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812841
第二天： 1980.6.20
第三天： 1980.6.22
第四天： 1980.6.23
第五天： 1980.6.24
第六天： 1980.6.25
第七天： 1980.6.26
第八天： 1980.6.27
第九天： 1980.6.28
第十天： 1980.6.29
第十一天： 1980.6.30
第十二天： 1980.7.2
第十三天： 1980.7.5
附录
一九五三年我犯错误的始末： 一九七六年补述梁漱溟
梁培恕致林琪的信
索引
跋： 一点回忆及补充伍贻业
后记： 致谢林琪
自序
一
本书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当时我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历史系攻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博士。我的兴趣主要是上半世纪知识分子对乡下的认识，因而选的论文题目是“梁漱溟及民粹主义的选择在中国”（Liang Shuming and the Populist Alternative in China）。对梁漱溟先生的著作研究得越深入，越觉得他的思想有意义，但没想到我能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作研究，更不用说能见到梁先生本人。正好1979年中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同一年，南京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签订互换交流学者的协议。那年秋天，我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来中国学习研究的美国学者之一，来到南京。
1979年与现在不同，学术界对梁漱溟先生思想并不熟悉，不过大部分学者通过两年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知道毛泽东批评过梁漱溟先生。我们来南京大学的这批美国研究生都被安排了指导教师，而南大历史系教授当中只有伍贻业教授对我的研究题目感兴趣。伍教授有儒学研究背景，又曾在收藏有民国时期材料的档案馆工作过，兴趣和经验比较广，也愿意帮助我学习。我到了南大以后，还不知道是否能去拜访梁漱溟先生。1980年4月中旬，南京大学外办开始联系梁先生的单位——中国政协，没有结果。5月底，我直接给梁先生写信。6月8日，梁先生回信，欢迎我到北京去看他。参看《梁漱溟全集》卷八，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7页。
二
伍教授和我1980年6月18日到达北京，第二天去向中国政协办公室的李数女士报到。王芸生先生的追悼大会恰好也是6月19日在政协礼堂前厅举行参看梁漱溟字条，“缘虑，1980.6.28 B”。，而我们当天临走的时候追悼会正好结束。李数看见梁先生从礼堂出来，介绍我们双方认识。没想到，梁漱溟先生当下很随意地要我们乘坐他的小车随他回家。这样，我们第一次来到梁先生的住地——北京木樨地22楼5门9层17号，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第二天上午八点钟我和伍教授再去，之后的两个多星期，几乎每天早上去梁先生家访谈，一共十三次。
第二天谈话快结束时，我们问梁先生可不可以将每次的谈话内容录音记录下来。梁先生前一天随意地请我们随他回家，此刻又欣然同意录音。当时中国刚开放不久，跟其他中国人正式相处时，我经常会感觉他们有一点犹豫。梁先生一点都不是。恰好相反，和梁先生谈话十分自然，似乎没有不可以问的问题。这样子从第三天开始，每天早上去木樨地录音两个小时左右的访谈。
我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访问梁先生的外国人，但这不是第一次有外国人访问梁先生。例如，1932年4月4日哈佛大学哲学系的William Hocking教授有一次在北京采访过梁漱溟先生。Hocking留下的笔记描写梁先生说话的声音非常低，以致茶馆的服务员需踮着脚走路。
Hocking， William Ernest. “Monday， April 4， 1932. Afternoon. Peiping”［礼拜一，1932年，四月，四日。下午。北平］。用打字机打印的梁漱溟访问记。1932年4月4日。 William Ernest Hocking档案，92m71，第49盒，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半世纪以后，梁先生仍然低声说话。结果是录音带有的部分听不清。不过正如Hocking所说，梁先生说话说得很慢，有时会停顿一下，同时也说得非常清楚，完全是标准的普通话。我当时在中国学习还不到九个月，不过听懂梁先生的话不成问题。
Hocking记录梁先生紧跟着他自己的思路，不跟着Hocking转换话题。我们的访问也是这样。我本来告诉梁先生要谈三个大题目： 乡村建设的思想、儒家思想和佛教。谈话基本上都在这大范围以内。梁先生说什么经常好像有所准备，说法不异于其他时间讨论同样的题目。他叙述自己过去的思想和事情时喜欢按时间顺序讲。有一个故事给我们讲了两次，第二次的说法与第一次基本上相同。梁先生好像特别愿意讨论佛教。我们也没想到梁先生会主动地要说清楚1953年毛泽东批判他的背景和经过。
……
第一天
1980.6.19
［此日没有录音，以下是根据两个人的现场记录而写成的。］
去北京大学教书
梁漱溟说［袁世凯称帝］设立政事堂，取消段内阁。段祺瑞这个人很好，他离开了北京城去西山住了。袁失败又恢复段内阁、总理府，要张耀曾做司法总长。倒袁成功是依靠了西南方面的势力，云南、广西……张耀曾就是代表了西南派的力量。张耀曾的父亲是张门的第十二个儿子，梁的外祖父是张门的长子，因此张耀曾算是梁的远房堂舅。但张耀曾最喜欢的还是梁这个外甥。张要梁做他的秘书，因为张要同西南方面联络，梁便掌握起草文书和机要文件，有一本密码。工作很忙，经常要忙到深夜。张有四个秘书，沈钧儒
沈钧儒（1875—1963），浙江嘉兴人。1917年3月任司法部秘书。年龄最大，好像是四十二岁，长梁十八岁。后来，张耀曾不做司法总长了，梁才能在推迟一年后，到北大哲学系教书。
梁当讲师，每周讲两个小时，最长不超过三个小时。开始讲印度哲学，后来也讲儒家哲学。朱自清、冯友兰，还有孙本文、顾颉刚，都是梁在北大教哲学时的第一批学生。谭平山（鸣谦）也是，他大梁五岁。系主任是陈百年。1924年，梁辞去北大教职。
杨怀中（昌济）先生［杨开慧父亲］是哲学系教授。教西洋伦理学史。此人“奇笨”第一天和第二天访谈稿凡是有引号的地方，都是两个人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的梁漱溟当时说的话。，呆板，“大舌头”，但意志坚强，刚毅。章士钊和杨是好朋友，两人一道去日本，又去英国留学，杨［当时］住地安门豆腐池胡同。还有王昆仑也是北大学生。
为什么不批孔
1974年政协要求梁参加批孔，梁拒绝了。梁说：“批孔也许政治上有他的必要，我不懂，我不会公开反对。但我要保持我的不同的意见。共产党内党章有一条可以保留意见。党外也应该如此。但我不公开地谈反对的话。”每周政协有小组学习，梁参加的是无党派小组。政协召开五组联会批判梁为什么不批孔。梁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第九》。
梁至今还保留冯友兰先生留美时写给梁的信件。
第二天
第二天
1980.6.20
［此日没有录音，以下是根据两个人的现场记录而写成的。］
《中国文化要义》的出版
梁漱溟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共冲突时］他在四川，在写《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开明书店要梁书稿，梁把此书十四章中的十三章都交给开明，书中有梁对中国社会有无阶级的分析，当时共产党要成功的局势已经明朗，上海开明不出版。后来，这本书由成都路明书店出版，印了二千到三千册，给梁十分之一的书。
早期政治活动
梁说他是城市人。从曾祖三代起都在清朝做官，从广西到北京，没有乡村生活经验。父亲即梁济先生。梁济（1858—1918），字巨川，一字孟匡，祖籍广西桂林。光绪年间举人。曾任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斋务提调等职。和父亲的朋友彭翼仲彭翼仲（1864—1921），名诒孙，字翼仲，祖籍江苏长洲县。清末民初著名报人、社会活动家。是爱国维新分子，梁从小受父亲和彭的影响。彭在北京办了第一家报纸。当时尚没有新式学堂，彭又办了蒙养学堂，性质像西方的小学校（学校的名字来自《易经》里的“蒙以养正”）。家父与彭爱国思想大致相当。美国颁布禁止华工法，彭组织市民上街抵制美货，带学生进商店向老板讲，梁也跟着上街。这在中国是新的一种运动。当时大家的理想是英国式的宪政。清朝晚期搞预备立宪，地方设諮议局，中央有资政院。梁去旁听，那时开会在下面，旁听在上面［楼上］。当时梁十七八岁。上中学的时候，同学当中，梁和甄亮甫最热心支持改革，要开国会，不满意资政院。
汪精卫是革命党人，他同一位四川姓黄的筹划刺杀摄政王（宣统的父亲），夜间在摄政王第二天要抵达的路口埋炸弹，被捕，清政府没有杀他，袁世凯南北议和时放汪出来，要汪和南方谈判。汪出狱便组织了京津同盟会。梁和甄都参加了。还有一位李石曾也参加了。李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另外是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还有魏宸祖，此人做过国务院秘书长、驻外大使，也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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