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627933
“邓小南撰推荐序，陈尚君撰导读，辛德勇撰重版附言
治中国史者不可不读《资治通鉴》，读《通鉴》者不可不晓“通鉴学”
辨章学术，溯源而析流，发温公未抒之胸臆；
卓识洞见，博深而切明，示后学治史之津梁。“
“ 司马光以十九年之久，合三四人之力，撰成巨著《资治通鉴》。其用力之勤、网罗之富、取舍之慎、叙事之明、议论之精，为后世所称道，遂成一专门之“通鉴学”。
本书为近代“通鉴学”集大成之作。作者先上溯编年体史书之源，进述《通鉴》之编纂经过、助修诸人与编集程法，再论《通鉴》之史源、史学、书法，及其枝属与后继。*后，在全面总结《通鉴》得失的基础上，提出编年史改造方案。作者既存旧学之根底，而无其偏狭迂执，又得新学之神髓，而未尝苛求古人。全书述论精到，不拘囿固见，不强辟新说，多为史家持正之谈。“
“推荐序（邓小南）
导读：张煦侯及其《通鉴学》（陈尚君）
出版说明
再版自序
自 序
第一章
编年史之回溯
一、编年史之初貌
二、《春秋》之于史学
三、《左传》之于史学
第二章
《通鉴》编集始末
一、温公著书始末
二、助修之人物
三、编集之程法
四、书成之后事
第三章
《通鉴》之史料及其鉴别
一、《通鉴》之史料来源
（一）正史
（二) 编年
（三）别史
（四）杂史
（五）霸史
（六）传记（碑碣附）
（七）奏议（别集附）
（八）地理
（九）小说
（十）诸子
二、《通鉴》之史料鉴别
第四章
《通鉴》史学一斑
一、《春秋》之意
二、《左传》之法
三、儒家之宗旨
四、本朝之背景
五、著者之特见
第五章
《通鉴》之书法
一、关于年者
二、关于人者
三、关于事者
第六章
《通鉴》之枝属与后继
一、《通鉴》之枝属
二、《通鉴》之后继
（一）踵纂派
（二）注释派
（三）订补派
（四）论断派
第七章
《通鉴》之得失与编年史之改造
一、《通鉴》之得
二、《通鉴》之失
三、编年史之改造
张煦侯《通鉴学》重版附言（辛德勇）
二、曹操的任官与行动
三、太平道与黄巾起义
四、曹操的隐居
第三章 曹操的举兵——通往乱世英雄之路
一、东汉王朝末年的宫廷
二、曹操的举兵——成为群雄之一
三、曹操奉戴大汉天子
四、屯田制的实施
第四章 从官渡之战到赤壁之战
一、官渡之战——歼灭袁绍，称霸华北
二、华北的统一与税制改革
三、赤壁之战——曹操的失败确立了三分天下的
第五章 魏公国、魏王国的建设——通向魏王朝之路
一、赤壁战后的处置
二、魏公、魏王与伴随而来的恩典
三、曹操之死
第六章 曹操身边的人才
一、曹操求贤若渴
二、曹操政权与大姓、名士
三、人才主义与名士社会
四、寒门、单家的命运
第七章 建安文学的诞生
一、曹操与建安文学
二、建安文学的文学论
参考文献
后记“
“推荐序（邓小南）
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结构宏伟，取材丰赡，乃“天地一大文”。司马光纂修之际，研精极虑，抉擿幽隐，左右采获，错综铨次，将历史研究引入史学编纂，开辟了编年体史书的新体例。其贡献，其得失，值得深入体味研究。
张煦侯先生博通文史，其力作《通鉴学》成书于抗日战争期间艰难困顿之中，林居六载，风雨其晦，先生于《通鉴》独有会心。该书自“编年体回溯”入手，对《资治通鉴》的史源、鉴别、宗旨、书法、枝属、后继以及得失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全书言简意赅，论述精严，次第分殊，务求其信，堪称研究《资治通鉴》的经典之作。
《通鉴学》一书，开明书店1948年首印，其修订版经安徽教育出版社1982年重印后，迄今已逾三十六载。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重视学术，倾注心力，计划整理再版张煦侯先生《通鉴学》，此举必将惠及学林。特予强烈推荐。
出版说明
张煦侯先生所著《通鉴学》一书，初于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作者署名“张须”），此后台湾、香港曾多次据以重印。1957年，作者计划再版，修改了部分内容，并撰写《再版自序》，然此事未行。1982年，安徽教育出版社根据作者修订稿再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此次再版，即以1982年版为底本，并对全书又进行了一些整理改订，包括：
一、本书每章之下原无分级标题，且部分段落过长，或有至两千余字而不分段者。今依文意添加标题、划分段落，力图使其眉目清晰、层次分明。
二、查核原典，为书中误失添加编者注。
三、改正错别字、异体字、笔误、病句及标点不当处，使之符合现代出版规范。（此类径改，不出注）
又本书引文，不知所据版本，且旧时学者引书多有省改，故与当下通行之本颇有异同。除明显错讹外，我们多仍其旧，不做改动，俾读者识之。
自序
《资治通鉴》博大精深，嗣左氏而超荀、袁，其足为史家专门之学，无异辞矣。乃吾观温公表上是书，其言抑何俨恪祗畏，而无一毫稍自尊异之心也。 《史记》之作也，太史公以为孔子卒后五百岁乃有是书，又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通鉴》无之，则谦于《史记》也。 《汉书》之成也，班掾自赞其书，有“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之语，彼虽约指十《志》之所包，自负颇亦不浅。《通鉴》无之，则谦于《汉书》也。乃至欧公《五代史》，其言亦复沾沾自喜，既已自拟《春秋》矣，又使门人作注以寄其笔削之传；为例远谢乎《史》《汉》，而抗心乃过乎马、班。反观温公所以自道，不过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而已；又惧好之者忽而不察也，则又坦然以自陈曰“其间抵牾，不敢自保”。其言卑谨，若将辟门以待后贤之纠其阙者，是非惟欧公无是言，盖班亦无是言，马亦无是言也。夫以不世出之巨编而?谦若此，是岂不足以深求其故乎！
曰：诸家之自尊异，是皆文人浮夸之余习，欲以自张其军，而不顾议者之在后者也。文人侈于心，赡于辞，果于掇拾，而疏于考订。马、班、欧阳，虽自不可一概而相量，要其假史文以肆其挥写也则同；特不似范《书》自序，直自鸣其矜赏之实而已。今夫旷百世而得一文豪，乃韫其匮而善其刀，不获一试其才于可为之地，涂之人固知其不可也。既才与事能相值矣，乃曰：吾之为此，有所托也，将以通吾郁结而舒吾情也。一人倡之，其言中于无数才士之心，则谁不欲操刀以试其利钝乎！于是有托为本，而纪事为末，高者尚严部伍，下者徒工文辞。其于事也，亦但以多闻广载为功，疏略抵牾，不如其旧。传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今乃作法于夸而过自旌异，文士习之，其心亦但知作史之可以骋吾夸耳。而求其传信，不亦难乎？
若司马温公者，其著书为良史之书，其用心尤非君子不能有也。何则？良史通而能密，君子之心，敬而多畏。史迁手创宏纲，可谓通矣；而书事或疏，若用吾言，才得良史之半。其汲汲自见于文辞者，票姚之气，又足以胜其敬畏之心。史才不世出，而史德日益衰，后之作者，益不肯用其功力于求真传信之途，宜也。于此而有温公其人焉，见夫史籍猥多，惧士或厌烦而不观也，则矍然自奋于编年。其为通也，匪独自创义例，成一家言已也，即一事之书，一言之援引，而作者之闳识孤怀必寓焉。其为密也，又能于异闻丛互之中，汰其不可信者，而存其可信者以成定本。夫著书易事耳，而粹白为难。温公外无驱迫，内无愤矜，独本其利益学人之念，假帝王之力，官属之贤，以大官而躬下士点校之勤，十九年中，固已迁、固所不能骄，族史所不能玩。进而察其言，则又平谨恭逊，欿然不足以自发其独有千古之奇。噫！是人也，殆合良史与君子为一人。夫合良史君子为一人，则史之负人也常少，而其作《鉴》也，乃果足为天下平，是则温公之所以诏万世也。
若煦侯者，盖尝辟咡而受机仲改纂之书，牵于傅训，不能卒诵； 《纲鉴》俗学，又乱之。三十教于乡，始买得涑水本书，退则诵之。公书既巨，人所畏治，赖有文采梯接后生，洒然不知教之困也。性刚才拙，颇同道原；避地窖书，又类身之。林居六载，风雨其晦。沉吟放歌之外，独于此书，若有会心。二贤已遥，徒歌无侣，聊以点治扪索所得，写为七章，以《通鉴学》署其耑。
呜呼！《通鉴》之学，温公自辟之家学耳。先温公而编年者，项背相望，公既有以改造之而超胜之矣。后温公而编年者，短长相覆，差曰无咎无誉而已。若乃处丕变之运，而昧日新之功，虽日夕爱叹诵写，而改造无闻。则是温公不负后世，而后世负良史才者，乃重有负于温公也。夫欲于今世求良史才，则诚不可以旦暮遇之矣。乃观庠序承学之子，其真能爱叹诵写，知《通鉴》之所以为《通鉴》者，复不可便得。公诚不自尊异，而后贤亦遂无尊异之者，是使先正之心思才力，长委榛莽，虽有改造者出，亦将见井堙木刊，而无复樵汲之可因。吾滋惧焉，所以《通鉴》之学，虽固知为公之陈迹，而终亦不能已于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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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煦侯先生博通文史，其力作《通鉴学》成书于抗日战争期间艰难困顿之中，林居六载，风雨其晦，先生于《通鉴》独有会心。该书自“编年体回溯”入手，对《资治通鉴》的史源、鉴别、宗旨、书法、枝属、后继以及得失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全书言简意赅，论述精严，次第分殊，务求其信，堪称研究《资治通鉴》的经典之作。
——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通鉴学》存旧经史学之精神，有新学术的理念，对编年体源流之梳理，对《通鉴》创新与史法的揭示，对司马光在经世致用思想主导下纂著《通鉴》，存史事，析名分，重纲纪，弃褒贬而明史法，叙人事而忽天变，倡一统而轻正闰，究真相而详考证，都有绵密之分疏与论列。其立场既不同于宋元理学之迂执，又不似今日学者那般以后世概念套古人作为，能在传统礼法与道德的立场上，在传统史书与文学书写的技法上，揭示《通鉴》的特见与司马光的学术勇气。就此数端言，此书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地位。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
与崔万秋先生的《通鉴研究》及柴德赓先生的《资治通鉴介绍》相比，张煦侯先生这部《通鉴学》，是目前我所见到的一部论述*为详明的《通鉴》导读书籍了。
——辛德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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