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史话

所著《诸葛亮形象史研究》获中国第二届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和世界学术贡献奖金奖（香港）。又著《三国志演义纵论》，获首届中国俗文学郑振铎学术奖著作类一等奖。还主编《三国志演义古版汇集》等。发表有关毛宗岗等重要论文二百余篇。研究成果被介绍到诸国，美国与英国剑桥分别颁給杰出成就证书，并获“世界文化名人成就奖”和“东方名人成就奖”。

这部小说的故事流传久远，历代诸多人等都曾经不断地对之进行加工与再创作。宋元时期的民间伎艺人在书场里声情并茂的讲唱和舞台上的精彩表演，更使之发出熠熠夺目的光辉。到元末明初，作家罗贯中独具匠心，擘划经营，在这些极其繁芜的艺术材料基础上，参订史实、采摭传说而编撰成书。清代初年，毛宗岗又进行了修改和批评，成为通行至今的读本。

众所周知，罗贯中小说是由宋元讲史平话发展而来的。所谓讲史即“讲史书”之略称，是当时民间“讲说前代书史文传”的一种专门伎艺。它的简略纪要或提示性的文字底本，通称为“平话”（或作“评话”）。讲史的故事题材取自史书，临场所说的科目也往往直接冠以历史典籍的原名，尽管它与史实很有出入，“大抵真假相半”（宋耐得翁《都城纪胜》、宋吴自牧《梦粱录》）。如今留存的刊本，有《五代史平话》《平话三国志》等，至罗贯中则进一步依傍于史书。明人认为罗氏“以平阳陈寿传”（按“平阳”下落“侯相”二字，“陈寿传”即指陈撰《三国志》），对前代瞽传评话乃改其“言辞鄙谬”，“去瞽传诙谐之气”（参见明弘治间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明嘉靖间高儒《百川书志》），而其书首还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或“按平阳侯陈寿史传”），至于小说之书题亦因袭前代《三国志平话》的成例，仍以陈寿史籍为其名。今见明代早期刊本所题（除繁复的附加语词外）乃有“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三国志传”“通俗三国志”种种，甚至还径题“三国志”。虽然罗贯中小说原著的初题究竟叫什么，因缺记载而无从准确地获悉其具体的文字，但由早期刊本的题署得知，其所“演义”、所“传”的则是《三国志》。故此罗氏的书题中“三国”之后必有一个“志”字，乃是无可或疑的。不少近人称是书作“三国演义”（即“三国”后无“志”字），其实并非罗贯中本来的命意。为免诸明刊本题名的繁复，我以为明隆庆、万历间周弘祖《古今书刻》著录作“三国志演义”，文字既简明扼要又合罗氏的命意，姑且取之为罗贯中小说的通称，无疑是恰当的。这个问题近于琐碎，但是关乎正名乃至小说发展史上的规律，所以这里只得饶舌一番。

《三国志演义》以历史为题材，表现出强烈的历史真实感，但是罗贯中所写的毕竟是通过自己的美学理想构筑出来的艺术作品，并不等同于历史教科书。三国故事在长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如同小说史上其他历史题材的作品一样，其各阶段所产生的故事与人物形象尽管基本接近，但还是存在着种种的差别。如《三国志演义》中诸葛亮性格与《三国志平话》、元明杂剧孔明戏以及《花关索传》的种种不同。这些差别乃由于四重“因子”在各自历史时间内相互不断的交合，故而其结果才促使该故事在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特别的阶段性。这四因子，即是：

（一）历史故事初始的真实本事；

（二）历史上可资汲取的其他有关故事；

（三）前代传说与创作的艺术沉积；

（四）创作者（包括口头传说者、民间伎艺人与作家）所处时代的要求，以及其本人的生活经验、思想与文化艺术素养。

这些相互交合的四重因子中，当然以第（一）（四）两项尤为重要。中国古代历史题材小说作品的形成过程如此，《三国志演义》更是如此。

这应该是一个纵观《三国志演义》故事和人物演变与发展史的切入点，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回顾三国故事的发生、演变、发展的这一千多年历程，从三国史事发其端，历经野史传说，到讲史、杂剧的再创作，最后由作家加以重新编撰，终于形成具有很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小说巨著。罗贯中《三国志演义》问世后，这部小说的文本又不断地被传抄、编刊、评点、翻译，乃至出现多种续书再创作，频繁地据以改编为戏曲和说唱文学作品一直活跃在舞台及书场上，以至还出现于当代的影视屏幕。本书粗略地勾画三国故事演变发展的全过程，以了解和认识我们这部珍贵的民族遗产，并从中窥探中国古代小说史发展的规律，正确评价《三国志演义》，汲取其成功的艺术经验，为今天历史题材艺术创作提供借鉴。

其中不当之处，敬祈教正为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