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1204186
陈映真在战后的台湾独树一帜，他的文学不局限于“乡土”，不卖弄“现代”，而是始终基于人性，基于对“人”的终极关怀，用艺术手法挖掘社会现实，表达个人的思想与见解。毋庸置疑，陈映真是思想型的作家，他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是在为当前*紧迫的问题找答案，或是在寻求足以指导人生的理念。他的小说让我们得以从大历史的变局与微小个人的运命关联之处，去思索台湾战后的历史，理解台湾作为中国历史的有机部分，也是一独特部分的当代史的命运。
本书试图从文学本体论的认识层面上，以陈映真小说创作为主线，分析陈映真文学与思想的辩证关系，并试图阐释与理解陈映真的价值与意义。之所以选择陈映真的小说为研究主体，因为认可赵刚所说“小说是陈映真发展以及表达他的思想的*有效的方式”，因为，就广度而言，他的小说所处理的很多重要问题往往不见得是论文、随笔或评论所能深入处理的（例如，性、女性、宗教、生与死、知识分子主体状态等议题）；就深度而言，他的小说往往较其他文体展现了更大的复杂张力、暧昧难决、自我怀疑，以及深度提问。总而言之，陈映真的小说创作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既有对历史的独到认识、对现实的高度敏感，更有对未来的绝望与希望，以及对自我的反思与忏悔。
绪论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 ／1
第一章 戒严时期的台湾左眼
第一节 乡愁式的左翼 ／10
第二节 《乡村的教师》：彷徨的改革者 ／26
第三节 《苹果树》：虚幻的希望 ／41
第二章 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群像
第一节 从苍白孤绝到冷静讽刺 ／52
第二节 《一绿色之候鸟》：地域与代际呈现 ／74
第三节 《最后的夏日》：爱情与美国 ／86
第四节 《唐倩的喜剧》：透过性体察知识分子 ／100
第三章 “外省人在台湾”
第一节 缝合一道伤口 ／117
第二节 《第一件差事》：剪下的树枝 ／139
第三节 《文书》：过往的梦魇 ／143
第四节 《累累》：仓皇而凄楚的生死爱欲 ／155
第五节 《永恒的大地》：七十年代的苍茫暗夜图景 ／159
第四章 为“后街”小人物立传
第一节 从人道主义出发 ／168
第二节 《死者》：祖孙关系的彻底“断裂” ／184
第三节 《六月里的玫瑰花》：小人物的情与爱 ／193
第五章 十字架下的哀泣
第一节 枷锁上的断痕 ／206
第二节 《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十字架上的爱与悲悯 ／216
第三节 《贺大哥》：于困境中活出基督 ／226
第四节 《万商帝君》：在行动中拥抱大地 ／235
第六章 对资本主义的反省与批判
第一节 写作“华盛顿大楼”系列的种种 ／245
第二节 《夜行货车》：“企业下人的异化” ／259
第三节 《万商帝君》：“跨国公司的必然性格” ／278
第七章 重访左翼精神山路
第一节 “对于我，一九五〇年充满意义” ／296
第二节 《铃珰花》：重返1950年 ／317
第三节 《山路》：台湾左翼的遗忘史 ／331
第四节 《赵南栋》：父辈的为理想献身与子辈的精神迷失 ／350
第八章 分断体制下的“归乡”之路
第一节 迎战“台独”势力 ／369
第二节 《归乡》：台湾和大陆两头，都是我的老家…… ／394
第三节 《夜雾》：一个国民党特务的惧与怕 ／410
第四节 《忠孝公园》：民族认同危机的救赎 ／420
陈映真生平与创作简表 ／453
参考文献 ／468
后 记 ／470
后 记
《陈映真论》的写作，已近尾声，却陷入评价陈映真的难题。左翼斗士、“文学的思考者”、两岸薪火人？抑或，永远的“在野派”？“后街”的英雄？再或者，“最后的乌托邦主义者”？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这些评定，皆能概括陈映真的某些侧面，却又无法涵盖其全貌。解读陈映真，走近陈映真，恰如评述陈映真，是一个艰难却又充满愉悦的过程。
我无法准确地描述阅读陈映真的感受，因为陈映真对我的意义是多层面的。研读陈映真，不仅是文学素养和人文情怀的提升，还加深了我对当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每每被其对人性的信任、怜悯与宽恕，以及对人间卑弱者的关怀所打动。阅读陈映真的文章，常常被他的赤子之心和九死未悔的爱国之情感动得落泪。
研读陈映真作品，逐渐认识了姚一苇、吕正惠、尉天骢、赵刚、陈光兴、张立本、蓝博洲、马雪等一批优秀的台湾学者，钦佩他们对陈映真研究的精辟之余，受他们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赵刚和张立本，对我影响至大。至今犹记初读赵刚文章时，即被他的思想深刻、观点独到和文采斐然所吸引，忍不住拍案叫绝。他们对我的影响，不仅在于评析陈映真某些小说篇章时的观点和见解，还在于解读陈映真小说的方法和路径，更在于对陈映真小说的敬畏与虔诚。他们“正襟危坐”反复研读陈映真小说的方法，看似并不高妙，甚至有些老生常谈，却让我受益无穷。如果说我能对陈映真小说的解读有所贡献，便是得益于此。对陈映真的每一篇小说，我都力求能有自己较为系统、成熟的解读，每每下笨功夫，翻来覆去阅读，捕捉那些零散的心得与体会，直至那些由各个细节的内在联系所支撑的逻辑框架和意义体系渐次浮现，方才写下读后心得。因此，本书的写作是在左翼、知识分子、宗教、跨国公司、“后街”众生……一个个主题涵盖下，对陈映真每一单篇小说的“篇解”。
心理学家梅格·杰伊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人生中百分之八十重要的决定时刻发生在三十五岁。”人生中那些能影响你一生的决定、经历，以及“顿悟”的时刻，十有八九都出现在三十岁中旬。于我而言，能在三十五岁遇见陈映真是幸运的。这一年，我的精神与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裂变，能更加清醒、理性地审视自我，开始给人生做减法，同时，也因为坚定了把学术当作安身立命之基的信念而喜悦、而充实。在那些挥汗如雨的炎炎夏日，我在书房里读和写陈映真，女儿在旁边自行读书画画的情景如在耳目。这个夏天，每每在书写陈映真中，缓释着阵阵袭来的焦灼与不安。我很庆幸，因为陈映真的文学与思想，得以抵御了思想裂变带来的紧张与恐慌。
出书在即，兴奋、惶恐与感激兼而有之，要感谢的人太多了。由衷感谢我的博士导师吴义勤先生，因为他的信任和支持，方有了本书的面世，并间接助力我走过三十五岁这段精神的崎岖山路，更加踏实有力地前行。感谢我的领导李波教授，她不仅始终关心我的写作，而且在我陷入困惑时，鼓励我要自信，写出自己心中的“陈映真论”。感谢编辑李宏伟先生，他的认真与包容，让我解读陈映真更从容不迫。最后，我还要谢谢丈夫孔成刚和女儿孔任栋，以及父亲、母亲、公公、婆婆等家人，没有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我无法完成本书的写作。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了。虽然我知道，一个“谢”字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感激与感念之情，但也只能道一声感谢。
任相梅
2019年元月于日照
文学毕竟要给失望的人以希望，给受到耻辱的人以尊严，给挫伤的人以安慰，给绝望的人以一点希望的火星。
——陈映真访谈
读过诸多关于陈映真的评述，依旧格外欣赏《陈映真作品集出版缘起》中对陈映真的评价。那是1988年由台北人间出版社编辑出版《陈映真作品集》的“编辑会议”署名写成的。《缘起》写道：
从一九五〇年代末，在二十二岁时开始在同人文学杂志《笔汇》发表小说以来，虽然产量不丰，陈映真不但是他那个世代的作家中一直没有停过笔的少数文学家之一，他所创造的独异的文字，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也已确定了一个卓著的地位。
在文学上，他纤致、锐敏、忧悒和温蔼的感性；他那糅合了我国三〇年代新文学、日语和西语的特殊的文体，和多情、细巧、苍悒而又富于知性的语言；他隐秘着某种耽美，甚至颓废的、清教主义和激进主义的灵魂；他那于台湾战后世代至为罕见的、恢豁的历史和社会格局，使陈映真的艺术，卓然独立。
在“冷战·民族分裂”的历史时代，三十年来，他呈现在无数访谈、议论、随想和争论中的思想，如今回顾，他一直孤独却坚定地越过一整个世代对于现实视而不见的盲点，戳穿横行一世的捏造、歪曲和知性的荒废，掀起日本批判、现代主义批判、乡土文学论战、第三世界文学论、中国结与台湾结争论、台湾大众消费社会论、依赖理论和冷战·民族分裂世代论等一个又一个纷纭的争论，在战后台湾思想史上，文学家的陈映真成为备受争议，无法忽视的存在。
除却称赞陈映真作品艺术和思想的特色与成就外，还讲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战后台湾思想史上，文学家的陈映真成为备受争议，无法忽视的存在”。的确，陈映真在战后的台湾独树一帜，他的文学不局限于“乡土”，不卖弄“现代”，而是始终基于人性，基于对“人”的终极关怀，用艺术手法挖掘社会现实，表达个人的思想与见解。
一、思想家陈映真。
毋庸置疑，陈映真是思想型的作家，他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是在为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找答案，或是在寻求足以指导人生的理念。他这一思想可以从十岁时追溯起。
陈映真十岁那年，目睹台湾“二二八”事件，看见被人打在地上呻吟、鞋袜沾着血迹的外省人，听着大人神色恐惧地谈论国民党军队扬威台北。上小学五年级时，老师在半夜被军用吉普车押走，住在他家后院的陆家兄妹也被人押走。读初中时，他眼看着宪兵在火车站贴出的告示：“……验明正身，发交宪兵第四团，明典正法。”同一时期，从父亲书房里发现的鲁迅小说集《呐喊》，启发了他的文学思考与探索。陈映真曾说：“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其后，他又读了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上大学时，他对于知识和文学如饥似渴，读西洋文学，在台北旧书店搜寻鲁迅、巴金、茅盾、老舍等作家的作品，甚至找到《联共党史》《红星照耀中国》《马列选集》这些禁书。他也细读《美和审美的社会功利性》以及《艺术的劳动缘起》这一类的美学。1959年，陈映真开始写小说，发表在尉天骢主编的《笔汇》上。从此，他没停笔，用他冷峻而丰润的笔，写出了大量精致、理性、批判性的作品。
陈映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作品不只局限于小说，他以“许南村”之名发表过大量的文论与政论，有关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学方面的批评，皆是针对当前现实，做了犀利而深刻的探讨；他创办《人间》杂志，以图片与文字双重媒体，揭示社会真相和发掘问题，影响普遍而深远。被誉为“台湾地区的鲁迅”的陈映真，在台湾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个“不合时宜者”。执笔五十年来，他认真思索的问题大致如下：
如何面对日本殖民的遗留；冷战、分断与白色恐怖对台湾社会的精神创伤；第三世界的新旧殖民体制下的知识状态；跨国资本主义对于在地人民的主体创伤与社会扭曲；左翼的道德主体状态的危机以及“女性问题”；宗教（或宗教的某种核心价值）在当代的意义；当理想遭遇重大危机时，主体该如何自我保存；谁是加害者？谁是受害者？如何跳出这个无尽的加害与受害的循环？如何宽恕？……
因此，我们今天再读陈映真，其意义可能并不仅限于从文学层面进行品评，而是透过陈映真的小说思考台湾的历史与现实，思考两岸的关系，思考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最终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成为“人”。
二、文学家陈映真。
对陈映真作品尤其是小说的评述和概论，2001年台北洪范书店编辑出版的《陈映真小说集》的概论虽简短洗练，却言语中肯，颇富代表性。概论如下：
陈映真一九三七年生于台湾竹南，台北成功中学、淡江文理学院毕业；大学时代即以小说深受识者注目，嗣后四十年广植深耕，累积丰富，文字独具魅力，思想层次分明，为当代最被议论的小说家之一。
陈映真笔路优蔚中见刻意之颠踬，指涉简赅，寓意深远，所有作品都在他不移的理想主义，使命感，和广大的同情所规范之下成型；文学语言之为用，表里响应，虚实互补，将个人深邃的思维通过艺术结构加以阐发，使小说在现代文化的大环境里兼具政治论述之性格，反复叩责历史以汲求任何可能接近真理的道德启示，睥睨时代风潮趋向，自成一家言。
“自成一家言”的陈映真在当代台湾文学史中创造了各项“首先”。陈映真首先透过《面摊》（1959）这个创作生涯第一篇小说，检讨了台湾初生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乡移民与贫困议题；首先透过《乡村的教师》（1960）探讨了一个左翼志士的生与死，以及作为历史背景的日本殖民统治、太平洋战争、台湾光复、“二二八”事件，以及1950年展开的白色恐怖；透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多篇小说［包括《将军族》（1964）］，首先探讨了所谓“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关系；透过《一绿色之候鸟》（1964），高度寓言地首先批判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改革希望”；透过《六月里的玫瑰花》（1967），首先批判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挑起的越南战争；透过《唐倩的喜剧》（1967）等多篇小说，首先面对了台湾当局统治下“西化”知识分子的某种被阉割与失根状态；透过《夜行货车》（1978），首先批判了跨国资本主义对于第三世界的宰制与扭曲效果；透过《累累》（1979），首先直接将批判指向国民党军队内部，指出那些当年被抓夫来台的底层外省军官的虽生犹死的寂天寞地；以《铃珰花》（1983）等小说，首先检视与反省了白色恐怖对台湾社会的伤害变形…… 在台湾1960年以降的“文学领域”里，我们找不到第二位像陈映真这样的战士在台湾戒严时期创作的众多“首先”。陈映真的小说让我们得以从大历史的变局与微小个人的运命关联之处，去思索台湾战后的历史，理解台湾作为中国历史的有机部分，也是一独特部分的当代史的命运。然而正如谙熟现当代文学的著名学者李欧梵所言：
从他的作品中来揣测陈映真这个人太复杂了，而且充满了矛盾：他既写实又浪漫，既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又有浓郁的颓废情操，既乡土又现代，既能展望将来又往往沉湎于过去，对人生既有希望又感绝望，对于社会既愿承担（而且也做了那么多有意义的事）但也在承担的过程中感到某种心灵上的无奈……
正因如此，品评陈映真的文学作品绝非易事。尽管陈映真自己以许南村之名在文论中处处否认文学技巧的重要性，然则他的“每一篇作品中都深藏着各种叙事技巧和象征意象的圆熟运用”，“都各具瑰丽奇特的形态，每一个人物都不重复雷同，连造句遣字都不肯用一句陈腔滥调式的套语，他的意和词都是崭新的，诗的，简洁，生动有力”。然而我们注意到，尽管陈映真是一个左派，是一个“统派”，但他的文学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于他宣扬了左派或“统派”的观点与见解，而在于陈映真其实是一个上下求索的思想家，而非据自己所擅长的理论而理论的理论家。陈映真的文学创作，从不是站在一种启蒙高位，去宣扬某些“理论”“意识形态”或“立场”。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他不是因“已知”而写，而是因困思而写。
三、回到“陈映真文学”本身。
曾建民曾叹言：“长期以来，有关陈映真的讨论经常会出现一种不当的倾向。有人喜欢陈映真的文学，却不喜欢他的思想和政治。有人肯定他70年代以前的作品，却否定70年代以后的作品；有人喜欢年轻现代味的陈映真，却诅咒左派的陈映真；有人尊敬他为台湾社会正义发声，却批评他的统派立场。……出现了只高举陈映真的文学而刻意回避或矮化陈映真的思想和政治的发言。”的确，在如何评价陈映真的文学与思想这一问题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悖论，那就是大部分评论家在其生前或身后多以“拆分”或“分裂”的方式争取或对待陈映真这一“巨大的存在”。其实，我们要真正理解陈映真，就要把他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其关键恰恰就在这些看似“对立”或“矛盾”的关系上。早在1988年，姚一苇就敏锐地洞察到陈映真小说的特色就在于“文学”与“反文学”的纠缠中：
但是在我看来，他所写的其他文字和他的小说，事实上是一体的两面，所不同的只是表现的方式，小说是内蕴的，含蓄的，潜移默化的，是属于艺术的形式；而其他的文字则是说理的、明示的，诉之于吾人思考的逻辑的形式；因此论理是小说的延伸，小说是他理论的变形。因为陈映真正是这样一位真诚的作家；他是入世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只有在他对现实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作为时，才发而为文；他可以采取小说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
只有在感性与理性的互搏中，陈映真小说的重量与独特方能显示出来。陈映真多次说过，他之所以写作，是要解决他思想上所苦恼所痛感的问题。对于陈映真这样的一直企图响应所困惑的重要时代问题的思想型小说家来说，文学与思想是合二为一、融为一体的。如何回到“陈映真文学”本身，正是本书思考和研究的重点。把陈映真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恰如吕正惠所言：
在战后一个极端扭曲的台湾社会里，像陈映真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在青春的乌托邦幻想与政治整肃的巨大恐惧下，曲折地发展出他的小说写作的独特方式，以及藉由小说所折射出来的思想的轨迹；随后，在越战之后，他又如何发展出一套第三世界想象，并借着另一种小说，思考台湾知识分子的位置及其潜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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