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1203783
《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是作家严英秀散文随笔写作的代表篇目，是关于一个精神追索者在社会急剧转型期的日常悲欢、生存态度和心灵生活的作品。它多侧面全方位地表现一个女性个体所栖身的纷扰纠繁的多重生活形态，也试图探究一个“在路上”的知识分子在躁狂多元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所经历着的我行，我见，我爱，我恨，我读，我思，集中表现梦想的照耀和信念的坚守对人生的不可或缺。此书力求以真情、真思、真美的文字，实现散文的文学担当。
《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收入严英秀近年来创作的28篇散文、随笔，是作者散文写作的代表篇目。此书是关于一个精神追索者在社会急剧转型期的日常悲欢、生存态度和心灵生活的作品。它多侧面全方位地表现一个女性个体所栖身的纷扰纠繁的多重生活形态，也试图探究一个“在路上”的知识分子在躁狂多元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所经历着的我行，我见，我爱，我恨，我读，我思，集中表现梦想的照耀和信念的坚守对人生的不可或缺。此书力求以真情、真思、真美的文字，实现散文的文学担当。
写作的女人 刘大先 /1
第一辑 我所栖身的生活
写作，像风一样吹过来 /3
走出巴颜喀拉 /14
远方空无一物，为何给人安慰 /22
天之大 /30
那个春天，堕落于爱和更爱之间 /53
怀念故乡的人，要栖水而居 /63
唯有旧日子给人安慰 /71
时间书（二章） /80
众妇女与诗和远方狭路相逢（三章） /83
远方的幸福，是多少痛苦 /87
这一棵开花的树 /95
在西部写作 /100
这一路云飞雪落的事 /111
小病小记 /120
最是多情凉州月 /129
这纷纷飘坠的音符 /137
第二辑 我曾经历的阅读
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 /145
你隔着金色的栅栏 /154
心爱的蒋韵 /163
照亮你的灵魂 /171
我的两个鲁院同学 /183
藏地书札二则 /195
春天，想起两位诗人 /208
看破红尘爱红尘 /219
霸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231
“自传”如何“小说” /239
蹚过男人河的女人 /249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条回乡路 /259
写作的女人
刘大先
如果记忆没有舛误，那么我认识严英秀至少有十二年了。最初应该是在2006年青海第三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然后是2008年新疆第五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我们甚至一起去过青海湖和吐鲁番，不过似乎没有交谈过什么。我印象中她在两次论坛中的发言都比较“文学化”，不是那种正襟危坐的学术腔，而更多带有感性与修辞色彩。这十多年间，她给我所在的杂志《民族文学研究》投过稿件，我也曾去过她所工作和定居的兰州数次，不过除了通过几次E-mail和电话，好像也没有再见过。但是她的文章倒也经常可见，因为除了写论文，她也创作散文和小说，我曾经读过她寄赠的小说集《纸飞机》，集中于当代城市（或者进城的）女性情感书写，颇不同于那些具有少数民族身份并强化自己族裔标识的作家。某一年还曾在媒体上见到她和某个抄袭她作品的人的笔墨官司，好像《文学自由谈》和“藏人文化网”以及我认识的一些藏族作家也都参与其中。
关于严英秀，我所知道的大致就是这些，散淡的文字之交。回头想一想，这些散碎的记忆片段其实也便构成了严英秀的形象——一个写作的女人。她在《写作，像风一样吹过来》一文中历数杜拉斯、茨维塔耶娃、三毛、薛涛、丁玲、阿赫玛托娃、萧红……那些生活在不同空间与时间中的女人们，她们如何对抗又臣服于时间、抵御又和解于生活、迷恋又决绝于爱情，当世间一切都不能给予恒久的救赎，都无法消融历史与现实所必然带来的虚无，写作就成了女人走向自己的道路。因而，评论、散文与小说的文类区分在严英秀这里其实都不重要了，它们都是“写作”，写作本身是她求证与认同自我的方式，她以这种方式将自己置身于简·奥斯汀、伍尔芙、普拉斯、艾米莉·狄金森、萧红、伊蕾、蒋韵、赵玫、叶梅、范小青、白玛娜珍，以及延续下来更长的名单之中。
《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这本散文集包括两个部分：“我所栖身的生活”和“我曾经历的阅读”。我们会发现“生活”在其中并不包含日常生活，而更多是文艺生活，几乎不见烟火琐碎的凡庸，或者说日常生活被蒸馏提纯了；“阅读”则更以其精神性的层面充实在生活之中。无论是“生活”还是“阅读”，其实都是“写作”的准备与完成、积累与享受、悲伤与欢欣，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叠合。至少从这些文字所呈现出来的面目而言，她的生活是整全性的、一致性的，并没有太多的断裂与冲突。
有意味的是，严英秀是一位“在西部写作”的藏族女性，但并没有按照惯常期待与想象那样突出地域或者民族的要素，并且耿直地反驳了抱着那种迷思的人们不过是类似于“东方主义”式的“西部主义”。我很同意她的这种文学观念——她首先是作为一个“人”在写作，这个“人”无论身处何方，出于何种族群，有着如何背景，都是一个“同时代人”，都要面对着任何一个当代人所要经历的别无二致的生活和变迁。如果非要在这个“人”上附加什么，那就是“女人”。毫无疑问，她有着明确的性别意识，尽管这种意识可能是本能地、不自觉地从文字中流注出来的。“写作的女人”构成了她的“我”。
散文真是一种写作者的真我无所遁形的文体。严英秀的“我”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几乎在记人、叙事、写景中都始终徘徊不去，当然，这三者在她的散文中并不多，她更多的是借人、事、景在抒情和议论。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在用写诗的笔法写散文。《致女儿》的开头写道：“我紧挨着空虚坐着。整整一个冬天，几乎没换过更好的姿势。有时，我做出忙碌的样子，好像一场雪就要飘起，你也刚好来到了我的门外。事实上，小雪无雪，大雪亦无雪。而你或将归来，但必得远去。我能做的，只是急急伸出双臂再徒然地收回。”你无法从这种羚羊挂角的文字中寻觅具体的人、事、景，但是里面有动作、心理和情绪，它们晦暗难及，却又真切可感，诉诸的是感受和体验。这与知识型和叙事型散文拉开了差距。如果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她的散文都营造出了一种“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这个主观性凸显出她诚实的自我。对比邵雍所谓：“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之说，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情性与道学家之间的区别——那个有偏暗的“情”才是文学栖居的所在，你可以说她是片面的、偏激的、狭隘的，但在那种片面、偏激与狭隘中有某种洞察。
严英秀的底色是一个文艺青年，《唯有旧日子给人安慰》这篇文章回眸了她早期的成长，八十年代中后期偏僻地方的隐秘激情，文学被指认为蔬饭之间、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成了她自我构建的隐身之处、遁逃之地和安身之所，是那个尽管空无一物，却依然能够提供安慰的远方。我相信，能够这样热爱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上文学生活的人，其中一定有天赋的性格禀赋，它如同火种因缘际会与时代与环境的薪柴相遇并点燃，挥发出浪漫主义孑遗的能量与热力，如同峥嵘的石头在时间的流水打磨下熠熠生辉。“写作的女人也只能祈望于时间，只能在对时间的恐惧和信仰中走过时间。是的，没有什么人比写作的女人更感知着时间的凛冽和遽促，时间总是最先去欺凌那最优美最敏感的灵魂，但也没有什么人比写作的女人更贴近着时间的温暖和公正，时间总是在最后去恩泽那最柔软也最坚定的精神。”
这个敏感而又敏锐的女人，最终用写作证明自身。这种写作无以名状，不能被套用在任何术语程式和批评贯口当中，因为这是一个时时充满自省与反思的作者，深谙写作的一切套路，任何外在的解析与阐释之于她而言都可能是无效的。就像她在那篇《天之大》中写到母亲，那情感是切近、普遍而共通的，却又是一己、独特而专有的，并且她也自知是不能已于言的，但是仍然要写，因为“唯有写出来，记下来，我才能走过自己”。无论她有没有走入或者走出巴颜喀拉，我们都无从置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体验和感受。
2018年11月16日
第一辑
我所栖身的生活
写作，像风一样吹过来
我已经老了。杜拉斯说。有一天，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说我认得你。那时候，人人都说你美。可我特地来告诉你，与你年轻的美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饱经风霜的面容。
我常常想象着那个男人，在遥远的艺术之都巴黎，那个向杜拉斯的晚年之美脱帽致敬的男人。杜拉斯站在他面前，触目惊心的孤独和沧桑，分明像闪电击伤了她自己。这是时间之笔精心雕刻的面容，年轻的美貌怎能与之匹敌？它美得如此尖锐，彻底，如此一败涂地，万劫不复。经历了这样的面容的女人，将永不能被人群淹没。我常常这样想起她，那个酗酒失度、狼狈不堪的小个子女人，那个在语言的阴影里深深沉溺，在表述的翅羽下恣意穿梭的写作女人——杜拉斯。有几个女人，能像她那样，在垂暮之年，还能让容颜之光照亮别人；能在漫漫一生中坚持让欲望和伤害永不褪色；让爱和美，老而弥坚，老而弥久？
太多的写作女人，都无法追随这样贯穿一生的激情脚步。虽一样地手握锦绣诗笔，写着璀璨文章，但却永不能言说那一份心头之痛。杜拉斯说：没有爱，留下来不走，是不可能的。她哪里懂得，一天一天的尘埃向生活压来，日子里堆积着无法安顿的情节时，太多的心灵已失去了哭泣之声，有几个人还能顽强地发问：所有的“留下”，真的是为了爱吗？在“留下”的最后，还坚如磐石地停驻着那最初的“留下”的理由吗？人常说，逝者如斯夫，时间如流水，其实，时间要是水就好了，水总能见证那两岸的四季晨昏曾有过何等的绽放和谢幕；人常说，时间如刀，刀刀催人老，其实，时间要是刀就好了，刀至少让人记着那看似弥合的伤口下，曾经新鲜的疼痛浇灌过怎样的花朵。可是，时间，它只是风，大多数人漫长的生命，只是它们吹过的风，不知来处，亦无去处，只是一转身，那风就没了。
1941年8月31日，诗人茨维塔耶娃自缢身亡。这个“等待刀尖已经太久”的女人，终于走进了她必然的归宿。她死于来自祖国的无理迫害和放逐，“没有保护没有同情”的巨大孤独，死于“我们简直像牲口一样在慢慢饿死”的穷困，死于和家人的疏离冲突。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构成那最后的死亡之绳索，致命的一击来自时间。时间是风，桀骜不驯的茨维塔耶娃一直以来在风中奔跑着，想要跑到风的前面去。然而，她终于不得不伤痕累累地败下阵来。那个清晨，她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白发。她眼睁睁地看着最宝贵的东西一点点地从她的鬓边流逝，而她竟然无力挽留。就在那一刻，她丧失了在一切困难中都不曾低头的内心的力量。这个曾与帕斯捷尔纳克激情相恋，曾给病入膏肓的里尔克以“复活”的生命动力的女人，终于被自己的时间之风所击倒。“我原来是那样地习惯于馈赠！”是的，当一个女人，一个诗人，再也不能馈赠无力馈赠，那么，她只有馈赠给自己最后的绝望和尊严。那么，她只能让一辈子颠沛流离的生命，结束于一缕时间馈赠给她的白发。
五十年后，在中国台湾，女作家三毛以同样的方式自绝于人世。只是一条丝袜，却比世间所有的生之诱惑更强硬，更专断，它就那么悄无声息地勒断了一个女人风华绝代的一生。说不完道不尽的“三毛之死”，在当年成就了厚厚几大本探秘之书。至今近三十年话题未息，各种聒噪犹声声在耳：三毛为什么死？可是，三毛又为什么不死？早已“万水千山走遍”，“哭泣的骆驼”已随撒哈拉沙漠的长风成了“背影”，“温柔的夜里”也不愿再去细数“梦里花落知多少”。那个公众视野中的“三毛”，教书、演讲、座谈、开专栏、通信的“大家的三毛”，虽然在“朝阳为谁升起”的感动中，找到了“尘归于尘，土归于土，我归于了我们”的归属感，然而，这终究支撑不了一个孤独女人最深的内里，抵抗不了“滚滚红尘”中时间对一个写作女人的侵袭。摄影家肖全的镜头里，最后的三毛，不再彩裙飞扬、丽若春花，她瘦骨铮铮，皱纹深刻，全部的魂魄只在那对眼睛里，强大和脆弱，坚定和迷茫，深情和决绝。这样的三毛，是浴火的凤凰，是一生只歌唱一次的荆棘鸟。她说出“在这个世界上，有谁不是孤独地生，孤独地死”，又有什么奇怪呢？当她认定“我的生命，走到这里，已经接近尽头。不知道日后还有什么权利要求更多”时，又有什么力量能挽留她绝尘而去的脚步？
茨维塔耶娃和三毛，一样的死法，一样的死因，“无力馈赠”和“无力要求”，它们的名字，其实都叫“时间”。时间的利刃戳穿了所有的真相，也挑破了一切虚幻的光华。它让生命褪去了一切的外在和伪饰，让时间中的女人，赤裸裸地面对了从来处来往去处去的自己，让她们死于年华。
三毛说：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但她终究没有直面这极美的过程。太多的写作女人都不能坦然面对这极美的过程，笑傲于时间的尽头。会弹琴爱跳舞的简·奥斯汀，被河流裹挟而去的伍尔芙，美丽的普拉斯，还有艾米莉·狄金森，她说：我不能片刻消停，我必须努力完成这些文字，要不然我就会一点一点消失。有谁不会被这样痛彻心扉的话语击中？是的，就是她们，这些写下不朽诗文的女子，她们用生命诠释了海子的诗句：“不能长久地生活，就迅速地生活。”她们迅速地焚心似火地投入到爱情，投入到写作，投入到值得经历的一切美好和痛苦中。她们透支了一生的燃烧。所以，当所有的萧瑟和寒冷命定地到来时，她们比别人更早地放弃了抵抗。或者说，她们用最极端的方式完成了对将要到来的被剥夺的自我和被遗忘的时间的反抗。生命就是生命，但有时它或呈现为诗，或呈现为画，或呈现为世间仅有的一种绝对的爱情——写作的女人，需要这些——她们曾经活着正在活着的证据。但老去的时光不能赐予她们恒定的安然和自信，它总是把她们丢弃在一个人的路上。一个人，在路上，繁花似锦的此岸已成记忆，百炼成钢的收成之彼岸还在前方，中间是风，吹刮着越来越逼近的荒败。
写作女人在这样的路上。到了最后，才知道，掌握多么难，安慰多么少。
所以，能走下去，能走出来，能在旷远的时间荒风中持久地有力量地写下去的，必是一些有着更强大的心智，更高远的眼光的女人。时间走过她们，不再是利刃刺中了命脉，而是钝刀割磨着日常中的卑琐、散淡和麻木。是的，时间的炙烤对这一类写作女人，永远是一种警醒，一种鞭策。她们不能被时间击倒，更不甘被时间迷醉，她们大睁着眼看流年易逝，青春成昨。她们一定要看清楚那最致命的美和打击藏在什么样的最后。她们一定要让这所有的日子，殊途同归在她们文字的结晶中。她们知道怎样壮烈的谢幕也只是谢幕，所以她们选择走下去，面对衰老，面对无情，面对不可抗拒的一切残酷；她们懂得怎样漫长的一生最终也只是白驹过隙，灰飞烟灭，所以她们更加珍爱每一缕走过她们的时间之风，她们比俗尘中的人更懂得，更慈悲，更热爱，更疼痛。
“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写下这首诗时，诗人薛涛虽才二十妙龄，却已饱经人世沧桑了。十二年屈辱的乐伎生涯中，她曾被罚往荒蛮边关，也曾拥有过节度府校书郎的尊贵地位。公元789年，在终于恢复自由身后，她一身素淡的女冠服，在浣花溪畔开始了新生活。和很多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女子一样，薛涛有着出众的容貌，但她的声名不是因为美丽，也不依附于和那些薄情才子的爱情故事。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在庞大而炫目的诗歌唐朝，跻身于那些光芒万丈的繁星中，薛涛以绝世才华，灼灼地发出了自己的光芒，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多少著名诗人曾与她诗词唱和，她的“吟诗楼”，至今耸立在距杜甫草堂不远的浣花溪畔，与“少陵茅屋，诸葛祠堂，并此鼎足而三”。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一诗为后世留下了薛涛卓然的诗人风采：“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于今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然而，有过曾经的热闹，又能怎样；有了身后的光华，又能怎样？薛涛鄙弃世俗功名，梦想的只是把自己的爱安妥在一个忠诚而又热忱的男子身上。但一个苦寒出身的贫家女，一个曾经是乐伎的女子，又怎么可能真正拥有自由？怎么可能收获到与她的美貌、才情、人品真正相配的美好爱情？她一次次付出，一次次让“结同心”的美梦幻灭。凄风苦雨的日子就像锦江的水绵延不尽，比这样的日子还要多的是心灵的风刀霜剑。年华易逝，知音难求，无法把握爱情又无力留驻青春，薛涛看着枝头的花朵，数着指尖流走的时光，就像看着自己的美丽在徒劳地开放，兀然凋零。
就是这样，一代才女薛涛在她自己的时间里，只是一个在春天里空结着刻骨愁怨的女子。她只是让泪洒落在花瓣上，发出“芙蓉空老蜀江花”的悲叹。她是不幸的，在那么多接踵而至的日子里，她注定了只能是无根之萍，不系之舟。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倾泻在诗歌里，形成了她“万里桥头独越吟，知凭文字写愁心”的独特诗风。孤独之感，失恋之悲，薛涛以自己的身世之感表达了一代又一代人心口永远的痛。但薛涛的意义，又绝不止于此，她最终完成了从一个让人痛惜的薄命女子到一个使后人无限敬仰的优秀诗人的根本质变。之后四十多年的孤苦生活，她保持着人格挺拔精神高雅，个人遭际并未使她把视野局限在寂寞的小天地里，她依然关怀国事，写下了著名的《筹边楼》。她自制“薛涛笺”，建了吟诗楼，在自己的诗歌世界里，她的生命依然纯粹而完整。“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薛涛的题竹诗恰是对她自己人格的写照。
一个以柔韧的生命，抗争了流年无情的精神女人。一个以心灵的强大，留住了时间之无限的写作女人。这样的女人，时间的风只能磨砺她们的美丽，却永远无法掠夺她们内心的热力。它只能以破坏之力完善她们，成全她们。那个娇慵甜美的少女为赋新词强说愁，吟诵“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时，她不会懂得只有时间的风才能将她推到“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境地，让她在国仇家恨中以杜鹃啼血的绝唱，成就了大痛大美的最后的李清照。
1986年，丁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驾鹤西去时，她对身边的老伴说：你亲亲我吧，我是爱你的。这个八十二岁的女人终于为她刻骨浪漫的坎坷一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政治女人丁玲，风口浪尖上的丁玲，我相信一切的因缘际会，一切的荣耀苦难，都只是因为她无法从根本上逃脱她是一个写作的女人。她终究只是一个在时间的风中经受了一切的文学女人。想起丁玲，就不由得想起阿赫玛托娃，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女神。当古稀之年的丁玲在强制劳动中手上肩上磨出了厚茧，她决心“要在心头上也磨出厚厚的茧子”以抵御精神痛苦时，她其实应该知道，这样的感受在所有的专制社会从来都不是新鲜的体验。早在苏联人不堪
回首的大清洗时代，阿赫玛托娃就留下了一个文学女人在恐怖年月所能发出的低沉的最强音：“我要连根拔除记忆∕我要让心儿变成石头∕我要重新学习生活。”只有“让心儿变成石头”，只有“在心头上也磨出厚厚的茧子”，才能不被时间击倒，不被时间中的一切不洁之物击伤，才能“重新学习生活”，才能让文字“作为世间一切的见证”，永远地留下来。阿赫玛托娃，这个美丽高贵的诗歌女人，她做到了这一切。多舛苦难的一生，“爱情像烙铁和烈火”折磨着她，“诽谤到处追随着”她，她以女性的柔软之躯一次次地承受来自强大的国家机器的“石头一样的判决词”。然而，她以最强韧的心灵之力抵抗住了“命中注定要下地狱”的命运，她没有重蹈好朋友茨维塔耶娃的悲剧，她在时间的尽头，等到了一个人应该拥有的尊贵晚年和“迟来的荣誉”。然而，就像在过去面对苦难一样，面对荣誉和桂冠，她依旧是平静的，清醒的，她说：“不可能给诗人添加什么东西，同时也不可能剥夺诗人什么东西。”
这样的写作女人，又怎能被时间的风裹挟而去，当她用一生的苦难对世界吟唱：“如果你不能给我和睦与爱情，那就给我苦涩的名声。”
总是为这些无可比拟无可替代的写作的女人感动着，震撼着。那些早夭的死于华年的花一般星一般的女子，她们在时间的暗夜中划过的闪闪寒光；那些走过春的繁华夏的躁动秋的丰盈冬的严酷的山一般河一般的女子，她们在时间中定格下来的顽强和庄严。当我默念着她们的名字，就像诵读着一部部时间的大书，就像预览着一个个写作的女人未完成的人生。多么快啊，衰老多皱的面容，臃肿病痛的身体，枯黯烦乱的心绪，一切都好像只是抽象的概念，但已真实地兵临城下，四面楚歌。在我的年龄，青春年少只是昨天的事，却分明看到黑惨惨的最后之门半开半闭，在狞笑着生命的脆弱和虚无。这样的时候，阅读和写作都呈现出了之前不曾领略到的意义，那些欲露还藏的暗示和契机。对时间心生恐惧的人，在自身面临松弛、坠落和凋零时，疼痛使之无师自通地进入哲学，进入语言。然而，述说就能获得救赎的力量吗？谁能逃离时间的深渊？才情与智慧，光荣与梦想，在最后风歇雨住场光地净的时间里，能给写作的女人一角坚实的庇护，使之完成最后的美好造型吗？也许答案是否定的，一个人肉体的失败其实就是真正的失败，那样的坠落和沉沦就像秋风中的黄叶跌进绝望的山谷，怎样的精神之力能使之再次轻扬向上？然而，即便这样，写作的女人也只能祈望于时间，只能在对时间的恐惧和信仰中走过时间。是的，没有什么人比写作的女人更感知着时间的凛冽和遽促，时间总是最先去欺凌那最优美最敏感的灵魂，但也没有什么人比写作的女人更贴近着时间的温暖和公正，时间总是在最后去恩泽那最柔软也最坚定的精神。
曾经喜欢轻盈灵动的泼洒恣肆的飞一般的女人的语言，慢慢开始更关注沉潜的蕴藉的清明的表达，那些不再年轻的，已面对时间之拷问的女人们表达的那些朴素的简单的文字。然而这样的朴素和简单，是历尽繁华的简约，是千帆过后的水天一色，是万弦俱寂中唯一的清音。是语言的至境。曾为蒋韵的小说潸然落泪深深沉溺，并情不自禁地写下阅读心得。知道那是正走在时间途中的女人，才能讲出的故事；是已承受了时间的馈赠的女人，才能写下的文字。澄澈，深邃，沉静，悲悯，不再是蝉鸣乱心中的炎阳高照，而是冬日上午一院子的好太阳。喜欢艾云，那是中国女作家中最哲学的女子，然而在北戴河的沙滩上，她一遍遍对我说，关键是生活，你看，这乱麻似的生活，这浪一样扑上来的生活。赵玫的散文随笔，深刻犀利，明白通透，那样的文字后面该是一个因智慧而笃定自信的女子吧？但她却说：“我知道，真正的本质是：我的日渐衰退的记忆；我身体中越来越多的不适；我的，有时力不从心的感觉；有时候，仿佛每分每秒都在黑色深渊的边缘；几近疯狂的
绝望……”
就是这样。这些话，这些日常中的趔趄，一把细沙从掌心慢慢渗走。它使人们看到了在写作女人的文字中，通常被遮掩起来的那一面——
关于她自己在写作中的焦虑，无助，所有的负重，以及在生活中走下坡路。但这确实是一个写作的女人在时间中的真实。赵玫说：“但是我坚持着。”让人敬重让人心酸的坚持。这才知道，其实，一个写作的女人，光有强大的心智、高远的目光也还是不够的，当再无多少好时辰供自己大把挥霍时，她还得有对日常凡俗的整合能力，尤其必须得拥有健朗的身体，她需要能支撑思想将写作进行到底的体力。多么傻啊，年轻时，不懂得这个，以为有缤纷葱茏的才思，有漫天飞舞的灵感就够了。若只是这样，波伏娃怎么能成为笑到最后独领风骚的神话，而热烈博爱的桑夫人又怎么会是写作女人中绝无仅有的传奇？若只是这样，勃朗特姐妹该有怎样的另一番盛大气象？聪慧的萧红又怎能把那半部红楼留与别
人写？
无法不想到萧红。想她一路的坏日子，那些呕心沥血的成长，那些前赴后继的被放逐。而1942年的病魔，该是最后的那把盐吧，重重地燃烧起所有的伤口。还能怎样呢？仅有的相濡以沫已相忘于江湖，一切的憧憬追寻也零落成泥。千山万水处，一个早已无家可归的女人泪眼回首，却发现她的故乡并没有消遁，也许能慰藉她残破心灵的，只有留在那遥远的北国小城里的依稀的儿时记忆。于是，她奋力紧攥着这一根泰山压顶的稻草，她在烽火连天的病榻上完成了《呼兰河传》的最后一个字。然而，注定了，就连写作也只是一场幻灭之旅，当呼兰河从幽深的岁月奔涌而来，三十年的时光像不可抗拒的浩荡的河流，流进萧红的生命时，她再次懂得，家园，永在她无法渡过去的彼岸。她三十一岁的生命最后的停泊点，依然是“别人的故乡”。这个字字泣血的女人，当她终于松开手中的笔，脸上该是冷月葬诗魂的凄绝吧？
命运，何以如此多舛，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
许多年后，在萧红客死的他乡香港，又一个写作的女人在喧嚣万丈的都市抒写着生命的繁华和枯败。李碧华不喜煽情，伤心的男女故事里她只淡淡地说：她对他的绝望，是鱼对水的绝望。这渗冷入骨的句子，就像拿着一把刀片细细地，慢慢地，割过人的心。我无端地觉得这该是当年萧红一次次重复的切肤之痛。可为什么，她是鱼，她也是鱼？为什么，她们只能是鱼？既为鱼，怎可摆脱水的控制？水要鱼死，鱼怎能不死？既为鱼，又怎能不依附水的需要，不顺应水的欲望？鱼也叛逆，鱼也抗争，但除了在水中折腾出几许无谓的浪花，或将自己抛尸在干涸之地，鱼能奈水何？
但幸亏，这一生遭遇的，不只是男人和水，不只是做一条鱼的命运。幸亏，除了这一切，更有文学。有了文学的缘故，她确曾在低的天空，以稀薄的羽翼美丽地飞过。时间最终成就她，以鱼之身，完成了飞鸟的抵达。
“我梦想像个女人那样写作。”这是德里达的惊人之语。这个狂傲的哲学男人，如此地高看女人的写作，是因为他自认为懂得了写作最深层的奥秘，窥见了女人和写作之间的那条幽秘通道。但他是否懂得写作的女人所承受的别一种压迫，以及来自时间的那仁慈无比而又严酷至极的启示？当写作的女人回顾来时路上所有的悲壮和凄美、坚持和陨落时，她们是否会说，离开写作吧，我只梦想像个男人那样生存。在浩荡而来呜咽而去的时间中，写作也许一开始是女人的，但最终还会是吗？它也许是福地，也许只能是深渊。谁能收获那持久的永不枯竭的写作的力量，让它的光芒照亮一生？谁，能立于时间的不败之地？
所以，翟永明说：“完成之后，又能怎样？”
然而，没有选择。杜拉斯说，写作像风一样吹过来。是的，当写作像风一样吹过来，写作的女人只能迎着它走去。除了走向写作，在无底无痕的时间中，她们还能怎样地走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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