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正面与侧面：侍卫亲军眼中的洪武大帝与明初史事

在明史热的大环境下，朱元璋作为明朝开国皇帝自然也成了热门人物。然而明初史料混乱，尽管市面上同类题材的作品已经泛滥，但我们至今接触到的朱元璋形象及明初史料往往是不完整的。

本书从朱元璋的侍卫亲兵俞本所辑的《皇明纪事录》出发，以其侍卫亲兵的这一特殊角度，运用元末明初不为人所熟知但又非常重要的史料，讲述并探讨了明初的一些重要事件，从更具可考证性的角度还原立业初期的朱元璋和明初的政治环境。力求在做到无一字无出处的同时，保证行文的生动性，却又并非学究式的历史论文或者满嘴跑火车的历史戏说。

《朱元璋的正面与侧面：侍卫亲军眼中的洪武大帝与明初史事》依据曾任朱元璋侍卫亲兵的俞本所辑的《皇明纪事录》，结合其他明初史料，讲述并探讨明初的一些重要事件，尽量真实地展现立业期的朱元璋和元末明初的政治生活环境。本书以朱元璋参加濠州红巾军为开始，以元朝覆灭为结束，详细讲述朱元璋是如何扩张势力，及其乱世年间南征北战的历程。书中穿插朱元璋个人的点滴细节，记录其在政治谋略和个人性情上的演变，从而描绘出了更为立体、更为严谨的朱元璋形象。  

引言：《纪事录》折射的时代

第一章 起于定远

濠州朱镇抚

南略定远

横山归附

意外的机遇：六合之围

和州之战与巢湖水军

郭子兴去世与龙凤政权

第二章 立业江淮

开府太平：“权归于上矣”

陈也先的阴谋

集庆之战：江南等处行中书省

常州拉锯：与张士诚恩怨的开端

五部都先锋：初立军制

宁国、长兴之役：太湖争雄

第三章 两线作战
与张士诚的冲突升级

亲征浙东

安庆与陈友谅

东西两线

意义非常的龙江—龙湾之战

吴国公：亲征江州

第四章 称王立业
频繁的叛乱

不寻常的邵荣案

被包围的洪都

决定性一战：鄱阳湖决战

大举西进：吴王的基业

第五章 两个吴王
底定湖广

西吴与东吴

朱文正案：“心里闷，说不得许多”

剪除两翼

苏州围城战

平定江淮

第六章 大明开国

吴元年

金陵称帝：虚惊一场的登极大典

方国珍与陈友定

北伐前夕

山东与河南

攻取大都

第七章 北征西讨
制礼作乐

北追元军，直下山西

西进陕西：血腥的庆阳之役

开疆拓土

经略西北

大封功臣

第八章 北伐受挫
平定四川

灾难性的三路北伐

东路战事：临危不惧的李文忠

虽胜犹败的西路军

震荡与调整

第九章 全面调整
进退之间

西北叛乱与固守洮岷

罢中书省：胡惟庸案

开哈梅里之路与平定云南

西北之兵定东北之地

第十章 洪武暮光
独倚蓝玉：最后的北征

凉国公的功业：西征

再度清洗：蓝玉案

最后的功臣：傅友德、冯胜

落幕

尾声：轶事折射出的朱元璋时代

参考文献  

明太祖朱元璋的崛起之路与明朝洪武年间的历史，向来是一个研究明史的热点领域，相关著作也已经很多了。不过细细看来，其中仍旧存在一些盲点，比如对一些史料的运用。《纪事录》正是这样一部史料，以之为棱镜对朱元璋及明初史事进行折射，会有一些特别的收获。

《纪事录》全名为《皇明纪事录》，俞本撰。此书如今能够呈现在大家面前，过程其实颇为曲折。《纪事录》最早为人所知主要是靠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和潘柽章，钱谦益在其著作《国初群雄事略》、《开国功臣事略》和《太祖实录辨证》中多所引用。《开国功臣事略》虽然失传，另两部著作却流传了下来。潘柽章在《国史考异》中也对《纪事录》进行了引用。两人均利用《纪事录》对《明太祖实录》中的曲笔、隐讳、歪曲进行纠正，为后世保存了可贵的资料。然而随着清朝的到来，钱谦益与潘柽章的书成为禁书，加之绛云楼大火焚毁了钱谦益的大量藏书，世间遂认为《纪事录》已经失传。

至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约翰·达迪斯（John Dardess，主要研究东亚历史，剑桥中国明代史作者之一）首次推介了收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中一部名为《明兴野记》的书，认为其地位非常重要。此后，美国学者爱德华·德雷尔（Edward Dreyer）又对这本已经被鉴定为《纪事录》的《明兴野记》进行了详细考察。最后在20世纪90年代，美籍华人学者陈学霖（Chan Hoklam）对《明兴野记》全书进行了研究校对，并对作者俞本的生平进行了初步考证，最后将《明兴野记》全文校对本，收录于其著作《史林漫识》的附录中，首次将其全文推介给公众。最后在本世纪初，北大教授李新峰通过运用元末明初大量史料对《纪事录》进行笺证，完成了里程碑式的著作《纪事录笺证》，使得后人充分运用这部史料成为了可能。

《纪事录》的作者俞本，高邮人，生于公元1334年左右，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加入红巾军，效力于朱元璋麾下，曾经作为朱元璋三百六十人警卫部队的一员，被朱元璋称为“曾跟朕小厮”。明朝建立后，俞本得到明军将领韦正的赏识，跟随韦正征战并长期戍守西北，晚年著成《纪事录》两卷，主要记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与见闻。且由于他一开始就没有刊刻的打算，因此无所顾忌，为我们保存下来了许多珍贵史料。

现存《纪事录》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记述明朝建立前的亲身经历，下卷主要记述明朝建立后的经历与见闻，上卷较下卷更为详细。有观点认为，《纪事录》上卷较下卷价值更高，因为上卷是所谓“原始史料”，下卷则包含了很多官方宣传与传闻，因此价值不如上卷。这种论点其实不然，下卷固然包含很多官方宣传与民间传闻，但这正好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中央政策的认识。同时，下卷中俞本更直接记载了自己在戍守西北时期，对明朝经略西北各种政策的大量见闻与评价，很多记载价值甚高，丝毫不亚于上卷中的“原始史料”。

不过，有得必有失，由于俞本处于濠州红巾军及此后明军的基层，因此注定了俞本的见闻是有限的。《纪事录》主要详于军事方面，对于朱元璋集团及明朝中央政府的各种人事任命、政策调整则涉及较少。举例来说，俞本保存下了朱元璋集团在早期发展阶段、长期被隐没的二号人物邵荣大量的军功，还有韦正对陕西、宁夏、甘肃地区的大力经略，以及自己与开国功臣邓愈的私下谈话等众多宝贵史料；但对于在朱元璋崛起并最终夺取天下，统一全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刘基却几乎毫无涉及，仅在朱元璋大封功臣的名单中提到了一次“诚意伯刘伯温”由此可见俞本著述的详略情况。

正是因为俞本的无所顾忌，才使我们能够看到明初的很多珍贵史料，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与官方宣传大相径庭的严酷、暴虐、视人命如草芥的时代，一个和官方塑造的“圣主”形象完全不同的冷酷、狡诈而又雄才大略的朱元璋。

但同样，有利就有弊。也正是因为俞本的无所顾忌，他也将很强的个人感情代入到了书中，对于他反感的冯胜、郭子兴等明军将领，他不惜颠倒黑白，对他们大肆诋毁。对于自己的“恩主”韦正、傅友德，他又不吝溢美之词，甚至为他们虚构功绩，这些问题无疑都会影响到《纪事录》的可靠性。

另一方面，由于俞本晚年完全依靠个人记忆著史，因此在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上往往颠倒错乱，给人们运用这部史料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幸而李新峰在《纪事录笺证》中，对每一条记载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为我们利用这部史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当然，正因为上面提到的《纪事录》的局限性，因此想要通过侍卫亲军的视角呈现朱元璋与明初史事，仅仅依靠《纪事录》也是不行的，为此，笔者也依靠了包括《明太祖实录》在内的官方史料乃至元末明初的各种文集，他们的作者很多也是朱元璋的部下、臣子或者过从甚密，将它们与《纪事录》集合起来，能够得到更为宽广的视角。

总的来说，在如今这样一个关于朱元璋的研究已经颇为泛滥，更有吴晗《朱元璋传》这样重要作品存在的环境下，利用《纪事录》为棱镜，结合经过筛选的其他元末明初可靠史料，一定能够折射出一个虽然不全面，但却很独特，甚至之前没有引起过足够关注的朱元璋与相关的明初史事。

攻陷太平后，陈友谅立即率军直扑应天而来，为了确保成功，陈友谅还派人联络张士诚，相约对朱元璋东西夹击。不过张士诚与后来鄱阳湖之战时一样，并没能有效配合陈友谅夹击朱元璋。我们无法知道张士诚究竟是与陈友谅有过节，还是战略眼光不足，反正他的迟钝给了朱元璋扭转局势的机会。

然而面对陈友谅十倍于自己的兵力，朱元璋仍旧不敢掉以轻心，此时也出现了主张朱元璋亲征的建议。对此，朱元璋是持保守态度的，他认为亲征并不可行，因为一旦自己率军亲征，陈友谅凭借优势兵力，完全可以避开朱元璋的主力，以偏师牵制朱元璋，却以大军直取应天，半日就可抵达。如此，朱元璋必定首尾不能相顾。最后，朱元璋亲自确定了迎战陈友谅的战略，在龙江—龙湾地区迎战，此次战役，也成为鄱阳湖决战之前，决定朱元璋与陈友谅命运的最重要一战。

为了将陈友谅诱入既定战场，朱元璋决定先施一个反间计。他将康茂才找来，定下伪降的计策。康茂才派遣自己手下的一位老阍者前去陈友谅处表示，愿意归降。陈友谅在确认康茂才防守江东桥且江东桥为木桥后，相信了康茂才的话，约定陈友谅军至江东桥呼喊“老康”，康茂才即率众反戈一击。朱元璋知道陈友谅已经中计后，立即赶工将江东桥改为铁石桥，然后在龙江—龙湾地区部署战场。朱元璋让邵荣、冯胜率五翼军三万人屯于石灰山侧，常遇春屯于龙湾，徐达屯于龙江城南门外，杨璟则驻兵大胜港，张德胜、朱虎则率舟师出龙江关外。至于朱元璋自己，他亲自 “总大军于卢龙山，令持帜者偃黄帜于山之左，偃赤帜于山之右”，并告诫全军：“寇至则举赤帜，举黄帜则伏兵皆起。”全军严阵以待，迎接陈友谅的到来。

闰五月初十日，陈友谅率军东下至大胜港，然而这里有杨璟率军抵御，水路狭窄，只能通过三艘船。于是陈友谅引军退出，转往江东桥，希望能在康茂才的配合下突破这里。然而当陈友谅抵达江东桥时，却发现这座桥是一座铁石桥，大为惊讶，连呼“老康”也没有回应，陈友谅才终于知道自己上当了。此时，陈友谅的弟弟五王陈友仁已经率军准备进攻龙江城。龙江为秦淮河北流入江水道，由龙江沿着秦淮河可以直抵应天府城壕，可见龙江城地位之重要。因此，朱元璋于此不仅布置了重兵，加固城墙并深挖堑壕，更“创莲花桩于江濒二里许以拒舰”。汉军（徐寿辉死后，陈友谅建立汉政权，其军队称“汉军”）到此，发现龙江不同于太平，不能以战舰抵近攻城，陈友仁于是转而率舟师进攻石灰山，同时以赵普胜原来的部将张志雄，率原属赵普胜的军队进攻龙湾。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决定。张志雄虽然因为骁勇善战而被称为“长张”，却因为不满陈友谅谋杀赵普胜而在此战中不肯尽力，最后影响了战局的发展。

张志雄的军队在龙湾遇上了常遇春，邵荣则在石灰山迎战五王陈友仁，徐达负责驻守中路策应。不料，常遇春与张志雄于龙湾交战，“数战不利”，蔡镇抚在内的数十名骑兵全数阵亡。邵荣与陈友仁于石灰山交战，双方相持不下，然而居中策应的徐达在对陈友仁的战斗中同样陷入不利局面。陈友仁所部在取得一定优势后立即弃舟登岸立栅，进行追击；其锋芒甚锐，但也逐渐远离了战船。朱元璋抓住战机，命邵荣沿江向西截击，切断了登陆的汉军与舟师的联系，汉军首尾不能相顾，随着此后朱元璋方面发起的反攻，终于大败。张志雄方面本无战心，此时又遇上风急水涌，于是索性全军投降了朱元璋。

朱元璋方面，正在邵荣率军截击登陆汉军时，一场阵雨来到，迟滞了登陆汉军的进攻，朱元璋则反过来利用了恶劣天气，举起赤帜，诸军尽起与登陆汉军交战。阵雨停止后，朱元璋又命举起黄帜，包括冯胜、常遇春在内的伏兵尽出，徐达、张德胜、朱虎也赶来会合，终于以局部优势兵力击溃了登陆汉军。陈友仁知道作战已经失败，于是赶紧率登陆汉军撤退，不料又遇上退潮，加上张志雄投降，断绝了陈友仁的另一条退路。登陆汉军只能艰难地退往江岸，“舟胶浅，卒不能动，杀溺死者无算，俘其卒二万余人”，陈友仁侥幸登船退走，陈友谅则“乘别舸脱走”。 士兵于陈友谅原来所乘战舰坐席下缴获了之前康茂才写给他的信，徒然给朱元璋提供了笑料。