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1204421丛书名: 无
本书通过流行于天津市民社会的重要摄影画报和通俗小说，来讨论现代天津的都市文化及其“通俗的现代性”。本书的特色在于：一是通过大量“直观性”的摄影图片，图文并茂地展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的都市风情；二是选取的主要考察对象——无论《北洋画报》，还是刘云若的通俗小说创作——都在天津都市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引言 现代都市文化的“三城记” ＿ 1
表演明星与视觉文化 ＿ 9
“新女性”的代表和普通女性的公众化 ＿ 63
《北洋画报》与北伐后的“天津”想象 ＿ 116
《北洋画报》上的“梅兰芳游美” ＿ 141
《北洋画报》与“津派”通俗小说新类型 ＿ 155
摄影画报与现代通俗小说的生产 ＿ 181
报人生涯对刘云若小说创作的影响 ＿ 208
“归哏”：刘云若创作风格的形成 ＿ 237
余论 “俗”气的天津 ＿ 260
“俗”气的天津
尽管不如“京派”“海派”历史悠久、声势浩大，但“津派”及“津味”经过新时期以来各种文学史的阐释，已经成为同样具有城市个性和文化象征的固定词汇。不过，不管是历史上的“津派”通俗文学，还是当代的“津味”小说，研究者看重的是民国时期天津传统的市井俗文化，“三不管”“老城里”，以及活动于其中的市井细民、江湖儿女构成了“津味”的主要来源。但这远远不能涵盖现代天津的复杂面相及世态人情。作为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飞速的都市化发展，给天津市民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因此对“津味”及“津派”应作更宽泛的理解，它不仅包括“混混儿”“三不管”等市井味浓厚的边缘性天津文化现象，也有天津租界的流行文化，以及从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心理出发，天津市民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震惊”和自我调适。但后者在相关研究中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事实上，租界在天津的城市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仅是展现西方文明和示范城市建设的窗口，而且从1920年代起逐渐成为天津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城市中心从老城区向租界转移，成为民国时期天津发展的突出现象。租界不仅成为城市的商业中心，而且也成为城市的文化中心”①。1920年爆发直皖战争，1922年和1924年发生两次直奉战争，老城区沦为战场，传统商业中心北门外和天后宫大街多次受到侵扰。1926年北伐开始，直隶都督褚玉璞多次宣布天津戒严，战争的阴影再次笼罩中国商民。在此情势下，拥有“治外法权”的租界成为相对安全的避风港，大批商民不断拥入，再加上电车等交通设施的兴建，在法租界“梨栈”和日租界旭街一带形成了新的商业中心。商业发达导致了娱乐文化的繁荣，跳舞、看电影等西式娱乐很快被租界的中国居民广为接受，由于对演出场所的现代化需求不断提高，京剧及地方戏曲、曲艺的中高档演出也逐渐从老城区的南市转移至日租界和法租界，使后者成为天津的戏剧中心。而政局的压力也使得出版业和知识界向租界集中，1922年《益世报》由老城区迁入意租界，而1920年代中后期创刊的《庸报》《天津商报》和《北洋画报》均设在法租界，再加上原位于租界的《大公报》，当时天津的著名报纸基本上都在租界出版，一大批靠报纸生存的现代文人、知识分子因此流入租界，造成了新的文化空气。二三十年代的天津租界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由于华人社会实力日益强大，成为各租界最主要的纳税人和建设者，原有的西洋文化也在不断与天津本土文化及国内移民文化融合，形成了具有天津特色的租界文化，发展为天津都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北洋寓公”是天津租界的特殊阶层，由于他们拥有大量财富，且颇有社会影响，因而极大地影响了天津的商业和文化格局，使其区别于上海等其他通商口岸。民国初年的寓公主要是清朝的遗老遗少，到1920年代，北洋政府历次变动中的下野政要和各派军阀的头面人物成为租界寓公的最重要群体。据估算，到1930年代初，天津较有影响的寓公达百位之多，其中包括北洋时期的五位大总统和六位总理。①天津租界，之所以成为“执政要人下野后之乐园”②，首先在于“国中之国”的特殊地位，而且与落后的华界相比，租界具有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商业、娱乐设施。但更为关键的是，天津是北洋军阀的发源地，紧邻首都北京，“下野的政客、军阀和清朝遗老遗少利用天津租界的保护，借助外国势力，策划和发动政变和战争，遥控北京政局”③。这体现了天津在北洋政府时期作为政治“后台”的独特功能，天津租界因而对“北洋寓公”而言具有比上海、汉口等南方租界更大的吸引力。这些在任时大捞特捞的官僚军阀们，下野后把天津当作享受的乐园，大肆挥霍，直接促进了天津市面的繁荣。不仅如此，许多坐拥巨资的租界寓公，被1920年代天津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所吸引，纷纷向金融、房地产和工商业投资，成为天津近代工商业资本的主要来源之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黎元洪，先后投资的厂矿、银行、企事业有五十多个，总金额达三百多万元。①这种“官”商结合乃至“官”对商的促进正是天津的特色所在。“北洋寓公”也是推动天津文化事业的重要力量。原广东水师提督李直绳、袁世凯之子袁寒云等人在文化界非常活跃，与报纸媒体也十分接近。传统戏曲在天津的繁荣也与这一群体密切相关，袁寒云是同咏昆曲社的组织者，经常号召天津的昆曲爱好者举行排演。重庆道的庆王（载振）府，英租界的张（勋）家戏楼、黎（元洪）家戏楼是京剧堂会的演出胜地，往往名伶云集，争奇斗艳，使得天津的堂会在二三十年代达至鼎盛时期。寓公阶层还造就了一批在天津引领时尚的名媛闺秀。民国时期天津最著名的摩登女郎，多数出自“北洋寓公”的亲眷，她们通过举办时装晚会、慈善演出大出风头，同时也是《北洋画报》的封面女郎，担当着天津女性时尚的风向标。
与北京和上海是新文化的中心不同，天津更多的是一种俗文化。但“俗”的另一面是亲切、体贴，没有架子，“雅”与“俗”的界线反而有可能模糊，许多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曲艺都曾在天津获得极高的地位，像相声于北京只能在天桥“撂地”演出，到天津却能登堂入室，拥有广大的舞台和群众基础。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市民心态也使得天津戏剧界不似北京的等级森严、壁垒分明，而是更具有包容性和平民意识，它在京剧方面兼容京派戏与海派戏，而天津的高级堂会，会有各种曲艺表演。天津以自己的方式打通了“雅俗”甚至“新旧”的分界，在这里，戏曲与话剧的界限并不像现代文学史上那样截然分明，二三十年代南开中学和津汇中学的游艺会上，新剧社和国剧社经常同台演出，面对的是同一拨观众。这实际上与近现代城市发展以及新兴市民阶层的壮大密不可分，天津的俗文化也因此具有了“通俗的现代性”。
引言 现代都市文化的“三城记”
北京与上海构成了现代史上的“双城记”，从1930年代沈从文一手挑起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到赵园的《北京：城与人》和李欧梵的《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与上海分别作为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象征，被赋予了特征鲜明而又二元对立的文化意义。之后的上海研究基本延续了李欧梵的主要结论，并不断丰富、深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和张勇的博士论文《“摩登主义”文化与文学研究（上海，1927—1937）》①都是以上海都市文化为对象，讨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现代性问题。相对而言，北京研究却比较薄弱，2003年“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两年后出版同名论文集，促进了北京研究的深入。文集中的许多论文已经意识到“京—海”二分法的过于简单化，试图描绘更复杂、丰富的都市现代性景观。林郁沁的《30年代北平的大众文化与媒体炒作》，把讨论现代“新女性”的背景从上海移到北京，试图揭示“将20世纪初期的北京界定为‘传统’的倾向并非全然正确”，而戴沙迪《北京是上海的产品吗？》则进一步指出北京与上海之间也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些研究成果都启示我们，细化、深化城市研究的必要和可能。
然而，北京和上海的地位和影响过于庞大，同时又被表述为现代都市文化的“两极”，因而遮蔽了处于两者之间的其他城市，从而有笼统的嫌疑。凌云岚认为，在近现代中国，地区文化发展极度不平衡，“对于北京与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城市，其特殊的文化、政治、经济地位都决定了对这两个城市的研究不可能具有普适性。处于相对边缘的地方级省市与这两个城市相比，存在着极大的差距，这种地域文化传统本身及历史发展所衍生出来的差异性，意味着文化与文学存在状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还有待研究者的进一步发掘”①。施坚雅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把晚清中国城市划分为“中心都会—地区都会—地区城市—较大城市—地方城市”等不同层级体系，其中每一层级再加以细分，如“中心都会”又分为全国性中心都会和区域性中心都会。尽管“施坚雅模式”根据的是行政和经济条件，忽略了人文因素的深刻影响，而且现代中国城市也有了不同发展，但这种注重地区差异和内部差异的历史研究方法对文化研究还是很有借鉴意义。如果把北京和上海看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高层级的全国性中心城市，那么天津就是处于第二层的次级区域性中心城市，这种划分的好处在于它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中国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和内在的差异性，将使现有的城市文化研究更为丰满，有血有肉。同时，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体上也有一个从高到低逐渐扩散的过程，对天津这样“第二层级”城市的考察，可以描述出都市现代性不断渗透的历史曲线。而它经过天津本土文化的过滤和变形，带上新的色彩，又体现出现代性经验的复杂面貌，有利于进一步认识华北乃至中国北方城市的现代转型过程，就这一点而言，天津或许比“帝都”北京更具有代表性，正如1930年的沈阳带给游客的观感：“今则沈城已渐变成小天津矣。”①
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天津在近现代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1860年，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1870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并移驻天津，使得天津开风气之先，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心，这就是所谓“前台”时期。天津到“后台”时期，即北洋政府时期，仍发挥了相当大的政治作用。在此期间，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通商口岸的便利，天津跃居北方最大的商埠，并成为北方金融中心，“北四行”有三家总部设在天津。不仅如此，天津在社会文化方面也对北方其他城市和地区具有强大的辐射影响，它是与上海南北呼应的摩登都市，充当着北方城市的时尚风向标。另一方面，它又是北方的戏剧重镇（包括戏曲与话剧）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派通俗文学的中心之一，再加上南开学校和天津《大公报》《益世报》等的全国性影响，《北洋画报》对北方摄影画报的引领作用，使其在近现代城市发展的序列中具有相当突出的重要性和代表性。
天津的重要性还在于它特殊的城市“位置”。可以说它处于“京—沪”之间，这不仅是就地理空间而言，更关键的是它的文化位置。天津被称为“北京门户”，在原本的军事意义之外，也恰切地说明北京文化氛围对它的渗透和影响，以及它与北京文化之间的众多交集。京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密切关系已无须多言，天津在历史上的“前台”“后台”时期，都是相对首都北京而言。1928年首都的南迁，也给天津带来了巨大影响，不仅是政治上的地位下降，更引起了文化关注的转向。就出版于天津的《北洋画报》而言，1928年时局的转变使得天津乃至平津地区的文化现状和前途成为关注的重心，取代了上海流行文化原有的地位。在刘云若的小说中，天津之外，北京也是其主人公活动的主要空间，他们往往在这两个城市之间来回流动——偶尔有其他城市出现，但得不到正面描写——这表明天津与北京之间的交流深入而频繁，而且两个城市具有某些相似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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