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0114069
目录
前言 001
庄野春林，与天华而合彩
我的书房，我的梦010
一片飘进我的窗户的叶子014
每一幅风景，都是灵魂的一种状态017
谁将从书籍中惊醒？021
孔子会得救吗？027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031
作为人间究竟之道的《道德经》036
真实人生，勿被虚假智慧架空041
梦与觉045
美不是存在，而是发生049
伟大的“水溶于水”054
我所握住的那一把流沙061
真生命是一场“习坎”之旅067
方东美说 “功德慧”071
命运与智慧080
文明既成，人间学问即第一典要085
生命的冬夜，当以勇气、智慧与爱来照亮092
晨钟夕梵，交二音于鹫峰
印度的日常甜品与糖104
东学西渐第一人：斯瓦米·辨喜109
乔答摩王子告别妻儿的那个暗夜121
泰戈尔与奥坎波的传奇爱情127
瑜伽与自我生命的那一把乐器130
宗教与艺术，其深处是瑜伽134
智慧瑜伽的终极追求138
中国人的信仰，印度人做梦也想不到144
一位当代中国学人的千瓣莲花147
不了了之，是世间之常则151
觉醒是唯一的解脱156
存在是一本打开的书162
我们究竟在恐惧什么？166
喜乐与悲伤171
不执与无畏175
内在的朝圣180
信仰为什么是必要的？187
世界如森林，心意似迷宫191
排空宝盖，接翔云而共飞
在生命的收割当中，收获的全是自己198
我们都是穴居者202
神话少年伊卡洛斯的翅膀206
但丁：生命就是伟大的朝圣之旅210
拉格比，一个充满祈祷的小镇223
我穿过了泰晤士河的川岸227
莎士比亚就是一切230
万物的灵魂237
论叔本华与行动瑜伽241
爱默生：美国精神的后花园246
突然想起了乌纳穆诺252
昆德拉与上帝的笑声257
德沃斯基的音乐266
悉达多与轴心精神271
灵魂收获我们看不见的远方279
跋文287
前 言
一
一个孤立的字母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字母与字母组合才有了词汇，有了句子和华美的文章，进而生成了无穷的意义。
人也一样，只有当我与你发生了切实的联系，只有于快乐的人群与世道当中安然行走，如同一尾鱼从大海中游过，孤立的虚空、属世的忧伤才有望被彻底消解，生命中的种种暗昧与模糊，则渐次显现出了它自身的澄明品质，获得了真实的庄严。我知道，那里面常常会有一种光明的记忆。
生命，既像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同舟与共，也像是于光明海上航行之际，有了光明岛上的相聚与欢歌。自然，这也正是我们人生意义涌现之契机。
诗人泰戈尔说：“日复一日，你使我更加配得上你主动赐予的朴素而伟大的赠礼—这天空、这光明、这躯体、这生命与心灵—借此种种，你把我从众多危险的欲望当中拯救出来。”
我们行在了人世上，与众人在各个时代相晤面，携带着各自一言难尽的命运与肉身，却又可以意气风发、义无反顾地前行，乃在于借此而品尝到了自己的真生命，品尝到了真实与意义的不断涌现、不断生成，品尝着光明海与光明岛的无尽芬芳。
确实，我对光与天空是敏感的。小时候，曾有一段较长的时光，是在乡村度过，那是光的旷野，一到某些时日，天边就挂满了异彩。这些色彩不仅在天上运行，而且会在幼小而敏感的心上尽情涂抹，呈现出种种华美的景象。
我在田野上细细地品尝过光的滋味，听闻过光的秘密耳语。但那全是一个人的世界，空旷无边，人沐浴在这样肆无忌惮的光中，吻着眼睛，吻着心扉。于是，这些光就开始爬满了童年的岁月，爬满实实在在的心灵，重重叠叠，也自然爬进了一个个梦境、一个个色彩舞动的梦的乡野。
二
但是，人不但在空间里面行走，更是在时间里面行步。这一切，随着岁时的流动，毕竟都已久违，所以，我特别怀念那样澄明的光色与天空。于是，也就在后来的岁月当中，很容易就记住了曾经几次与光明猝不及防的遇见，以及因遇见而带来的意外惊喜：
第一次是在英国的伯明翰。彼时，甫抵此城不久，我住在了城郊一座旧式国际宿舍的阁楼里面。时当午后，我是直接被光打醒的，眼目睁开，欣喜异常—光明，哦，我的光明，普照大地的光明，这吻着眼目的光明，这沁入肺腑的光明！
彼时，我明明观察过早晨的天空，那时阴霾重重，而且不时还夹杂着一些细雨，并没发觉有什么特殊的魅惑之力。可是，绝对没有想到伯明翰的午后，居然会有这般明亮的时刻，光从窗外涌进了我的屋子—一个奇异无比的光的海洋在天上跃动，又在我的眼前弥漫舒展。我不知道它展开的速度，因为那时我尚在睡寐当中。我当然熟悉这样的光，它是从我童年的岁月里转移过来的。我不禁吟唱起这样美好的诗句：
哦，亲爱的，光明在我生命的中心跳起舞来了：亲爱的，那光明正在弹拨我爱的琴弦。天开了，风儿狂奔，朗朗笑声响彻大地。蝴蝶在光的海洋上，展开了它的翼帆。百合，还有茉莉，它们在光的浪尖上起伏、翻滚。亲爱的，这四射的光辉，它在每一朵高天的云彩上散映成金，撒下了慷慨无量的珠宝。
第二次则是在印度。我住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群山中部的一座道院里面，那里有着终年不化的积雪，有奇妙的群花，大气干净，光就从这样的天空中，直接洒落了下来，有时候简直像固体一样，明亮、透彻而有力量。无比洁净的光，就这样洒在了无尽的虚空之中，自由落下，那些落在树叶间，自树的缝隙间透过的光，便如清新的呼吸，又碎成了碎金碎银，熠熠生辉。
一天之内，因光线的变化，常常有无数层次的色彩呈现，因为太阳与月亮随时都在为它服务。早上或呈银色，中午可能是金色，而傍晚则很有可能会是红色夹带着暮色；在喜马拉雅山的夜晚，人们更是可以静静地欣赏到星月争辉的世外奇景。所以，喜马拉雅山，它是神圣的光明的山，其地是光明之地。
印度的漫游者斯瓦米·罗摩曾在《大师在喜马拉雅山》一书中说道，“在喜马拉雅山的上面，黎明和黄昏，不仅仅是指地球自转所形成的那些时刻，它还包含着更深沉的意义”。于是，这便与人类的觉性、觉醒的程度有了神秘的联系。
第三次就是在最近。在千岛湖的湖边，日暮时分，我常常默坐，却被无比澄明的光触及，我走到了阳台，一眼望去，心中立时起了一阵无端由的生世之怅惘。
古人曾在《诗经·小雅》中留下一句“忧心如酲”，大概描述的即是如我此般之心境，似醉非醉的生命中，存有某种恍惚感，如同月色之微曛与半开的花，在寻求与你之间的心心相印。求美即得美，欲醉而入醉，刹那永恒，端是无憾。
此湖区的这种光，亦如喜马拉雅山山中一样，是无比地美满而罕见，它温和、香甜，滋味醇厚。极目处，水天苍茫，湖面上，则如同金沙铺就的圣道，远处的小岛微微拱起了黝黑的脊背；在奇异的光色中，天风吹拂，天气浩荡，我在这个湖边沉思，故我也就被微曛的光色与天空醉倒。
这些光明的记忆，时空或有不同，但光明的品质是一样的，那种天空、天色之明亮，只要是光芒下照，便能沁入心脾，或午后，或黄昏，或经雨水之洗涤，或在高空自在地闪耀，皆是温煦如初。尤其是我曾于白雪的家园寻觅过此尘世间的光明天色，澄明与洁净，如同圣者的面容、圣者的心扉，种种猝不及防的相遇，皆令人沉默无语，似遭电击，心空万象。
三
我们在人间的尘土中久久生息，一翼轻薄，而终渐次于积尘成垢，此后而又渐次淡忘初心，故种种的相逢，实属久违如梦中相晤，是故家的相期与相许，亦是微妙的超世间提醒。随后，我们在人世间一路行来，峰回路转，时间的风恒然吹动，时日如流。而明亮却可以继续在人间扩展：明亮的大海，明亮的岛屿与草木，明亮的溪水与高天，明亮的喜马拉雅山，等等—最后，就是世上那些明亮的心灵。
试想，在生命无穷尽的旅途当中，长亭短亭，谁没有遇上过黑夜？那些偶像的溃败，那些心灵的低谷，那些时代的种种沉沦和迷惘的兆相，谁没有遇上过？当繁花过后的凋零之残局，谁不曾遭遇过疼痛？此际，需要的必是无畏的生命与信心。如果没有信心，如果没有明亮的生命之底色，人们的盼望和满满的爱意缘何而生？对于未曾寻着信心的人们而言，隐藏的神，如同远方的一个暗夜。处于不同境界之中的人，其所经验到的也必定不一样。
说白了，光和暗的差别，其实就是得与未得，出走与回归的差别。于是，灵魂也就需要经历种种的暗夜，感官的暗夜，心灵的暗夜，未知远方的暗夜，在《约翰福音》中云：“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那隐藏的，需要被揭示；那闭门的，需要打开门；那寻找者，需要路途的指引—直至寻着，然后以一己微弱的心灵之火，融入了庞大无匹的光明的海洋，自己也成了光，光本身。
于是，生命就构成了一种自家弹唱的旋律，谱成了自在流淌的神奇音乐。这是古往今来的圣者给我个人的启示，也应该是所有文明世界当中，那些学识渊博、胸次浩荡的人心给吾人之最珍贵的启迪。
诗人泰戈尔说：“我知道，我只有作为歌者，才能靠近你。” 信仰的明亮和内在的光，一旦接通而得以敞开，生世的苦恼便一扫而空，而无尽的生命之欢唱，就宛如不可阻挡的洪流，遍及一切的存有。
我自己便是受了这些光明的恩赐与感动，曾在自己的日记里边写道：“我在风景如画，水声鸣唱，鸟雀怡然的不同自然地域，又在文明世界的美丽校园里面，光明在干净的天上穿行着，我就此而打开了尘世的音乐，收获满满的祝福！”
我愿意在中国人的流水哲学当中，枕水而眠，乐以忘忧。而心思如果歇在了这上面，那就是水融入了水的神奇滋味，如同河伯遇见大海，恍惚中，小我就找不见了。
还是这个泰戈尔，他在诗集当中说：
在光明逝去之前，让我进到沉静的山谷里去吧。在那里，一生的收获，将会成熟为黄金一般的智慧。
他还说：“我梦见一颗星，一个光明的岛屿，我将在那里出生。在它活泼泼的闲暇深处，我的生命将成熟它的事业，像阳光下的无尽稻田。”
多少年过去了，我们还在接受光明海与光明岛上的无数传说，无数遇见，以及这些传说与遇见所给出的丰厚馈赠，教人一念之下，心中生出了大感动。
四
此书是我无意当中的一个收获，其主要文字大体皆于广州的《瑜伽》杂志刊出，因文字短小，笔调用情，全然不类我自己其他的那些学术文章。那些文章是不自在的，而我需要自在，写一些学术规格之不容，之不讨好的文章，所以，不免有这些小小的文字出来，我记得许多的朋友—尤其是瑜伽界的一些朋友，却是因为这些文字而认识了吾人内心之所思与所想。居然也应了古语“积沙成塔，集腋成裘”，慢慢也显现出了它的此种面容，我相信有人读着读着，是有会心一笑的快意欢畅的愉悦罢。
如今编成一集，应一位兄长之提示，就叫作《与世界有一场深入的遇见》。
如是云云，亦算是交代一过。此记。
闻 中
戊戌年仲夏于千岛湖岸边
印度的日常甜品与糖
我想，人们对甜味的最初记忆，大概皆是始自母乳。于是，对此原始的味觉依恋与怀想便伴随了终生。然人类各个族群嗜甜习性之深，似乎皆莫如印度之甚。
刚来印度，我对这里的糖还没有特别的印象。有一次泡咖啡之际，像往常一样的匙量，把糖加入了热乎乎的咖啡，结果，发现甘美醇厚、异乎寻常。而且，喝完咖啡一看，杯子里面居然还有不少尚未融化的晶莹糖粒。我就隐约知晓，印度这边糖的颗粒与纯度大大地不同于自己以往的习惯性认知。
后来，在大街小巷行走时，便到处发现印度的甜食店，它们专营各种品色不一、样貌迥异的甜食，有红色、有黄色、有乳色，有球状、有砖块状、有三角状，然皆是糖类制成的日常甜品。无论在通衢大道，还是置身于穷乡僻壤，此类小店几乎比比皆是，几步之遥，便有多家负势轩邈，互竞高下。除了在各个城中见着外，即便于城市的周边，譬如加尔各答西北部的稻田与水池围绕的乡间村落，像卡玛布库尔（Kamarpukur）与加兰巴蒂（Joyrambati）等地，也是一样的店面林立。
看样子，印度人吃糖，并非一时一地的偶然现象，而是普遍地、恒久地热衷。难怪季羡林老先生会就着敦煌残卷透出来的一线指向印度的蛛丝马迹，就专门写成一部盛大恢宏的巨著—《糖史》；也难怪印度的历史上会有一个名字煞是奇怪的王朝，叫作“甘蔗王朝”，国王则被称为“甘蔗王”（Mahārāja Iks vākú），最终繁衍出太阳族部落的英雄后裔罗摩与释迦族伟大的圣人乔答摩·悉达多。在马鸣的《佛所行赞》（卷一）中，提到佛陀的父亲时，如此表述其家族的谱系：“甘蔗之苗裔，释迦无胜王，净财德纯备，故名曰净饭。”
据说，早在公元前5000年，印度人意外地从甘蔗里面尝到了远愈母乳的甜味，于是异想天开，把成熟的甘蔗榨成浓汁，然后加火煎熬，很快，锅底便出现了团块状，呈暗黑色的物质，这可能就是最原始的蔗糖了。公元前6世纪，随着人类大规模的战事和波斯帝国的兴起，给欧洲带来了亚洲风味。波斯皇帝大流士带领军队侵入印度时，在甘蔗林里，就发现了这种“味道甜美的芦苇”，只是颇为不解，为何“芦苇产蜜，而不见一只蜜蜂呢”？
时至今日，一种拉着一车甘蔗的简陋小车，于各个街巷贩卖新鲜甘蔗汁的小贩们还时时见到。我原以为是卖甘蔗的，哪里知道，人家立刻就给你榨成汁，好家伙，一杯充满天地元气的、浓甜无比的甘蔗汁就端呈给你饮用。
根据季羡林先生的考证，人类最初的蔗糖加工技术确实起源于印度，他的证明思路很有意思，乃是基于词源学的一脉线索而获解。他在欧洲留学时就注意到了，尤其是学习了梵文以后，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国家对“糖”的发音皆很相近。譬如，在英文中叫“sugar”，在德文中叫“zucher”，在法文中叫“sucre”，在俄文中叫“caxap”。他的结论极为精妙：这相同的发音，就意味着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源头，换言之，该发音所代表的事物也必是外来的。
后来，他还在中国一纸敦煌佛经残卷的背面发现了一样同样发音的“煞割令”，基于老先生深厚的梵文功夫，他于是断定，这些全都来自印度，因为，最古老的梵文语汇里面就有一个词语“sarkarā”，其意义即“糖”。而表示“冰糖”或“水果糖”的字也有类似规律：英文叫“candy”，德文叫“kandis”，法文是“candi”，其他语言也大同小异。而根源就是梵文“Khan- d aka”。季老先生说：“根据语言流变的规律，一个国家没有某一件东西，这件东西从外国传入，连名字也带了进来，在这个国家成为音译字。”在中国，这样的例子就很多，比如咖啡、可可、啤酒、巧克力等，举不胜举。
而中国人对食物历来是“执色以求”，讲究食物的视觉至上，加之精益求精、青出于蓝的思想，便于生活中借净化技术勾兑，那种灰暗不洁的糖色，便被加工成晶莹剔透、色味双全的白糖。这就是《新唐书》（第二百二十一卷）所言：
“贞观二十一年，（摩揭陀）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柞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
结果，这种成色洁净的白糖就逐渐进入了世界的流通。所以，如今即使在糖的母国印度，“白糖”的名字照样叫作“cīnī”，意思是“来自中国的”。
糖在今天到处都是，但普通人消费得起糖，不过是近一二百年的事。近代以来，进入印度的英国人极为喜欢甜品，他们有多爱吃糖？可以举一个例子：一战后，当回忆起战争期间最艰难的事时，很多英国人会说：“食物短缺，没有糖。”在17、18世纪的英国，糖是财富的象征。贵族为了彰显特权身份，会制作各种“糖雕”，就是生日蛋糕的前身。糖在当时有五大用途，特别不可思议：药品、香料、甜味剂、防腐剂和装饰品。作为一种奢侈品，普通人可消费不起。这些糖或糖制品，只流通于高阶层精英或显贵人士们的家庭，是他们的专享稀有物，真正流入寻常百姓的家庭，是18世纪之后的事情。随着海外的扩张，全球贸易的兴盛，与大工业的技术发展，英国人最终在各个殖民地，譬如美洲、非洲与亚洲建立起了自己的蔗糖种植园，才令糖的产量大增、价格降低，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老百姓生活中的日常五味才得以俱全，糖完成了从奢侈品到生活必需品的转变。
而靠糖发家的利益集团，则一直在鼓励消费更多的糖。除了日常需求，还通过宣传，将糖纳入社会礼仪之中。糖，成为美好品德的代名词。比如宗教节日中的甜食代表对神的尊重、送朋友甜点代表善意、送病人甜食代表关爱。人们逐渐相信甜食的文化内涵，更大规模地消费糖。
在内在需求和外在引导的双重作用下，糖成了英国人的生活必需品，还逐渐与茶结合，成为英国人的主要饮品。于是，他们在孟加拉地区饮着甜茶，在大吉岭看着白雪，在南印度的海边则谈论着梵文与雅利安人的高贵血统。
记得康有为在晚清的时代乱离当中，亦曾流寓于此，他对印度这边的粗陋食物极为失望，极为不满。但抱怨之余，还是不忘记下一句：“印人食无可取，惟糖物甚多。”几个月下来，对此言的全部意涵，我已深有体会矣！
昆德拉与上帝的笑声
一、被放逐的“K”
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为了实现他哲人王的梦想，把诗人逐出了他的理想国；两千年之后，或许是出于隐秘的报复，米兰·昆德拉在他的诗学王国中毫不犹豫地将思想和德性加以放逐，将小说艺术推向了一个至尊荣耀的席位（至少与哲学和科学平起平坐）。并且断言小说是欧洲现代文明的母体之一，他说：“在我看来，现代纪元的奠基者不仅包括笛卡儿，还包括塞万提斯。”他还说：“当黑格尔坚信自己已经掌握了宇宙历史的绝对精神之时，福楼拜却发现了愚昧。”他认为小说家是欧洲文明的主要塑造者，所以他还引用了法国哲学家乔朗的话，轻巧地把欧洲社会命名为“小说的社会”，把欧洲人说成“小说的儿子”。
1985年春天，昆德拉在以色列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他在这个特殊的国家—这个长在欧洲体外的心脏—用带有浓重捷克口音的法语宣读了答谢词，昆德拉对这篇答谢词寄予厚望。他说：“当时我已想好，将这答谢辞作为我关于小说和欧洲的思考的句号，作为《小说的艺术》的压卷之作。”
在这篇著名的讲演稿中，他一再地重复一句犹太谚语：“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话昆德拉如此钟爱，是因为其中埋藏着昆德拉关于小说艺术的重要密码：推卸思想承担（悬置道德律令，无限期地延缓价值判断）和确立幽默为小说的本体。以此抵达存在。
笑，是灵魂的一种战栗，电光一般迅疾。昆德拉说：“在18世纪，斯特恩和狄德罗的幽默是拉伯雷式欢乐的一种深情的、还乡般的追忆。”追忆是一种出神之境，令人遥想天外的事物，恍若上帝笑声的回响降临大地。昆德拉说：“我喜欢想象某一天拉伯雷听到了上帝的笑声，遂生出要写欧洲第一部伟大小说之念。”显然，在昆德拉看来，伟大小说的诞生就是出于对上帝笑声的回应，是对思的嘲弄。
昆德拉无限期地延缓价值判断，是基于这样的理由：
一是科学的兴起把人推入一条专门化训练的隧道。人越在知识方面有所进展，就越看不清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看不清自己，于是就进一步陷入海德格尔用优美的、近乎神秘的术语所称的“存在的遗忘”。一旦人被技术主义的幻想所超越，存在就被遮蔽和遗忘了，只有小说，才能将存在廓清，它是对被遗忘的存在的勇敢探索，从而将生活世界置于不灭的光照之下。他认为理性和思的批判品质一直伴随着令人晕眩的简化过程—对存在的简化。于是，他悬置了判断（对真和善没有任何指向，不担当道义的使命）。不再强调同一性，而强调了变奏性；不再强调一致性，而强调了差异性；不强调事件的结论，而强调事件的不安和飘摇不定。然后让存在展现，让作者从作品中隐去。
当然，他悬置的是判断，而并不是真正地悬置了思，这正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思想精髓。显然，胡氏是昆德拉小说艺术的精神乳母。
二是而且还基于这样一种理由：他已确信笛卡儿的理性已经逐一销蚀了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全部价值。而所有理性所推崇的正面价值，如善、公义、平等、虔诚，在与非理性的现代战役中已经一一败北。在现实生活中，正像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一样，人，被置于辽阔无边的荒诞之中，生活在没有来由的折磨之中，只有没有人相信的暴力在干着暴力的事情，或者说，战争在从事着战争的事业，罪恶在从事着罪恶的勾当，没有了被告，也没有了法官，这一切都成了没来由的脱离了因果逻辑的事件。这样，任何的道义指向和价值判断都成了无的之矢。剩下来的，只有人物的无名冲动和焦虑不安，以及来自最意想不到的无穷无尽的背叛。
所以，留给小说的任务，只剩下了叙事，叙事成了意外的主角，成了变幻无穷的缪斯的化身，在尽着形式美学的重大使命，放弃了真和善的价值判断，指向了意味悠长的审美狂舞。这种选择在昆德拉的《六十三个词》中泄露了秘密，他说“美对于一个不再抱有希望的人来说，可能是最终的凯旋”。他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说过类似的话：“小说家则不制造种种观念的重大问题，他是一个探索者，致力于揭示存在的某些尚不为人知的方面。他不醉心于他的声音，而是醉心于他正在寻求的形式，只有那些和他梦想的要求相符合的形式才成为他作品的一部分。”
叙事，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描述，揭示遗忘和被遗忘，描述存在，描述幽默。
选择这种叙事或描述的原因，主要是思的批判品质被搁置了，在小说艺术的王国中，思想被剥夺了公民权，成了游踪不定的幽灵，成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K。不过，这个K的游荡不是源于一种不安的召唤，而是被昆德拉无情放逐。
福楼拜是昆德拉所推崇的19世纪的小说家之一，昆德拉十分欣赏福楼拜的一句话：“小说家是一个力求消失在作品背后的人。”实际上，小说家是无法从其作品中消失的，就像以上的这个K，一样也无法被放逐，只不过变得更加隐秘罢了。
二、对形式和轻（Lightness）的迷恋
昆德拉认为小说和相对性、多义性相伴而生，而与绝对性、肯定性及极权主义（思想或政治）等绝不兼容。而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本体的不相容，因为昆德拉的小说本体论是建立在幽默这块精神飞地之上，源于上帝对人类思想嘲笑的应答。
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第一章第一节中引用了奥塔维欧·帕兹的话说：“荷马和维吉尔都不知道幽默；亚里士多德好像对它有预感。但是幽默，只是到了塞万提斯才具有了形式。”它是现代精神的伟大发明。昆德拉就此还下了一个断言：“它是一个发明，与小说的诞生相关联。因而幽默，它不是笑、嘲讽、讥讽，而是一个特殊种类的可笑—使所有被它接触到的变为模棱两可。”昆德拉认为这段话可以看成是理解幽默本质（“使所有被它接触到的变为模棱两可”即悬置价值判断）的钥匙，甚至是小说艺术中不确定性的秘密源头。而道德律令、宗教和科学却与幽默无缘。
而且小说中的这种不确定性（即幽默）本身又最能够体现出小说家的源源不断的智慧，从而满足了他们对形式技巧的全部野心。昆德拉确信，只有小说才是幽默和智慧的化身，才是上帝笑声的回响，才能创造出迷人的想象王国，通过幽默才能揭示全部的存在。
而幽默与价值判断几乎是水火不相容的，幽默的引路者是想象，由想象来带队前行，一旦做出了价值或道义性判断，幽默必将魂飞魄散。昆德拉说得好：“由于坚持破译，卡夫卡学杀死了卡夫卡。”
昆德拉对小说形式的迷恋，源于他在音乐方面的专业训练。音乐是所有艺术中形式感最强的一种，是沿着时间而逐渐展开的潮水，是能够发放光芒照亮心灵的声音，它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的最好的翅膀——借助于它从而飞翔于这个世界之上的翅膀。等昆德拉从事小说创作后，它也就自然地成了其小说创作的先天背景，也正是得益于此，他为世界文学史贡献出了一种最悠然舒缓的小说节奏，没有疯狂的心理挣扎，没有巨大的精神苦闷，没有紧张的情节安排，没有一以贯之的故事结构，也没有让读者气喘不及的氛围。也许，反过来讲也成立，这一切都存在，只不过全然隐藏在了形式的底下，藏在了多声部的均衡和音乐符号“7”的系统变体当中。于是，他的小说也就达到了梦态抒情的程度，这是他的音乐品质为他提供的审美指向，从而也就为20世纪文学出示了另外一种不可穷尽的深度，这是小说美学反照回来的光芒。
甚至这还同时解释了米兰昆德拉对“轻”的贪恋以及对“轻”的痛苦体验。他不愿做个承担者，而宁愿飞翔于形式的高空，冷眼回望带罪的故国，远离了捷克人民不屈不挠为了民族解放而从事的奋斗。但是，他可以逃离苦难的巨压，却无法逃开空虚的纠缠。于是，这种“轻”、这种失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慢慢不可忍受。最后返反身变成了另外一种不可思议的重。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塑造的托马斯，一生都在轻与重的选择中困惑和茫然，这同时也是昆德拉本人的困惑和茫然。他甚至可能后悔自己当初对飞离故土的选择。因为在创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的昆德拉自然已深深懂得那些生命之“轻”却能将人重重击倒。
三、怀疑主义者的诺亚方舟
昆德拉将小说本体立于幽默，并根除了所有的绝对性和明晰性，放弃了价值判断，放逐了崇高的思想承担，倾心于遥想天外的形式飞翔。这样，当虚无感逐渐地弥漫开来，注定了他必然要把目光投回过去，因为未来正是他所厌恶的强权的变体。他在《被忽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中有一番十分漂亮的话：
从前我也曾认为，未来是我们的作品和行为唯一胜任的法官，后来我才明白，追逐未来是一切盲从态度中最糟糕的一种，是懦夫对强力的谄媚，因为未来总是比现在更强有力，当然它将对我们执行判决，并且是在没有任何资格的情况下。
但是，如果未来对我不是一种价值，我又归属于什么呢？上帝？国家？人民？个人？我的回答是—其荒谬的程度一如其真诚，除了被忽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外，我一无所归。
塞万提斯能在多大程度上承担小说的终极皈依，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暂时悬置，但一个人留给未来的只有怀疑和不信任，无疑是极为不智的。其实，这时，真相亦已大白，昆德拉根除了道德律令，放逐了理性，悬搁了价值判断，原来一切的根蒂在于他是一个信仰的虚无主义者和思想的怀疑主义者。而怀疑主义者又是一个多么糟糕的领路人：看似道路无数，实际上途穷日暮。我们从他身上找不到道路，行于其上只会有不断的无依无靠的孤独感。
因为他从来没有过对爱的彻悟，对信仰的彻悟，对生与死的彻悟。小说家的全部机智并不足以帮助他完成心灵的皈依问题，有时反而助长了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于是他的全部艺术才华和艺术勇气都朝着一个相反的方向江河日下。
文学信念是光，人的一生注定要趋光前行。
如果连文学艺术都不能为我们提供有效的信念、真理的图景，反而散发出腐烂的虚无气息，那么是否意味着人类社会确实已无从在精神和生活的双重背景上逃离虚无主义和颓废主义的纠缠呢？
而事实上我们都确信，当所有的理想都消亡了，文学艺术仍然是人类最后一个理想的代表；当所有的梦想都已破灭，文学艺术还能为我们出示一个巨大的梦；当所有的光都已黯淡，而文学艺术仍会散发其不熄的光耀。会枯竭的是人心，而不是文学。带着这种信念，我们才会到达新的王国，唤醒我们新的理想主义的创造热忱。而文学艺术中的形式技巧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会异军突起，抵达不朽。
遗憾的是米氏显然不是这样。
他只向我们出示了悲观，却没有给予我们乐观；只告诉我们那是一堆烂泥，却不同时指出那是高洁莲花生长的最好的营地；指出了现实之伤，存在之罪，却没有给我们带来信仰之光和理性之砥；只妙曼轻灵地点出这是瓶中魔鬼，而没有发现正在水中待发的诺亚方舟。如果这样，那么当他从文艺王国中逐出了思想和德性，逐出文学对道义和良知的承担，实际上文学艺术的王国同时也放逐了他，可叹的是：冥冥当中他的那富有勇气的艺术创造竟然会变成一种自我放逐的行为。这样，即便他将小说提到了至尊的王位，他也仍然一无所归，除了那个残疾的退伍军人—塞万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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