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读大家：明清叙事文学中的城市与生活（胡晓真细论明清文学与城市生活）

 

明清以降，中国的城市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汴京、临安、北京、金陵、苏州等历史名城，一方面见证了中国近代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一方面更挟其丰沛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动能，深深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形态，也在文学的创作与接受中有着或隐或显的表现。胡晓真进入文本细部论述文学与城市生活的交织，带领读者走入“虚幻实境”，感受空间与创作的虚实辩证、相辅相成之妙。

胡晓真，中国台湾女作家、研究员。1994年获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明清叙事文学、明清妇女文学、清末民初文学。著有《新理想、旧体例与不可思议之社会──清末民初上海“传统派”文人与闺秀作家的转型现象》《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等。

在 2017 年的文化生活中，“大家读大家”无疑是关键词之一。我们和明哲文化公司策划的“大家读大家”丛书第一辑出版，有效促进了文学领域的“全民阅读”。这一辑中最早出版的毕飞宇《小说课》一时风生水起，随后出版的李欧梵、张炜、马原、苏童、叶兆言、王家新等诸位大家的作品与之相呼应，成为 2017 年的一道风景线。在这非凡气象的背后，我们又紧锣密鼓地策划了现在读到的“大家读大家”丛书第二辑。“大家读大家”丛书的策划包含着这样两层涵义：邀请当今的人文大家（包括著名作家、某个领域内的专家）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外大家的名作；让大家（指普通阅读者）来共同分享大家的阅读经验。前一个“大家”放下身段，为后一个“大家”做普及与解惑的工作，这种互动交流的目的，就是想让两个“大家”来合力推动当下的“全民阅读”，使其朝着一个既生动有趣，又轻松愉悦获得人文核心素养的轨道前行。在我们儿时并不丰富的阅读记忆中，《十万个为什么》或许是最重要的一套书。我们在轻松、愉悦的阅读中获得了一些科普常识，萌生了探究世界的好奇心，潜移默化养成了我们看世界的视角。这是曾经的“大家”读“大家”的历史。我们常与一些作家、批评家同仁闲聊，谈起为普及科普知识，一些科学家绞尽脑汁地为非专业读者和中小学生写书但并不成功的例子，很是感慨。究其缘由，我们猜度，或许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培养的科学家缺少人文素养的熏陶和写作技巧的训练，理性思维发达，感性思维欠缺，甚而缺少感性表达方式。没有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或者无法表达自己，是一种很大范围的文化危机。究其原因，多年来文学教育的缺失是其一，没有诗和远方，国民整体文学素养凝滞，全社会人文素质缺失。这是当下亟待克服的文化危机。我们也在这样的危机中，又心怀拯救危机的理想抱负。百无一用是书生，但书生有书，读书，写书。倘若中国当下杰出的人文学者，首先一流作家和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换一种思维方法和言说方式，重返文学作品的历史现场，用自身心灵的温度和对文学的独特理解来体贴经典、触摸经典、解读经典，或许会奏出不同凡响的音符；在解读经典的同时，呈现自己读书和创作中汲取古今中外文史哲大家写作营养的切身感受，为最广大的普通作者提供一种阅读的鲜活经验……如此这般，作者和读者岂不快哉！于是，我们试图由文学阅读开始，约请创作领域里的著名作家和艺术家以及文史哲艺学科门类术业有专攻的优秀学者，分别撰写他们对古今中外名家名著的独特解读，以期与广大的读者诸君携手徜徉文化圣殿，去浏览和探究中国和世界瑰丽的文化精神遗产。已经与大家见面的丛书第一辑，是一批当代著名作家的读书笔记或讲稿的结集。无疑，文学是文化最重要的基石，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缺少面包，但是不能没有文学的滋养。文学作为人们日常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人文营养补给，是人之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精神食粮。作为专家的文学教授对古今中外名著的解读固然很重要，但是，在第一线创作的作家们对名著的解读似乎更接地气，更能形象生动地感染普通的读者与大中小学的学生——这是我们首先推出当代著名作家读大家的文稿的原因。如今，许多大学的文学院或中文系都相继引进了一批知名作家进入教学科研领域，打破了“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摇篮”的学科魔咒。在大学里的作家并非只是学校的“花瓶”，他们进入课堂的功能何在？他们会在什么层面上改变文学教育的现状？他们对于大学人文教育又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些都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其实，这是中国现代大学的一个传统，我们熟悉的许多现代文学大家同时也是著名大学的教授。这一传统在新世纪得以赓续。十年前复旦大学中文系引进王安忆做创作专业教授的时候就开始尝试曾经行之有效的文学教育模式。近些年许多大学聘任驻校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主持的国际写作中心；苏童调入北师大，阎连科、刘震云、王家新等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策划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做了一个课堂实验，在南京大学请毕飞宇教授开设了一个读书系列讲座，他用自己独特的感受去解读中外名著，效果奇好。毕飞宇的课堂教学意趣盎然、生动入微，看似在娓娓叙述一个作家阅读文本时的独特感知，殊不知，其中却蕴涵了一种从形下到形上的哲思。他开讲的第一篇就是我们几代人都在初中课本里读过学过的名作《促织》，这个被许许多多中学、大学教师嚼烂了的课文，却在他口吐莲花的叙述中画出了一道独特的绚丽彩虹，讲稿甫一推出，就在腾讯网上广泛传播。仔细想来，这样的文本解读不就是替代了我们大中小学师生们都十分头疼的写作课的功能吗？不就是最好的文学鉴赏课吗？我们的很多专业教师之所以达不到这样的教学效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只有生搬硬套的“文学原理”，而没有实践性的创作经验，敏悟的感性不足，空洞的理性有余，这显然是不能打动和说服学生的。反观作为作家的毕飞宇教授的作品分析，更具有形下的感悟与顿悟的细节分析能力，在上升到形上的理论层面时，也不用生硬的理论术语概括，而是用具有毛茸茸质感的生动鲜活的生活语言解剖经典，在审美愉悦中达到人文素养的教化之目的。这就是我们希望在创作第一线的作家也来操刀“解牛”的缘由。丛书第一辑的作者，都是文学领域的大家。马原执教于同济大学，他在课堂上解读外国作家经典，讲稿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还有王安忆和阎连科也是如此。这两位作家的书稿原本也在第一辑出版，因为体例和内容原因，王安忆老师的书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另行出版了。阎连科在当代作家中是个“异数”，他的小说和散文，都以独特的方式创造了另一个“中国”。如果读者听过阎连科的演讲，就知道他是在用生命拥抱经典之作。他对世界文学经典的解读另辟蹊径，尊重而不迷信，常有可圈可点之处。我们期待有机会出版阎连科的文稿。哈佛荣休教授李欧梵先生，因学术的盛名，而使读者忽视了他的小说家、散文家的身份。李欧梵教授在文学之外，对电影、音乐艺术均有极高的造诣，其文字表达兼具知性与感性。收录在丛书中的这本书，谈文学与电影，别开生面。张炜从九十年代开始就出版了多种谈中国古典、现代文学，谈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读书笔记，他融通古今，像融入野地一样融入经典之中，学识与才情兼备。才华横溢的苏童，不仅是小说高手，他对中外小说的解读细致入微，以文学的方式解读文学，读书笔记如同他的小说散文一样充满了诗性。叶兆言在文坛崭露头角之时，就是公认的学者型作家，即便置于专业人士之中，叶兆言也是饱学之士。叶兆言在解读作家作品时的学养、识见以及始终弥漫着的书卷气令人钦佩。王家新既是著名诗人，亦是研究国外诗歌的著名学者，他用论文和诗歌两种形式解读国外诗人，将学识、情怀与诗性融为一体。我们这些简单的评点，赢得了读者的认同。我们将陆续推出当今著名作家解读中外大作家的系列之作，以弥补文学阅读中理性分析有余而感性分析不足的遗憾，让更多的普通读者也能从删繁就简的阅读引导中走进文学的殿堂。我们现在读到的“大家读大家”丛书第二辑，收录了夏志清、王德威、白先勇、宇文所安、孙康宜、胡晓真、田晓菲、张小虹几位大家的书稿。他们无论身份是作家、学者，还是学者兼作家，几乎都是文章高手。用英文写作的宇文所安，是海外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家，在他即将从哈佛大学荣休之际，出版他的大作，也是向他致敬的一种方式。值得注意的是，白先勇先生、胡晓真女士、张小虹女士，他们或有祖国宝岛台湾的生活经历，或长期在台湾的研究机构和大学从事教学研究，一样的母语写作，但有不完全一样的表达。彼岸学者、作家的阅读经验和修辞方式，自然而然丰富了我们汉语的表达。夏志清、王德威、孙康宜（她的部分文章是英文撰写）、田晓菲兼具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背景，他们的阅读和写作，为我们提供了多元文化背景的参照。无疑，不少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也擅长生动的语言表达，他们对中外著名作家作品的解读在文学史的定位上更有学术的权威性，这类大家读大家同样是重要的。但我们和广大读者一样，希望看到的是他们脱下学术的外衣，放下学理的身段，用文学的语言来生动地讲解中外文学史上的名人名篇。即将出版的“大家读大家”丛书第三辑，内容集中在外国文学。在解读世界文学名人名篇之时，我们不但约请学有专攻的外国文学的专家学者执牛耳，还将倚重一批著名的翻译大家担当评价和解读名家名作的工作，把他们请进了这个大舞台，无疑是给这套丛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新文学百年来翻译的外国作家作品可谓是汗牛充栋，但是，我们的普通阅读者由于对许多历史背景知识的欠缺，很难读懂那些皇皇的世界名著所表达的人文思想内涵，在茫茫译海中，人们究竟从中汲取到了多少人文主义的营养呢？抱着传播世界精神文化遗产之目的，我们在“大家读大家”丛书里将这一模块作为一个重头戏来打造，有一批重量级的学者和翻译大家做后盾，我们对此充满信心。近几十年来，许多史学专家撰写出了像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那样引起了广大普通读者热切关注的历史著作，用生动的散文笔法来写历史事件，此种文章或著作蔚然成风，博得了读者的喝彩，许多作家也参与到这个行列中来，前有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文化苦旅》，后有夏坚勇的历史大散文《湮没的辉煌》和《绍兴十二年》。我们试图在这套丛书中倡导既不失史实的揭示与现实的借镜功能，又有笔墨生动和匠心独运的文风，让史学知识普及在趣味阅读中完成全民阅读的使命。这同样有赖于史家和作家们将春秋笔法融入现代性思维，为我们广大的普通读者开启一扇窥探深邃而富有趣味的中外历史的窗口，从中返观历史真相、洞察人性沉浮，在历史长河中汲取人文核心素养。哲学虽然是一个枯燥的学科，但它又是一个民族人文修养的金字塔，怎么样让这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灰色理论变成绿叶，成长在每个读者的心头呢？这的确是一个难题，像六七十年前艾思奇那样的普及读本显然已经不能吊起当代读者的胃口了。我们试图约请一些像周国平那样的专家来为这套丛书解读哲学名家名作，找到一条更加有趣味的解读深奥哲学的快乐途径，用平实而易懂的解读方法将广大读者引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名人名著的长河中，让国人更加理解哲学与人类文化休戚相关的作用，从而对为什么要汲取人文素养有一个形而上的认知，这恐怕才是核心素养提升的核心内容所在。艺术本身就是有直观和直觉效果的学科门类，同时也是拥有广大读者群的领域，我们有信心约请一些著名的专家与创作大家共同来完成这一项任务，我们的信心就在于许多作者都是两栖人物——他们既是理论家，又是艺术家，在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等艺术门类里都有深厚的人文学养和丰富的创作经验。“大家读大家”丛书的策划、写作和出版，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我们将用毕生的精力去打造它。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成为我们民族人文核心素养提升的一个大平台，为普及人文精神开辟一条新的航道。非常感谢译林出版社和明哲文化公司为“大家读大家”第二辑所付出的心血，使得本丛书顺利出版，以飨读者。向写作的大家致敬！向阅读的大家致敬！

明永乐年间，李祯（字昌祺，江西庐陵人）效瞿佑（字宗吉，浙江钱塘人）之《剪灯新话》，作《剪灯余话》，共收文言小说二十二篇，第一篇就是《长安夜行录》。这篇小说以明初（洪武初年）为背景，叙述明太祖次子朱樉受封为秦王，就藩西安，有一位洛阳人名叫巫马期仁，是奉派为秦王佐臣的汤、文二公的幕僚。一日期仁陪伴二公寻访西安近郊兴平县的茂陵，夜归独行，求宿于一人家，不料主人竟非此世之人，而是七百年前唐开元年间的鬻饼师夫妇。夫妇二人向期仁追述当日宁王（玄宗兄李宪）强夺鬻饼妇入邸，妇以死自誓，宁王悯而释之的往事。鬻饼师夫妇认为《本事诗》（唐孟棨著）一书记此事，以及后人所发的吟咏，都有谬误之处，遂各赋一诗，求期仁为之流传，使真情白于后世。次日天曙，期仁“但见身沾露以犹湿，马龁草而未休，四顾阒然，咸无所睹”。《长安夜行录》是一篇融合了明初政治与唐代历史的鬼小说。明初的巫马期仁身居历史名都，竟然碰见开元年间的鬼，这是怎么回事呢？朱元璋的次子封秦王就藩，被派去辅佐他的汤铭之、文原吉二人，在小说中被推重为“老成练达，学问渊博”，但是到了藩国，远离政治中心，便只能闲散度日。西安的印象从小说一开始便颇为暧昧，虽然小说称当时“天下太平，人物繁庶”，但西安的意义并不在其繁庶，而是“汉唐故都，遗迹俱在”，所以汤、文二公的活动脱不了“访古寻幽”，遍访诸陵。换句话说，对明初的李祯来说，西安的意义乃在过去，不在当下。正如今日游人来到西安，必到帝王陵寝一游一般，故事中宦居西安的大小官员也安排类似的旅游行程。来自另一个古都洛阳的期仁，负责筹划这次旅游，然而他显然是个不合格的导游。明明设计的是一个一日往返的行程，结果本应由他带领的游客早已驱马回到出发地，他自己却落后迷路，以致被迫“夜行长安”。当然，“行”这个字眼，正如所有的旅行，本来就暗示了危险不安，更何况他所驰骋的不是“长安大道”，而是“禽鸟飞鸣，狐兔充斥”，令人畏惧的未知旅程。期仁所遇的鬼魂生活在唐代开元年间的长安盛世，他们所述说的故事是李氏诸王荒佚的行径，这故事中的故事与小说历史背景的明初政治与社会风气大不相同。期仁对鬻饼师夫妇提出疑问：宁王李宪身为长子，却让出太子之位，号称唐代宗室之英杰，何以竟然也有强抢民女的无道之事？鬻饼师的回答是，这类荒淫之事根本是长安宗室的常态，不足为怪，其他诸王的行为其实更为夸张。他如此追述：“若岐王进膳，不设几案，令诸妓各捧一器，品尝之。申王遇冷不向火，置两手于妙妓怀中，须臾间易数人。薛王则刻木为美人，衣之青衣，夜宴则设以执烛，女乐纷纭，歌舞杂遝，其烛又特异，客欲作狂，辄暗如漆，事毕复明，不知其何术也。如此之类，难以悉举，无非穷极奢淫，灭弃礼法。”明初的作者呈现开元间鬻饼师的回忆，可作双重解读。一方面，我们可以读作对唐代长安糜烂风俗的批评，反过来说，便是对明初简素社会风气的肯定。然而，读者不可忘记期仁以及他的服务对象汤、文二公，甚至受封秦王的朱樉，在小说中对西安的态度都是不明确的。他们远离当今的政治中心，无所事事，闲散度日，等待离开的一天。那么，鬻饼师故事中穷极奢淫的长安，何尝不使明初的当地诸臣暗地里心向往之？不过，不论是批评或向往，汉唐长安正有如鬻饼妇的“国色”，其绝世艳冶，反适足以证明这是过眼京华，早已成鬼物。回到故事主体部分，期仁遇见鬻饼师夫妇时，身在由茂陵回程路上的荒地，而不是长安城内。那么为什么小说题名为《长安夜行录》呢？当然我们可以解释这里指的是长安周边。不过，鬼魂在开元年间所居之地可是长安城内，宁王宅边。因此，所谓长安夜行，或许应该这么解释：开元的长安盛景只能在冥暗之中，荒野之上，透过一席“鬼语”，才能重现于明初之世。我们或许也不妨考虑，小说中，令开元鬼魂忿懑七百年的《本事诗》，到底如何记载卖饼妻一事？查《本事诗?情感第一》所记，卖饼妻故事正是王维名作《息夫人》一诗背后的缘起：宁王曼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媚，王一见注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王客座十余人，皆当时文士，无不凄异。王命赋诗，王右丞维诗先成：“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后人敷衍，宁王因此放卖饼妻还家。在《长安夜行录》中，鬻饼师夫妇所怨恨者，即在于《本事诗》记载卖饼人收了宁王财物，卖饼妻在宁王宅中宠冠众姬，而且侍宁王经年之久。依小说中的鬼魂自述，宁王是强抢鬻饼妻，鬻饼妻更以死自誓，坚不肯从，岂有受宠经年之情事？显然，唐代的《本事诗》记载这个故事，强调的是“情感”，而明代的《剪灯余话》重写，讲究的则是“坚贞”——清白不容一丝玷辱，否则做鬼也难安息！唐代鬼魂交付明人期仁的任务，便是给世人提供故事的正确版本，以正视听，以安贞魂。这个诠释逻辑的转变，见证明初社会精神样貌的特质，也暗示李祯这位明初作者对奢靡的唐代长安的处理——虽然曾经华丽万方，炫人耳目，在这个新时代则已成为一个必须镇压的精魅记忆。若《长安夜行录》的寓意可以如此解读，那么我们不禁随之要问——“西安”在明清小说的光天化日里还有位置吗？历史上西安辉煌的日子，当然是宋代以前，作为千年国都的长安时期。经过战乱，又丧失国都地位以后的长安，一度相当凋敝，这番景象曾让许多身历时代变迁的诗人感慨系之，发为吟咏。此后，全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逐渐东移南迁。宋代以后乃至明清，西安的规模已较长安时期远为缩小，虽仍是西北重镇，但风华丝毫难与长安时期相比。《长安夜行录》投射的就是这种状况。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论及西安，总以宋代以前为重，除了西北地理学的风潮以外，宋代以后的情况就更少受到讨论了。以上所述基本上是由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而在文学、文化的层面，情况也是类似的。本文便以叙事文学的表现为例进行讨论。唐代的长安其实在叙事文学的发展上有其关键性地位——若没有长安文化，便没有唐传奇。传奇当然意不在传写现实情境，但传奇的内容却往往与长安的城市细节相关。早有学者指出，唐传奇的作者多有长安体验，他们的作品不但呈现长安城市的结构与文化，其情节与人物也与长安城紧密联系。例如，传奇故事会出现长安真实存在的坊名或街名，而且安排特定地名富有特定含义，让都市场景的设定关系到人物的行为、语言、房屋、用品、服装等。曾留学陕西师大的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在讨论《李娃传》时，便通过文本分析，说明小说如何呈现长安城市结构的变化以及城市的庶民文化。透过对小说情节的介绍，妹尾达彦指出小说中出现了许多长安街道的名称，包括布政坊、东市、西市、平康坊、鸣珂曲、宣阳坊、天门街、曲江池、杏园、安邑坊等。妹尾达彦并进一步证明，长安街道乃是贯穿小说的舞台背景。简单地说，男主人翁郑生由江南进入长安，落脚于繁华的西市附近，随后在华丽的街东邂逅李娃，床头金尽后，沦落于街西的社会底层，最后在李娃扶助下一举及第，回到街东，成为上层阶级的官僚。妹尾达彦认为，正是因为唐代后期长安城市各区空间在功能上有所区隔，所以小说中出现的诸多地名皆有特定联想，而与情节发展有所呼应，为小说增添现实感。这种将城市空间与小说情节紧密结合的经营，实与作者白行简丰富的长安经验有关。由妹尾达彦所分析的例子可知，在这个时期，长安这个空间可说是传奇叙事文学的中心。宋以后，尤其明清两代，正是中国叙事文学飞越发展的时期，白话小说横跨雅俗，在出版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此时小说的重心却早已随着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趋势，远离关中地区，完全向东南位移了。小说的作者往往出身南方，出版商家多数设在南方城市，作品要求的书籍市场（读者群）以南方城市为主，小说评点者的活动区域主要也在南方，而当时的西安，似已自小说的舞台隐身。若对白话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作一鸟瞰，此一情势即昭然若揭。当然，仍有不少小说作品牵涉长安的背景，但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对汉、隋、唐时期都城长安的投射，而与小说产生当代的西安没有关系。另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唐代长安本身的城市特质。学者以长安和开封分别代表唐型与宋型城市，前者为棋盘城市，后者则是开放城市。也就是说，长安的街区和街道是严格棋盘结构，设计的目的是控制和限制人口，因此街道的主要用途是仪式性游行，而贵族享有空间使用的绝对控制权。在宋代，贵族和士绅都对贸易及商业有积极作用，共同控制城市，因此街道设计较为开放，到处都可能发展为市场。棋盘城市在宋代以后已完全让位给开放城市。城市类型的变化实与小说的铺展可能性息息相关。宋代以后叙事文学越来越贴近庶民以及日常生活，明清小说更在人情物理与日常生活的表现上发挥到了极致，以是，唐代长安典型的棋盘城市性格不适合小说表现庶民生活，明清西安的风采又已不再，也无怪古都在小说中虚位化了。为了讨论的方便，我暂时以一个较粗略的方式，用以下的类别来概分明清时期与隋唐长安有关的通俗小说。首先是历史演义类。这一类的作品极多，如《隋唐演义》《薛仁贵征西》《粉妆楼全传》等，因为小说讲述了隋唐时期的开国与征战故事，自然与国都长安有关。与历史演义直接联系的是以历史人物武则天或狄仁杰等为中心的小说，这一系列的作品可能以侠义、公案或者色情小说的形式出现，例如《浓情快史》《武则天外史》《武则天四大奇案》《莲子瓶演义传》《绿牡丹全传》《隋炀帝艳史》等。不过，这些作品中的长安城只是空洞的名号，不像唐传奇中的长安有实际的指涉，更不能塑造城市的性格。理论上来说，落在才子佳人小说与人情小说类型中的作品，因为情节必然涉及人物在社会中的活动，因此作为场景的长安城，就算远远不如杭州、苏州、南京等城市在明清小说中得到丰富的处理，但总是比较可能呈现一些城市的情感与色彩。这类作品其实不多，因为明清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与人情小说，不论设定的时代为何，空间上实以江南为主。少数的例子有《玉楼春》（讲唐代宗年间故事）、《二度梅全传》（讲唐肃宗年间故事）、改编自传奇的《燕子笺》、《章台柳》（以安史之乱为背景）等。明初已有《燕子笺》平话小说，后来阮大铖的《燕子笺》传奇就是本此敷衍而成，现在所见的《燕子笺》小说刊刻于清代，大致仍维持原来的情节。小说时代背景是玄宗年间，茂陵才子霍都梁本是霍去病后裔，流寓西京，他与闺秀郦飞云、妓女华行云在安史之乱中有一番才子佳人的遇合。虽然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安史之乱，人物都出身长安及其外围地带，但是“长安”仍只是当作一个地方的套语。例如“话说长安一个妓女”（第三回）、“话说长安一个书办”（第四回）云云，虽然交代人物的出生环境，但是对他们活动的场所却没有实存的描述。《章台柳》本于唐传奇，时代背景同样是天宝年间，叙述才子韩翊因应试而流寓京师，与柳姬在安史之乱中的遇合情事。长安城在这部小说中的身影仍然模糊，但是或者因为有唐传奇为本，因此若干与长安有关的地名便偶尔出现，例如韩翊与柳姬二人在“法灵寺”相遇结合，韩生随军征讨安禄山，柳姬到“青门”送行，直送到渭河边上（第七回），等等。当然，这种处理离真正城市特质的表现，还有很大距离。另一部可以留意的小说是《玉楼春》，这是一部明末或清初的作品。小说情节是奇情式的，虽以唐代宗年间为背景，但对情节牵涉的长安与洛阳都没有具体描写。唯有小说第一回提到按照“东京风俗”，二月二十五日要踏青，称为扑蝶会，这倒讲的是洛阳风光了。而书中所述细节，则多与历史不合，例如科举制度等，都不是唐代的情况。若干地点倒是实有其地，例如第五回提到主人翁父子在长安“章敬寺”作寓，该寺确为唐时所立之名寺。至于《二度梅全传》，这是一部比较为人熟知的作品，在民间也有相当影响力，尤其女主人翁陈杏元和番的情节，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小说以唐肃宗年间为背景，讲的是卢杞迫害忠良的故事，以忠臣之后梅璧与陈杏元的离合为主线。与《玉楼春》相似，《二度梅全传》在触及制度时，皆代以明清的情况，而小说对长安这个空间几乎是完全不处理的。总体看来，这一类以才子佳人遇合为主线的小说，容或以特定历史时空为背景，但并未能在细节铺陈上经营空间的表现，作为舞台主景的长安因此只是徒具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