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1136562
内容简介
影响中国古代士人心态变化的又一重要方面，是思潮。我们通常都谈到诸如两汉的儒学一尊的思想潮流、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等对于士人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如何进行的，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轻重浅深，如何开始，如何了结，似乎就有一连串的问题需要回答。我们可以对这些思潮作义理的细微辨析，但是它们如何的进入士人的内心，变成他们的人生取向，融入他们的感情世界，我们就所知甚少。有时我常瞑想，王阳明在越，每临讲座，环坐而听者数百人，四方来学者比屋而居，每一室合食者常数十，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阳明门人王艮讲学，听者近千。他们何所求而来？他们想些什么？他们的内心是怎样的一种境界？他们所追求的理论，是如何的融入他们的人性深处？如果我们都了解了，我们也许就会看到一群活生生的人从逝去的历史中复活。我们会同其悲，同其喜。我们对于历史，就会有一种亲切感。历史就不会是一组枯燥的数字和一些事件的罗列。我们对于人生，或者就会有更深的感悟。
影响中国古代士人心态变化的又一方面，是提供给他们什么样的生活出路。现实的生活状况是决定一个人的心境的非常实在的因素。他们有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就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想法。我们看明代嘉靖以后的士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虽也为屡试不第而苦恼，但是那苦恼又常常很快消逝。因为他们并非只有入仕一途。他们还有其他的生活出路，可仕可商，可卖文卖书卖画，他们还有生存的广阔空间，有人甚至还可能获得极高的社会地位。考察他们的生活出路，有可能了解他们的心绪。
影响中国古代士人心态变化的又一方面，是提供给他们什么样的生活出路。现实的生活状况是决定一个人的心境的非常实在的因素。他们有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就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想法。我们看明代嘉靖以后的士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虽也为屡试不第而苦恼，但是那苦恼又常常很快消逝。因为他们并非只有入仕一途。他们还有其他的生活出路，可仕可商，可卖文卖书卖画，他们还有生存的广阔空间，有人甚至还可能获得极高的社会地位。考察他们的生活出路，有可能了解他们的心绪。
目 录
序
第一章 玄学产生前夕的士人心态
第一节 处士横议——士与大一统政权的疏离
第二节 论无定检——士从儒家大一统思想的
禁锢中解脱出来
第三节 任情放纵——士人生活情趣、生活风
貌的变化
第二章 正始玄学与士人心态
第一节 正始玄学的出现
第二节 正始玄学的现实主题
第三节 正始士人的心态
上篇 嵇康：悲剧的典型
中篇 阮籍：苦闷的象征
下篇 人世的名士：何晏、山涛及其他
第三章 西晋士人心态的变化与玄学新义
第一节 政失准的与士无特操
第二节 “士当身名俱泰”：西晋士人心态之
主要趋向
第三节 西晋的玄学新义
第四章 东晋士人心态的变化与玄释合流
第一节 西晋的乱亡与士人的反思
第二节 东晋初期的士风与士人心态
第三节 偏安心态的发展及其诸种表现
第四节 玄释合流与玄学理论发展的终结
第五节 陶渊明：玄学人生观的一个句号
结束语
后记
再版后记
三版附记
第一章 玄学产生前夕的士人心态
第一节 处士横议——士与大一统政权的疏离
第二节 论无定检——士从儒家大一统思想的
禁锢中解脱出来
第三节 任情放纵——士人生活情趣、生活风
貌的变化
第二章 正始玄学与士人心态
第一节 正始玄学的出现
第二节 正始玄学的现实主题
第三节 正始士人的心态
上篇 嵇康：悲剧的典型
中篇 阮籍：苦闷的象征
下篇 人世的名士：何晏、山涛及其他
第三章 西晋士人心态的变化与玄学新义
第一节 政失准的与士无特操
第二节 “士当身名俱泰”：西晋士人心态之
主要趋向
第三节 西晋的玄学新义
第四章 东晋士人心态的变化与玄释合流
第一节 西晋的乱亡与士人的反思
第二节 东晋初期的士风与士人心态
第三节 偏安心态的发展及其诸种表现
第四节 玄释合流与玄学理论发展的终结
第五节 陶渊明：玄学人生观的一个句号
结束语
后记
再版后记
三版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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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罗宗强文集》：
偏安心态终于发展成为东晋士人的主要心态，这与东晋百年的偏安局面是紧密相联的。偏安政局之形成，实为其时南北政治格局使然。在北方来说，百年间战争不断，政权更迭频繁，先是刘聪与石勒的战争，接着是前燕和前秦的对峙，后来又是后燕和后秦的争夺，最后才是后魏，一直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南下统一全国的政权出现。这其间石勒曾经迫近长江，苻坚大军且曾临江进发，但是都未能成功。在南方来说，虽有庾亮兄弟、殷浩、恒温、谢玄诸人的几次北伐，但也都没有成功。几次经略北方没有成功的原因各有不同，但也有共同的一点，那便是自司马睿江东即位之后，以至终东晋之世，始终没有形成一种上下一致、举国一心的恢复中原的意志。南渡之后，很奇怪的一种现象，是没有在朝野间激发起强烈的家国之思。渡江初期，南渡士人中虽也有举目有山河之异的悲伤情绪，但这种情绪很快便平复了。在中国士人的传统里，国破家亡之际，常常是志士奋起之时，忠君思想，国家观念，往往有强烈的表现。但是永嘉南渡之后，却没有这种现象出现。东晋的少数士人有收复中原的抱负，但是他们的行为也往往遭到非议。庾亮准备北伐时，蔡谟就曾上疏论其不可。蔡谟的见解，竟得到多数人的附和。殷浩北伐，王羲之亦以为不可，遗浩书，加以阻止。浩北伐失败，复图再举，羲之又遗浩书，谓“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因循所长，以固大业”。他劝殷浩放弃淮水流域，退守长江。他还给当时执掌朝廷大权的会稽王司马道子上书，劝他阻止殷浩再次北伐，主要理由便是度德量力，江左并没有收复中原的条件。他说：“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的看法，反映了其时名士的普遍心理。北伐中原，当然带着风险，不如偏安一隅为好。后来桓温北伐，请移都洛阳，孙绰上疏论其非，理由与王羲之的看法相似，都是以保住江左为上策，其中提到：“植根于江外数十年矣，一朝拔之，顿驱踧于空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富者无三年之粮，贫者无一餐之饭，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将顿仆道涂，飘溺江川，仅有达者。”其时移都洛阳之建议是否可行，姑置勿论。孙绰此处所说，却是非常生动地反映了江左士人对待恢复中原的基本态度。渡江六十年，一切都习惯了，家业于斯，坟垅于斯，生于斯长于斯，要去驰骋中原，便有一种舍安就危之感。就其时江左的形势言，确实也没有恢复中原的力量，百年间虽偏安而其实亦始终处于动荡之中。范弘之说：“晋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中宗肃祖敛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亲览万机，明公光赞百揆，政出王室，人无异望。”（《晋书·范弘之传》）他实在是说到了点子上，东晋一开始便存在一个权在强臣的问题，以后屡屡的祸患，也都因这一点而起。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时期，王敦声势煊赫，最后终于叛乱。成帝司马衍即位的第二年，便是祖约和苏峻的叛乱。桓温作威于穆帝、哀帝、废帝三朝，最后终于行废立之事。弘之疏中言及的会稽王司马道子，也是一位执掌朝权、愚弄帝王的人物，不过比王敦、桓温更加无能。更以后，便是桓玄的篡位。要之，江左百年，从政局到人心，都没有创造出恢复中原的条件。北方既战争不断，南方亦动荡不宁，于是割据的局面得以维持。
……
偏安心态终于发展成为东晋士人的主要心态，这与东晋百年的偏安局面是紧密相联的。偏安政局之形成，实为其时南北政治格局使然。在北方来说，百年间战争不断，政权更迭频繁，先是刘聪与石勒的战争，接着是前燕和前秦的对峙，后来又是后燕和后秦的争夺，最后才是后魏，一直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南下统一全国的政权出现。这其间石勒曾经迫近长江，苻坚大军且曾临江进发，但是都未能成功。在南方来说，虽有庾亮兄弟、殷浩、恒温、谢玄诸人的几次北伐，但也都没有成功。几次经略北方没有成功的原因各有不同，但也有共同的一点，那便是自司马睿江东即位之后，以至终东晋之世，始终没有形成一种上下一致、举国一心的恢复中原的意志。南渡之后，很奇怪的一种现象，是没有在朝野间激发起强烈的家国之思。渡江初期，南渡士人中虽也有举目有山河之异的悲伤情绪，但这种情绪很快便平复了。在中国士人的传统里，国破家亡之际，常常是志士奋起之时，忠君思想，国家观念，往往有强烈的表现。但是永嘉南渡之后，却没有这种现象出现。东晋的少数士人有收复中原的抱负，但是他们的行为也往往遭到非议。庾亮准备北伐时，蔡谟就曾上疏论其不可。蔡谟的见解，竟得到多数人的附和。殷浩北伐，王羲之亦以为不可，遗浩书，加以阻止。浩北伐失败，复图再举，羲之又遗浩书，谓“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因循所长，以固大业”。他劝殷浩放弃淮水流域，退守长江。他还给当时执掌朝廷大权的会稽王司马道子上书，劝他阻止殷浩再次北伐，主要理由便是度德量力，江左并没有收复中原的条件。他说：“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的看法，反映了其时名士的普遍心理。北伐中原，当然带着风险，不如偏安一隅为好。后来桓温北伐，请移都洛阳，孙绰上疏论其非，理由与王羲之的看法相似，都是以保住江左为上策，其中提到：“植根于江外数十年矣，一朝拔之，顿驱踧于空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富者无三年之粮，贫者无一餐之饭，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将顿仆道涂，飘溺江川，仅有达者。”其时移都洛阳之建议是否可行，姑置勿论。孙绰此处所说，却是非常生动地反映了江左士人对待恢复中原的基本态度。渡江六十年，一切都习惯了，家业于斯，坟垅于斯，生于斯长于斯，要去驰骋中原，便有一种舍安就危之感。就其时江左的形势言，确实也没有恢复中原的力量，百年间虽偏安而其实亦始终处于动荡之中。范弘之说：“晋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中宗肃祖敛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亲览万机，明公光赞百揆，政出王室，人无异望。”（《晋书·范弘之传》）他实在是说到了点子上，东晋一开始便存在一个权在强臣的问题，以后屡屡的祸患，也都因这一点而起。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时期，王敦声势煊赫，最后终于叛乱。成帝司马衍即位的第二年，便是祖约和苏峻的叛乱。桓温作威于穆帝、哀帝、废帝三朝，最后终于行废立之事。弘之疏中言及的会稽王司马道子，也是一位执掌朝权、愚弄帝王的人物，不过比王敦、桓温更加无能。更以后，便是桓玄的篡位。要之，江左百年，从政局到人心，都没有创造出恢复中原的条件。北方既战争不断，南方亦动荡不宁，于是割据的局面得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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