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文学观

沈从文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一生笔耕不辍，创作了无数作品，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启蒙主义的价值诉求使沈从文的文学观触及到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命题，而以文学为本位的内在结构又使他的作品有着丰富的意蕴。本书从人学的视域来阐释沈从文的文学观，视角新颖，对读者更深入全面地理解沈从文的思想大有裨益。
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先后仔细研读了《沈从文全集》《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梁启超文集》《胡适文集》《郁达夫文集》等作品，并参考涉及沈从文思想的多篇著作和论文等资料，并运用文学笔法，以沈从文的作品为例，严谨客观地阐释了沈从文的文学观。 

《沈从文的文学观》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一部专著。沈从文的作品既有启蒙主义的价值诉求，又能在美学形态上克服“五四”新文学部分作品存在的浅表化、概念化、单一化，把“文学的自觉”与“人的自觉”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文学的启蒙”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本书共六章，作者运用了对比、引证等创作方法，从人学的视域来阐释沈从文的文学思想。

马新亚，1977年7月出生于河南南阳。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为湖南省文联文艺创作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在《民族文学研究》《南方文坛》《湖南师范大学学报》《中国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部分篇目被《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或论点摘编，主持省级课题“人学视域下的沈从文思想研究”。

序言
绪论
一、选题的意义与问题的提出
二、概念的界定
第一章 沈从文与“五四”新文学传统
第一节 “做人观念”与“人的自觉”
一、“五四”和“五四人”
二、“工具的重造”
第二节 “抒情”与“文学的自觉”
一、情与理的交融
二、情感的深度
三、“抒情”与“文学的启蒙”
第二章 “乡下人”的边缘立场与启蒙者的建构
第一节 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想象与重构
一、“乡下人”的边缘立场
二、用“抽象原则”重建知识分子
三、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坚守
第二节 “名”“实”之间的角色定位
一、对鲁迅“战士”角色的评判
二、中西启蒙运动中的“名”与“实”
三、沈从文的遁“名”求“实”
第三节“乡下人”的现代内涵与“湘西神话”的文化策略
一、“压扁人性的乡愿”——抗争传统儒学
二、“吾丧我”——抗争现代文明
第三章 沈从文的人学思想
第一节 概述部分
第二节 生命强力的彰显
一、都市空间的“爱欲”
二、湘西世界的“爱欲”
三、“爱欲”的抽象与升华
四、沈从文“爱欲”书写中的“灵”与“肉”
第三节 人与自然的契合
一、以人与自然的契合为形态
二、以民族文化重建为现实目标
三、以世界主义为延伸
四、在“立人”中的意义与局限性
第四章 文学实践与人的具体性
第一节 “妇女解放”问题中的性别及其他
一、关注性别差异
二、观照人的精神与灵魂的隐秘之地
第二节 “各尽其性”中的阶层差异
一、下层人民与知识阶级的两个世界
二、关注阶层差异与启蒙在现实语境中的着陆
三、底层启蒙思想的多向性
第三节 “原人意味”中的个体真实性
一、本土语境中的弱化
二、个体经验与记忆中的还原
三、在思想与文学史中的意义
第五章 人学目标的实现路径、方式与契机
第一节 文学的路径：践行“文学革命”的长远目标
一、对文学与人性的信仰
二、与梁启超启蒙话语形态的相似之处
第二节 感性的方式之一：高举“爱”与“美”的旗帜
一、抵御宗教与“现代政治”
二、重造人的心理本体
第三节 感性的方式之二：捕捉情感与本能的瞬间
第六章 理论意义与现实境遇
第一节 以“生命”为标尺的现代文化主体建构
第二节 “文学革命”与人性的根本重建
参考文献
后记

后    记

2012年秋天，我顺利地从中山市第一中学调入了湖南省文联理论研究室，从一名中学语文教师转变成一名杂志编辑。这一新的角色给了我很多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受，与丈夫的团聚、向家庭的回归也给了我许多为人妻、为人母的幸福和自足。在那个时节，我经常在上班的路上默默地注视那些赶早市采购蔬菜的阿姨，看她们怎样跟小贩讨价还价，又怎样带着笑意离开；而当余晖洒满城市的街道，微醺的晚风拂过湘江的柔波，我又会坐上公交车，从东到西，回到那个幸福的起点。闲暇的时候，我会带着孩子到桃子湖玩耍，钓鱼、摘草籽、散步，甚至什么也不用做，单看蚂蚁上树，就能一看半天，那份轻松和惬意是不言而喻的。接下去的日子依然静谧和安稳，但躁动已经开始细滋慢长。首先是丈夫考取了师大教科院的博士，这对好强的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然后，一天天地，我对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渐渐心生不满，上班、下班，约稿、审稿，买菜、做饭，逐渐变成一种新的程式和牢笼，让人渴望逃离。当初，我渴望一种“现世的安稳”；但今时今日，我更需要一种久违的陌生感，一次灵魂的自我放逐，一个不期而遇的偶然。巴金曾经说过，人不是为了吃米而活着；沈从文说人要在满足动物性需求之外，有更高的追求，这样才能实现“生活”向“生命”的升华；鲁迅将中国民间宗教以及神话的起因，归结为人欲摆脱物质的向上之心……他们的识见、气魄、境界，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我愿意被这样一种外在于物质生活和既定轨道的力量所牵引，并随着它翻飞、旋转、升腾，抑或坠落、沉溺、消散……只有这样，我才觉得自己真正存在过——没有被同质化的生活所遮蔽，没有被公共意识所淹没，没有被浅表化的感官享受所奴役。这便是我选择考博的初衷。
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幸耶？不幸耶？幸的是全球化的进程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信息化又为我们多渠道、多方位地了解信息提供了方便；不幸的是，“现代”几乎占领了我们的所有领地，从地域性的方言到少数民族语言与习俗，从民间艺术到国粹京剧再到古典情怀，这些代表地方性的、慢生活的元素正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效率、高端、至尊等时髦名词。然而，这个被“现代”所洗礼、被“启蒙”所“祛魅”的时代，果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吗？这引起了我对于自己以及“70末”“80初”这代人的反思：过早地认同金钱法则，过早地接受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以及既定的价值标准，在应该还有“诗歌和远方”的年纪，早早偃旗息鼓、鸣金收兵，缩进意识形态所织就的虚幻的保险箱之内，享受着肥皂泡似的“小确幸”，避开一切与现实的抗争以及这份抗争所带来的灵魂的战栗与刺痛，远离对人类重大精神难题的体察、叩问、反思……还没有走过青春，我们便已经老了，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当然，我们可以归咎于现实：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一切能够支撑起这个社会的整体性结构已经烟消云散，留给世界的只是无数的碎片；这是一个丧失了英雄维度以及宏大叙事能力的时代，一切激情、理想不得不悄然退场。这便是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现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所以我们还要接受，但在接受之际，我觉得我们还应该继承一些精神遗产——百年“新文学”对“人”的重新发现和定义。“人”的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理想状态的“人”需要哪些构成性因素？是形下层面的“饮食男女”、本能原欲，还是形上层面的精神、灵魂、理想、尊严？怎样才能实现“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对于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另起炉灶，求诸最新盛行的“主义”，倒是可以逆流而上，回顾一下百年“新文学”的历史，看看鲁迅、胡适、沈从文是怎么说的，怎么想的，对我们又有怎样的启示。在我看来，百年“新文学”就像一口大钟，轻敲则轻应，重敲则重响，它总能够随着后人所问问题的不同，而给出你意想不到的答案。当然，我们也不能“厚古而薄今”，将这个时代的精神溃散归罪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其实，如果辩证地来看，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90年代不是两个完全断裂的时间节点，而是有着内在逻辑的时间序列：20世纪80年代的“重返‘五四’”对应着“拨乱反正”的时代语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消费主义”“欲望书写”又是对20世纪80年代的矫枉过正。至于这两者如何在动荡不安的思潮之中进行切换，又是一个费人心神的课题。以我目前的眼光识见和学术积淀，尚且不能给出一个完整而又清晰的答案，但是我知道要深入地分析一个问题，“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是绝对要不得的，这是这几年学术生涯给我的方法论启发。以上便是我对百年“新文学”所能提供的思想资源的理解，其中主要是对“人”的现代化以及“理想人性”的思考，而这些思考起始于我对我们这代人精神宿命的关注。将我们这代人的个人化的生活感受搬到这里，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因为这确实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密室私语”，与严谨规范的学术研究无涉，但我觉得人对重大问题的思索往往是来自感性经验。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不是从看到苹果落地开始的吗？沈从文对“现代”的反思，不是以他在湘西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吗？严家炎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做学问的要有敬畏之心，这个敬畏之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经典以及对经典的经典阐释的敬畏，这是强调文学史意识和学术史意识；二是对自身的敬畏，即要有学术信心和自觉，这是强调治学者的主体意识。王富仁先生将第二个“敬畏”进一步落到了实处——治学者要看重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尽管那来自生活的第一手材料是朴素的，甚至是沾着泥土、带着杂质的，但以此为基础的思考也必然是及物的、有着生命质感和体温的。
我的这些体验以及由此而来的选题，并没有受到凌宇先生的质疑。相反，他还给了我一些方法上的指引，我知道这是出于先生对学生的尊重，而并不是因为我的想法有多新颖或者多成熟。其实每次面对凌宇先生，我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忐忑，因为自己资质的平庸和识见的浅薄。但先生总是鼓励我，说只要有自己的想法，将自己最擅长的方面发挥到极致就行了。先生的鼓励打消了我对自己的怀疑，增添了我的学术自信，但我更加清楚的是，鼓励归鼓励，要真正在学术的这片天地之中有所建树，还需要持续不断的学术积累、踏实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敢于质疑求真的学术锐气。相对于40后、50后、60后这几代学人，我们这代人的学术积累、学术激情、学术定力远远不够，所以唯有静下心来，多研读，多思考，多积累，多笔耕，才能有所收获。
感谢谭仲池先生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为我的书作序，我知道其中有先生多年来对湘西之子沈从文以及沈从文所创造的文学世界的深刻而又独特的理解，更有先生对我的殷切期望。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离谭仲池先生的期望甚远，但他的这份关怀和信任已经化为我前行的动力。
感谢给我学业指导的老师们！他们是师大文学院的赵树勤老师、谭桂林老师、杨经建老师、田中阳老师、周仁政老师、肖百容老师。感谢胡光凡老师、朱寿桐老师、刘起林老师、姚晓雷老师、龙永于师兄、房伟老师、李德南老师，他们为这本书的创作提供了助力；感谢张燕玲老师、韩春燕老师、陈汉萍老师、赵炎秋老师、刘大先老师、杨庆祥老师，感谢湖南省文联党组书记夏义生，他们为前期成果的发表以及书籍的出版提供了极大的支持；最后感谢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们，他们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劳。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特别是我的丈夫，他一肩挑起了照顾孩子的重任，使人到中年的我还有追逐梦想的机会。

将本土文化资源纳入到对启蒙意识的整合中，沈从文并不是第一个。章太炎曾说：“言公理者，以社会抑制个人，则无所逃于宙合。然则以众暴寡，甚于以强陵弱。而公理之惨刻少恩，尤有过于天理。乃知庄周所谓‘齐物者，非有正处、正味、正色之定程，而使万物各从所好’，其度越公理之说，诚非巧历所能计矣。若夫庄生之言曰：‘无物不然，无物不可。’与海格尔所谓‘事事皆合理，物物皆美善’者，词义相同。然一以为人心不同，难为齐概；而一以为终局目的，藉此为经历之途。则根柢又绝远矣。”章太炎这段话是针对“公理观”代替“天理观”后，近代社会出现的以“公理”“正义”“多数”的名义对个人的压制，章太炎借用“齐物论”，是从否定的一面彰显个人的存在价值，以此来抵制“公理观”对个人自主性的戕害；沈从文借用“齐物论”，则是为了凸显启蒙对象的阶层差距，主张要根据启蒙对象处境的历史性、具体性来判断其在启蒙中所居的结构并采用与之相对应的启蒙策略。换言之，在沈从文看来，启蒙并不是一个“出世”的形而上的存在，而是有着内在空间和结构的历史性存在。这样说并不是在否定沈从文对启蒙的形而上建构，而是说沈从文的启蒙思想包括了两个方面，既有对启蒙的形而上的建构也有具体的构想，这两个方面有相互咬合的一面，也有相互抵牾的时候，正是它们彼此之间的碰撞、交织、咬合、抵牾构成了沈从文思想内部的张力。

阿伦•布洛克总结法国启蒙运动时认为，“启蒙主要不是一场政治运动，而是一场思想运动；它所寻求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它的对象主要是知识阶级，而不是人民群众”。然而后来激进派领袖对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加以利用，使启蒙运动将最初的信仰一扫而光。关于此，弗里德里希•格迪克也有相同的认识，他说：“启蒙运动必须以中产阶级［Mittelstand］作为它的实际起点，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核心；启蒙的光芒只是从这里逐渐传向两个极端——上流阶级和下层阶级。”然而在西方启蒙运动中，公共的、跨地域的、渐进的、分层次的启蒙方案并没有在实践层面得以展开，这种现状，使大众启蒙呈现出盲目化、一刀切的倾向，这也成为后来的研究者反思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向农民输入过多的文明理念是否有价值，约翰•路丁•埃瓦德指出：“给予他们所有种类的书刊、故事、寓言，使他们习惯于把自己运送到一个思想的世界，使他们睁眼看到他们自己所处的、无法改进的贫穷状况，使他们因为太多的启蒙而不满足于自己的命运，把他们转变为对地球上资源的不均分配废话连篇的哲学家——这才真正毫无价值。”如果说对启蒙的结构性缺乏必要的认识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一个缺憾的话，那么这种缺憾同样存在于“五四”启蒙运动中。“五四”启蒙运动一开始就是在民族危机的催逼之下产生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伴随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士大夫意识与民粹意识往往是相伴而生，启蒙的结构性也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命题。在“五四”新文学中，启蒙者看待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眼光往往存在着交叉点。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诉求，鲁迅开始了两大题材的创作，而鲁迅审视农民和知识分子眼光的重合之处就是聚焦他们的精神“病苦”。在对涓生、吕纬甫、魏连殳等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上，鲁迅突出了他们徘徊在生与死、理想与现实、自救与沉沦、光明与黑暗、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精神悲剧，这一点容易理解，知识分子本来就以思想丰富、触觉敏锐而著称，这些特质也决定了他们对精神创伤的非比寻常的敏感度。而耐人寻味的是，对于下层群众，鲁迅依然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他们的精神病苦上。闰土的一声“老爷”里所折射出来的人性麻木显然要比他穷苦的处境更加摄人心魄；华老栓用“人血馒头”来给小栓治病的愚行背后的精神麻木是启蒙者感到悲凉彻骨的深刻原因；《祝福》的深刻之处在于表现出了“神权、族权、夫权”对妇女的精神压迫，致使她们活着时惶恐不安，死了也似孤魂野鬼没有依傍。然而，揭露出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尚有催人奋进之效，揭露出下层群众的精神病苦，却有可能使他们在梦醒之后无路可走，这也许就是《祝福》中的“我”面对祥林嫂的灵魂有无的问题时，感到左右为难的深刻原因。而对这一难题的持续思考，也导致了鲁迅对自我和启蒙的双重怀疑，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鲁迅后期放弃小说创作，而以“匕首”“投枪”式的杂文来与对手短兵相接不是没有道理的。

（节选自《沈从文的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