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1154225
★教育部新编语文教材指定阅读图书，荣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的经典名著。
★震撼富兰克林·罗斯福、马克·吐温、查理·卓别林的文学著作，激励无数人的“醒悟”之书。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资深翻译家”王家湘倾情献译，完美再现文学经典。
★美国盲人基金会执行董事罗伯特·巴尼特倾情作序，继续叙述海伦·凯勒“后来”的故事。
★特别收录海伦·凯勒书信选，完整呈现海伦·凯勒的人生。
★全新未删节详注版中文译本，随书赠送1枚精美书签。
★一个真正的战士，在战斗之前不会承认失败。
其中《我的人生故事》《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以自传体散文的形式，记录了海伦·凯勒从初期的消极悲观，到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海伦·凯勒凭借坚强的意志，突破重重困境，找到了黑暗中的光明。
海伦·凯勒用她生动细腻的笔触、优美的文辞，表达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以及对爱与勇气的歌颂，唤醒了每个人对生命的珍惜和敬畏。
我的人生故事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海伦·凯勒书信选
译后记
在八十五岁高龄时，海伦·凯勒小姐孑然一身。这孑然一身意味着她著名的“老师”安·沙利文·梅西和她的几乎是同样著名的后来的助手波利·汤姆森小姐先后去世，留下她孤身一人。许多人很难想象，没有这两个女人中的一个—也许还有随后来的第三个人，又聋又盲的海伦·凯勒怎样能够生存下来。
作为肉体存在的海伦·凯勒，在近年中失去了某些活力。衰老的过程给她的精力造成的损害，和给我们大家造成的损害是一样的。然而，她的意志力，她的精神力量以及她对别人的鼓舞力，仍旧充满着勃勃生机地存在着—也许会在她也必然离开这个世界以后长期存在下去。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她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个象征，证明任何人不论出生或运气如何，都是一个特定的人物。作为一个小孩、一个女人、一个有严重生理缺陷的人—她使人们神往，尽管他们和她不一样，却都情不自禁地产生了对她的认同感。
凯勒小姐肯定不是孤独的。毫不夸张地说，她每年得到成千上万的信件、诗歌、奖励、表彰—一条永不停息地流动着赞扬和爱的小河。在日常生活中她也不是孤独的。她住在位于康涅狄格州西港城的，她称之为阿尔康山脊的舒适的家里，她从1936年开始和汤姆森小姐一起在那里工作，直到后者1960年去世为止。她家里的工作人员和临时护士—出于年老多病的需要—都能够通过将手语字母拼写在手心的方法，或者用她本人帮助发展起来并加以示范的所谓的震动法和她交流。她很多的时间都是在休息，在过去两三年里放弃了大部分的写作和所有的公开演讲。她仍旧读很多书，特别喜欢重读年轻时喜爱的作品的盲文版。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她赏花，和宠物狗玩耍，和密友或家人聊天。过去她款待过许多客人，从农夫到王侯，现在为了避免劳累，她不得不放弃这一乐趣。
凯勒小姐是在几乎不曾停歇的写作后停笔的。即使在她完成在拉德克里夫学院本科的学习之前，年纪轻轻的她，在生命的大部分岁月尚未度过的时候就已经写出了自传。本书是这部先在《女性家庭杂志》连载，后来于1902年出版成书的自传的新版。
在自传出版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安·沙利文在私人和职业生活中一直协助海伦·凯勒。凯勒小姐那时经常说，在严重的身体残疾面前，她在生活中可能取得的不论什么成就其实是属于她的“老师”的，后来她也不断重复过这样的话。
在今天有许多志愿者和政府机构从事大量的公共教育工作，我们中大多数人意识到，身体或精神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美国人的数目之大是惊人的。所有的社会学和人口学的研究都证实了其实可能是很明显的事情—身体的残疾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经济上的贫困。然而即使在这方面进行了教育，我们中还是很少有人在情理上懂得世界上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其他的海伦·凯勒们—意思是有些人不仅是全盲或只有部分视力，而且还全聋或听觉很差。
没有人知道在凯勒小姐失去视力和听力的时代，还有多少这样的盲聋人。今天，估计至少有四百个学龄儿童—其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在受教育—和大约五千个成年人处于盲聋状态。对他们的特殊问题已经积累了相当程度的专业知识，尽管问题很严重，需要扩大对他们的特殊援助，但是比起19世纪来，盲聋人的生活还是相对正常的。安·沙利文的学生将她个人取得的成就归功于老师—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沙利文小姐为今天对盲聋儿童或成人的关注和特殊服务的发展起了铺平道路的作用。
1914年的时候，她们两个人的家中加入了一个新成员—波利·汤姆森，一个年轻的苏格兰女子。波利接受过的训练使她能够在安·沙利文·梅西—在此期间她结了婚—于1936年去世后接过作为凯勒小姐的伴侣和助手的任务。那种训练极其广泛，深刻严格—特别是当这个助手必须在精力和决心上能够和像海伦·凯勒这样的一个人匹敌的时候。
这位令人敬畏的女士形容自己毕生的工作主要是为了扩展对残疾人，特别是盲人或盲聋人的理解和服务。然而我本人要提出的是，她的名声主要基于她在其他人们普遍关心的领域中的活动。她和安·沙利文早年时在全国小城镇进行的杂耍式的巡回游说—她们甚至真的做过一阵子巡回杂耍演出—可能是为了向好奇的人显示出一个盲聋的“哑巴”能够思考和说话，而且所思考和所说的、关心的话题是相当尖锐和有挑衅性的。她参加了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她的热情和信念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比得上。她因参加反战运动而成为许多人的攻击对象—卷入了一场大争论，因此可能触发了后来认为她过于“左倾”的恶毒无稽的指控。好像这一切还不够似的，她还奋力从事消灭性病的斗争，很可能是在男女都有的场合或在公开讲演中首先说出“梅毒”之类字眼的人之一。
毫无疑问，巡回游说确实包括了提倡盲人教育和康复及培训项目的努力。几十个城市的头面人物听取了她的关于设立或扩大地方志愿组织的援助的请求，州议会议员开会听她有关建立公共支持下的服务的论述。这一切都是作为社会改革运动中的个人斗士在进行的，对她的鼓舞做出呼应成了十分紧迫的事情。
一个全国性的志愿机构、当时和今天人们称作美国盲人基金会的组织在1921年成立了。它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这个领域里的知识，传播给寻求为盲人居民提供先进的社区服务的人。基金会建立以后不久，凯勒小姐成了这个团体中为数不多的创始领导人小组的一员，此后一直协助发展基金会本身的技术和财务力量。
不管需要什么样的过程来承认某些人是“世界公民”，显然海伦·凯勒是符合标准的。她访问并研究过的美国以外的国家，可能和别的任何一个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个人一样多。她掌握几国语言，学习语言的能力仅仅是部分原因—它实际上反映了她对世界其他地方人民的文化和民族传统的本能和深刻的尊重。
在她的特殊关怀领域—失明—中，凯勒小姐早在1915年就正式确立了自己在国际上所做的努力：协助在巴黎建立了一个那时叫作美国盲文出版社的服务性机构，该机构后来并入纽约，成为美国海外盲人基金会，是美国盲人基金会的姐妹组织。
海伦·凯勒—有着非凡的丰富经验的演员和在公众场合多次出现的老手—于1961年4月最后一次在重要的公众场合出现。国际狮子会俱乐部在华盛顿召开大规模的地区会议，她被邀请参加接受年度人道主义者奖。顺便提一下，凯勒小姐是这个纯男性组织唯一的荣誉女会员。她按照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的习惯做法接受了这一邀请，目的是再一次得到为了残疾人的利益而对一群重要的人物讲话的机会。
已故总统约翰·F.肯尼迪—他本人对人类福祉做出了巨大贡献—邀请凯勒小姐到白宫拜访他。从记者的笔下看，这次接见是肯尼迪在当年早些时候就职以来最轻松愉快的会见之一。正式的会见很快变成了私人聊天，从这个事实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位杰出人物毫不费劲地建立起了融洽的关系。凯勒小姐用自己的声音足够清楚地说话，总统能够容易地听懂她的话，她对第一夫人和肯尼迪的子女的安好表现出了典型的女性的好奇。总统使自己很快适应了需要通过凯勒小姐同伴的手语字母的传达来和她交流的状态，他说他们都很好，他很遗憾他们那天不在华盛顿，不能和她见面。
不管是不是能够引用总统在这样随便的闲谈中说的话，至少报纸欢天喜地地报道了凯勒小姐的下一句话：她请总统把她的吻带给他的女儿卡罗林。总统丝毫没有失去作为个人和总统的泰然神情，向她热情地保证他会这样做的。
就在要乘汽车从旅馆出发到白宫去之前，一个记者问她见过几个总统。可能只有海伦·凯勒才会说出的回答逗得房间里的一小群人大为开怀。“我没有数过”。当记者用另外的方式追问，问她记得认识的第一个总统是哪一位时，她想了一下回答说，“格罗夫·克利夫兰”，在场的年纪稍轻的人不免有点肃然起敬。
肯尼迪总统是否把那时八十一岁的海伦·凯勒的吻带给了三岁的卡罗林，这件事从未报道过，但是我们可以怀着一定的信心估计他这样做了。
罗伯特·巴尼特
美国盲人基金会执行董事
——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 富兰克林·罗斯福
19世纪有两个奇人，一个是拿破仑·波拿巴，一个是海伦·凯勒。拿破仑试图用武力征服世界，他失败了；海伦试图用笔征服世界，她成功了。
——美国作家、演说家 马克·吐温
虽然海伦·凯勒的身体不自由，但她的心灵却是无比自由的。
——英国影视演员、编剧 查理·卓别林
海伦·凯勒被评为“二十世纪美国十大偶像”之一是当之无愧的。她的作品《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堪称伟大经历和平凡故事的完美结合。
——美国《时代周刊》
1.生活在或曾经生活在死亡阴影中的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带有醇和温柔的色彩。
2.在撩开一层如金色薄雾笼罩在我的童年生活上的幕幔时，我心中怀着因迷信而生的踌躇。
3.在那阴郁的二月，将我的眼睛和耳朵封闭、把我投入到新生儿的无意识状态的那场疾病向我袭来。
4.在我无尽的长夜中，一切光明和美好的东西都是她充满爱心的智慧给予的。
5.黑暗会使他更珍视视力，死寂会使他明白声音的快乐。
试读：
我记得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是我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沙利文来到我身边的那天。每当我想到这一天所连接的那两种生活的难以衡量的巨大反差时，心中就充满了惊异之情。
在那个重大的日子的下午，我站在门廊上，傻乎乎地期待着。根据母亲的示意和家里匆匆的人来人往，我模糊地猜到要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了，因此我走到门口，在台阶上等着。午后的阳光穿过覆盖在门廊上的茂密的忍冬，落在我抬起的面孔上。我的手指几乎是无意识地流连在熟悉的、刚刚绽放开来迎接南方甜美春天的叶子和花朵上。我不知道未来等待着我的会是什么样的奇迹或惊异。一连好几个星期，恼怒和愤懑不断折磨着我，这种激烈的斗争后，随之而来的是极度的消沉。
你是否曾经在海上遇见过浓雾，似乎有可以触摸得到的白色黑暗将你包围了起来，那条大船焦急而紧张地靠测深锤和测深绳摸索着向海岸行驶，而你心脏狂跳，等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在我的教育开始之前，我就像这条船，只不过我没有罗盘或测深绳，无法知道港口有多近。“光明！给我光明！”这是我灵魂的无声的呼唤，而就在那个时刻，爱的光亮照射到了我的身上。
我感觉到脚步走近，我把手伸向我以为的妈妈。有人握住了它，我被那个来为我揭示一切事物的人—更为重要的是，来给我以爱的人—抱了起来，紧紧地搂在了怀里。
老师到后的次日早上，她把我领到她的房间里，给了我一个娃娃，是珀金斯学院的盲童让她带来的。劳拉·布里奇曼亲手给娃娃做了衣服穿上。不过这一点我后来才知道。我和娃娃玩了一会儿以后，沙利文小姐慢慢地在我手心里拼写了“娃娃”这个字。我马上对这种手指游戏发生了兴趣，试图学着做。当我最后成功地把字母正确地写出来以后，稚气的快乐和自豪使我满脸发红。我跑下楼到母亲那里，举着手，写出了娃娃这个字的字母。我不知道自己在拼写一个字，甚至都不知道有字的存在，我只是让手指做着猴子般的模仿。此后的日子里，我并不理解地学会了拼写许多的字，其中有别针、帽子、杯子，以及一些动词，如坐、站、走。但是只有在老师来了几个星期后，我才明白一切东西都有名字。
有一天，我正在和新娃娃玩的时候，沙利文小姐把我的大布娃娃也放到了我的膝上，拼写了“娃娃”，并且力图使我明白“娃娃”对两者都适用。那天早些时候，我们为“大把杯子”和“水”两个字争了半天。沙利文小姐试图让我记住，“大把杯子”就是大把杯子，“水”就是水。但是我总把两者混淆起来。她这种一而再的努力使我烦了，我便抓起新娃娃摔在地上。当我感觉到脚下娃娃的碎片时高兴极了。发脾气之后我既不感到难过也不感到后悔。我并不爱这个娃娃。在我生活的这个寂静、黑暗的世界里，没有强烈的感情或温柔。我感觉到老师把碎片扫到了壁炉的一侧。惹我不高兴的原因被除掉了，我获得了一种满足感。她给我拿来了帽子，我知道要到外面温暖的太阳下面去了。这个想法使我开心得又蹦又跳，如果一种无言的感觉可以被称作想法的话。
我们被爬满水井房的忍冬花的香气吸引，沿小路向水井房走去。有人在打水，老师把我的手放在了出水口下面。当沁凉的水流涌过我的一只手的时候，她在我的另一只手上拼写“水”这个字，先是慢写，然后快写。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她手指的动作上。突然我有一种遗忘了什么的模糊的意识—一阵记忆回归的激动；不知怎的，语言的神秘性被揭开了。那时我知道了“水”的意思是流过我手上的那美妙沁凉的东西。这个有生命的字眼唤醒了我的灵魂，给了它光明、希望和快乐，使它自由了！确实，仍然存在着障碍，但是这是到时候能够被消灭的障碍。
我怀着渴望学习的心情离开了水井房。所有的东西都有名字，伴随着第一个名字诞生一个新的思想。在回家的路上，我触摸的每一样东西似乎都充满了活力。那是因为我用获得的新的陌生的眼光在看待一切。进门的时候我想起了被我摔碎的娃娃。我摸索着走到壁炉前，把碎片拾了起来。我徒劳地拼命想把碎片拼起来。这时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干了些什么，我第一次感到悔恨和悲伤。
那天，我学会了许多新字。现在我不记得都是哪些字了，但是还是知道其中有母亲、父亲、妹妹、老师—这些字眼会使世界“如饰有鲜花的亚伦神杖”，为我绽放。要找到一个比在那个重要的一天的我更幸福的孩子会是极端困难的；在这一天结束时我躺在儿童床上，回味这天带给我的欢乐，第一次渴望新的一天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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