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别人的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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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写在克里斯托弗·希钦斯逝世五周年

J.D. 塞林格

阿兰·霍林赫斯特

1

几年前，有本叫Reality Hunger的书很热闹，“现实馋”，作者对小说家造世界、编故事的古旧形式不耐烦，显然共鸣的人不少。他觉得真实的体验已经足够给作家发挥了，比如，一句典型的挑衅：《无尽的玩笑》（Infinite Jest）谁真的喜欢，连给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写传记的人，平时也只提他的非虚构杂文。这一点先不管，作者的写法很有趣；把别人的警句不带引号跟自己的话混在一起，是出版社的律师说这样会出事，他才不情不愿在书的末尾列了张单子，粗略给了些出处。大卫·希尔兹（David Shields）说他大学时候跟自己女朋友说，要造一种只容纳epiphany（神示、顿悟、兴会）的形式。Reality Hunger应该差不多了。
2

就几周前，读到米沃什一首诗，《秘书》，谦虚得格外趾高气扬，说“我不过是无形之物的秘书”。第一反应是争强好胜：谁写东西还能比我更像文秘工作？然后感谢米老师帮我认清了自己的谋生方式：给兴会开参考书目，替顿悟加脚注。
3

以前一本外文新书等于一个礼拜的生活费，第一笔奋不顾身的投资是在上海外文书店一跺脚买了本埃科的《玫瑰的名字》。当时读着有难度，并没有换来完全一分钱一分货的醉人体验，但书末尾后记的最后几句话一直留在我脑子里。埃科说：文学里没有全然私人的东西；书会彼此聊天。于是，多年来，我就一直不遗余力扮演着饭局上那个不太出声的吃客，用心偷听着书和书之间的聊天。在这种场合我也有新的身份，叫离间家和圆场师；因为我慢慢理解，这样的饭局不是普通的局，这是所有好玩的话都至少已经被说过一遍的自助剧场，气氛如何全在我自己的听力。
4

我写任何东西的战略都差不多，就是让疲惫耗尽我的自我怀疑。某个交稿日的早晨，磨了个通宵，在黎明的光线里发现离文章想收尾的地方越奔越远。我走出家门，绕着小区瞎晃蛋饼摊摆出来了，过了一会儿，有人回我昨夜的微信，了解我的处境，开始不大热心地宽慰我（当然是没用的）。厌恶我任何有实质内容的回答都来自作家访谈（这问题在写作阶段尤其严重），他问了一句，那你到底为什么喜欢写作，用你自己的话说？——我迷恋那个印象变成文字的过程。——这句厄普代克你他妈引过。
5

我倒真愿意自己是那种把“江西诗派”挂在嘴边、动不动就能提自己男神是黄庭坚的人，至少这本书成稿之前是来不及了。懊丧于想看的书从来排不到日程上，只好用别人对阅读的描绘解馋；几年前看到一本王宇根写黄庭坚的书，叫《万卷》。他的意思似乎是，黄庭坚的诗学跟当时出版印刷业爆发有很大关系，博学这件事一下变得容易又困难了。山谷夸别人写得好，是看书多；教别人怎么才能写好，是多看书。写诗喜欢聊文本如何发生，讲究诗法，讲究要学就学最好的，沉迷于写作这件“儒者末事”本身的难度。他史无前例地死命用典，也跟读书人动辄藏书万卷有关系，大家都好查；于是他还要特意把典故用偏，所谓“山谷使事，多错本旨”，所谓“夺胎换骨”。有个“雾豹”的意象，他特别喜欢，南山雾雨中，豹子饿着肚子七天不下山，最早是汉朝的老婆劝丈夫不要贪腐，主要意思在避世。后来文人都喜欢用，因为豹纹的纹他们觉得就是美文的文。但黄庭坚把这两件事叠加了，他看重淋雨滋养毛皮这件事的辛苦，写好诗要熬得住。
6

“大多数人都是别人。他们的想法是别人的意见，他们的人生是学样，他们的激情是一句引文。”“青少年时立下志向，即使当不了职业作家，也要用某种方式化身于那团悬于中产中眉阶层上方的印刷云中，温柔地洒下墨雨。”
7

我们可能是经历过“前网络写作”的最后一代人，大学里想掉个书袋，还要看笔记本（不插电的那种）当天给不给面子。今天，想说任何话，你都可以搜到人类说话史中在这个话题上说过的最好的话。艾默生所谓，我所有的好想法都给前人偷走了。当然这个“最好”不是投票投出来的，是那些最打动你的表述。所以开始动笔不是真把最好的都读完了，而是在合适的时候放弃；这种放弃不是认输，而是认赢―说一句：今天就先被打动到这里。翻译在这一点上很像：六个月之后回来，没有哪句话是不能改进的。“欲搜佳句恐春老。”
8

翻译和我尝试的这些评论，本质上是一件事，就是多懂一些它们给我的高兴，作为感谢。真正理解他人是多活一点。
9

过去一两年，我有个见不得人的痴心妄想，想把自己的第一本文集叫《雾豹》；到今天，发现《山谷诗集注》读懂的实在还不够，真是没脸用那样的书名。不过我的“雾豹”和黄庭坚的又有不同，对他来说，江湖夜雨十年灯，熬出豹纹几乎是一种优美的雄心壮志，一种奋进，而我是除了在雨林里蹲着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要紧事，享受一种慵懒的应接不暇。但文集都要见人了，最后一段留给自夸：我明白，只搬运雨水是不够，没人想要你下山从毛皮里绞出的那点墨汁，你必须长出自己的斑纹来。我是因为向往某些豹子才上山的；能被误认为他们之一是种能量很大的虚荣。每次把文章发给编辑，都伴随着一种恐惧，怕别人发现我除了蹲着淋了些雨其实也没干什么。这个集子也一样，能永远躲在林子里当然很舒服，但不知耻地下山是才华的一种，我很认可过去几年这种虚荣对我阅读和写作的支持。

——不算亲身读过。

写出这本The Year of Reading Dangerously（《一年危险阅读》）的人，安迪·米勒（Andy Miller），如果跟我在一个单位的话，恐怕会成为饭搭子。我们不但都认清，“此生无论如何非读不可的书”，恐怕八十辈子都读不完；而且，那些我们骗人家已经读过的书，用余生去补也早已无望了。引用的这句是他在书店上班时候学来的应对之道；原文是Not personally。后来他也去做了编辑，但在儿子出生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意识到自己除了工作，只读过一本书。是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这就很严重了。萨尔曼·拉什迪评价这本书“坏了坏小说的名声”（give bad novels a bad name）。终于有一天，他偶然间读起了《大师与玛格丽特》；看不懂，但决定再坚持一下。最终，他不但读出了这部小说的好，而且那种成就感（“原来我什么书都读得下来啊！”）让他开始了一年“危险”的阅读。

但标题里英国腔的“危险”，亦真亦假：选的书目大多是名著，其实是把时间押在最保险的地方了，但风险就在于：那些“号称已读而未读”的书，多半不好读，弄不好就毁了胃口，觉得通勤地铁上还是玩玩手机数独算了。《一年危险阅读》最好的地方，在于他千方百计地要你相信，好书已经足够好了，你要舍得辛苦。我也认同，阅读的一大销魂之处，是某个从来没有想过要讨好你的作家，在熬到百来页的时候，突然跟你勾肩搭背引为知己，不管你朝哪边看，都是四目相接，不管你怎么跑，都跟他踩在同一个步点上。

下一期留出版面给我的雷鸣。

最近还读到一本似乎是为我定制的书，The Feud（《宿怨》），梳理我最喜欢的两个作家埃德蒙· 威尔逊和纳博科夫如何在我最在意的事情上反目成仇。纳博科夫当年飘落在美国的海岸，举目无赏识，是那个时候一言九鼎的评论家威尔逊替他打点了一条扬名之路。但《奥涅金》的译本出来，威尔逊在《纽约书评》万字长文痛斥，说他太直译，选词太冷僻；纳博科夫抓起电话就给报纸的编辑撂下了上方的引语。听说读写纵然万难，多少还有些盼头能做成，翻译则注定一败涂地，多翻一句就是多辜负一句原文，而翻译俄语文学，据说，是其中最不近人情的。更何况纳翁还要“作”，认为《奥涅金》译本“只要可读（readable）都是垃圾”；被威尔逊骂了之后，修订，说我那第一版吧，“还不够直译，还不够丑陋”（Not literal enough. Not ugly enough.）。安迪·米勒在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做活动，底下有观众提到纳博科夫，他当即忘情歌颂起来，反复说纳博科夫“擅长一切”。但从这本The Feud出示的证据来看，纳翁至少两件事还有提升空间，一是翻译，二是在翻译被骂时，如何调整心态。我对纳博科夫的热爱不让米勒，但这本书里他的丢人也丝毫没有留给崇拜者为其公关的余地（我甚至已经顾不上我最在意的事―“译观不合”）。话说回来，至少，当年的笔仗，还是一本正经的文人架势。网络时代，连文人相轻这么重大的事都速食化了。那个开了学校教做人（The School of Life）的阿兰·德波顿，2009年一本书拿了个差评，居然到《纽约时报》书评作者的个人博客下面留言，说：“我一直到死都会恨你，对你职业生涯的每一步，我只有诅咒，而且我会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好好欣赏的。”

我一直替你辩护，说你要是早知道一定就改掉那几行了，可以少死那么多人。

马上要八十五的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一定是全世界履历最光辉的编辑之一了，新出的回忆录，Avid Reader（《嗜读之人》），大概有九成都是一个伟大书人的励志经历，但是――其实更体现了本读者的格调――读完之后我记住的全是那百分之十的飞短流长。戈特利布行文的做派有点像影视剧里常见的家族老太太，已经活到不用再为谁留面子的阶段了，披露不少会让诸多大牌当事人难堪的细节，但字里行间形象受损最严重的却似乎是作者自己。先是那种假意谦卑的得意劲就很不讨人喜欢，更有趣的是他始终坚信自己是个非常好相处的人。比如，他和罗伯特· 卡罗（Robert Caro）改稿，激烈到两人要时不时地轮流出办公室消气。他写道：“卡罗觉得我侮辱人，我觉得我只是在完成我的工作。我们的分歧都是就事论事（nothing personal）。”这种论调张口就来的同事，中午食堂就算没有别人，我们应该也不会坐到一起去。他最看不惯的作家是拉什迪。《撒旦诗篇》出版事件后，他们难得碰到，戈特利布对拉什迪说了引在上面的话。他举这个例子竟是为了证明拉什迪脾气火爆，听了居然生气。拉什迪之前在自己的回忆录Joseph Anton（《约瑟夫· 安东》）里，也写过和戈特利布的交往，他写自己到美国第一次觐见大编辑，相谈甚欢之后戈师傅来了句，“我还以为自己不会喜欢穆斯林出身的人呢”。其实，读小说、写小说、改小说，都是一种“共情”的练习，而戈特利布自己就说编辑最重要是对作品要有empathy，而几乎所有曾与他共事的作家都服帖戈特利布是位最细腻、最敏锐的读者，但在现实之中，却是这样一位“共情不足癌”患者。

书没有错，错的是我们；他们想给的是路标，我们却误当成了终点。读完《一年危险阅读》，我乘势完成的第一本书是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一直以为这本书我这辈子排不上了，因为看过电影，觉得不是很有意思；但听了米勒的说法，我想“亲身”去见一见其中那位试图通过看书改变人生的莱纳德·巴斯特，“最后被压死在书架下面”。上面引用的话是小说中另一个角色在批评巴斯特先生。于是很切题的，想到《莫里斯》的主演―休·格兰特1995年在日落大道被抓住和妓女有伤风化，上拉里·金（Larry King）的节目悔罪。老金暗示，你是不是需要一点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格兰特优雅地做如下答复：我一直觉得只要读了足够的好书，人生就不会出大问题了（kinda sorted out in life）。二十年后，读书疗法（bibliotherapy）俨然成了正经买卖。阿兰·德波顿的“做人学校”里，他两位剑桥的同班同学，埃拉·伯绍德（Ella Berthoud）和苏珊·埃尔德金（Susan Elderkin），根据多年临床经验，推出了The Novel Cure（简体中文版叫《小说药丸》）。我对“用读书让自己更好”的企图完全没有意见，但那种以为能定制“读者反应”的野心，并以此牟利的行径―我只是就事论事―都是痴妄甚至不诚实的。听Ella和Susan聊书，有点像春节期间忍受长辈破解文艺。当然我没有看书的亲戚，如果拿影视打比方，他们会以为《霸王别姬》是警告艺人远离毒品；《24小时》是劝大家珍惜时间；《魔戒》是鼓励小个子也可以有大梦想。这样的比方是否简化了《小说药丸》其实用心良苦的简化，或是歪曲了埃、苏两位其实情有可原的歪曲？要不是霍比特人的例子就是书里面的，我还真有些顾虑。看书是与人长谈。文明史中最有意思的头脑，端了杯茶在你面前坐下，你却急着拿处方问对方讨一颗治疗伤心/失眠/恐惧周一/惦念邻人之妻的药丸，最起码是糟蹋了好意。那些真相信读包法利能改善夫妻生活的人，应该判决他们除营销号的微信推送外什么都不许读。有一年也是年末，一位书评人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没有“失望之书”，因为自己珍惜时间，看书之前往往做了足够的调查，不好就不会看了。我只祝愿，这位老师能终有一天体会到阅读真正的乐趣。最值得阅读的书是那本你事先没想到需要读的书。而唯一可称之为有效的“读书疗法”，是疗程结束，你发现自己读的还远远不够。这种可靠的功效只有“上瘾”的药丸，致病可能性更大些，治病就不要指望了。
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