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1202700
《冯牧散文精选》文字雅顺简洁，文风典丽蕴藉，兼具文学和史学价值。
《冯牧散文精选》是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先生历年创作的散文精选结集，由其女儿程小玲女士从《冯牧文集》中分门别类精心萃选成书。全书由《窄的门和宽广的路（代序）》和内文正文即*辑“南云撷彩”、第二辑“岁暮怀人”和第三辑“鸿泥觅迹”和附录1《冯牧年表简编》、附录2《冯牧主要著作目录》，以及《后记》组成。全书文字雅顺简洁，文风典丽蕴藉，兼具文学和史学价值。
窄的门和宽广的路(代序)
一
时常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也时常这样自问：是什么样的因素和原因使我选择了文学这门“行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没有走上另一种工作岗位呢？
老实说，对于这个看来似乎并不复杂的问题，我确实是很难作出简明的回答来，比如，像鲁迅先生在《呐喊》序文中所曾经如此深刻地揭示过的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原因那样。
假如有人从相反的角度提出问题来，我倒是可以不假思考地回答出来。比如：我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工程师、数学家或者地质工作者？我想我一定会这样回答说：因为从上中小学时代起，我就是理工学科上的坏学生。在上中学的时候，我曾经因为数学和理化不及格而留过级。和这一点不无联系的是：我在文科方面的成绩还不错，初中时候就在学校的铅印小报上发表过小散文，高中时期就在小报副刊上刊登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小故事。但是，一直到高中毕业之前，我都没有想过我今后会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更不用说当作家了。
似乎有这样一种说法：在人的心理素质和生理禀赋上可能有两种(当然不会止于两种)不同的倾向：有的人长于或者倾向于自然科学，而有的则耽于幻想和倾向于文学艺术。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有多大科学根据，但觉得对于我的生活道路和工作选择的发展趋向来说，倒是基本上相符的。我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母亲也是一位时常手不释卷、出身书香门第的有文化的妇女，因此，读书便成为我从小自然养成的一种习惯。大约在十二三岁，我就读遍了家中所有的从《红楼梦》、《聊斋志异》到梁启超翻译的儒勒·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以及别的许多文学作品。大约也是因为这一点，我从此就对学校的理工学科的兴趣越来越淡薄，而对文学作品的兴趣越来越强烈了。我大约还应当感谢我的小学和初中时代的语文老师，他们引导我从十岁左右的时候就接触了当时的新文学。从那时起，鲁迅的《野草》、周作人的《雨天的书》、冰心的《寄小读者》以及我国早期出版的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如《爱的教育》)便在我的思想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注入了人道主义的甘露。我在小学和初中的两位语文老师，现在都还健在，都已经八十多岁了。我至今非常感谢他们。他们本身都不是作家，却是我的文学生活中的最早的启蒙老师。
就是这两位善良的、并非文学家的普通教师，在他们青年时代向一个耽于幻想、性情温和而又胸无大志的孩子眼前打开了一扇门——一扇熠熠发光的新文学之门。然而，这扇门，对我来说，不像古老的《圣经》里创造过的一个词，是一扇“窄的门”。我自以为我将走进这道门，却在门前长久逡巡不前，有好几年的时间不知如何跨进这道狭窄的门，而走进真正的文学天地。
我的父亲冯承钧是在欧洲的法国和比利时完成他的学业并且成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他是一个具有中国人的正直、善良、诚挚的传统美德的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他是很严肃的，有时甚至到了严厉的程度，然而对于子女教育的主张，却具有一种西方的民主精神。他希望孩子们勤学向上，正直做人，至于孩子们将来要走什么道路，他却是相当宽厚，从不强行做出强加于人的规定的。他曾经希望他的五个儿子都读完大学，至少其中有一两个人能把他的事业继承下来；后来多少做到了这一点的是我的大哥冯先恕和最小的弟弟冯先铭。前者是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很器重的学生，但不幸在三十岁时便夭亡了；后者后来则成为一个在陶瓷史上颇有造诣的学者。我父亲曾希望我成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并且劝我在上大学时报考植物系(我真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种怪念头)，但后来看到我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低能，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他曾经偶然看到我写的一篇散文和翻译的一篇小故事，我从他状似首肯的表情上看，感到他对于我在十四五岁时便达到了文字清通的程度是很满意的，不过他从不形诸于色，只是以后再也不曾因为我在数理化课程上考不及格而责备我了。
我的父亲在中年时期便患了一种神经系统的病，长期处于半瘫痪状态，很难执笔作书，这对于一个靠著作和学术研究为生的人来说是很艰难的，也是很痛苦的。他出版的许多著作，都是靠他口述，由孩子们用笔记录下来，再由他修改而定稿成书的。这个任务，在很多时候便落在我和大哥的身上。我至今还记得我用笔记录他译注的《马可·波罗行纪》时候的情景。在他面前堆满了这本著作的原文本和法文、英文、日文译本。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这样一页一页写下去。老实说，当我一页一页地记录着这本著作时，我对它其实是没有多少理解和兴趣的，但是，我逐渐感到，在把我父亲口述的语言转成书面文字时，我做得越来越熟练和得心应手了。我也感觉到父亲对这一点似乎很满意，因而他后来要我帮他记录译文的时间越来越多了。当时，我曾经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多少影响和妨碍了我个人爱好活动的负担，然而，后来，当我开始有些自觉地想要在文学和文字表达能力上下些功夫的时候，我突然醒悟到，我过去认为是额外负担的事情，其实是一件对我大有好处的事情；至少，在那以后，当我在学习阅读中国古典文学时，中国的古代诗文对我似乎变得不那么困难了。我逐渐学会了用通畅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见闻的初步能力。
上面讲到的一切，能够成为我后来何以走上文学道路的一种合理的回答和解释吗？我想事情未必如此简单。但是，有一点却无疑是很明显的，这就是，一个人的文化教养以及他少年时期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氛围，对于他后来能不能够成为作家，绝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
二
读书帮助我认识了文学，接近了文学，但是，真正使我下决心和有勇气跨进文学的那座“窄的门”的，却不是读书，而是生活。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北京度过的。我在这座文化古城接受了我的文化教养，一直到十八岁高中毕业。在三十年代初期，在我的记忆里，北京(那时叫北平)是一座幽静的、朴实的、充满文化气息的城市。但是，在我开始懂事并且努力理解生活的时候，我却发现：这座有着非凡的古典美的魅力的城市，好像正匍匐在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在这座安静、美丽的古城中，出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郁闷的气氛。时代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兴亡问题提到了每一个人的面前，并且装进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在我所活动的以青少年为主的社会圈子里，爱国主义成为一种衡量一个人的品德情操的主要标志。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之中，我很自然地投入了当时在北京兴起的波涛汹涌般的爱国学生运动。也可以这样说，北京的“一二·九运动”，促使我、推动我在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关键时刻，向着我后来决心终身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跨越了一大步，也向着我自以为和自己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的文学事业跨越了一大步。这主要表现在：直到此刻，我才开始明白了文学还有新旧文学之分，还有进步的、革命的文学和其他种种文学之分。文学，原来是同民族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密切连接在一起的一种崇高的精神活动。
我有了一点点进步，但还不能说我已经真正跨进了文学路上的那座“窄的门”。因此，我虽然热衷于文学，却还没有立志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学家，也不知怎样才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学家。
在“一二·九运动”的行列里，我可以算得上是个积极分子，但无论从思想觉悟或者理论修养方面来看，我那时还只是个很幼稚的热血少年。我在北京几乎参加了从“一二·九”开始的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受过国民党军警的水龙头和棍棒的冲击，并且在1936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我开始懂得了文学并不只是一种可以给人以精神感染的美的享受，并且开始懂得了：在我的生活当中，还有比文学更重要的事情，这就是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兴趣和精力，逐渐从对于屠格涅夫、哈代的长篇小说和何其芳的散文的迷恋，转入到“民先”和同学问组织的读书会的活动上来。这些读书会的活动，回想起来有点像是解放以后的“读书班”。我们热忱地阅读的书，不但有上海出版的进步书刊，而且还有斯诺的《西行漫记》和显然是从地下党那里秘密传送过来的关于中国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油印小册子。我们也经常举行学习讨论会，大家谈论得比较多的，是如何参加实际的抗日活动以及一旦北京沦陷以后我们应当怎么办的问题。
“七七”事变以后，我的伙伴们大部分都在地下党的组织下撤退到大后方去了，而我却偏偏在这时患上了很严重的结核性肋膜炎，不得不滞留在沦陷的北京城。“民先”的伙伴中也有几个人没有来得及撤离北京，于是，我们就组织了另外的“读书会”。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的危险，我们的读书活动带上了更为浓厚的文学色彩。在半年多当中，我读了许多中国和外国的文学作品，并且开始自觉地学习写作。我没有想到写出来的东西将会产生怎样的作用，不过，我在勤恳学习的时候，在心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念头：一旦我能逃出北京到解放区去，我所能做的事情，恐怕就只有靠这支笔了。如果可能，我一定要通过写作，来把拥塞在我心中的对于祖国的爱和对于敌人的恨倾吐出来。
只是在这时，我才可以说，我在文学之路上开始起步，而且比较认真地考虑如何才能跨进那座文学的“窄的门”，走上真正的文学之路。
三
1938年春天，我终于逃离北京，通过“民先”的安排来到冀中解放区。我渴望从事文学工作。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志愿都未能实现。我用绝对真诚的感情写了一些短诗和散文，但看过的人却说：我的文字很流畅，但从这些诗文当中还看不出我能够成为一个作家的迹象！这些评语和我的中小学老师对我的作文所作的评语差不多。
就在我几乎要丧失了对于从事文学工作的信心的时候，我和一些青年一道被送到延安去学习。我开始体验我过去。从未经历过的生活。我们长时间地在根据地之间长途行军，使我领略了实际的战士生活和书本上描写的战士生活之间的差别。我学会了背着背包夜行军和过封锁线，学会了上山砍柴和野营做饭，学会了忍饥耐渴和适应各种各样过去从未想象过的艰苦生活；我自己觉得自己几乎变了一个人。但是，有一天我却无意中听到了一个老战士(我的同行伙伴)对我的“评语”：“这是一个典型的忧郁型的小资产阶级！”
由此，我深深地体验到：要想把自己塑造成为符合自己理想的人，是很困难的。但是，我自己仍然不想放弃我的志愿；我顽强地认为，除了搞文学以外，恐怕没有适合我做的工作。到了延安以后，我和一个北京同学一道去报考鲁艺：他报考的音乐系，高高地考中了；我报考的文学系，却名落孙山。这时，我才懊丧地领悟到：要跨进文学的“窄的门”，光靠热情的愿望，而没有刻苦不懈的追求，恐怕是不行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执拗地认定：我也许没有足够的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学家，但是我就不相信自己不能成为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在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是用心地阅读找得到的一切文学书籍，几乎每天都试着用自己以为优美的文字把自己的思想记下来。我的固执没有白费。不久以后，我终于在另一次报考中考上了鲁艺文学系，而且被认为是这一批考生当中水平很不错的。当时的主考是何其芳同志，他向我提问了几个关于文学的知识性问题，我照我的理解回答了。然后是笔试：要我在一个小时内写出一篇人物速写来。恰巧我刚刚读过法国纪德写过的一篇散文《描写自己》，我也就写了一篇一千字的题名为《自画像》的散文。我完全没有想到，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显然还很幼稚的文章居然大为赞赏，他拍着我的肩膀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行了，你考上了。你的题目选得好，以后的考生的作文就都用这个题目。”
那时，我简直有一种近于幸福的感觉。我当时把鲁艺文学系看成是一座文学殿堂，以为一旦考上了就可以—步跨进文学的门坎。我下定决心勤奋读书，来补偿一下由于抗战爆发而丧失了的上大学的机会。在人们眼光里鲁艺是一座正规的艺术大学，而那时我已经二十岁了，二十岁才上大学，太晚了！
我在鲁艺学习和工作了四年，这四年的生活和学习，至今仍然时常引起我的甜蜜的回忆。我从当时主持鲁艺文学系或者讲过课的前辈作家，如茅盾、周扬、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等同志那里，获得了极大的教益。从1940年起，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诗文，那多半是学习中的作业，由何其芳同志挑选出来寄到大后方报刊上发表的。也是从这时起，我的兴趣从诗歌、散文转到了评论方面来。我着迷似的阅读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那时鲁艺虽然有一个藏书颇丰的小图书馆，但是想要借到想看的书籍却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于是，我们就采取抄写和摘录的办法，把一些自己喜爱的作品抄在本子上；这是一个笨拙的但却常常是效果昭著的办法。因此，我与同学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几本自己手抄的世界名作，以备朝夕读诵之用。
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这样说：直到这时，我才勉强地跨进了文学事业的“窄的门”。我所以要不太确切地借用《圣经》上的这个典故，无非是想借此表明：一个人想要走上文学之路，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需要有足够的文化准备和孜孜不倦的实践和追求；他需要有坚强的信念，而这个信念，只有同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进程相吻合，只有与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相结合的时候，才能成为促使一个人在文学之路上迈步前进的动力。
我所以认为直到这时我才算开始跨进了文学之门，还因为：在鲁艺生活和学习的四年，除了使我获得了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应当具备的文化知识素养以外，还使我明白了，在跨进文学之门以后，还有一个也许更为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如何进一步确立一个进门之后的前进道路问题。这就是说，我已经跨进了对我来说原来是高不可攀的那座“窄的门”，但接着要我回答、要我选择的是：究竟什么样的道路，才是一条宽广的正确的文学之路。有人也许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但在那个年代里，这却是一个需要人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在鲁艺的四年间，我读过各式各样的书，听过许多观点各不相同的课程，迷恋过许多不同流派作家的作品。我曾经十分起劲地研读过现代派诗人T·S·艾略特、瓦勒里、玛拉美的诗，也非常真诚地为惠特曼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所激动。而有一个时期，我则认真地阅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马、恩、列以及高尔基和鲁迅关于文学的理论著述。在这段期间，我也参加了许多过去从未参加过的体力劳动和生活体验：我开过荒，纺过线，到工厂和农村访问过，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全过程，还认认真真地到南泥湾的三五九旅的连队里当过一年的战士——不是下连体验生活的战士，而是每天出操练兵、站岗放哨和生产劳动的普通一兵。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不能不认真地严肃地思考着一个问题：我所孜孜以求的这个“文学事业”，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何谓文学？”这个问题在文学史上已经讨论了上千年，现在，又提到了我的面前。原来，我曾经梦想过使自己成为一个生活在畅心如意的环境里闭门著书的作家，还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种想法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和现实性。抗日战争摧毁了我这个可笑的幻梦。时代把我推进了现实生活的激流，促使我睁开了眼睛并且必须冷静地思索一下，我头脑中向往的文学之路，究竟应当是一条曲折狭窄的小径，还是应当是一条宽广的道路，一条和广大人民并肩前进的宽广的历史发展的必由之径。
我从毛泽东1942年在鲁艺所做的一次报告里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那天似乎很有兴致，用了两个小时对我们这一群围坐在他周围的小青年讨论了他对文学艺术的基本看法。我应当说，对于他的那次讲话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很清了；但有一点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他显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里吸取了一些正确的观点并且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挥，比如，他提出了“生活即美”、“生活是艺术的惟一源泉”的看法，同时又强调了一个作家同时还应当具有进步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论断。他说，鲁艺是个很好的学校，可以使你们获得许多知识，但鲁艺还是个很小的地方，你们生活着的这座教堂①(①当时鲁艺的校舍，是设立在一座天主教堂里。)，还只是个小圈子，因此，只是个小鲁艺。你们也应当到大鲁艺中去生活，去体验，去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成为受人民欢迎的作家艺术家。我必须承认，毛泽东当时所说的这番看来似乎很浅显的话，却使我产生了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我突然感到：我为自己所选择的文学道路，实在是太狭小了。我应当走上一条更加宽广的和生活的脉搏、和人民的呼吸息息相通的文学道路，从此以后，我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和重视，明显地有了更大的发自由衷的热情。从此以后，我在接受任何分配给我的任务(比如生产劳动、下乡体验生活、采访英模人物)时，不再有那种被动的勉强的情绪了。我发现，我比过去更加热爱我所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的虽然艰苦但却非常美好的生活了。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心境之下接受了要我下连当兵的任务的。我就是在这种思想认识的推动下，接受了调我到解放日报当文学编辑的任务的。(我当了将近三年的编辑，在博古、陆定一、艾思奇等同志的帮助下学到了许多我在鲁艺和南泥湾连队中所不曾学到的知识和经验)我就是在这样的感情的激励下，接受了调我到当时正在山西进行解放战争的陈赓部队担任前线记者的任务，并从此开始了我的历时三年半的解放全中国的战争生活历程的。
我在1946年底离开延安到前方去。在这之前的几年当中，我陆续写作和发表了不少散文、评论、杂文和少量的诗。这些作品都还没有脱离开一个初学写作者所具有的水平。但是我自问并且自信：我十分艰难地跨进了文学的“窄的门”，而现在，我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永远和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宽广的文学道路。我从来都不认为我具备可以成为大作家的条件，但是，我却始终认为，我为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而且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改变它。
我的三个故乡
按照传统的说法，每个人只有一个生我养我的故乡。但我一直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愫：我有三个故乡。
我的父亲和我的生母(她在我五岁那年就去世了，因此，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已经有些模糊了)都是南方人，一直到我参加革命第一次填写表格的时候，我在“籍贯”那一栏上填写的都是湖北。而我却生长在北京。从我出生在北京西部一所古老的四合院起，到我十九岁高中毕业那年，怀着追求真理的热忱投奔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为止，我从未离开过北京一天。应当说，我的性格、气质、文化素养乃至生活习惯，都是在北京形成的。因此，我理所当然地把北京看做是我的第一故乡。无论是革命生活或是文学生涯，我都是从北京起步的。北京(那时的北京，可真是一个充满了文化气氛的令人永远怀念的文化古都)，把我哺育成为一个坚定而虔诚的爱国主义者。北京的源于五四运动的浓烈的文化氛围，使我开始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大约是在我十七岁那年，我在北京一家报纸上，第一次使我创作的一篇文章和一篇从英文翻译的反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散文，以铅字的形式印了出来，从而加强了我对文学的向往。我参加了在北京发生的“一二·九”运动，它使我在热血沸腾的同时，进一步获得了尽管仍然有些模糊不清却无疑是纯洁而美好的革命理想。从此，我成为一名在革命文学事业上坚定不移的无愧无悔的追求者和跋涉者。
随后，我在经历了三个月的辗转行军的艰辛旅程之后，来到了延安。我大概可以说，只有在抵达延安，并且在那里度过了八年时光(这是一个人一生中不可再得的黄金岁月)，我才发现，在那之前，我只不过是一个真诚然而不免幼稚和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我在延安度过了也许是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读了许多书，懂得了许多事情，结识了许多真正的朋友，同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教益的历史知识。这一切，一直是使我一生中得以顺利度过艰难而坎坷的生活历程和心灵历程的精神支柱。我在延安鲁艺学习时期，在老一辈作家茅盾、周扬、何其芳等人的关怀教诲下所获得的文学知识和理论知识，为我以后的文学生活实践提供了我永远可以从中汲取力量和鼓舞的基础。在延安，那种真正的同志与朋友之间的坦诚相待、亲密无间、互信互助的人际关系，使我在无论任何时候回忆起来都会产生一种无限怀念的激动而甜蜜的感情。我在这种生活的熏陶和感染下，从一个少不更事的青少年，长成为一个树立了自己坚定信念的成年人。
当解放战争开始，延安沦于敌手，我成为一名新华社的前线记者，并且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征战生涯时，我始终把那看做是我的延安生活的一种延伸和继续。我虽然离开了延安，而且一直到四十五年之后，我才有机会又一次回到延安，但是，长时期以来，延安的灯火，却始终在我心中闪亮，从未熄灭过。
因此，我把延安视为我的第二故乡，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解放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的时刻，我作为一名记者和部队文化工作者，长途跋涉八千里，最后来到遥远的边疆——云南。直到那时，云南对我来说还是一片陌生到几乎一无所知的土地。
但是，随后我就在这片被称为“彩云之南”的边疆地区，前后生活和工作了十年。云南的独具风采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云南的带有神奇色彩的各族人民纯朴敦厚的民情习俗，云南的边疆战士的感人肺腑的献身精神，云南的热带森林和雪山峡谷，云南的高山湖泊和飞瀑流泉，云南雄奇浩荡的江河巨流和异彩缤纷的美妙风光，云南的诡谲奇幻的云和绚丽多彩的花，以及世代生活在长达数千里边陲地带的各族人民对于祖国的眷眷深情……这一切，对于我这个来自北方的外来者，都具有一种巨大的无法抵御的神奇魅力。我曾经常年累月地奔波于从滇东南到滇西北漫长而又令人目不暇接的边疆山川大地。我在云南结识了那么多的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获得了那么多的在别处无法得到的经历和知识。我甚至可以毫无愧色地把自己看成是半个云南人，以至于许多朋友都认为在我心中有着一种近于痴迷的“云南情结”，一种对于云南和云南人民之间难以割断的心灵上的联系。即使是在我已经步入老年之后，也总是不会放弃任何一次重访云南的机会，从中获取又一次感情与心灵上的欣悦。
因此，我把云南看做是我的又一个故乡，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越来越感觉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血管中流动着的，既有北京和延安的血液，也有云南的血液。它们已经融会在一起，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整体。
也因此，我可以高兴而自豪地说：我有三个故乡。
1994年5月于杭州旅次
(原载《太阳》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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