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博物馆中国简史

◆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大都会博物馆官方授权图片，展示数十件馆藏国宝级文物的精美面貌，讲述文物背后的另一部中国史
◆从330万件馆藏珍品中披沙拣金，精选中国历代文物，以通俗流畅的语言，简练睿智的笔触娓娓道来，给读者不一样的历史感悟。
◆不拘泥于传统的简史类图书，以文物为见证，从细节入手，剖析更为细腻而真实有温度的历史。
◆从西周到清朝，横贯数千年，涵括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艺术史……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流落在海外的中国文物有1700万件之多，在全球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收藏有160余万件。一件文物不会说话，但是数以千万计的文物聚集在一起，则会发出振聋发聩的历史声响。这些文物背后是被时间掩埋的另一部中国史。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是世界著名的艺术类博物馆，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并称为“世界三大博物馆”，馆内收藏有大量中国古代文物。既有从商朝到元代的各种青铜器、陶俑、玉器，还有大量中国历代书画收藏。
本书精选大都会博物馆里数十件堪称国宝级的文物，以时间为线索、以文物为实证，横贯中国的各个朝代，追寻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涵括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

 张程，浙江临海人。副编审，青年作家。写作兴趣集中在中国政治制度史和社会变迁，出版有《泛权力》《衙门口》《制度与人情》等图书，畅销全国。

 铜器是人类最早学会制作的金属器皿。考虑到古人的制造水平，并不存在“纯”铜器，基本上是铜合金。铜与铅或锡的合金，或三者的熔合，便是青铜。中国是青铜器的大家，留存下来的青铜器数量众多。
我们的先人在原始社会末期就能够生产简单的铜器部件，现代考古发现了远古铜片，夏朝开始留传下来成规模的完整青铜器。与后人看到的满身铜锈、暗淡无光的青铜文物不同，刚刚出炉的青铜器熠熠生辉，闪耀着富贵的金色光芒，深受先民的喜爱。在诱惑的光芒面前，先民在青铜器生产这件事上一发不可收拾，奴隶主贵族们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工艺精进、图案繁复。商代晚期开始，中国的青铜器产业开始成熟，敦厚凝重、装饰繁复、图纹威严。延至周朝，青铜器成为了那个时代最鲜明、最突出的器皿。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史称“青铜时代”。
那是一个闪耀着青铜金光的时代，威严厚重。
即便青铜生产日益规模化、工匠技术提升，但青铜器依然是奢侈品。铜料的开采冶炼、耗资巨大的工场，还有供养庞大的工匠队伍—这在成套的青铜器生产上尤其如此，都不是一般人能够承担的。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实力成为青铜器生产的赞助者。因此，青铜器自诞生开始就成了一定层级贵族的专享物。这在东西方皆是如此。与西方青铜器主要以欣赏与装饰用途不同，中国的青铜器却是实用型的，而且刨除兵器外只用于两项用途：吃与喝。
因为青铜器只有相当等级的贵族才可能使用，它天然成为身份地位的标识物。贵族聚会，天子或诸侯摆上与身份相符的成套青铜器。无论是商议政务、歌舞聚会还是祭祀，都少不了献牲与酒食。通俗说便是饮食。饮食之时，如何排定座位，谁坐上首、谁坐左席；如何敬酒，谁先敬酒，谁先受酒；如何用器，谁用什么样的青铜器，怎么来摆放青铜器，呼唤一套标准的诞生。“礼”便诞生在了青铜器使用之时。礼仪排定了人们的长幼尊卑，规范了人们的言行。聚会上的尊卑与行为，外化到聚会之外，渗透进其他场合，进而塑造了早期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礼仪就是规矩，就是制度，是统治中国五千年的“礼义廉耻”的首要。
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的东汉《敕造孔庙礼器碑》称：“君于是造立礼器，乐之音符，钟磬瑟鼓，雷洗觞觚，爵鹿柤梪，笾柉禁壶，修饰宅庙，更作二舆，朝车威熹。”阐释了青铜器与“礼”的紧密关联。到青铜时代去回溯中华礼仪之邦的源起，是一条靠谱的路径。
遗憾的是，见证礼仪之邦源起的青铜器，金属质软且易腐蚀，很快在东周时期铁器出现后被钢铁制品所取代。除了少数摆设依然使用青铜外，“青铜时代”走进了历史的尘埃。因为铜的特质和年代久远的缘故，流传下来的三代时期的青铜原器很少，成套的青铜器就更为珍稀了。《周礼》记载，只有天子有权使用所有品类的成套青铜器。周天子吸取商纣王酒池肉林导致天怒人怨，终致亡国的教训，提倡贵族们要有节制。因此，周代青铜器增加了一个“禁”的品类，寓意是禁止嗜酒贪杯误事。天子使用的青铜器禁，可以摆放全品类的青铜酒器。但是，以后的考古从来没有出土过酒禁，后人无法一睹风采，直到清末的1901年。
1901年，原来周民族的核心聚居区、当时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三十里斗鸡台出土了一套西周酒器，其中有一件青铜禁。这种之前只见于古书的器物，首次现身于世。时任湖北巡抚端方，出身满清贵戚，是一时的政治明星，同时是喜好文雅的金石专家。他得知铜禁出土，认定是稀世至宝重现人间，迅速纳入收藏。它成了清朝重臣端方最为珍视的藏品，端方召集同僚炫耀藏品（有照片为证），又在其所著《陶斋吉金录》中，将这套青铜禁列为青铜器第一。端方称该铜禁为“柉禁”，取孔庙《礼器碑》“笾柉禁壶”之意。虽然有人提出商榷，但大家约定俗成，也就习惯称之为“柉禁”了。端方兄弟死于辛亥革命，京城房产又被人纵火烧毁，家道衰落。1924年难以为继的家族子弟们变卖端方生前的收藏文物。其中，柉禁通过加拿大人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之手，进入了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序列。
柉禁出土时缺乏记录，所以整套青铜器一共有几件，众说纷纭。端方在《陶斋吉金录》中认为有13件，大都会博物馆陈列的序列中有14件，比前者多了“妣己觯”。以大都会博物馆的陈列为准，它包括禁一、觯四、卣二、盉一、觚一、斝一、尊一、爵一、角一、勺一。
陈列的主体“柉禁”扁平如案几，带夔蝉纹（图2），尺寸为89.9cm×46.4cm×18.1cm，重32.2kg。禁，在周代承放酒器，因为体积过大，不仅铸造耗铜太费，而且工艺要求极高，也有采取木制的，或者直接用普通几案代替的。因此，铜禁非常稀少，一说西周铜禁至今存世仅三件，一件藏于天津博物馆，一件2012年在陕西宝鸡出土，都是与大都会博物馆藏品类似的样式。也有将收藏于其他地方的摆放酒器的青铜案几一律称为“禁”的，它们并非长方体的铜器，更类似于铜案。但即便如此扩大范畴，铜禁存世也不超过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