧设立监官一员。因此可以理解青龙港再度成为第二等对外港口。青龙镇监官在市舶管理体制内应该只是作为华亭市舶机构派出人员，即市舶官员进驻，并非设立新的专门市舶机构。是年朝廷将青龙镇改名为通惠镇，到南宋高宗时才复改为青龙镇。
税收是市舶机构的重要职能之一，港口外贸的发达必将会推进税收额上升，而外贸一旦促进当地城乡经济的发展，也将刺激商业税收膨胀。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已是“风樯浪舶，朝夕上下”的青龙镇具备很大的商税额。《宋会要辑稿》记载在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青龙镇上交的商税就达15879贯400文，而华亭县城只有10618贯，同时在秀州地区设置的17个酒务中青龙酒务排在第2位，超过了所属的华亭县城，仅次于秀州州城。至北宋后期，华亭县经济形势已是“富室大家，蛮商交错于陆之道，为东南大县。”当时青龙镇也存在农业和手工业的产业发展，但其总体经济发展与青龙镇对外贸易的促进应是存在一定的联系。青龙镇自身的城镇发展也很受益。文献记载宋代青龙镇有“茶场酒务”，且“有治、有学、有狱、有库、有仓、有务、有茶场、酒坊、水陆巡司”。显然形成了消费型港口市镇，存在发展成为新的港口城市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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