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史奇观：“伪古文《尚书》”真相

年轻时读《尚书》，据说其中二十五篇古文是“伪”的，于是就特别予以标注，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引用。但心中总存疑惑：这些古文为什么是“伪”的？又想到这个问题已经“定案”，也没有再作研究的必要。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要编辑《话说中国》丛书，邀我负责上古至西周部分的编写工作。在编写过程中，我发现古文《尚书》中有许多意义重大、生动有趣的材料。如果弃之不顾，那实在太可惜了。经过一番考虑，我决定详细研究古文《尚书》的真伪，把它弄个水落石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我近二十年来艰苦探索的结晶。这里，首先要向读者介绍本书的几个特色。第一，这是一本用历史事实进行详细论证的书。书中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古文《尚书》自西汉以来长期在民间流传，至魏晋之际逐渐完备成集，并形成明确的有史可征的传授关系，到东晋初由梅颐上献而公布于众。同时，又用大量历史事实从六个方面证明：古文《尚书》是真古文献；再从五个方面证明：古文《尚书》有极其珍贵的学术价值。《尚书》有孔氏的传注，但历来也称其为“伪作”。本书并用大量事实证明，《孔传》的确是孔氏家族长期对《尚书》进行整理、“世世独修”的成果，其功劳永垂史册。第二，这又是一本充分揭露欺骗手段的书。古文《尚书》之“伪”，据说是由清初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而成为“铁案”的。本书从第四到第十二章，用了九章的篇幅，揭露阎氏《疏证》采取二难推理、吹毛求疵、虚张声势、颠倒先后、厚今薄古、主观武断、胡编乱造、自相矛盾等八种“欺骗性”的考据方法，而将古文《尚书》证为“伪作”。原来，古文《尚书》成为“伪书”，是阎氏设置的一大骗局。阎氏运用八种“欺骗性”的考据方法，每一种都有大量实例可以证明。其用不正当手段欺骗读者，证据确凿，难辞其咎。这样的揭露，使世人看清真相，幡然醒悟。在学术问题上采用欺骗的方法，是终究要被揭穿的。第三，对于近年来整理出版、称有许多“真古文《尚书》”的清华简，作者也提出了经过多年研究后的审慎看法。本书着重剖析了作为“真古文《尚书》”呼声最高的《尹诰》和《说命》两篇简文，从篇题、体例、内容、情理、言论、引语等各个方面，论证这些简文与古文《尚书》明显不合。再看《耆夜》、《赤鹄之集汤之屋》等一些有代表性的简文，它们都不是历史过程的真实记录，而是战国时代编造的游戏作品。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华简中并不存在真正的古文《尚书》，而今传古文《尚书》，才是长期流传的真古文献。在长期从事研究探索的过程中，作者深深体会到，无论是对古文《尚书》，对阎若璩《疏证》的考据，还是对清华简，都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认识过程。特别是对“伪古文《尚书》”这一冤假错案，我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件，而是由于疑古思潮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长期泛滥而造成一系列冤假错案中的一个。把“伪古文《尚书》”案放在中国疑古思潮长期泛滥的大背景下，与本书列举的其他十大冤假错案合并在一起观察，就更能深入地了解这宗冤假错案的来龙去脉，认识到中国学术史所走过的这一段弯路，以及对这宗“伪书”案进行澄清和纠正的必要。本书是继刘建国《先秦伪书辨正》、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之后，对中国学术史上包括“伪古文《尚书》”案在内的许多冤假错案一次更详细的论证、揭露和澄清。无疑，它会对古代典籍的整理、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中国学术史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改革开放对学术界思想的解放、学术条件的创造和学术人才的培养，都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学术研究都是互相启发、互相参考和互相支持的。本书的论证，吸收了许多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研究上又一重大的突破性成果。随着学术史上许多冤假错案的纠正和澄清，必然会出现一个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新高潮，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将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