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8063274
作者选择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现代性转换过程中一批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书写了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化史；作者顺着“骡子文化”这个具有深刻内涵的比喻，为其重新建构中国现代文化史开辟了一条别样的路径。书稿首次明确阐释“骡子文化”，并以此解释留学生写作，从源头上探讨中国现代文化/文学的产生，属开创之作。作为一部文化论著，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化起源之多元性的开掘，拓展了留学生文化的空间，推进了相关研究，同时，也为中国现代文化研究提供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新方法、新理念和新视域。
从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中国文化思想现代转型的角度看，留学的意义和贡献，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然而，留学本是西方强势文明在全世界扩张的结果，而落实到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超稳定”精神结构的农业文明古国，事情就变得格外尴尬和复杂。作者所描绘的“骡子喧闹”及其相关症候与病相，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改观。此值“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周年，引导读者从源头上去探讨中国现代文化/文学产生，思考和理解今天中国人的文化处境，并做出积极的反应。
作者认为，传统的中国好比是驴，近代的西方好比是马，驴马杂交之后，产下现代中国这头骡；现代中国文化从此变成一种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骡子文化”。这个比喻虽然有欠典雅，但在揭示文化异质性方面却很恰当，就像加藤周一界定日本文化时使用的“杂种文化”概念一样。
本书稿解读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上重量级的“骡子”，试图通过对他们的异域留学生涯及其结果的阐述，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对这些文化人的留学经历与其思想文化观念之关系的梳理和阐发，构成了一部以“留学”为媒介的、内容丰厚的现代中国文化论。此外，作者自觉并擅长用简明、感性的叙述方式讨论学术问题，使书稿通俗易懂、幽默风趣却又令人深思。
再版序言
自序
孤独的摩罗诗人——寻访“原鲁迅”
从东洋到西洋——丁文江的留学生涯
“大中华”与“小日本”的恶性互动——《留东外史》解读
设计中国现代文学——胡适文学革命的异域文化背景
纵情的极限——《凤凰涅槃》诞生始末
天堂中的地狱——郁达夫的东瀛之怨
沉重的失态——解读成仿吾
移根的代价与收获——陶晶孙的世界
东亚启示录——丰子恺与日本
想象的中华白马王子——张闻天与他的《旅途》
错位的东方“康桥”——徐志摩与日本
寂寞中的诞生——老舍与英国
塞纳河上，是否风光依旧？——傅雷的留学生涯及意义
早熟的世界公民——巴金的异域题材写作
眼泪引发的笔墨官司——徐志摩与郭沫若的一次碰撞
自卑与超越——留学生写作中的“弱国子民”心态
东风与西风——留日派、留欧/美派之争
“假洋鬼子”的沉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
翻开一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面赫然写着两个字：留学。自从1847年容闳等三名学子随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东渡新大陆，首开中国人留学的纪录，这一百七十多年来，留学之潮由小变大，奔涌不息，其间尽管出现反复（如留美幼童中途撤回，“冷战”时期中国停止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总体上呈现着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中国出现了蔚为壮观的“世界大串联”浪潮，至今方兴未艾。
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中国文化思想现代转型的角度看，留学的意义与贡献，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胡适将留学比作摆渡西方文明的“舟楫”，将留学生比作“舵手”与“篙师”；季羡林将留学生比作“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现代化的报春花，都是可以成立的。举凡现代中国的一切，从物质文明到文化思想，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是莘莘学子从国外引进的。据统计，1900年至1937年在日本院校注册的中国学生的人数为十三万六千人；1854年至1953年的一个世纪内，中国留美学生达两万一千人；另据1945年《联大八年》的纪念册统计：西南联大一百七十九位教授中，留学生一百五十六名，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留学，便没有现代中国。
百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表面上看，是中国的社会政治外交危机激荡的结果，种子其实多年前早已布下，且与“留学”有直接的关联。其远因，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当时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惊破了中国人的千年迷梦，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制夷”之道，遂有后来的洋务运动及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留学生派遣；其近因，则主要由三件大事构成：以中国的惨败告终的1895 年甲午战争，在宣告中日国际地位发生逆转的同时，也宣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破产、西方近代文化的胜利，第二年，清政府就向日本派出十三名留学生，以此为开端，留学的大门正式开启，有识之士纷纷东渡日本；1900 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进一步摧毁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其情形正如孙中山先生说的那样：“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之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所以经过义和团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三民主义第五讲》，1924）在沿海地区的知识界，留学渐成一种风气；1905 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提前废除，釜底抽薪，断绝了中国学子历来的安身立命之路，是年留日狂潮勃兴，五千中国留学生一下子涌到东京，第二年激增到一万三千。至此，出洋留学之潮，已是沛然莫之能御。客观地看，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学子想接受地道的现代教育，成就一番事业，出洋留学几乎是唯一的途径。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现代“新文化”已如开弓之箭。此后十年，正是中国文化发生结构性变化，新学取代旧学的时期，日译的西方新概念、新名词，通过留日学子之手铺天盖地涌入中国；与之同时，留学欧美的中国学子也不断地给故国输入新文法、新学理、新思想，尤其是以胡适为首的一批留美学子，在大洋彼岸酝酿了一场文学革命，不仅在理论上为新文学鸣锣开道，也在操作层面上为新文学的诞生做了示范。至此，中国的现代新文化已是呼之欲出。
缅怀前贤的留学壮举，不由令人感慨万端。莘莘学子在异域度过宝贵的青春岁月，孜孜矻矻，遨游于西方文化科学知识的海洋，含英咀华，为沉疴深重的祖国把脉，并为其设计未来。鲁迅和胡适，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留学时代写下的《摩罗诗力说》《非留学篇》，至今依然熠熠闪光。他们都具备文化圣人的气质，一个发誓“我以我血荐轩辕”，一个立志“他日为国人导师”。他们的救国方略都抓住了根本：一个主张“立人”，从精神入手，改造国民性，建设一个外不后于世界潮流，内不失固有血脉的新中国；一个主张“树人”，通过滴水穿石的教育，为未来“造新因”。他们的思想基石，在留学时代就已形成，回国之后，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旗手。确实，没有他们的呕心沥血，唤醒国人，开启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与世界及时地接轨，中国人的“球籍”恐怕真的不保。
然而，留学给我们带来的并非都是风和日丽的美景。纵观20
世纪中国的文化景观，处处带有“半殖民地”的烙印，每一种流行的思潮背后，都有西方的依傍，什么中国的杜威、中国的歌德、中国的席勒、中国的卢骚、中国的左拉、中国的泰戈尔、中国的曼殊斐尔、中国的赫胥黎、中国的毕加索，不一而足，本土的文化圣祖，不是被打翻在地，就是被彻底遗忘；同样，中国思想界、文坛上无休止的争论，多半是西方已有论争的翻版，中国学子们挥舞着从西方师父那儿舶来的利器，打得不可开交，偌大的中国知识界，成了西方思想的跑马场，各种思想、学说、主义在这里冲折较量，消耗着巨大的能量。在这种处境下，中国人失去了自己的价值标准与话语方式，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陷于被言说、被解释、被界定的可悲境地。这一切无疑都是留学带来的副产品。
追本溯源，留学本是西方强势文明在全世界扩张的结果，而落实到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超稳定”精神结构的农业文明古国，事情不能不变得格外尴尬。众所周知，中国人对留学的态度曾经历过一个一百八十度的逆转：从将异域西方视若蛮夷鬼域，无人愿往，到对它顶礼膜拜，趋之若鹜。这个极具戏剧性的逆转过程，反映了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经受过七十年的挫折和失败，中国人文化自信心失落，由“中体西用”向“全盘西化”倾斜，文化思想主权不得不拱手相让的严峻现实。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扭曲和伤害是无法估量的，造成了他们文化人格的分裂，精神定力的丧失。
更何况，“西方”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多元的存在，有英国式的，有法国式的，有俄国式的，还有日本式的。因此，如何西化，以哪一国为效仿的样板，便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从客观的结果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留学国的社会制度、政治模式和历史文化传统，对于年轻的中国学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所谓“留日派”“留俄派”“留欧派”“留美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当然，中国学子的家庭出身，固有的知识教养，乃至个人的性格气质，都潜在地制约着他们对异域文化的选择与认同，两者一经契合，便产生各式的西方文化代理人，比如胡适之于美国，丁文江之于英国，瞿秋白之于俄国，周作人之于日本；单独地看，他们自成体系，无懈可击，合到一起，便不免扞格，发生碰撞。这种碰撞到后来，在客观的态势上，形成了以胡适为首的留欧/ 美派和以鲁迅、郭沫若为首的留日/ 俄派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在社会矛盾不断升级、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背景下，冲突博弈，形同水火；而暗中操纵这一切的，是代表着人类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俄、美超级大国。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是没有任何留学背景的毛泽东，这位自学成才的伟人一向瞧不起留学生，早在1920 年给友人信中就这样写道：“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毛泽东对其有更严厉的批判——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毛泽东对留学生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然而一面倒地否定，却有失公平。毛泽东固然没有留过学，但这并不意味没有受留学的影响，他的思想，他的理论，包括他用的词汇（如上述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等）很大一部分都是留学生从国外引进的，经过他的天才头脑的整合，变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斗争哲学。广义地说，近代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留没留过学，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免受“留学”的影响。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是西风东渐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宿命，其是其非，都包含在其中。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传统的中国好比是驴，近代的西方好比是马，驴马杂交之后，产下现代中国这头骡；现代中国文化从此变成一种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骡子文化”。根据生物杂交的一般原理，第一代的杂种兼具双方的优点，品种最佳，之后逐渐退化。这个生物学原理同样符合中国现代留学史的实况。第一代留学生里多出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文化巨人，如严复、陈寅恪、鲁迅、丁文江、胡适、郭沫若等，他们为中国现代文化奠定了基础，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但随着时代变迁，岁月流逝，这种学贯中西、兼具马驴优点的“超级骡子”越来越少，他们的遗产也越来越难以为后人继承。然而仔细想一想，也只好释然：既然产生这种“超级骡子”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骡子文化”每况愈下也是情理中的事。到后来，“骡子”分成两大派：一派性近驴，姑且称“驴骡”，一派性近马，姑且称“马骡”；前者号称“寻根派”，后者号称“现代派”，他们争吵不息，经常上演“关公战秦琼”的大戏，表面上热闹，却少了祖先的眼光和气魄。“驴骡”个头小，势单力薄，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打压的地位，由于血液里文化基因的作用，时时萌发返本的冲动，弄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新古董，让辉煌的古典传统重新闪光一把；“马骡”个头高大，气宇轩昂，在现代的历史语境中一直占据优势，隔三岔五从西方师父那儿批发些新鲜玩意儿，各领风骚三五天，其语言是中式鸟语，深奥如天书，故只能在一个极小的行家圈子里通行。有意思的是，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国运昌盛，国粹行情日渐看涨，“马骡”们也纷纷鼓吹起中国传统文化来，用的却是他们的洋腔洋调。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应当承认，中国现代的“骡子文化”是一种不自然的、主体性欠缺的文化，它摇摆多变，缺乏定力，在外部世界的影响刺激下每每陷于非理性的狂奔。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文化语境至少经历了六次剧烈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作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历史命运，我们无法对此做简单的臧否，只能心怀忧思，静观其变。众所周知，现实中的骡子不能生殖，故而性情暴躁。那么文化学意义上的骡子又怎么样呢？这一百年来接连不断的喧哗、骚动与争斗，是否就是“骡子文化”遗传焦虑的一种表征呢？
二十几年前留日归来，在反刍四年异域生活，写《暧昧的日本人》的时候，萌生了研究留学生文学的念头。当时只觉得这个题目有趣而且重要，上手之后，才发现自己掉入一个陷阱。凭自己可怜的知识学养，要想说清楚这个涵盖古今中西的题目，简直太难了。起初真是无从措手，中间几次都想放弃。能够坚持下来，完全是出于职业道德的鞭策，那种艰难，犹如西绪弗斯推着巨石上山。由于不擅长理论思辨，只好采取最笨拙的办法：一遍又一遍地细读文本和相关历史文献，发现蛛丝马迹，摸着石头过河。惨淡经营十余年，弄出这么一个东西。本书解读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 文化史上重量级的“骡子”，试图通过对他们的异域留学生涯及其结果的阐述，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如果这本书有助于大家思考和理解今天中国人的文化处境，并且做出积极的反应，我的力气就算没有白费。
作为西学东渐的直接产物——留学生，毫无疑问，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社会过高的期许，使得国人对他们的看法从一开始便带着非理性的别样眼光，从而注定了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尴尬地位与艰难处境。因此对这一群体及其文学反映，学界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相关研究自然也十分丰富，其中不乏有卓见的厚重之作，然以我陋见所及，多有学术而乏悲悯的思想与情怀，二者兼具者首推李兆忠先生的《喧闹的骡子——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化》，而这一点也正是作者*自以为得意的地方。
——姜荣刚
阅读《喧闹的骡子》，我感佩于作者在绵密的文本分析中常有对历史情境或思想文化现象的独到发现和机智的评判。例如，谈起没有留学经验的*对留学生的严厉批评，作者却敏锐地指出本土派革命家*其实也仍然处于留学归国者所构筑起来的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之下。或者直白地说，革命中国依然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现代性运动中的一部分，虽然它可能比较的另类。
——赵京华
既往的文学史著述，或编年式条分缕折，或文学流派之索引，或按时序按“地位”解读作家作品，一般难摆脱这种套路。李兆忠之聪慧，就在独辟自立，选取鲁迅、丁文江、胡适、郁达夫等15个典型个案，看重作家在文字内外的真实表现，看重不同个案所引发的文化意蕴，看重以个案为由头而勾勒出现代文化人的灵台印痕。
——杨匡汉
“假洋鬼子”的沉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道值得玩味的风景——“假洋鬼子”，自从鲁迅在《阿Q正传》里刻画过那个手持文明棍、两腿笔直、东洋速成的钱大少爷，这个称呼就不胫而走，成为某一类中国人不光彩的共名。
作为中国留学生的一个特殊的代称，“假洋鬼子”含有极大的杀伤力，几乎就是“汉奸”的同义语。学者赵园有一段话，说明了事态的严重性：“若是有那么一位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我很可能会对他说：你不妨由这里入手了解中国，尤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道德情感。他们可以宽容小知识分子的庸懦、软弱（比如老舍的作品），却不能容赦哪怕一丁点儿洋奴文人的思想品性。他们几乎是‘幸灾乐祸地’看这种人在自己笔下出尽‘洋相’，为捉弄这些人物，不惜使用与题材不大相称的夸张笔调。他们似乎有着一种由这类现象中看出喜剧性、讽刺性的共同本能，一种不待训练而后有的‘职业敏感’。读懂了这一类作品，你就读懂了中国现代知识者的一种典型的心理特征。正是这种心理，使得某些上流文人的集团，在知识界中处于孤立的境地；使得太事摹仿的穆时英一流的作品，连同作者本人一起成为同时代作家的讽刺材料。‘没有中国人味儿’，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几乎成了‘没有人味儿’的另一种说法。既然‘没有中国人味儿’，就人人得而鄙视之，轻蔑之，人人以为不合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
然而，在西风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假洋鬼子”别有一番意味，那就是对“真洋鬼子”的敬畏与认同，好比看不上假冒的洋货而青睐真洋品一样。这突出表现在西化的知识精英对“西崽”的蔑视上；此时，“打假”的立场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事情于是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假洋鬼子”成了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悖论。
时过境迁，随着东西方冷战终结，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到来，莘莘学子潮水般地涌向国外，外资外企大规模地涌向中国，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迅速地现代化，持续百年的“假洋鬼子”骚动趋于平息，作为一种公式化、小丑式的留学生形象也淡出文学创作，甚至连“假洋鬼子”这个称呼也由蔑视变成一种调侃。这标志着先进的西方文化对古老的中国文化事实上的胜利，“全盘西化”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抚今追昔，令人不胜感慨。当年底层民众的一声“假洋鬼子”之骂，歪打正着，竟说中了事情的真相。从中国现代文化嬗变的角度看，事情确实如此：现代的中国人，既不是古代的中国人，也不是现代的西方人，不是“假洋鬼子”又是什么？现代的中国文化，既不是古代的中国文化，又不是近代的西方文化，不是“假洋鬼子”文化又是什么？这听起来有些煞风景，却是无法否定的事实；这是西方强势文化全球扩张之下中国文化必然的命运。
“假洋鬼子”作为一个否定性的称谓，内涵十分复杂：其中既有中国人对异域妖魔式的想象，有“非我族类”的义和团式的排外，有“大中华”的妄自尊大，又有对真洋鬼子的敬畏，甚至还有对无法变成真洋鬼子的绝望。因此，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假洋鬼子”都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存在。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学生形象的嬗变，亦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一
从文化风尚史的角度看，晚清几十年是“假洋鬼子”的黑暗时期。鸦片战争惨败，古老的中华帝国被迫向西方列强开放门户，史无前例的一种人类——买办，应运而生。然而，在华尊夷卑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作为西方强势文化的派生物，西方势力的代理，他们注定是一个受排斥的异类，且不说朝廷官员、文人士夫，也不说蒙昧的民众，即使是那些思想开明的维新人士，对他们也是蔑视有加，比如主张维新的官员冯桂芬就这样议论从事买办活动的“通事”：“今之习于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无所得衣食者始为之；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过略通夷语，间识夷字，仅知货目数名与俚浅文理而已；安望其留心学问乎？”（《采西学议》）其实不只是买办，凡是与洋鬼子沾边的人在当时都受到国人的排斥，留学生作为其中特殊的一员，自然无法避免这种命运。晚清官派留美幼童的中途撤回及其回国后的暗淡经历，容闳、王韬、严复这些留学先驱者坎坷的人生经历，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历史为他们提供的空间非常有限。
这种局面到了清朝末年有所改变。这与当时发生的三件历史大事有关：一是甲午战争，二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三是科举废除，留学狂潮勃兴；中国历史的走向从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留学生形象开始进入到文学作品中。
清末小说中的留学生形形色色，给人留下光怪陆离的印象；其中叱咤风云的英雄伟人与蝇营狗苟的投机分子，互相缠绕。前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有突出的描写，小说以科幻兼武侠的写作路子，描写2062 年正月，已是世界强国的中国在南京举行维新五十年庆典，各国的总统、皇帝、皇后、使节亲临祝贺；孔子的后裔、中国教育会长、当年的留日海归孔觉民登台演讲，回顾中国近六十年维新派艰苦创业、缔造新中华的历史。小说第三回讲述立宪党创始人、“大中华民族国”第二任大总统黄克强当年遵从父命，与同窗好友李去病甲午次年同赴英伦勤工俭学，不到一年，就考上英国的牛津大学，一个学政治、法律，一个学物理、哲学；三年后毕业，正值国内戊戌政变，六君子殉国，李去病急于回国革命，黄克强却主张从长计议，继续深造，于是两人分头赴德、法，一个进柏林大学，一个进巴黎大学；学成之后，两人坐火车从彼得堡回国，途经山海关，耳闻目睹国土沦陷、人民沉迷、当道昏聩的现状，悲愤难抑，围绕着如何救国，展开辩论；李去病是激进的革命派，主张共和政体，黄克强是稳健的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最后黄说服了李。
《新中国未来记》是一部未完成之作，其中最精彩的，要数第三回黄、李围绕着革命与改良而展开的长达四十七个回合的辩驳，荡气回肠，柳暗花明，令人想起《三国演义》中的舌战群儒。其时梁启超正亡命日本，尚未游历西洋，对黄、李留欧生涯的描写，无非是想当然。不过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小说中的留学生，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描绘成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被抬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作者当时的思维方式，尚未摆脱“中体西用”“西学中源”的框框，笔下的人物散发着“大中华”的余臭。十八年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写道：“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以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这番话表达了作者对西洋留学生一如既往的推崇，也证明当年作者笔下的留欧精英带有空想的成分。
相比于《新中国未来记》的壮怀激烈，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不能不显得犬儒主义。这部小说连载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从1903 年5 月至1905 年7 月整整持续两年又两个月。这段时间，正是清政府自上而下推行新政废除科举留学狂潮勃兴之际，小说几乎同步地记录了这段历史；其中出现的人物，有留学生、买办、西崽、洋务官员、教民。作者对他们的态度，从人物的命名即可看出：贾葛民（假革命）、贾平泉（假平权）、贾子猷（假自由）、康伯图（买办）、辛名池（新名词）……作者以漫画的笔法，毫不留情地讽刺嘲弄。小说第十六回写江苏吴江贾氏三兄弟第一次到上海开眼界，在茶楼里看到怪异的一幕——
只见上来一个人高大身材，瘦黑面孔穿了一身外国衣裳，远看像是黑呢的，近看变成染黑了麻线织的，头上还戴了一顶草编的外国帽子，脚上穿了一双红不红、黄不黄的皮鞋，手里拿着一根棍子。这人刚刚走到半楼梯，就听得旁边桌上有个人起身招呼他道：“元帅，这里坐！元帅，这里坐！”那来的人，一见楼上有人招呼他，便举手把草帽一摘，擎在手里，朝那招呼他的人点了点头。谁知探掉帽子，露出头顶，却把头发挽了一个髻，同外国人的短头发到底两样。他们师徒父子见了，才恍然这位洋装朋友，原是中国人改变的。
后来才知道，这位“元帅”是从东洋“速成”回来，专打野鸡的下三烂。这种不三不四的人物在小说中有不少，既可笑，又可恨，时髦而怪诞的外衣，包裹着一个腐败的灵魂，小说第十八回，以“新学家”自诩的郭子问怂恿姚文通吸鸦片，还大放厥词：“论理呢，我们这新学家就抽不得这种烟，因为这烟原是害人的。起先兄弟也想戒掉，后来想到为人在世，总得有点自由之乐，我的吃烟就是我的自由权，虽父母亦不能干预的。文翁！刚才康周二公叫你吃牛肉，他那话很有道理，凡人一饮一食，只要自己有利益，那里管得许多顾忌？你祖先不吃，怎么能够禁住你也不吃？你倘若不吃，便是你自己放弃你的自由权，新学家所最不取的。”
小说第十七回里，贾氏三兄弟来到一家专营西学译作的书坊，新出的畅销书《男女交合大改良》《传种新问题》令他们赞叹不已。通过书坊老板之口，他们得知翻译此书的一个叫董和文，一个叫辛名池，都是大名鼎鼎的留日才俊，尤其是辛名池，更是了不得——
他改翻译的本事，是第一等明公。单是那些外国书上的字眼，他肚子里就很不少。他都分门别类地抄起来，等到用着的时候拿出来对付着用。但是他这本书，我们虽然知道，他却从来不肯给人看。这也难怪他，都是他一番辛苦集成的，怎么能够轻易叫别人家看了学乖呢？所以往往一本书被翻译翻了出来，白话不像白话，文理不成文理，只要经他的手，勾来勾去，不通的地方改的改，删的删，然后取出他那本秘本来，一个一个字地推敲。他常说，翻译翻出来的东西，譬如一块未曾煮熟的生肉一般，等到经他手删改之后，赛如生肉已经煮熟了。然而不下油盐酱醋各式作料，仍旧是淡而无味。他说他那本书，就是做书的作料，其中油盐酱醋，色色俱有。
这里触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就是鲁迅指出的“酱缸文化”：西方的东西一到中国，就会被负面地吸收，化作旧文化的一部分。无怪贾氏一兄弟恍然大悟地说：“他那本书，我知道了，大约就同我们做（八股）文章用的《文章触机》，不相上下。”辛先生那本貌似高深、奇货可居的《翻译津梁》，其实是西方文化的巧妙杀手；外来的思想一经它处理，就会变质，成为中国旧有思想的注释。正如学者王德威指出的那样：“这本新的秘笈提供了另一套字库和措辞法，只要对新的东西，不管哪个范畴，哪个场合都一律适用。这本秘笈告诉我们外国的事物并不格外稀奇，其实可以方便地‘拿来’就用，而新学亦只是像旧学一样，又是一套之乎者也的八股。移植知识的工作，只不过是重新命名而已——查到了准确的字典，把事物安上正确的名称，就大功告成了。‘现代’和西方思想来到了中国，却被转化成其消费者固有思想的最新版本。”（《想象中国的方式》）
然而，囿于保守的政治立场和狭隘的文化性格，李伯元在不遗余力抨击数典忘祖的“假外国人”的时候，将那些西化的知识精英也一起打落水中，比如劳航芥。按书中的交代：劳十二岁就到陆师学堂读书，后不满学校的教育，自费到日本留学，从先进小学校一直读到有名的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读了两年又嫌日本大学程度低，又跑到美国进了一所大学继续深造，毕业后到香港挂牌开业，成为第一个中国人的律师。照此看来，劳应当是与容闳、严复同一级别的现代文化精英，然而在李伯元笔下，他却被彻底丑化，成了一个毫无操守、崇洋媚外、品德恶劣的小人——
一到上海，就搬到礼查饭店，住了一间每天五块钱的房间，为的是场面阔绰些，好叫人看不出他的底蕴。他自己又想，我是在香港住久的人了，香港乃是英国的属地，诸事文明，断非中国腐败可比，因此又不得不自己看高自己，把中国那些旧同胞竟当作土芥一般。每逢见了人，倘是白种，你看他那副胁肩谄笑的样子，真是描也描他不出，倘是黄种，除日本人同欧洲人一样接待外，如是中国人，无论你是谁，只要是拖辫子的，你瞧他那副倨傲的样子，比谁都大。
然而，作者偏偏让他遇上一个“生性就不喜欢外国人”、有民族气节的妓女张媛媛，由此反衬出他没有操守。一开始张媛媛误将劳当作外国人，反应十分冷淡，劳亮明了真相，还是不行，张媛媛不喜欢这身“假外国人”的打扮。为了博得美人欢心，劳立即改装，卖了一条假辫子装上，再穿上长袍马褂，转眼又变成了他所鄙视的中国人。
劳航芥来到了风气未开的内地安徽，犹如珍奇动物进了闹市，成了围观的对象。他飞扬跋扈，欺压民众，住旅店时不见了手表，就一口咬定被盗，连讹带诈，向店主强索二百大洋，旅店几乎因此而破产。后来手表找到，也不声明，将钱归还店主。劳的恶行，终于得到回报。第五十回，劳航芥到一家戏院解闷，因不懂装懂乱鼓掌，惊扰了邻座，听到人家骂他是“杂种”“外国狗”，不觉大怒，出手就打；看见外国人打了中国人，群情激愤，无赖们纷纷上来打抱不平，将劳打得头昏耳鸣，四肢发软。作者这样写他的狼狈相：“其时棍子也丢了，帽也被人踏扁了，衣裳也撕破了，劳航芥一概顾不得了，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一口气跑回公馆。”——这是何等痛快的宣泄！
同样，对劳航芥擅长的西学，李伯元也是贬损有加。劳航芥精通英语，作者偏偏让他碰上德国人、法国人，还有俄国人，让他英雄无用武之地，狼狈不堪。粗鲁无文、好赶时髦的黄抚台不知道洋文还有那么多的名堂，只觉得花重金雇了一个只懂一国外语的洋务顾问，实在吃亏，结果就把他晾了起来。无趣之下，劳只好自己递出辞呈，一走了之。
李伯元让劳航芥在中国到处碰壁，洋相百出，无疑是他“中体西用”文化信念的一种想象性的胜利。然而，作为西风东渐产物的留学生，天性的愚贤，教养的高下，决定了他们分成两类：一类是中西合璧的精英，另一类是中西合污的泡沫；但在《文明小史》中，前者几乎缺席，后者比比皆是。这种严重的失衡，反映了作者及晚清保守士人的文化心态，恰好暴露了“中体西用”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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