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法国20世纪伟大的作家，龚古尔文学奖拒绝领奖的作家，格拉克后期重要作品）

　　《路》为《格拉克文集》中的一本，是格拉克后期重要的作品。
　　作者格拉克是20世纪法国文坛“后一位经典作家”，龚古尔文学奖历史上一位拒绝领奖的作家，是极少数在生前就入选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丛”的作家之一，法国前总统萨科奇赞扬他是“一位具有丰富想象力、智慧超群、有独到见解和观察力的作家，并且是一位为人忠诚、对人生孜孜不倦、不断探索和追求的人，是法国20世纪伟大的作家之一”。由于其作品博采众家之长，文字风格神秘、瑰丽、深沉，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而他本人却傲世独立、十分低调，因而获得了“文学怪杰”、“神秘大师”的称号。

　　《路》是格拉克的散文断片和阅读笔记的汇集，内容涉及风景印象、战争经历、童年回忆、读书冥想、历史反思、文学评论等诸多方面，
　　文字奇谲，意蕴深广，值得反复阅读、回味。
　　对这条漫漫长路的纪录汇成了这样一本书。这条路穿越并串联起这片大地的风景。这条路是梦想之路，更是回忆之路，有我的，有大家的，甚至有久远的回忆：历史。这样说来，它还是一条阅读和艺术之路。我的性格中存有两面：对未来的预测和对过去的回忆。我似乎从未离开过这个思维的世界。在这本集子中，我尝试了与《首字花饰》不同的做法，集中各类本质互不协调的笔记，给它们一个阅读秩序。即便结果并不完全令人信服，我也会感到欣慰。我确信所有这一切在每段文字中都会有所映射，而且这些整理分类后排列得还不那么糟糕。

　　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cq，1910-2007），法国20世纪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少年时曾就读于著名的贵族学校亨利四世中学，后进入以培养精英而著称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主修历史与地理。年轻时，格拉克深受超现实主义影响，所著的《安德烈？布勒东》一书一直是研究超现实主义的重要专论。可是他本人并不想归属于任何文学流派，而是匠心独运，自成风格。1938年发表处女作《阿尔戈古堡》。1951年写的《沙岸风云》获得龚古尔文学奖，被评论界誉为战后法国文坛的一朵奇葩。但格拉克认为，文学活动与社交和功利毫无关系，因此他拒绝领奖。除了长篇小说，格拉克还娴熟地运用多种文学体裁进行创作，著有散文诗《巨大的自由》（1947），剧作《渔夫国王》（1948），随笔《首字花饰》（1967）和《边读边写》（1981）等。格拉克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和独立傲世的人格使他在法国文坛享有极高的地位。

　　朱利安·格拉克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作家，被称为神秘作家。说他神秘，首先因为他的作品带有神秘莫测的中世纪气氛和虚无缥缈的梦幻色彩，读起来如入幽深之谷，九曲十三回，曲曲虚空奥秘，回回扣人心弦。其次因为他为人处事神秘。一生中，他从不追求功利，很少进行社交，很少接见记者，从不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说他神秘的第三个原因是，他的作品不容易懂。这位学识渊博、好动脑筋的作家用词诡秘，内涵深奥，手法特别。他既受到过超现实主义神秘手法的影响，又不愿归属于超现实主义团体，被称为“超现实主义第二浪潮”的作家。他博采众家之长，将德国的浪漫主义、夏多布里昂散文诗的流畅、奈瓦尔的“意识流”、兰波的精神冒险、罗特雷亚蒙的狂热、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神秘以及卡夫卡的荒诞熔于一炉，成为一朵神秘、瑰丽、深沉的奇葩。
　　——廖星桥

　　夜里，乌鸦集合在松树顶端，阴郁地叫着，有浅灰褐色条纹的，有黑白条纹的，然后安静地飞走。鸡冠鸟在树丛间自在地飞来飞去；不时还有喜鹊的叫声；有时还有兔子从沙丘上滚下来。在这个森林里，炎炎烈日下仍然保持安静的就只有松鼠了。我是如此的惊讶，以至于好几次都会停在那儿来观察它们是不是真的总那么安静。因为没有与之相依为命的另一种小动物，松鼠在荒无人烟的森林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跳跃对于它们来说非常重要。有时我就想，这是很令人惊讶的事情，松鼠是最有可能迁徙的动物。在这儿，松鼠感觉不像在自己的家里，它们就像迷路的孩子，四处张望，在树枝上越跳越高；又像一名林中行路的童子军，停下来听着，抬起头来，风在它毛茸茸的耳边吹着。它在空中观看着十字路口，好像在为一个谨慎的偷食者看路；又像怀着既狂喜又担心的心情，以一名开拓者的身份去开辟一片原始森林。
　　我不知道从语言角度如何来看法语和法国文学的地位。我们的语言呈现出独特之处：它曾经在某一个时期成为世界语言的后选之一，曾经是启蒙时代最受追捧的语言，曾经在18世纪被假风雅当作传播手段而推到了平庸化的边缘。当时在国外都可以听到法语（弗利德里克二世和其他国王都说法语），法语就像水痘一样流行。另一个独特之处是它曾经丧失了文化传播的功能：维也纳会议在1815年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对法国产生了重大影响，阻碍法语与受其文化影响的地区之间联系而让法国在欧洲成为一个政治流放地。但它同时也让法语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独特性：雨果的语言和马拉美的语言，巴尔扎克、福楼拜和于斯曼的语言归根到底在天赋上和16世纪的语言、18世纪的语言类似，但却因为太过于脆弱（就像一件穿了太久而极易破损的衣服）而无法保持热情洋溢和勃勃生机。
　　每当我再次翻开那本描写19世纪俄国的精神生活及其思想家的书时，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与1917年俄国革命之前的强烈对比让我浮想联翩。在普希金之后，没有一个俄国思想家、作家的头脑中曾有过启示录的预感。相反，在普希金之后，没有一个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本能地对一个法国式的花园有过华丽、理想的设想。这座花园在过时的君主制这片杂乱的灌木丛中被修葺一新而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没有一个俄国人感觉到他们辽阔却笨重的祖国在为偿还原罪而日益受到损害；没有一个启蒙时代的法国人相信他们生来就属于一个举着火把的民族，这大概是因为18世纪的法国在微笑着抛弃了基督教信仰的同时，也丢掉了所有恶毒的政治观点。然而俄国一些主张变革的大思想家非但没有摒弃伴随宗教而生的焦虑、预感和恐惧，反而把这一切置于一个临时的、神圣化、魔法化的背景之下。他们狂热的无神论让美景之中遍布鲜血之湖，不断被食尸女魔侵扰的日子提前到来，并且散布某种强烈的怨恨，《三文钱的歌剧》中就唱出这样的怨恨：“一个夜晚，我就是为了这个美丽的夜晚而活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最不喜欢的季节（兰波就曾在他的某部作品中写道：“我厌恶夏天，它让我窒息”）。对我来说，春天是一个让人筋疲力尽、浑身散架的季节。法国的春天，风依然凛冽，还时常伴有冰雹和暴风，不像加拿大的春天，河流和空气都大面积淌凌，也不像春季的翁不里亚和加利利，山丘地带已是一片温和。法国的春天只是没有了暴风骤雨的另一种寒冷。在法国，人们对春天的喜爱只是一种生硬的效仿，是来自古代诗歌和圣经中的一个纯粹的借词。六月草料收割期的前几天，地里的草都冒出了头；五月阴云密布的傍晚，天刚一黑雨就停了。昏暗的天空下，某种特别的潮湿不断膨胀。每到这时，我就会想起阿拉贡在《巴黎的乡巴佬》中说过的话：“我正在那儿沉思，对周围的一切毫无察觉，春天就突然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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