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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0109768
［目录］
绪 言 / 001
一、四川历史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特点 001
二、四川历史上的政区建置 004
三、四川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007
四、巴蜀文化的重要成就 013
五、四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020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四川 / 025
第一节 导言 025
第二节 史前时期的四川 026
一、自然环境与古文化 026
二、原始人类的踪迹 027
三、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经济 028
四、新石器时代的生产性经济 029
第三节 巴的历史与文明 032
一、巴的来源 032
二、古史传说与文明起源 035
三、巴国的兴亡 038
四、巴的社会经济 043
五、巴文化 048
第四节 古蜀的历史与文明 052
一、古史传说与文明起源 052
二、古蜀王国的兴起 054
三、杜宇王朝的建立和发展 058
四、开明王朝的盛衰 059
五、古蜀的社会经济 062
六、古蜀文化 072
第二章 秦汉三国时期的四川 / 079
第一节 导言 079
第二节 秦汉三国时期的四川政局 080
一、中央王朝统治下的四川政局 080
二、三足鼎立时期的巴蜀政局 086
第三节 经济的逐步恢复与发展 089
一、农业技术的改进与经济的发展 089
二、商贸交通与城市的发展 094
第四节 融合多元文化的巴蜀文化 099
一、巴蜀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 099
二、 巴蜀教育 101
三、巴蜀学术 105
四、巴蜀艺术 111
五、宗教 116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四川 / 121
第一节 导言 121
一、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四川 121
二、隋唐时期的四川 122
第二节 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四川的政局 124
一、西晋对四川地区的短暂统治 124
二、成汉政权在四川的统治 126
三、东晋南北朝时期四川的政局 129
四、隋唐时期四川的政局 131
第三节 从凋敝走向繁荣的四川经济 133
一、农业 134
二、生产技术的更新与手工业的发展 140
三、城市与工商业的发展 143
四、交通网络与物贸流通 147
第四节 多元文化交融的巴蜀文学与艺术 150
一、从凋敝走向繁荣的巴蜀文学 150
二、多文化因素影响下的巴蜀艺术 154
第五节 巴蜀地区的史家与史学 161
一、开疑古先河的谯周及其《古史考》 161
二、良史陈寿及其《三国志》 161
三、蜀史常璩及其《华阳国志》 163
四、硕果累累的巴蜀史学 164
第六节 巴蜀科技文化 165
一、制造技术 165
二、科技史著作 166
三、医学成果 166
第七节 道教、佛教在四川的传播与影响 166
一、道教在四川的发展 167
二、佛教在四川地区的传播与影响 168
三、景教 170
第四章 五代两宋时期的四川 / 171
第一节 导言 171
一、五代时期的四川 172
二、两宋时期的四川 174
第二节 五代两宋时期四川的政治 178
一、前后蜀割据政权的兴亡 179
二、北宋前期的乱与治 182
三、宋金、宋元战争的最前沿 185
第三节 五代两宋时期的四川经济 188
一、农业 188
二、手工业 189
三、交通建设 195
四、商业 196
第四节 五代两宋时期的四川文化 198
一、文化教育 198
二、经学 200
三、文学 201
四、史学 204
五、理学 207
六、艺术 208
七、科技 213
八、宗教 218
第五章 元明时期的四川 / 221
第一节 导言 221
一、元代的四川 222
二、明代的四川 226
第二节 元明时期的四川政治 230
一、建立行省制 231
二、土官、土司制度的兴衰 231
三、推行屯田制 233
四、明玉珍与大夏政权 234
五、张献忠与大西政权 236
第三节 元明时期的四川经济 237
一、农业 238
二、工矿业 239
三、商业 242
第四节 元明时期的四川文化 243
一、教育 243
二、哲学 245
三、文学 247
四、史学 248
五、艺术 250
六、宗教 251
第六章 清代的四川 / 255
第一节 导言 255
第二节 清代四川的政治 257
一、明清之际战争对四川社会的破坏 257
二、从土司制度到改土归流 259
三、清末四川的新政 262
四、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 264
第三节 经济的曲折发展 266
一、清廷的四川移民政策 266
二、移民与经济的多样化发展 268
三、晚清工业的初步发展 270
第四节 清代四川的文化 272
一、教育 272
二、哲学思想和经学 276
三、活动家、思想家、革命家 282
四、文学与艺术 285
五、新闻报刊的产生与发展 288
六、科技与史志 290
七、宗教 293
第五节 清代大移民与巴蜀文化的流变 295
一、四川方言的形成 296
二、建筑风格的流变 297
三、川剧的发展 299
四、风俗时尚的流变 301
第七章 民国时期的四川 / 303
第一节 导言 303
第二节 民国时期四川的政治 305
一、民国初期四川的政局 305
二、军阀之战与四川统一 306
三、五四运动及中共四川党组织的建立 308
四、西康建省 309
五、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311
六、红军长征过四川 312
七、抗战大后方 313
八、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316
九、抗战胜利后的四川 318
第三节 民国时期四川的经济 321
一、农业 321
二、工业 323
三、交通运输 324
四、商业和金融 326
第四节 民国时期四川的文化 328
一、教育 328
二、新闻事业 330
三、文学艺术 334
四、思想与文化 338
五、史学和考古学 341
六、地方志纂 348
七、巴蜀文化研究 350
八、宗教 354
绪言
四川古称巴蜀，简称蜀。四川位于中国西南腹地，居于长江上游枢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自古被称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它虽然远离中原，但它的历史演进步伐却和中原大体一致。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中，四川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历来被视为祖国的战略大后方。
一、四川历史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特点
从先秦至民国四川历史经历了八个发展阶段：
1．新石器时代晚期为四川历史的萌芽阶段。
中国文化是由各大区系文化多元整合、一体发展而成的，巴蜀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区系。在距今5000—4000年前的中华文明起源时代，全中国的文化呈现为几个大板块，形成六大文化区系，各有渊源，自成体系，交流互动，构成中国远古文化的主干。
在长江上游地区，以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早期（宝墩文化）为主体所形成的古蜀文化区是其中的一大板块。经过连续发展演变，巴蜀地区成为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等重大考古发现的深刻内涵，确切表明古代巴蜀在中国文明的缔造尤其是中国西部的开发史上发挥了非常积极和重要的作用，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巴蜀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2．夏商周时期为巴蜀古代文明起源、形成并达到第一次鼎盛阶段。
在夏商周时代，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含金沙遗址文化）达到古蜀文明的繁荣与全盛阶段，它与中原文明平行发展，同步演进，取得了巨大的文明进步。春秋战国时代，古蜀文明高度发展了礼乐文化，它巨大的文明辐射力对于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同时还将其影响扩展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
3．秦汉时期为巴蜀经济文化转型，全面融入华夏文化并达到第二次鼎盛阶段。
战国末叶秦统一巴蜀后，随着秦汉王朝对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改造和文化变革，巴蜀文化逐步转型，成为秦汉文化的一支重要地域亚文化，同时后来居上，迅速攀上汉文化的高峰。西汉时成都为仅次于京师长安的全国第二大城市，东汉时成都为全国六大都市之一，是长江流域和西部地区唯一的中心都市，长期发挥着组织区域经济的重要作用。汉魏之际，西蜀地区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了道教，成都平原成为中国道教的重要发祥地，天师道成为全国道教的主干，形成中古时期四川文化的一个突出特色，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4．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四川历史发展的第一个低谷阶段。
魏晋六朝之际，不少割据政权统治过四川，导致四川政区建置变动频繁，难以组织生产，经济文化大幅度后退，但民族交流与融合却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的大潮流，这给四川的多元文化注入了新内容。
5．唐宋时期为四川历史第三次鼎盛并达到高峰阶段。
隋唐五代时期，四川地区长期相对安定。随着全国大批文化名人入蜀，四川成为唐代全国文学最繁荣的地区之一，而四川的经济文化在这个时期长期走在全国的前列，时人称为“扬一益二”，在中国经济文化史上占有十分显要的地位。宋代四川经济高度繁荣，达到古代的高峰，文化上文学、史学、哲学名家辈出，经济上出现了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不论在中国经济史还是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由于南宋四川抗蒙（元）的英勇斗争，延缓了蒙古大军西侵欧洲的步伐，对世界历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6．元明时期为四川历史的第二个低谷阶段。
宋元之际四川遭战争蹂躏，急剧衰落，文物菁华毁灭殆尽。明代四川在恢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明末全国战乱，四川大受摧残，人口锐减，土地大量荒芜，赤地千里，经济文化一落千丈。
7．清代为四川历史重新走向鼎盛并逐步开始向近代化转化的阶段。
清初，全国十多个省的大批移民来到四川，给四川的经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清代四川文化丰富多彩，文史哲名家颇多，在海内外享有极高声誉。而四川保路运动，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引起中华革命先”（朱德：《辛亥革命杂咏》，《人民日报》1961年10月10日），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8．民国时期为四川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阶段。
民国时期，四川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新文化运动、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尤其是红军长征和抗日战争中，四川人民都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四川产生了一大批革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四川历史也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如同中国所有的区域史一样，四川历史也不是呈线性发展，而是在曲折中发展演变的。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看，四川历史发展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四盛三衰”：先秦、秦汉、唐宋、清代是四个高峰，魏晋六朝之际、元明之际和明清之际是三个低谷。但高峰和低谷是相对而言的，高峰期的四川也并不总是直线上升，其中充满了跌宕起伏，同时它的盛衰局面也必然受到全国政治经济大局变化的影响。
四川历史上四个高峰期的出现取决于几个必要条件：首先是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相对稳定，在这个基础上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其次是周边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对安定。当然，全国大局的安定是最重要的。先秦、秦汉、唐宋、清代四川的发展和繁荣，都离不开这几个条件。
同样，四川历史上三个低谷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周边关系的不稳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或是直接由全国战乱的局面造成。魏晋六朝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都是因为长期战乱，四川的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民生凋敝，社会破败不堪。铁的事实说明，分裂、割据、战乱是社会进步的大敌，而统一、和平、安定是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
考察历史，不难知道，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四川在大多数历史时段处于相对安宁因而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历史上四川之所以能够以物华天宝、地灵人杰闻名于世，其根本原因在此。
二、四川历史上的政区建置
先秦时期，巴国、蜀国是西南地区的泱泱大国，据有较为广阔的疆土。
《华阳国志·巴志》记述巴地的范围是：东起今重庆奉节，西至今四川宜宾，北接今陕西汉中，南达今渝东南、黔东北以及湘西部分地区。这其实是将巴国在不同时期所先后占有的版图与巴地的范围合在一起加以总述的。按照巴国历史的发展，巴国疆域的历时性变迁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商周时代，据有汉中东部；春秋时代，向大巴山东缘发展；春秋末叶，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鄂西、渝东之间；春秋战国之际，渐次进入长江、嘉陵江、渠江、乌江之间的渝东地区和四川盆地东部，并兼有与鄂、湘、黔相邻之地。
《华阳国志·蜀志》对于蜀国疆土的记载是：西周到春秋时期，蜀疆北达今陕西汉中，南抵今四川青神县，西到今四川芦山、天全，东至嘉陵江，而以岷山和南中（今凉山州、宜宾以及云南、贵州）为附庸。到战国时代，蜀王国疆域“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成为中国西南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后，将巴、蜀分别置为巴郡和蜀郡，不久分巴、蜀置汉中郡，在巴、蜀、汉中三郡之下，共置四十一县（此据《汉书·高帝纪》。据《华阳国志》，则为三十一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分蜀郡东部置广汉郡。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分蜀郡、巴郡及夜郎地区置犍为郡。两汉之际，原巴蜀境内共置有巴、蜀、汉中、广汉、犍为、越巂六个郡，除汉中郡在今陕西省境，以及广汉郡、犍为郡和越巂郡中有八县分属甘肃、云南、贵州等省外，其余五郡全部在今四川省和重庆市境内，再加上属于南郡的巫县，总计有五十九县。至东汉中晚期，由于政区的一些变化，中央政府在上述五郡内共置六十二县，加上南郡之巫县，总计六十三县。
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分全国为十三州部，巴蜀地区属于益州。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分益州的巴汉七郡置梁州。西晋武帝泰始七年（271年），分南中四郡置宁州，宁州不在今四川境内。成汉割据巴蜀时期，置司隶、益、梁、荆、宁、交、安、汉等八州，至东晋稍有变化。从420年到553年，益州属于南朝版图，先后历刘宋、南齐、南梁三个朝代。553—557年，益州为西魏攻占。557年，北周取代西魏，益州转入北周版图。581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益州成为隋朝疆土。
隋王朝在巴蜀地区共置四十州，辖一百七十县，又在益州、遂州（今四川遂宁）、泸州（今四川泸州）、利州（今四川广元）、信州（今重庆奉节）、会州（今四川茂县）等冲要之地设置总管府。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隋王朝改州为郡，罢置各总管府，以郡统县，地方行政制度改为郡、县两级。在巴蜀地区，亦将旧有州、县予以省并，设为二十四郡，辖一百七十四县。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分全国为十道，巴蜀地区分属剑南道、山南道和江南道。剑南道包括剑门关以南、嘉陵江中下游以西的地区，山南道包括嘉陵江以东、长江以北的地区，江南道包括山南道以南的地区。剑南道领二十四州，山南道领十六州，江南道在川境领黔、南两州。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调整全国为十五道。剑南道所辖区域未变，领州增为三十三个；山南道分为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山南西道领嘉陵江以东的四川东部诸州，山南东道领长江一带的涪、忠、万、夔四州；江南道则归黔中道，在川境领黔、南、溱三州。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又分剑南道为剑南东道和剑南西道。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将此两道合为一道。大历元年（766年），分剑南道为东、西两川，成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和剑南西川节度使两个节度使辖区。这样，剑南东川节度使领十二州，剑南西川节度使领二十五州，山南西道领十州，山南东道领四州，黔中道领三州。其中以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和山南西道最为紧要，号为“剑南三川”。
唐王朝在归附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设置羁縻州县，进行间接统治，以少数民族首领为刺史或县令，分属设在边州的各都督府。自太宗时始，以都督府统领羁縻州县的制度便成为定制。在四川境内各个边州，置有松州都督府、茂州都督府、雅州都督府、黎州都督府、嶲州都督府、戎州都督府、泸州都督府、黔州都督府等，统督各个少数民族。
宋廷平蜀后，按宋王朝的路、州（府、军、监）、县（监）三级地方行政制度对巴蜀地区进行统治。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改川峡路为益州路（后改为成都府路）、梓州路（后改为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合称“川峡四路”，基本未再改动。川峡四路，就是后来“四川”名称的由来。川峡四路还辖有陕西、甘肃、湖北和贵州的部分地区，按照《宋史·地理志》的记述，南宋川峡四路在今四川地区设州四十九个，县一百一十七个，羁縻州二百一十四个。
宋王朝在四川还设置有：都大提举茶马司，掌榷茶买马；宣抚司，掌宣布威灵、抚绥边境、统护将帅、督视军旅；四川制置司，掌节制四川御前军马、官员升改放散、类省试举人、铨量郡守、举辟边县守贰；四川总领所，掌措置移运，应办诸军钱粮。
元朝分全国为十一个行省，四川行省是其中之一。1286年，设置四川等处行中书省，治所成都。行省制之下，政区分别为路、府、州、县。四川等处行中书省设九路，另有属州三十六个、军一个、属县八十一个。元朝在今四川辖境内还设置了四川行省南道宣慰司管辖的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在沿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蛮夷宣慰司，下辖宣抚司；宣抚司下设长官司，下辖千户、百户，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官。
明王朝建立后，为在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体制，于洪武九年（1376年）六月废除元代和明初设置的作为地方最高行政机关的行中书省，改置承宣布政使司，只掌民事，又置都指挥使司统率卫所，置提刑按察使司主管刑狱。地方行政机关的分权性结构，避免了因地方权力过于集中而形成的对中央集权的干扰，但同时也限制了地方行政机关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
明代四川行政机构，有府（省以下的第二级行政机构）十三个，直隶州（与府同级）六个，府辖州十六个，县一百一十一个，宣抚司一个，安抚司一个，长官司十六个。军事机构，都司以下，省卫七个，招讨司一个，宣慰司两个，安抚司五个，长官司二十二个。
清代四川行政制度，省之下有道，道之下有府（直隶州、直隶厅），府之下有县（散州、散厅）。据嘉庆《四川通志》的记载，四川省有府十二个，直隶州八个，直隶厅六个，属州十一个，厅四个，县一百一十一个。
第二章 秦汉三国时期的四川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将巴、蜀纳入秦王国统一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之中，并对原巴、蜀王国的诸多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深刻改造。从巴、蜀归秦，中经秦王朝的兴灭，直到西汉王朝中期，经过200余年的长期努力，秦汉中央王朝终于从根本上改变了先秦巴、蜀的性质，扭转了它们的发展方向，使巴、蜀从原先的独立或半独立的王国形态转变为中央王朝统一治理下的地域形态，巴蜀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第一节 导言
自上古开始，巴、蜀作为两个独立的王国，其政治演进之路就有所不同，因此也就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形态。在先秦时期，古蜀王国施行的是高度集权的神权政治，巴则是由多部族形成的血缘政治社会。秦灭巴、蜀，对巴、蜀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改造，成功地把巴、蜀改造成为中央统一王朝治理下的区域社会。由此，秦代以降历代均逐步将中央王朝的政治管理模式向巴蜀地区推广。比如，在行政区划的设置、百官的任命、法令的推广等诸多方面进行政治上全面的改造。
秦汉时期，在中央王朝统一政治经济和整合多元文化的战略框架中，巴蜀成功地完成了其文化变革。这一时期，中央王朝一方面采取移民巴蜀的策略，以此对巴蜀原有文化进行渗透，达到逐步改造巴蜀文化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秦始皇时期推行的“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制度，以政治制度上的高压政策，强行将当时中原的文化向巴蜀地区推行，实现对巴蜀文化的强制改造。正是当时的统治者采取的一系列对巴蜀文化的改造措施，成功地对巴蜀文化实现了变革，由此巴蜀文化所固有的特色被逐步削弱，而强大的中原汉文化和各多元文化深刻地渗透到巴蜀文化中，实现了以汉文化为主的巴蜀文化新格局。
秦汉三国时期的巴蜀地区，无论是在社会政治还是经济文化等方面，均较先秦时期有着巨大的变化。正是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的政局演变、经济进步、文化变革，促进了整个巴蜀地区的全面发展。可以说自秦代开始，巴蜀之地一直都是历代中央王朝极其关注与重视的地区，也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区域。
第二节 秦汉三国时期的四川政局
一、中央王朝统治下的四川政局
（一）秦统一下的四川政局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巴、蜀被纳入秦的统一治理之下。秦为把巴蜀建设成其统一战争的战略基地，有计划地加强了对原巴、蜀王国的大规模改造。由于巴、蜀在秦统一前是两个不同的王国，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有所不同，因而秦对巴蜀的治理，必须要有适宜的治理政策和方针。基于这样的构想，秦王朝对巴和蜀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秦灭巴、蜀以后，国土面积增大，在东方六国对秦进攻的严峻形势下，秦派大军对巴蜀地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系统治理显然不现实。巴、蜀在秦统一前均是拥有强大势力的国家，灭亡后地方上反秦势力依然十分强大，而秦又急于利用巴蜀的资源向东对楚进行讨伐，所以无法立即对巴蜀的政治结构进行根本性改造，因而多沿袭旧制。随着秦统一六国战争的节节胜利，秦开始在巴、蜀采取郡县制、羁縻制和分封制相结合的治理政策，分阶段、分步骤地对巴、蜀实施改造与治理。
在巴地，秦消灭了宗姬巴国的政权，巴王被押解至秦国的领土，同时秦在江州筑城，置巴郡，实现对巴的治理。但是，秦灭巴后，江州以东的广大区域还有巴王子的残部据守枳（今重庆涪陵），负隅顽抗；涪陵以东的长江两岸并北至汉中，更有大量的楚国精兵屯驻施压，随时准备与秦交战。为应对这样的局势，秦也只能派出精锐部队在巴地以北的汉中集结，随时待命与楚决战。这就导致秦不能分派重兵入巴，推行全面的政治和军事改造。
秦王朝采取了郡县制与羁縻制并行使用的治理措施，在将巴地纳入秦的郡县制体制的同时，依然让原有的大姓首领“君长”作为基层统治的代理人，继续统治土著巴人，主管派遣公差、徭役等具体事务，通过他们来传达秦的各项政策法令。但是这些君长必须受到郡、县官吏的管辖，每年每人向国家纳赋上缴2016钱；每三年还要缴纳一次“义赋”，加起来一年要上缴1800钱。这些君长的爵位低，仅相当于“不更”，即秦爵二十级中的第四级；犯罪后爵位会被削除。秦王朝还采取世代通婚的方式来维系与地方大姓的关系，规定这些君长可以世代娶秦女为妻，以此促进秦、巴之间的民族融合，达到顺利治理的目的。
对巴郡的普通民众，秦则通过普遍赐予“不更”爵级这样的形式来笼络人心。经济上，秦在巴地迅速地推行自商鞅变法以来实施的“舍地税人”的征赋方法，按户按口征收赋税。一般的百姓，每年每户出幏布8丈2尺，鸡羽30。对于成年人，每年则需要缴纳“算赋”120钱。一些部族为维护地方治安和管理，能很好地与秦政权合作，因此可以获得减免田租和赋税等相关的奖励。秦王朝还规定住在巴郡的秦人要与巴人和睦亲善，如双方互相侵犯，都要受到处罚，等等。秦昭王时，为了进一步巩固对巴地的统治，并以此为基地支持秦对东方六国的统一战争，又借助板楯蛮射杀白虎有功于民这样一个事件，趁机和板楯蛮订立盟约，减免板楯蛮的田租和算赋负担，使板楯蛮“世世服从”，大大有利于巴地政治秩序的安定。正是这样有效的措施，保证了巴地在秦治理时期未出现一次动乱，巴地成为秦对东方六国作战和对关中等地进攻的战略大后方。
秦对蜀的政治改革与治理则是分步骤、分阶段实施的。如在对蜀的治理方面，首先采取的是郡县制与分封制并用的政策，而非急于对蜀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造。秦逐渐采取移民措施，大量从外地向蜀中移民，通过外来文化的渗透，为废除原蜀王国的分封制等政治制度创造良好的基础。通过一步步的精心布局，到公元前285年，秦最终在蜀地建立了单一的郡县制体制，实现了对蜀地的完全掌控。
经济方面，秦在治蜀初期依旧沿袭和采用蜀国旧制，没有进行太多的改造。在诛杀蜀侯通国后，秦派甘茂入蜀，公元前309年在蜀地修订《为田律》，并在蜀地实施经济上的逐步治理。在蜀地推行的田律，不仅按照秦制的规定，而且还根据蜀地的气候特点，制定了农村道路桥梁、水利兴建等方面的一些政策。
在城市建设和军事方面，秦加强了对蜀郡城池的营建。秦在蜀地修筑了成都、郫和临邛三座城市的城墙。三座城池规模宏大，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空间形态，构成良好的防御体系，也有利于城市和城市之间工商业的繁荣和发展。在对民族地区的治理上，秦派蜀郡守张若率军南扩，攻打邛、笮等部族居住区。为加强对西南夷地区的控制与经营，秦将常頞遣兵修筑道路，实现了与西南地区各族的沟通。如利用古蜀时期的西南道路系统，在蜀与滇之间整修“五尺道”，将其势力控制范围向这些地区深入，以便最终实现开拓西南边疆、经略西南夷的战略目的。
（二）西汉“大一统”之下的四川政局
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占据了巴蜀，拥有了更多的粮食等战略资源，最终打败项羽。巴蜀之地为刘邦集团的最终胜出，做出了巨大贡献。公元前202年，刘邦即位，建立西汉王朝。
在政治制度方面，汉朝继承秦以来的制度，在全国地方行政区划依然设置郡、县二级。巴蜀地区依旧划分为巴、蜀二郡。公元前201年，巴蜀地区分置广汉郡。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开西南夷，在巴、蜀二郡的西南分置犍为郡、沈黎郡和越嶲郡，在蜀郡的北部置汶山郡。至此，巴蜀地区广置8郡，便于西汉对巴蜀地区的治理。公元前106年，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在全国设置13部刺史，其中巴蜀置益州部，从此益州之名开始使用。西汉益州在今四川、重庆境内共置8郡56县。据文献记载，当时的蜀、广汉、犍为、越嶲、巴5郡有766048户，有3514217人口。可见西汉时巴蜀地区的户数和居民数量众多，这与当时中央王朝对巴蜀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治理上的适当措施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汉初年，由于连年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新王朝的基础十分薄弱。为了缓解面临的严重问题，汉高祖即位后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在促进生产恢复、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由于在楚汉之争中巴蜀军民支持刘邦，汉高祖特在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下诏，为巴蜀军民减免赋税。
汉武帝统治时期，实行盐、铁专卖之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广置铁官，在巴蜀地区设置三处铁官，即蜀郡临邛、犍为郡武阳、犍为郡南安。铁官设置一方面是加强对生产资源的控制，同时通过对铁器农耕具和其他生产铁器具的推广，取代巴蜀地区落后的生产方式，实现巴蜀地区经济社会的更快发展。
（三）东汉变局之下的四川政局
东汉时期，汉王朝进一步加强对巴蜀地区的控制与治理，从建武十二年（36年）至灵帝中平六年（189年）的150多年中，巴蜀地区的社会基本安定，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快速的发展。
东汉时期，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与汉族的关系也更加密切。西南夷各部族先后归顺，接受东汉政府的统治。牂牁郡的诸大姓，在公孙述割据巴蜀之时，遣使绕道番禺到洛阳向东汉政府奉贡。邛都人长贵在西汉末年杀越嶲郡太守，自称邛谷王。东汉时，长贵遣使向东汉上报三年计籍，被授越嶲太守印绶。明帝永平年间哀牢王柳貌率部众内属，中央王朝在哀牢等地置哀牢、博南二县，与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的六县合为永昌郡。同时期，汶山以西的白狼、槃木等部族，经益州刺史的招纳，归于汉的统治。
东汉时期，益州依然设置，但其权力较之前有所扩大。特别是在设置州牧以后，州实际已经成为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形成了州、郡、县三级的地方行政区划结构。与郡相同级别的行政区划还有属国，这些属国主要用于安置内迁的少数民族。东汉时，今四川、重庆范围内先后置有蜀、巴、越嶲、广汉等9郡和广汉属国，加上荆州南郡的巫县（今重庆巫山）共73县。
118年，越嶲郡的夷人叛乱，伴随着叛乱的扩大，影响永昌、益州、蜀郡夷人等人数达10余万，波及20余县。东汉王朝被迫惩办蜀中一批臭名昭著的官吏，并派兵平息。145年秋，巴郡女服直，聚众千人，自称天王，活动范围达千余里，杀伤官兵众多。154年，蜀郡李伯起兵，自称“太初皇帝”，后被官府镇压。179年，巴蜀板楯蛮起事，攻打巴、蜀、广汉、汉中四郡，官兵在战争中屡遭失败，疲于奔命。182年，中央王朝派巴郡太守曹谦讲和，并答应其相关条件，才得以平息。
184年，黄巾军起事。185年北方黄巾军主力战败后，绵竹则爆发了马相、赵袛领导的黄巾军起事，核心的组织成员多是五斗米道的信徒。黄巾军一路征战，先后杀掉绵竹县令、益州刺史等，从绵竹攻入蜀郡和犍为郡，随后又攻巴郡，控制了益州的大部分地区，影响巨大，但是最终在地方豪强武装和官军的共同镇压下失败。东汉末年巴蜀地区不断爆发各种战乱，加之王室衰微，中央政府无暇顾及益州的管理。
188年朝廷派刘焉入蜀对益州进行治理。刘焉入蜀后，利用地方各势力对巴蜀进行治理。一方面，面对三辅和南阳一带流民入蜀的现实情况，刘焉父子给予他们资助，并任用其中的一些才能志士，最终将他们转化为自己的支持力量。另一方面，刘焉利用五斗米道的残余力量，对其中的一些官兵委任官职，利用他们去清除敌对势力。伴随着刘焉在益州势力不断壮大，他基本控制了整个巴蜀，将其据为己有，并伺机反叛，形成割据的势力。初平四年（193年），刘焉与其长子刘范联合西凉马腾进军长安谋杀李傕，但谋杀计划败露，刘焉的长子和次子被诛杀，刘焉称王的计划也告失败。194年刘焉在悲凉中死去，他的三儿子刘璋接替他继续统领益州。
建安五年（200年）巴西人赵韪联合巴郡大姓起兵攻打刘璋政权，蜀郡、广汉、犍为三郡的民众起而响应，但是最终被东州集团镇压。此次叛乱动摇了刘璋统治，加之刘璋治蜀时东州集团肆无忌惮横行于巴蜀，导致民心尽失，政局不稳。随着刘璋统治政权的衰弱，汉中的张鲁等人欲摆脱刘璋的统治，与巴郡大姓联合抵制刘璋，而刘璋在此时杀掉张鲁在蜀中居住的母亲和弟弟，并派庞羲、李思等人率兵讨伐张鲁，但是几次战争均以失败告终。在这一过程中，刘璋也逐步丧失了巴蜀本土人士的支持，加之在曹操和刘备两大集团的威胁下，东州集团开始瓦解，最终导致刘璋将益州之地拱手让给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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